古代君主的避殿
避殿，顾名思义，即君主离开处理军国大政的正殿，以示暂时规避和自责。何为殿？《说文》释云“堂之高大者也”。《白虎通》则言其为“天子之堂”。所以，对一般臣民来说表示谦逊和悔过要“避席”（离开座位）、“避寝”（独居），相应于君主来说，就要避殿以省察过失。
避殿的起源，可追溯到先秦。《六韬·立将篇》言：太公曰：“凡国有难，君避正殿，召将军曰：‘社稷安危，一在将军。’”
我国古代有敬天畏神的传统，大小之事求决于天，甲骨文的卜贞即此。如果有被认为的不祥之迹出现，如水旱自然灾害等天变及兵祸等，君主要立即对此作出反应，以答天谴。春秋战国时，齐国大旱，赤地千里，晏子就请求“君诚避宫殿，暴露，与灵山河泊共忧，其幸而雨乎”；魏国御廪灾，魏文侯自动“素服避正殿”以示赎过。到了汉代，《史记》载：吴王刘濞等七国反叛，景帝即诏将军曰：“楚王卬等重叛无道，朕素服避正殿。”董仲舒认为：君主是天的儿子即天子，代表上天临御宇内，君主若有过错，上天即通过自然灾变及兵祸来告诫他，君主应立即自我调节、自行检讨，以求上天的宽恕和赦免，这种自行检讨的方式就是避殿，或下罪己之诏。从而站在儒家正统立场上，把避殿说纳入其天人合一的系统，使避殿之说系统化、理论化。并且，为后来历代皇帝所遵奉和履行。东汉明帝时，内忧外患交织，钟离意即上疏要明帝“躬自刻责，降避正殿”。明帝虽心不乐之，无奈还是依此而行。
唐宋而降，避殿说仍行。如绍兴15年夏天，彗星出现，司天局、礼官认为不祥，虽秦桧反对皇帝避殿，高宗仍诏“朕甚惧焉，卿（秦桧）等可图消弭之道”，最后避殿减膳，暂不登朝，下令宽恤民力，疏出滞狱。绍兴31年金人叛盟南下，高宗为了激励将士，收复民心，又诏：“朕德不足以怀远人，致金人复叛盟好，劳我将士，蒙犯矢石……自今月24日，当避正殿、减常膳。”
总的说来，我国古代君主理论中的避殿说，是儒家利用阴阳五行说天人合一理论构造的，以此来约束君主的活动，使其有所节制。但封建君主亦因此得到解脱罪责的途径，尤其是，是否避殿有时也取决于君主的政治需要，由他来决定。
皇帝求“金丹”
历代帝王大抵都是“得做皇帝想神仙”的。秦皇、汉武大名鼎鼎，尽人皆知，不需多说，便是唐代，许多皇帝也相信吃了道士炼的“金丹”，便可长生不老。结果是，初服似乎有效，服得多了，慢慢中毒，等到毒性大发，立刻一命呜呼，任何神医也束手无策了。
唐宪宗、穆宗、武宗和宣宗，都是惑于道士“金丹”之说，死于非命的。当时不少贵戚大臣也跟着效法，甚至大文学家韩愈也不能免俗。白居易有诗云：“退之服硫磺，一病迄不痊。”就是说他服金石而死。
明世宗嘉靖皇帝更是个迷信入骨的人，道士把黑铅炼成白粉，叫什么“先天玉粉丸”，说服了可以长生，他也照服不误。终于长期患病，药石无灵。
清代雍正皇帝，在位仅１３年，死得非常突然。因此不少传说认为他被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行刺而死。但也有人说他是服用道士的“金丹”致命的。他曾一再秘密下诏宠臣，暗中查访外间“有道”的道士，于是便有个白云观道士贾士芳来到北京，向他施展法术。雍正皇帝大为嘉奖。甚至批示宠臣李卫说：“朕安，已痊愈矣。朕躬之安，皆得卿所荐文贾儒（即贾士芳）之力所致。”可见他对道士的信服。不料过了两个月，旧病又发，贾道士再向他“口诵经咒，并用以手按摩之术”，也无法治好他的病，他便忽然龙颜震怒，说贾道士对他“蛊毒魔魅”，下令处死了。一个人吃了丹药，很容易暴怒，因为这些药都是使精神亢奋的毒剂。雍正如此喜怒不常，其原因很可能也是中了“金丹”的毒。看来，雍正皇帝被刺之事，未必是真，而他因纵欲而病，因病而服道士的丹药，故而暴崩，倒是近于事实的。
帝王的业余爱好
人皆有爱好，帝王亦然。
大家知道，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在文学上都有极高的造诣，对后世影响深远。还有隋炀帝和清乾隆帝，都擅长写诗。
宋徽宗赵佶是一个昏庸荒淫的皇帝，１１２７年为金兵所虏，后瘐死于异乡。但此人在书法、绘画、诗词方面都很精通，称其为中国古代著名书画家当之无愧。
赵佶的瘦金体
东汉灵帝刘宏根本不是个皇帝胚子，即位后便在宫中开小铺，做生意。他自穿商贾服，监督采女（宫娥）贩卖，以此为戏。有此种怪癖的还有晋惠帝司马衷，他在宫内“卖葵菜、苤蓝、鸡面之属，亏败国体”。他有个儿子在宫中同人一起杀猪卖酒，竟锻炼到可以用手估掂肉的斤两，不差毫厘。南朝宋少帝刘义府亦为此类角色，他对治理朝政毫无兴趣，却于宫中开了个酒铺亲自酤卖，当上了店掌柜。齐废帝更是别出心裁，与宫女在后苑建立有机构的贸易市场，由爱妃潘氏总管，自己甘受总管指挥。明朝正德皇帝朱厚照，亦曾在宫中设置街市，令另外一些太监扮作顾客买货，与店主相持不下，再令别的太监扮作管理市场的“市正”官来调解。朱厚照本人还到各家“酒店”、“妓院”饮酒，在哪家饮醉了，就在哪家歇宿。清朝的慈禧太后，也在颐和园前山辟一条买卖街，杂陈百货，悬挂匾幌，由后妃太监扮作买者卖者，兼有高官混迹其间，像真事似的互相讨价还价。
明熹宗朱由校做木匠手艺精湛，爱好盖房子，常赴大兴土木造宫的现场，操作斧锯凿削，干得比一般木匠还要强。干活正起劲时，不理朝政大事，太监魏忠贤便抓住时机奏事，皇帝总是说：“你们去办吧，我知道了。”最滑稽的要数北齐后主高纬，他在宫中建了大量贫苦村舍，常换上破烂衣服沿门行乞。
五代十国时前蜀后主王衍的德行更为糟糕，他的喜好是半夜扮作狼虎，潜入诸宫惊吓嫔妃。受惊者往往一命呜呼，他却嬉笑自如，毫不在意。
帝王文学世家
我国历史上天子门第，擅长文学的，举出“三曹”、“七萧”。曹操、曹丕、曹植为建安文学的创始人。曹孟德是罕见的政治家兼文学家，诗风沉雄古朴，时露霸气而有新意。曹植则“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故有“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之誉。魏文帝曹丕才情不弱，他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典论·论文》又开文学评论之先。曹丕异母弟曹彪、其子曹睿、孙子曹髦也都有诗名。这样算来，曹氏文学相袭有四代。
南梁武帝萧衍从小爱好文学，为“竟陵八友”之一。他登上帝位后，俨然以诗坛首领自居，他的八个儿子中，竟有萧统、萧综、萧纲、萧纶、萧绎、萧纪六个儿子能诗善文。其中以萧纲才气最大，他自幼聪颖，自述“七岁有诗癖”，他当太子时与庾肩吾、庾信父子等文人雅士唱和，开创了“宫体诗”。后来萧纲被俘囚禁，临死前还写出了《被幽述志诗》，可见他对文学的专注。另外萧统编的《文选》（世称《昭明文选》），对后世影响甚大。萧绎曾为名负一时的神童，五岁能背《礼记》篇章。后来萧绎瞎了一只眼，依旧博览群书不倦，他还擅长写回文诗。
南唐李氏父子都不是称职的天子，但却是历史上罕见的文学帝王。李璟其父李昪，创立南唐国，治政有方，但也不乏才气，李昪９岁时写出了《咏灯》诗，李璟的文学修养多少受到家庭的熏陶。李昪长得眉清目秀，举止雍容儒雅，陆游赞他“多才多艺，好读书”，他１０岁就作《咏新竹》诗行世。李璟的文学成就主要在于小令，如“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王安石认为其意境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之上。李璟的七子李从善、九子李从谦均能诗文，第六子李煜则是中国词坛上第一流名家，堪称词国皇帝。李煜相貌俊秀，风采飘逸，相传宋神宗赵顼观其画像，赞叹倍加。李煜词分两个阶段，前期的词文采洋溢，但情调不免柔靡；亡国后才知愁滋味，其词情真意切，不加粉饰，更兼他洞晓音律，擅长白描，将抽象化的感情形象化，以明净、优美的语言，摆脱了花间词人镂金刻翠的作风。李煜的次子李仲宣，４岁能填词，是个早慧的神童。可见李氏四代，均与文学有缘。
明人张溥曾说：“帝王之家，文章瑰玮，前有曹魏，后有萧梁。”似乎还应该加上“南唐二主”。曹、萧、李三家的文学相袭，大概也是一个奇迹。
帝王中的戏迷
我国古代戏剧的盛行与发展，与皇帝的喜爱有着密切关系，他们中曾出现过不少“戏迷”。
皇帝中的第一位戏迷，当推秦二世胡亥。他登位后沉湎于声色，尤喜歌舞。命人在“傩”（古代戏曲前身）的基础上将曲谱配管弦，填上词，发展成有情节的戏曲，这就是今天陕西“秦腔”的前身。秦朝还设有戏曲音乐机构“乐府”，专为宫廷服务。
汉武帝对戏曲也非常重视。他曾将乐府进行一次扩充改组，使这个机构变得十分庞大，仅乐工就有上千人。
盛唐时代的唐明皇李隆基是一位著名的“戏迷”，他不但有歌舞癖，还将梨园辟为训练戏曲人才的教场。从此，“梨园”便成为戏曲界的代称。
明太祖朱元璋积极倡导戏曲活动，并命人设立专门培养伶人、歌伎的机构“教坊司”。他还常亲自根据元代杂剧的曲子写词，如他有首词曰：“诸臣未起朕先起，诸臣已睡朕未睡，何以江南富足翁，日高三丈犹披被。”就是根据元代一杂剧的楔子“君起早，臣起早，来到朝门天未晓，长安多少富豪家，不识明星直到老”改写的。
明嘉宗朱由校嫌看戏不过瘾，索性客串做票友。有一次，与高永寿同演《雪访赵普》，他在戏中扮演宋太祖。时值初夏，他竟冒暑穿上冬装戏服，可见其用心之诚，戏瘾之大。
清代康熙帝曾下令将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在宫中排演，并常莅“广和楼”观戏，还颂赐戏联曰：“日月灯红海油风雷鼓板天地间一番戏场，尧舜旦文武末莽操丑净古今来许多角色。”此事传诵一时，广和楼之名亦因此大振。
乾隆皇帝三次南巡，皆喜观赏戏剧。北归后遂召苏、皖名伶入都，供奉南府，为清代四大徽班（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入京之始。此时湖北的二黄、西皮渐传北方，高腔、昆曲衰微，皮黄日盛。乾隆帝还耗巨资在圆明园建造了一座大舞台。所以过去有人认为，乾隆帝是京剧的开山鼻祖。
慈禧太后更是古今第一大戏迷，几乎天天看戏，对京剧很精通。她嫌观戏不过瘾，有时还着戏衣与李莲英联袂歌舞。
帝王中的球迷
历代帝王中有不少“球迷”。我国古代的球类运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叫“蹴鞠”的足球，是以皮革为外壳，里面装满毛发的实心球；另一种叫“击鞠”，是骑在马上用球杖打的球，即马球。蹴鞠运动起源较早。《汉书·艺文志》说：“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如果这一“传言”属实的话，那么上古时代的黄帝，就是中国第一个球迷了！
据记载，汉高祖刘邦对蹴鞠有浓厚的兴趣，他不但自己爱好踢球，而且爱看比赛。为此，专门在宫苑中建了一个大规模的“鞠域”，作为竞赛之用。汉武帝刘彻也是一个球迷。在他当政时所进行的对匈奴的战争中，行军所到之处，都设立球场，把踢球作为训练士兵的方法。
唐代的球迷皇帝最多。公元７０９年，唐中宗李显把养女金城公主送到吐蕃去和亲的时候，就曾在宫中举行和吐蕃队马球比赛以示庆贺。唐玄宗李隆基和他的哥哥宁王都是马球健将，著名画家韩幹、李公麟都曾多次画过他们打马球的画。唐宣宗李忱在十六宅建筑雍和殿，每月都要和皇室王侯们在那里打两三次球。唐僖宗李儇迷恋马球简直到了不务正业的程度，他不是斗鸡就是踢球，还洋洋自得地吹嘘：“我要是应考‘打球进士’，准考头名状元。”
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都是球迷。宋代无名氏画的《宋太祖蹴鞠图》就画了他俩和赵普、石守信等人踢球的情形，栩栩如生，甚为精彩。宋徽宗赵佶也是球迷，他规定每年他的生日，文武百官祝寿后，内廷的球队要进行足球比赛，以饱眼福。
辽代的帝王穆宗耶律璟不但经常在宫中打球，而且还远去应州（今山西应县）打球，可见球瘾之大。圣宗耶律隆绪在位的前期，史书说他“击鞠无度”，说明他对马球已“迷”到不恰当的地步了。后来谏议大夫马得臣怕他受伤和影响朝政，便冒“欺君之罪”上书要他不要打马球。所以，他大概可以称得上辽代的第一球迷。
金代也有一些球迷皇帝。金世宗完颜雍不但自己经常在常武殿打马球，而且还鼓励老百姓都打马球。金哀宗完颜守绪酷爱打马球。由于技术不高，他请了一个叫撒合辇的人教他打马球，为此还受了他母亲的一顿臭骂。
宫闱丑事说男宠
面首，在古代原指壮健姣美的男子。《宋书·臧质传》：“（臧质）纳面首生口，不以送台，免官。”面首还有一个引申义，就是指妇女正式婚姻以外的男宠或男妾。同书《前废帝纪》载：南朝宋废帝刘子业荒淫无度，有一次他的姐姐山阴公主对他说：“妾与陛下男女虽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唯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于是刘子业为山阴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盖“面取其貌美，首取其发美”（胡三省语）。
其实，蓄养男宠并非自山阴公主始。据说秦始皇的母亲原是巨贾吕不韦的爱姬，吕出于政治投机，把她献与落难的秦公子子楚（后来的秦庄襄王），生下秦始皇。庄襄王死后，秦始皇继位，母亲当了太后。她对已经当了丞相的吕不韦旧情不断，依然不时私会。吕不韦怕惹祸，便物色了一个健美的男子嫪毐，伪施宫刑后送与太后当太监，借以摆脱太后的纠缠。嫪毐果然大得太后的爱幸，前后生下两个私生子。嫪毐因此贵埒王侯，未免骄横起来。一次，他醉中与人发生争执，竟大言不惭地说：“我是皇帝的假父，你算得什么东西……”结果是西洋镜戳穿，嫪毐灭族不算，还连累吕不韦一起倒了大霉，这事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传》，算是早期有关男宠的较详细的记述。
随着封建礼教的加强，宫禁也愈来愈严，但宫廷的“秽行”依然没有绝迹。特别是那些手握重权的上层妇女，如大周武则天女皇陛下、唐中宗韦后都有蓄养男宠的“秽闻”。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封建卫道士出于“为尊者讳”，加强了对文字的控制，有些宫廷“秽行”则未必能见诸记载。
太监娶妻种种
太监虽然都经过阉割，但有些仍然可以娶妻，又有资格养儿子，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实在不少。
西汉元帝时，太监石显受到宠幸，贵倾朝野。到成帝登位时失宠，罢了官。《汉书》说他“与妻子徒归故郡，忧懑不食，道病死”。可见他不仅有妻，还有子。
东汉灵帝时，有个太监王甫，是作恶多端的“十常侍”之一。后来在夏城门被杀，他的妻和儿子也因此充军发配到交趾地区。
唐代著名太监高力士，娶吕玄晤的妹妹为妻。肃宗时代专权的太监李辅国，娶元擢的女儿为妻。
梁师成是北宋末年弄权的太监，他也有老婆。这个太监老婆死的时候，苏东坡儿子叔党和秦少游的女婿范温，都以亲人的身份去哭吊一番。
北魏时有个太监叫刘腾，官为太府卿，封长乐县开国公，与元叉同掌朝廷生杀大权。于是有个叫赵隽文的官僚要求做刘腾的养子。同时有个叫王琛的，因罢官在家，为了再度出山，也要求做刘腾的养子，其实刘腾早已有妻也有子。他的老婆名叫“时”，封为钷鹿郡君，两个儿子也都官拜郡守、尚书郎。刘腾死时，自称是他的养子，到灵堂披麻戴孝的共有４０多人。
封建帝王宫廷丑事极多，能见于记载的不过万中一二。西汉的太监李延年，在宫中执事甚久，同宫女奸淫。北魏时，孝文帝的皇后趁皇帝出兵打仗同太监高菩萨通奸，皇帝知道，亲自审问，她直认不讳。宋代有个太监林亿年，在外间的别墅中安置了不少娼妓。童贯也是太监，腮下却有一尺多长的胡子。凡此之类，都不是真太监。
“官吏”小考
所谓官，最早寓有管理的意思，是负责维持秩序、督保生产、征收赋税和处理诉讼事件的人员。“官者，管也，以管领为名”。“朝廷治事处，曰官”。官的数量，随着政务的复杂而逐渐增多；官的职任，随着体制的发展而分工愈细，因此，“设官分职，体统相维，品式具备”。
吏，古代百官的通称。《书·胤征》：“天吏逸德，烈于猛火。”《左传》成公二年：“王使委于三吏。”“三吏，三公也”。汉朝以后，始称位职低微的官员为吏。秩四百石至二百石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为少吏（见《汉书·百官公卿表》）。至明清则称各衙署之房吏书办无俸禄而供事于官的人为吏。“吏”进身为“官”称“吏道”。这一仕途，起始甚早。在唐代称“流外入流”，宋代称“流外补选”，金、元叫“吏员出职”，明代则简称“吏员”。在元代，通过科举入仕的人数极其有限，时人认为“止是万分之一耳”，大多数官员都来自吏员出职。曾有人指出，元代官员十分之九出自刀笔吏。
“官衔”何义
“官衔”是旧时官吏的封号、品级和官职的统称。《辞源》解释此词时，引了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当时选曹补受，须存资历，闻奏之时，先具旧官名品于前，次书拟官于后，使新旧相衔不断，故曰‘官衔’。”
清人王士真的笔记《池北偶谈·官衔》另有一种解释：“官衔二字，习俗不识其义。《家语·礼运篇》云：‘官有衔，职有序。’注：衔，治也。《执辔篇》云：‘古之衔天下者，其以六官总治焉，故曰衔四马者执六辔，衔天下者正六官。’官衔之义本此。”这种解释较为可信。一般说，官指官吏的职分，即官职。《周礼·大官·太宰》：“二曰官职，以辨邦治。”而衔则是官吏的等级，即官阶。这样说“官衔”是旧时官吏的封号、品级和官职的统称才讲得通。看来，封氏之说有些望文生义。
古代选官制度略述
历史上选官制度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时期。中国古代尧、舜、禹相“禅让”的传说，具体反映了当时选拔人才的情况。
夏、商以后，开始了“家天下”。《礼记·礼运》记述当时“大人世及以为礼”。这里的“大人”，旧注释为“诸侯”，实际还应包括官吏，而“世及”之法，不仅仅是诸侯的传位原则，同时也是官吏的任用规程。这种官吏“世及”的制度，即世官制。至奴隶社会鼎盛的西周，世官制也进入鼎盛时期。周世官制的特点，在于它与当时推行的宗法制分封制紧密相结合。那些担任王室或诸侯国官职的大小贵族，便是受封的各级封君。春秋时，出于争霸斗争的需要，一些大国突破世官制的框架，实行明贤主义。到了战国，唯功唯贤的新选官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世官制时代终告结束。
秦汉时期，为了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统治者在选官方面创立了察举制度。此制选官，先经官吏察访，然后推荐给中央予以任用；举荐的标准，主要看德行、才能，而非全靠家世。汉武帝以前，是察举制产生、确立期，其后则是此制的规范发展时期。三国时期，魏王曹丕接受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乃立九品中正制。这实际是一种发展了的察举制。其具体做法：“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政府据此以授官职。
隋唐之后，门阀势力衰落，中小地主兴起，九品中正制遂为新兴科举制所取代，察举制时代结束。科举制是一种考试选官制度，基本特点是“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换言之，就是说白丁能否释褐为官，要凭考试成绩。此制产生于隋，确立于唐，大发展于北宋。两宋时北方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辽、夏、金，以及宋之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也都无一例外地沿用了科举制度。明清时期，科举制达到了极盛。
明清时科举制臻于成熟。作为成熟的重要标志，是科举与学校教育的完全合流。学校储才以应科目，而科举则必由学校。随着我国封建中央集权政治的极度发展，明清两代的科举完全笼罩在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之下。尤其八股文这种内容无比空虚、形式无比呆板的文字游戏，造成了我国封建社会空前的大悲剧。１９０４年，科举制度宣告终结。
如果把上述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发展过程简化归纳，则可表示如下：
世官制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约前21世纪—前221年）：第一阶段：世官制初期 （夏、商；约公元前21世纪—约公元前11世纪）第二阶段：世官制发展、鼎盛期 （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0年）第三阶段：世官制衰落期 （春秋、战国；公元前70年—公元前221年）
察举制时代（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公元前221年—公元581年）：第一阶段：察举制产生、确立期 （秦、西汉前期；约公元前221—约公元前87年）第二阶段：察举制发展、鼎盛期 （西汉后期、东汉；公元前87年—公元220年）第三阶段：九品中正制时期 （魏、晋、南北朝；公元前220年—公元581年）
科举制时代（隋、唐、五代、宋、辽、夏、金、元、明、清；公元581年—1904年）：第一阶段：科举制初创期 （隋、唐、五代；公元581年—公元960年）第二阶段：科举制发展期 （两宋、元； 公元960年—1368年）第三阶段：科举制成衰亡期 （明、清；1368年—1940年）
中国历代职官制度
所谓职官，是指在国家机构中担任一定职务的官吏，这里面有职官的名称、职权范围和品级地位等方面的内容。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是我国古代国家制度中的一项重大发明。
我国古代的职官，历代建置不同，其间因袭变革、增加减少，情况十分复杂。 我国古代职官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夏、商两代，前后大约一千年。（商）国君称“后”称“王”，手下主要官员称“史”、“巫”。商后期王族长老称“父师”、“少师”，对王负有辅佐之责，如箕子、比干。管理家务的臣仆称“臣”、“宰”、“尹”等。（殷纣王在位，昏庸无道，倒行逆施，他的哥哥微子辞职隐去；他的叔叔箕子多次力谏，被罚做奴隶；纣王的另一叔叔比干，则因进谏被剖心致死。）
第二个时期从西周到春秋，大约六、七百年。国君称“天子”、“天王”。王位继承人称“太子”、“东宫”。王妻称“后”。诸侯的封地叫国，大夫的封地叫邑，王室是中央政府，而国和邑是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中除王以外，三公（太师、太傅、太保）职务最高，王年幼或缺位时他们可以代王行事。以卿士为首的政务部门管理军事、行政、司法、外事等职，以太史为首的教育文化部门管理神事、教育、秘书、历法等职，金文并称之为“卿士寮”、“太史寮”。卿士之下有司徒、司马、司空三大夫，司徒掌管土地和役徒，司马掌管军赋和车马，司空掌管筑城修路等重大工程。太史之下有内史、御史、太卜、宗伯、乐师等职，内史掌管策命卿大夫之事，御史掌管档案，太卜掌管占卜，宗伯掌管祭祀礼仪，乐师掌管音乐与教育。临时设置的辅导君主礼仪的称“相”，总管王家事务的称“宰”或“太宰”、“冢宰”，负责王宫警卫并教习武艺的称“师氏”或“师”，王宫的卫士称“虎贲（bēn）”，王的近臣称“小臣”。地方政府设置大约与中央政府相同，不过，执政的卿由周天子任命，并世代相袭，只能称“卿”或“政卿”、“正卿”，不能称“卿士”。
第三个时期从战国开始，一直延续地清末，时间长达两千三百多年。此时期的特点是：①君主的地位极大地提高了，权力高度集中；②在国家机构中，巫史和宗室贵族不占重要地位，而君主的臣仆和侍从上升的主要地位；③统治的地区越来越辽阔，机构也越来越庞大，职务上的分工也越来越细，变化复杂。
现将国家机构中的职官介绍一下。
国君
夏、商、周称“后”、“王”、“天子”、“天王”。
战国开始称“皇”、“帝”。（帝本是至上神的称号，皇原本是形容帝的。）秦开始称“皇帝”，直至辛亥革命才结束。
匈奴称“单（chán）于”、单于妻称“阏氏（yānshī）”，乌孙称“昆莫”，高车称“候娄訇（fú）勒”，鲜卑、柔然、突厥、回纥（hé）、契丹、蒙古等称“可汗（kèhán）”，简称“汗”；吐蕃称“赞普”。
宰相
宰相是国君之下辅助国君处理政务的最高官职。
夏商是巫史，西周春秋是公卿，战国以后是宰相。
宰相是从国君的家臣发展起来的，宰本是君主的总管家的称呼，相是辅助的意思，用家臣的头目管理国事，这就是宰相的实质。
宰相的官职起源要更早，楚国设置“令尹”，齐国、秦国设置“相”，宋国设置“大尹”，吴国设置“太宰”即是。辅助齐桓公建立霸业的管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杰出的宰相。秦统一后，宰相之职称作“丞相”。
汉武帝后，宰相的职权转到尚书台（尚书台本是皇帝私府中掌管收发文书的小机关），其长官叫尚书令（宦官担任称中书令）。东汉末年，权臣董卓、曹操等回复丞相或相国之职，但是他们自任此职，实权在皇帝之上。
魏晋以后，尚书台从内廷独立出来，成为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关。尚书台的长官、副长官都是宰相之职。尚书台由内廷文书机关变为外廷的行政机构以后，为收发文书、起草和传达诏令的需要，另设中书省为文书处理机关，其长官为中书监和中书令，中书监和中书令也是宰相之职。中书省因掌管机要，接近皇帝，其地位比尚书省更为重要，古时有“凤凰池”和“凤池”之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宰相之职，分属于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所以三省的长官并称宰相。
隋唐两代，宰相名称有所改变。中书令隋代称内史令、内书令，唐代称右相、凤阁令、紫微令等。尚书令因李世民为秦王时曾任此职，后来不置，所以唐代尚书省的长官只有左右仆射（yè）。
北宋另设中书内省于禁中，为宰相的办事机构，称“政事堂”、“中书门下”、“中书”等。宋代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关，其长官枢密使、副使与福相称执政官，与宰相一起合称“宰执”。
明代废除中书省及宰相等职，设立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格等大学士，为皇帝顾问。后来这些入阁大学士成为实际上的宰相，号称“辅臣”，首席大学士称“元辅”、“首辅”，职权最重，主持内阁大政。清初仿明制。实际任宰相职务的，是康熙时的“南书房行走”，雍正以后的“军机大臣”。
在各种职官中，宰相的变化最为频繁，无定职、无定称、无定员。君主既离不开宰相，又最担心宰相权力过重，大权旁落，这是宰相官职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
中央各部门长官
政府机构的划分，大约是从西周开始的。
西周分管部门共有六个：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大行人、宗伯。这六个官职代表了六个部门。担任这些官职的人一般都是大夫。
秦汉时期有“九卿”之说，“九卿”是对中央各部门长官的一种尊敬的称号。君主家事与国事不分，政治事务与宫廷事务混杂在一起，是秦汉九卿的重要特点。
魏晋以后，尚书机构得到迅速发展。尚书台的总人数由秦时的七人猛增到六十多人，成为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关。以后尚书各曹逐渐变为部，到隋唐时确定为六部，唐代定名为吏、户、礼、兵、刑、工，此后一直沿用到清代。六部是隋唐以后主要的政务部门。
北魏、北齐设置的昭玄寺，以大统、统为长官，是我国第一个掌管佛教的专门机构。
隋唐开始设五监。唐代的五监是：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水监。五监到清代只剩下国子监，而另四监都先后归并工部。在明清时新设钦天监，掌天文历法。除此外，隋唐至清代还先后设立太医院，宗人府等。清代的中央行政部门可以归结为六部、五寺、二监、二院、一府，共十六个机构。
武官
西周军政不分，统治者既管行政，也管军事，作战时军队分左中右三军。春秋时分上中下三军，三军将领称将上军、将中军（又称元帅）、将下军，此是武职设置之始。
秦汉以后，武官的设置可分为三个方面：警卫皇宫和京师的将领；掌管军事行政的武职；领兵作战的将帅。太尉（汉武帝时称大司马）掌全国军事行政。高级武官有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等。
魏晋以后，权位最高的大臣出征时往往加以“假黄钺”的称号，有代表皇帝亲征之意；地方军政长官加以“使持节”的称号，给以诛杀中级以下官吏的权力。武职的幕僚称参军或参军事。
唐朝时，都督带使持节的，称节度使。中唐以后，朝廷组成新的中央禁军共十个：左右御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策军、左右神武军、左右神威军（势力最强，中设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为禁军统帅），各置大将军、将军、龙武、神策、神武等为统军。
宋代正规军都称为禁兵，仁宗时达八十多万人。禁兵由三衙统领，三衙长官分别称为殿帅、马帅、步帅，合称三帅。禁兵的调动权在枢密院，由皇帝直接控制。枢密院是军事行政机关，长官为枢密使。在地方路、府、州，设兵马总管或兵马都监（简称都监），或提辖兵甲（简称提辖）。
元朝成吉思汗时的卫队叫“怯薛”，首长称怯薛长。忽必烈时，成立左、右、中、前、后五卫亲军，作为拱卫京师的常备军，每卫设都指挥使统领。
明代军队实行卫所制。卫是基本的军事编制，下设千户所和百户所。其长官，卫称指挥使，所称千户、百户，旗下还有总旗、小旗。皇帝的亲军从十二卫增至二十六卫，锦衣卫就是其中之一。
清代的军队分为八旗与绿营两个系统。八旗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绿营兵也称绿旗兵，是清入关后招募汉人组成的。管辖绿营兵的称九门提督。驻防各地将军的职衔都冠以所驻地名。清代为镇压农民起义而在地方临时招募的兵卒称为“勇”，其军队称为“勇营”。
监官与谏官
监官是代表君主监察各级官吏的官吏（耳目），谏官是对君主的过失直言规劝并使其改正的官吏。监官和谏官，古代并称台谏，也通称言官。
监官最早设于战国，当时由君主的秘书——御史兼任。
秦与西汉设立御史府，首长是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为辅佐。在内廷保管档案并督促百官的，称侍御史；出外监察郡县的称监御史。遇有特别紧急情况的，皇帝临时派遣有诛杀之权的御史，称为绣衣御史，或称绣衣直指。西汉末年，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御史府改为御史台，御史中丞为长官，转属少府，成为专门的监察机关，别称宪台。从此之后，御史为监察官的专称。
魏晋以后，御史台从少府独立出来，成为全国性的监察机构。唐代御史台分为三院：即台院、殿院、察院。明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各省设提刑按察使司，以按察使为长官，掌司法与监察，有监司之称。清代都察院以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为长官。
谏官的设置比监官早。春秋初年齐桓公设大谏，为谏官设置之始。晋国的中大夫、赵国的左右司过、楚国的左徒，都属于谏官性质。
秦汉时有谏官之设，但是没有专门的谏官机构。汉代置光禄大夫、太中大夫、谏大夫、中散大夫、议郎等官职，都属光禄勋，掌议论，侍从皇帝，顾问应付。东汉侍中、中常侍成为正式官称，属少府。隋朝改侍中为纳言，武则天时增置左右拾遗与左右补阙。宋改补阙为司谏，改拾遗为正言，并置谏院，作左右谏议大夫为长官，司谏、正言为其所属。辽以后，谏官名存实亡，或名实俱亡。
秘书与文学侍从
秘书是指在君主左右从事文字图书等工作的官员。君主的秘书是从史官的职务分化、发展出来的。战国时期君主的秘书有御史、主书、掌书、御书、尚书等不同的称呼；为备君主随时咨询的文学之士称为学士、博士、博闻师等。
秦汉时的御史大夫为秘书之长，属兰台。兰台是宫内收藏图书和档案的地方。西汉的麒麟阁、东汉的东观（guàn）都是禁中藏书之所，皇帝命别的官员入掌其事。东汉置秘书监，太史令仅掌天文历法，无修史之职。史书的修撰，由皇帝临时指定文学之士在东观进行，称为著作东观。
隋唐时以中书省之中书舍人掌制诰（撰拟诏旨）之职。中书舍人的职称，有多次的改变，隋至唐初称内史舍人、内书舍人，武则天时称凤阁舍人，简称舍人。唐代的秘书省曾改称兰台、麟台。北齐始设史馆，唐太宗以史馆为宰相兼领职所，称为监修国史。唐又在门下省设起居郎，掌修起居注之事。唐初置弘文馆，掌四部书及其他图籍。中唐以后，皇帝对学士的礼遇，常超过宰相。
宋代对学士尤为重视，学士院改称翰林学士院，或称翰苑、禁林，因地在宫禁，待遇优异，号称玉署、玉堂。北宋沿唐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通名崇文院。后又在此中建秘阁，设龙图阁、天章阁等十一阁，分藏太宗等皇帝的御书和御制文集。三馆和诸阁，通称馆阁。馆阁之选，皆天下俊杰，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
明代将制诰、著作、修史、图籍等职都合并于翰林院，别称词林，从此翰林才成为文学之士的专称，翰林院也正式成为外朝官署。
清初置文馆，处文学侍从之臣，称为文馆大学士。后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内国史院掌记注皇帝起居、诏令，收藏御制文字；内秘书院掌撰拟对外文书及敕谕、祭文等；内弘文院掌注释古今政事得失，为皇帝进讲，为皇子侍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