裙子的历史
大约纺织技术发明之日，裙子便已出现。根据民族学的材料推测，早在原始社会时，人们便将一块方布，围住下身，这或许即是裙子的初型。此如我国南方的傣族、黎族、壮族的筒裙。
根据文献记载，裙子的出现也是很早的。如《西京杂记》和《外传》言及赵飞燕被立为皇后后，十分讲究穿裙子。一次，她穿了条云英紫裙，与汉成帝同游太液池。在鼓乐声中，飞燕还给皇帝翩翩起舞。恰好这时大风突起，她象燕子似的被风吹了起来。成帝忙命侍从将她拉住，没想到惊慌之中却拽住了裙子，皇后得救了，而裙子却被弄了不少皱纹。说也怪，有了皱纹的裙子却反比先前没皱纹的更好看了。从此，宫女们竟相效尤，这便是“留仙裙”。
魏晋时代，男女也大体皆穿裙。《魏志·管宁传》记载，管宁经常著布襦布裙布裤。晋时，裙子的花色品种较多，如降纱复裙、丹碧纱纹双裙和紫碧纱纹绣缨双裙等。
唐代以后，裙子渐成了妇女专用的装饰，且往往成了妇女的代名词，如呼之为“裙衩”。在异常繁荣的唐诗中也常常可见到“裙”，如“黄陵女儿茜裙新”，“白妆素面碧纱裙”，“新换霓裳月色裙”，“红裙妒杀石榴花”，“血色罗裙翻酒污”等。说明当时裙子流行的广泛程度，以及裙料的瑰丽多彩。至于款式，则大约较为单一，从“裙拖六幅潇湘水”、“一尺风鬟六幅裙”等看，大约那时的裙子用六幅拼成的。
元代后期，妇女们以素淡为裙子的流行色。
明朝，又以褶裥长裙为主，盛行红色。
满族入关后，旗袍一时成为时髦。但汉族妇女仍将裙子作为礼服，每遇婚丧喜庆，或亲朋拜谒，即使平时只穿短袄长裤的人，也要在裤子外面套条长裙，以免认为失礼或不够隆重。
终清一代，由于纺织技术的进步，使裙子的品种增加不少，如当时有凤尾裙、百褶裙、月华裙、鱼鳞百褶裙，丁当响裙等。
北伐战争期间，年轻姑娘又喜穿短裙。
如今，汉族的老年妇女穿裙子的很少了。但每到夏季，孩子和青、中年妇女便穿上各式各样的裙子，犹如百花斗妍争奇，把人间装点得五彩缤纷。
领带
据说，古时候住在深山老林里的日尔曼人身披兽皮衣，为了不使兽皮从身上脱落下来，就用搓成的绳子扎在脖子上，后来逐渐演变成原始的“领带”。到了十七世纪中叶，法国军队里一个克罗德人兵团打了胜仗，凯旋回到巴黎时每个人都在颈上结了彩色围巾，以示欢庆胜利，引起崇尚时髦的巴黎人特别是贵族的极大兴趣，随即争相模仿。后来，有一天，一位大臣上朝，脖颈上系着一条白绸巾，并且在前面打了一个漂亮的结。国王路易十四见了大为欣赏，并当即宣布以领结为高贵的标志，下令凡尔赛的上流人士都得如此打扮。经过不断演变，到了1805年才形成现代的活结领带。
冠、巾、帽
上古时代，冠是贵族服饰的标志。夏代有了讲究的礼服、礼冠制度，用来显示贵族的身份。后来，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有资格戴冠的除了封建统治阶级外，还有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士。在汉代，冠分十几种之多，供不同身份的人和不同场合使用。
至于古代的老百姓，则是用巾包头或结扎发髻。所谓巾，就是用丝或麻织成的布。后来，巾为统治阶级采用。汉末，王公大臣用巾裹头的风气大盛。
自从统治阶级用巾以后，巾的花样逐渐繁多起来。南北朝时，北周武帝为了便于军人戴用，用巾裁制成有四个角的东西，一戴就行。这东西叫“幞头”，实际上它已是帽子了。唐代，又有人把四个角改成两只脚。有一种是两脚向左右伸出去，叫“展脚幞头”，是文官所戴。有一种是两脚在脑后交叉的，叫“交脚幞头”，是武官所戴。到后来就发展成为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纱帽”。由于戴帽子比扎头巾省事，于是，巾就慢慢地被淘汰了，而逐渐发展成为现在的帽子。
古代手套
手套在我国可以说古已有之。著名的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就曾出土过3副，都是用绢绮缝成，做工精细。马王堆手套都是直筒露指式，大拇指套分做单缝。整个手套长25厘米上下，宽近10厘米。这种样式的手套在当代我国南方地区仍然广为流行。古时的手套究竟叫什么名称，在文献上很难查到根据。感谢马王堆汉墓的安葬者，他们把汉代手套的名称书写在记录死者随葬品的“清单”（竹简）上，这个名称就是“尉”，又写作“纟尉”。尉在古时又作熨斗之熨，任何字典上都查不到它作手套名称的蛛丝马迹了。
同心结
同心结，是我国传统结饰的一种，用以象征爱情，它是由两股彩绳绾成连环回文的形式再抽紧而成。后来又发展成“同心方胜”，即用折叠成扁平条状的两根锦带或彩纸条，按同心结的结法编成长方形，用作饰物。
同心结最早见于南北朝时，南齐歌妓苏小小作《西陵歌》谓：“我乘油壁车，郎乘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梁武帝的《有所思》诗中也谈到“腰间双绮带，梦为同心结。”同心结常作为爱情的信物，隋断帝赐夫人金盒子，盒中装的就是同心结。北宋婚礼时，将男女双方用彩缎相连，绾上同心结。同心结一般用作饰物，如束发的带饰，腰带的结饰，还有的作身上的佩饰，编结同心结，一般是用彩色锦缎。
戴高帽
人类由蒙昧状况进化到有政府组织的文明社会，是经由无数人的劳力和经验，逐渐创造而累积发展起来的。自战国诸子百家争鸣而后，传统的中国历史，把开天辟地以来的人类历程和创建的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级。第一段落约等于以渔猎采集为生的平等社会，只有创物以提高生活水平。第二个段落起自黄帝的五帝时代，约等于以园艺农业为生的阶级分立社会，开始有人为的政治制度。第三个阶段是夏朝以后，建立王朝的多阶层复杂的社会。它是真正进入国家组织的时代，社会对个人的规制强化，掌握政治组织最高权位的人叫“王”。
商代的甲骨文，王的较早字形是皇字的下半部。作高窄的三角形上有一短横。在一块晚商的雕花骨版，发现刻有一个戴头饰的贵族或神人的图案，反映皇字取像的造形。其头饰有像角状弯曲的东西，在正中插有一支高翘的羽毛。羽毛上端有孔雀眼花纹及三簇分歧的末梢。王字应是少掉皇字上半的羽毛装饰，为装饰较简单的帽子形。在文字上，高窄的三角形常被作为有结发的人所戴的穹顶帽子。现今有些人把扑克牌的A称作帽子，是基于同样的心理。也许是巧合，苏末人的楔形文字，君王也作和甲骨文较晚的王字同形，三角形之上有二短横。王权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所必须有的制度，为什么古代的人会以帽子去表示？应也是值得探寻的。
过去没有在商代以前的遗址发现有装饰羽毛或高耸形象的头盔或帽子的图案。近年在一些4000到4500年前的大汶口的遗址的陶器发现羽冠的图案。在一个4800至5000年前的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神人戴羽冠的纹饰，以及作为插羽毛的冠饰玉片。都与传说的4700年前的黄帝时代相近。中国传说创立冠冕之制的是黄帝。看来此传说似有相当的可信度。
帽子的效用，我们可以想像，第一是增加美感。因此甲骨文的美字就作一人的头上装饰高耸弯曲的羽毛状。自旧石器晚期以来，人们就晓得借用他种东西来装扮自己。到了贫富有差距，阶级有区别的时代，人们就以罕见、难得的饰物以表现其高人一等的身分。因此帽子也很自然会演变为地位的表征之一。中国云南发现一处少数民族的崖画。所画的人物，身子越大，其头上的羽毛装饰也越丰盛。绝大多数身子小的人，就没有任何头饰。充分表现头饰在社会中所代表权威的作用。
头戴高耸的帽子就非常不利于日常事务的操作。除非是庆会等有限的特别时机，一般的劳动者不会去戴它。经常穿戴它的必是优闲的统治阶级。中国还传说黄帝创制衣服。强调其佩戴玉佩于带上的时机是战后，以表示不战的决心，显示优闲的统治者形象。不利于劳动的帽子应也有类似的作用。
虽然黄帝的时代已有帽子的创制，但却到了有国家组织的多阶层社会的时代，才以帽子代表最高的统治者。帽子应该于表示阶级权威、优闲形象、示人不战的政治策略之外，可能还有应付新形势的更为重要的新作用。试为猜测、推敲一二。
竞争是自然界为求生存所不能不采取的手段。在寻找必要的生活物资时，如果双方的利益不平衡而又不能回避时，为了保全自己，就只有通过各种可能的方法，以达到压制对方的目的，武力一向是其中最有效的途径。尤其是到了经营定居的农业社会，不但有必要组织武力以保护自己辛劳耕耘的成果不被侵扰、掠夺，甚至为了取得肥沃的土地，占有温暖的地域，控制充分的水源，以保证粮食的生产，也得组织大规模的武力以从事经济性的掠夺或占有。
所以战争是进化到农业社会时所必经过程，其规模由小而大。小规模的冲突不必有人指挥战斗。但是一旦冲突成为大规模时，有成千上万的人参与，就需要有人作全盘性的统筹指挥，才能获得最佳的战斗效果。指挥者如希望他的指示及时被部下知晓，以应付战场即时的形势，他就有必要让部下容易见到他所号令指示的措施。而同族人的身材大都相差不多，如果没有特别显眼的标志，就很难在人群中辨认其人。一般说，指挥者只有站在较高的地点、穿著特殊的服饰，其举动才较易被人注意到。
高耸的帽子不利于行动，本来是优闲的形象，不战的象征，原本不应在战场出现的。但是，如果指挥者在战场找不到人人可见的高地来传布命令，戴上高耸的帽子也可以达到增高身长，大有鹤立鸡群的效用。很可能就因此，在战争时以头戴高耸头饰为指挥官的形象。商代甲骨文的“令”字，就作一个跪坐的人头戴三解形帽子之状。
古时部族的行动不离旗帜，以旗帜表示部族的驻扎所在，并指示部族的聚散进退。故封邦建国时，往往以旗帜和土地、人民一起授给邦君。商汤克夏、周武王克商时，他们手里都拿着斧钺与旗帜。马车在使用的初期并无冲锋陷阵之能，而商代的指挥者还是选择站在易于倾覆的车上，车上树有指挥的大旗。很可能就是为了可机动地指挥军队，常处于可移动的居高位置，易于被部下看到，这与高耸的帽子具有同样的作用。
古代的军事领袖就是政治上的掌权者。戴高帽本是庆会以外，为指挥作战的临时设施，它慢慢演变为象征权威的常服，同时它也被改良成保护头部的盔胄。甲骨文的免字就作一人戴头盔之状。戴头盔本是武士的殊荣，作战的装备。后来非武士成员掌权后也可戴冠，于是再进一步改变为行礼时戴的各种冠冕了。
后妃宫女的衣着
因皇后不同于皇帝有登基、受朝贺、祭天地等大礼活动，她们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后宫燕居，所以皇后服装的种类比皇帝少。皇帝的礼服是谒祖庙和亲蚕礼服。
东汉皇后的礼服是深衣，上呈微红的黑色，下呈黑色。头上饰以假结、步摇、簪珥。假结是用来使头发耸起的衬物。步摇是一端别在发上别一端垂悬的金属发饰。珥是耳环，垂以珍珠。东汉皇后行礼时头饰复杂而华丽，难以详考。
唐代皇后受册、助祭、参加朝会时服玄衣。其衣深青色，上有踂翟（一种小而鲜艳的鸟）图案。衣领上有黑白相间的花纹，袖口、衣边用红色的罗为缘饰。腰服大带，带与衣色相同。蔽膝随裳的颜色。上绘翟为图案，青袜，舄加金饰，白玉双佩。皇后亲蚕时服鞠衣，用黄罗制成，形制如同玄衣，但无踂翟图案。平日宴见宾客则服钿钗礼衣，颜色不限。皇后服玄衣时，头上也要盛妆，插十二支花，两鬓做宽；服日常的钿钗礼衣时，头上只戴钿钗。宋代皇后礼服略同于唐代。
明代皇后在受册、谒庙、朝会时服礼服，戴凤冠。其冠的圆框饰以翡翠，冠上是九龙四凤，大花12树，小花12树，两博鬓上饰20钿。后又更定冠上的一龙口衔大珠一颗，冠上有翠盖，冠沿垂珠结，冠上加珠翠云40片及繁密的大小珠花，鬓上饰金龙、翠云。礼服一为玄衣，一为翟衣。玄衣深青色，绘翟，翟为赤质，五色十二等。亚纹领，袖口衣边用红罗为饰。大带与衣同色并加饰，青袜青舄。翟衣深青色，上织翟纹十二等，间织小轮花。领、袖口、衣边均为红色。服礼服时配玉革带、绶、玉癿，装饰复杂而精致。
明代皇后的常服，在制度上也规定得十分考究，大致为凤冠、霞帔、玉带。清代皇后冠服并无严格的礼服与常服之分。皇后有朝冠、吉服冠。朝冠冬用薰貂，夏用青绒，上缀朱纬。冠上的饰物为凤、珍珠、猫睛石、金翟。皇后的朝褂有三种，朝袍有三种，还有龙褂两种，龙袍三种。朝褂为石青色，绣龙、万福万寿文或八宝平水。朝袍为明黄色，领分冬夏加绿，冬用貂绿或海龙绿，夏用片金绿，袍上绣龙、五色云和八宝平水。龙褂石青色，龙袍明黄色。服朝服时挂朝珠之盘，即东珠一盘，珊瑚两盘。
后宫皇后以下各有名分的嫔妃都有规定的服饰等次，她们都属于内官，在制度上占一席之地。
中国古人十分讲究女性的修饰，“妇人貌不修饰，不见君父。”妇女修饰容貌之事被提升为必须遵守的社会道德。《战国策》的作者又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修饰容貌不仅以情感为动机，也被理义所认定和推动。其实爱美是人特别是女子的天性，也是本能。即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困妇女，稍有些钱就要买一包胭脂，而贵族妇女每日对镜梳妆是她们最乐意的必修课，至于皇宫中的女子，当然是最有条件打扮的。
古人对奇装异服的爱好远远超过今人对他们的估计。上至君主也不乏对奇装异服的闲情。战国时的君主居然充当过服装潮流的带动者，例如邹君喜欢冠系长缨，不久，身边的人以及百姓都系上了长缨；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裳，结果全国人都争相服紫，导致紫装涨价，有人想用五件素衣换一件紫衣而不可得；楚文王喜欢戴獬冠，转眼间楚国上下纷纷效仿。以上事情令君主们十分为难甚至恼火，他们只愿独享自己喜欢的东西。汉唐以来，百姓不敢再效仿皇帝的服装式样和颜色，但皇帝却禁不住拿来民间的式样自己用，象朱元璋这样勇略俱全的皇帝也经不住民间异服的诱惑。朱元璋64岁时微行到神乐观，见路上有人头裹网巾，觉得这种式样颇好，第二天他就下令地方官推行网巾。之后，朱元璋在后宫也享用上了网巾。
女性求美求异的意识更浓。几乎每代都有流行发式和面妆的起落，潮流的源头多是宫中和京城中。东汉桓帝时，京城洛阳流行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所谓愁眉即细而弯的眉；啼妆是在下眼脸薄施胭脂，似刚哭过；堕马髻是发髻倒在一边；折腰步是腿和身体不在一条线上；龋齿笑则是象牙痛般的笑。这种流行妆起自于当朝外戚梁冀的夫人，后来风行全国。古代文人对于女子趋从流行妆很注意，他们发现女人们在仿效中还添油加醋，如城中流行高髻，则四方高一尺；城中流行广眉，则四方眉长半额；城中流行宽袖，则四方几乎将一正布全披在身上。妇女们对宫中式样的兴趣极浓，甚至不加分辨一意仿效，如楚王好细腰，宫女们竞相节食，传播开来，倾国的妇女都面呈饥色；唐僖宗避难在成都，因为时值非常时期，宫女们为了紧急应变而简化了髻的打法，只在头顶系根丝，发式与囚徒相似，故称囚髻，未料到成都的妇女们也随之打上了囚髻。这种流行意识恐怕古今皆同，没有什么奇怪。
宫廷发式的花样
宫廷女性的装饰可作古代女子装饰的代表。中国古代男女的头发都是在头上打髻，不同的是，男子打髻就是束发，然后要加上冠、帽、巾、帻，而女子很少戴帽，靠髻的式样变换发型种类。在女性修饰中变化最多的就是发髻了。古代女很重视发美，发美是美色的一个显明标志。汉武帝第一次见到歌女卫子夫，就被她的美发吸引住了，“上见其美发，悦之，遂纳于宫中。”东汉马皇后初入宫时，以绝好的一头秀发令后宫粉黛一一失色，她的头发多而黑，做四个大髻后仍有余发。同样，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也是以秀发夺人之目的。
宫中后妃以及社会的贵族妇女喜梳高髻，以示尊贵，而属于宫婢类的宫女则梳如牛羊之耳般的双髻。高髻在梳妆上比较复杂，如没有别人合作（后、妃有服侍梳头的宫女）很难梳成。宫中有时规定或限制何种身份的女子梳何种髻，但髻的式样变化多端也难以归类。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宫中发髻名称繁多，如无实物便难以想象其形制。
秦始皇诏令皇后梳凌云髻，三妃梳望仙九鬟髻，九嫔梳参鸾髻，又令宫女在夏天梳黄罗髻；汉高祖令宫人梳奉圣髻；汉武帝令宫人梳二十鬟髻、堕马髻；汉灵帝令宫女梳瑶台髻；魏文帝令宫人梳百花髻、芙蓉归云髻；梁武帝令宫人梳回心髻、归真髻；隋断帝令宫人梳朝云近香髻、归秦髻，奉仙髻、节晕髻。唐宫中的发髻式样更多，名称足以让人眼花缭乱，如半翻髻、反绾髻、乐游髻、双鬟望仙髻、回鹘髻、愁来髻、归顺髻、闹归妆髻等等。上述各种宫妆发髻应是皇帝们所喜好或者亲自设计、定名的，其中大部分令人无法知道它们的形状。
从下述灵蛇髻的故事中，令人也许能够领悟到古代女子发髻种类之多的缘由：魏文帝的甄皇后梳的发髻式样一日一换，据说她每天都见到一条口含赤珠的绿蛇，绿蛇以盘卷的姿态向她传授髻的各种梳法，因此甄皇后的发髻每日更新，称为灵蛇髻。不论这个故事是否真实，人们仍可据此推测发髻是可以任意盘结的，只要能够固定在头上。
为了固定头发并显示头发的茂盛，古人发明了假髻，假髻是用别人的头发或自己以前剪下来的头发，做成需要的形状，衬在打髻者头发里面，做成耸而不乱的髻。古人对头发的重视过于今人，曾专设髡刑，以剃光头发作为对犯罪者的处罚。髡下来的头发估计被秃发的男子取走或用来做女子的假髻。夺人美发的事也曾发生，如鲁哀公在城上见到一位美发的女人，便派人把该女子的头发剃下来，做王后吕姜的假发。假髻被编入《周礼》中，叫做“副”，规定为王后行礼时的头饰。为了固定头发，也可使用纟丽绦或丝线（带）缠缚，如飞天髻，需要三个大鬟髻耸起而不塌下，就得借用丝带缠缚。由于有了技术手段，高髻在东汉以后成为常见的宫中发式并波及民间。
高髻的许多种类，除了通称的高髻外，今人可推知形状的有：飞天髻、望仙髻等。飞天髻十分浪漫，始于南北朝，一直至明朝仍流行不衰。飞天髻显然和佛教信仰有关。起于唐初而盛于武则天时的螺髻，也是系于佛教信仰，据说释加佛的发型就是螺髻。望仙髻的梳法与飞天髻相似，打两股环状髻耸于头上，如望仙人来临，形状不如飞天髻飘逸。唐玄宗时宫女们均爱梳望仙髻取媚于玄宗。惊鸿髻起于曹魏宫中，延至隋唐，其形状是鸟欲展翅的瞬间姿态。唐宫中流行的抛家髻十分美观，两鬓蓬松向后拢，好似两鬓抱面，头上做成椎形的朵子。与抛家髻相似梳法稍有不同的是半翻髻。宋宫中盛行朝天髻，与翅角望仙髻的不同处是前高后低、前圆后椎的两个实髻。
凡宫中盛行的各种高髻在梳法上都有所讲究。
今人所喜闻乐见、经常出现在屏幕、画页上的古装青年女子发式是古代宫中及民间常用的发式，即用本身头发分作两股，在头上盘成一个不大复杂的形状，下成两束垂于耳后或成一束垂于头后、或加垂长的两髻。
明清两代宫女发髻并无多少创新。清末慈禧太后喜好新式发髻，或梳双髻上竖，或梳双垂后如燕尾形，这种梳法和式样古代早已有之。
鬓式与鬓饰是美发的重要部分。最简易的长鬓是不将鬓发梳上去，而垂于耳前两侧，随风飘逸。鬓上一般插戴各种花和宝钿花钗。魏文帝时的宫女莫琼树创造了一种传奇氏的蝉鬓，因此得宠于皇帝。蝉鬓“望之漂渺如蝉翼”，如果不借助某种材料，是无法随意梳成的，估计是用一种胶类物质涂在鬓上，使之薄而齐，定型拢成蝉翼状。后世皇后的礼妆两博鬓，也许用了类似的方法。缓鬓是宫女们常用的鬓式。
鞋的历史
鞋的历史，已相当久远。古称鞋为革沓（音榻）革及（音洒）或履。大约在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即出现了兽皮缝制的最原始的鞋。3000多年前的《周易》已有履字。《诗经》上“纠纠葛屦，可以屐霜”里的“屦”，就是一种比较简陋的用麻、葛编成的鞋。
古代穿鞋还成为一种等级标志。在奴隶社会，草鞋是奴隶主贵族穿的，奴隶只能赤足，天冷了，才允许用棕榈叶裹脚。古时的官员穿夫子履，贵妇人穿珠履，老百姓穿木屐或布鞋。
每一种鞋，都有自己的历史沿革。
在古时，在最隆重的礼仪上，脱去鞋才算恭敬。萧何是西汉的开国元勋，高祖给他“赐剑履上殿”，大约是平常得解除佩剑，脱去鞋子才能上殿晋见皇上。在外国，人们曾用脱鞋子的方式来表示对上帝的尊敬。据《圣经》载，上帝出现在摩西面前时，摩西就脱下鞋子，赤足走路，表示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谦卑和虔诚之心。后来，信徒们必须脱下鞋子进圣殿朝拜。
皮靴是战国时孙膑发明的。孙膑被宠涓敲碎了膝盖骨后，不能行走，就用硬皮革裁成“底”和“帮”，然后缝成高皮靴。孙膑就穿着这种皮靴乘车指挥作战，打败了庞涓。中国历史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双2000余年前的皮靴。
但在南北朝以前，汉人着靴之习尚不通行。周武王伐纣，即穿鞋踏上征途。战国时期春申君的3000宾客中，第一等人穿的鞋子是珠子嵌的。这与当时建筑及交通工具有关，其时房屋内铺席，出门坐车，尚不觉穿鞋之不便。魏晋以后，木履流行；六朝末期，南方士大夫生活更是浪漫，其木履之底加上了高跟。
隋统一后，又将袍褂改作通行的装束，自此，不论礼服或便服，皆穿靴子。只有在家闲居时才着鞋。
但到唐朝，又一度在正式的朝服上规定，皇帝是白袜黑鞋，大臣为红袜红鞋，而平常才穿靴穿袍。
清朝时，穿礼服或公服（指袍褂）时，须着靴。鞋子是地位的象征
鞋子是人们日常穿用的东西，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稀奇。但我们可能见过有穿衣服、戴帽子而没有穿鞋子的半开化部族，却从来不曾见过有穿鞋子而不穿衣服、戴帽子的社会。可见鞋子是有帽子以后，文明社会的产物。在中国，戴高耸羽冠或帽盔的风气，可能是为顺应大规模的战争，为指挥战斗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最早有羽冠的图案见于良渚文化的石斧，鞋子的穿用既然在帽子之后，大约就不会早于公元前2800年了。
一般人想到的鞋子的最初功用，大概是可以保护脚不受到伤害。但事实上人和其他的动物一样，脚本为走路而生，皮肤自会硬化，不会轻易受路上石块的损伤。人类已经几百万年赤脚走路，不会突然为此目的而兴起穿鞋的念头。那么到底是基于什么的需要，人们才开始制作鞋子的呢，相信很多人有兴趣知道。
鞋子是衣饰之一，衣有美化的作用，是不是穿鞋子可以看起来漂亮些呢，但是鞋子穿在脚底下，地位非常的不显著。尤其在人群中，根本看不到鞋子的样子。半开化民族对身体的各部位经常作种种的装饰与纹饰，就是少有把注意力放到脚下的。譬如留下很多的雕像和图像的中南美洲的玛雅文化，以及非洲北部的埃及，他们穿戴过分夸张的帽子、珠宝，就是不穿鞋子。可见鞋子并没有装饰方面的大用途，不会因之而创制。
衣服还有政治上的作用，它可以作为某种地位的表征，鞋子似乎也可以达到此目的。但是鞋子所在的地点太不显著，材料也不珍贵，恐怕不会只为此需要而创造出来。
鞋子的另一个基本作用是保持脚的干净。很可能是对某种特殊场所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这倒是适合古人的心态，而且也算是一种新的情况和要求，值得考虑。
很多商代的文字和雕刻作品，都反映中国人有跪坐的习惯。甲骨文有一字，作一人跪坐于草席之上，反映有跪坐于席上的风气。如果穿鞋子而坐上席子，就会脏污席子。对自己，对他人都会带来不便，因此有脱去鞋袜的要求。《礼记》曲礼，“侍坐于长者，履不上于堂。解履不敢当阶”。连上堂也要有脱鞋的情况。
某些场所若不脱鞋袜，在当时会被认为是种大不敬的行为。如《春秋》哀公二十五年，“卫侯为灵台于藉圃，与诸大夫饮酒焉。褚师声子袜而登席，公怒。辞曰：‘臣有疾异于人，若见之，君将壳（吐）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辞之，不可。褚师出，公戟其手，曰：‘必断而足’”。卫侯咬牙切齿，誓言要砍断褚师的脚，可见严重的程度。
《释名》衣服，“履，礼也。饰足所以为礼也。复其下曰舄。舄，腊也。行礼久立，地或泥湿，故复其末使干腊也”。在没有发明鞋以前，人们一向习惯行走于朝露上，没有必要为了保护脚受潮湿的侵蚀才发明鞋。笔者小时候赤足上学，只有在开学仪式等有限场合才穿鞋。因此很可能行“礼”的目的才是创造鞋子的真正原因。其演进的经过，大概可作如下的假设。
保持庙堂等庄严所在的干净是很多社会都有的习惯。现今还有庙堂是要脱了鞋子才许进去的。很可能起先在进入庙堂之前，有洗去足上污秽，以免侮慢神灵的习俗。甲骨文的前及湔字，都作一只脚在盘中洗涤之状。前之有前进、先前等意义，可能于上堂行礼之前要洗脚的习惯。
临时洗脚恐怕有点匆促。为了方便起见，后来就事先以皮革包裹已洗干净了的脚。于行礼时才取走皮块，以保持脚的干净。为行礼的目的，避免污秽神圣的庙堂才是新的情况，需要新的应变措施，才有以皮块包裹脚的动机。此临时的皮块就慢慢发展成缝制的鞋子。用不同的材料缝制，至于在鞋子上增添装饰的花样，则又是更晚以后的发展了。
后来大概觉得赤足行礼不雅，就缝制袜子。故《礼记》少仪有，“凡祭于室中堂上，无跣。燕则有之”。行礼要雅，故需要穿袜。宴会要求舒服，故脱去鞋袜。
在古代，参与礼仪是绅士们才有的资格，故穿用鞋子的也一定是有地位的贵族。
从文字也可以看出其着重穿鞋者身份的创意。古人称鞋子为履或屦。“履”字的西周字形作一人穿着一只如舟形之鞋子状。但是此人绝不是平民的形象。它特别强调穿鞋者的具有眉与目细节的头部形状。鞋子穿在脚下，与高高在上的头根本扯不上关系。创字者不嫌麻烦地把头部的特征描画出来，一定是为了要表现穿鞋者是何种人的服饰，否则画个简单的人形就够了。
履字所表现的穿鞋人可能是个主持祭祀的巫师，脸上还有化装。一如夏字，大概是作脸部有化装的巫者在舞蹈的样子。夏天经常闹干旱，需要巫师跳舞求雨，故以巫师跳舞的形象代表炎热的夏季。巫祝在古代属于贵族的行列，主持礼仪是他们的职务，最有需要踏进庙堂庄严圣地的是他们，因此他们是最有可能首先穿鞋的人，其次是有机会参与礼仪的贵族。
汉族发式
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古代汉民族，深知先贤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毁伤”的训诫，所以，无论男女都蓄着长发。只有犯人因受惩罚的缘故，才被剃去须发，名之“髡首”。虽然，头发不能毁伤，但发式却常有变化。
史前社会里，男女都披发于肩，由于不利于生产劳动，便改用绳、带系住。有的则用绳子串起打磨过的兽骨、玉石，做成饰物束在头发上。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就曾出土过这类束发器。进入文明社会后，发式更为讲究。儿童头发自然下垂，称为“髻”。长到一定程度后，便于顶门两旁扎成两束，称为“角”或“总发”。这都是未成年人的象征。20岁成人后，将束起的头发绕成髻，用一块黑色的布帛包住，再加冠，用竹制或骨制的“笄”横贯发髻和冠加以固定。殷墟出土的俑，冠都很高，说明此种束发的形式已经出现。不过，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加冠仅是贵族男子的特权，平民只能束发盘髻。也因为此，贵族不能随便去冠，否则会被视为失礼。由此，也形成了贵族戴冠、平民披巾的汉人打扮模式。一直到明末，汉族男子这种发式都没有什么明显变化。其间，虽有一些狂人、隐士散发披肩，与世俗抗衡，但人数极少，没有产生大的影响。汉族男子发式的真正改变，是在清代。当时，入主中原的清廷有“留发不留头”的政策，汉族男子不得已改变传统发式，前顶剃光，后梳单辫。辛亥革命后，受新思潮的影响，人们自发剪辫，理发开始普及。
同男子单一发式相比，古代妇女的发式变化丰富得多。殷商妇女发式，与男子大同小异，其辫发式样，大多卷曲垂于肩，头上有冠巾和对笄。春秋战国时，尽管各地风俗不同，妇女发型的基本式样仍为辫发形制，但编梳方法不同，或挽成大辔垂于脑后，或编成大辫垂于胸前，简洁纯朴，影响至今。秦汉时，发髻增多。汉代妇女一般将头发向后梳掠，在脑后绾一个髻，像是拖着一把锥子，所以汉代人称之为“椎髻”。在汉代的陶俑中，这种发式很普遍。东汉时，妇女中堕马髻十分流行，妇女们将头发梳得高高耸起，堕向一侧，看去别有一番情致，因而深受妇女喜爱。古诗《陌上桑》中采桑妇女罗敷头上的倭堕髻，便是由堕马髻演变而来。魏晋的发式多且高大，假髻、撷子髻便是典型。唐人之髻更是丰富多彩。据史书记载，髻名不下200余种，著名者有高髻、低髻、卜髻、螺髻、反绾髻、乌蛮髻、同心髻、囚髻、抛家髻、闹妇妆髻、丛梳百叶髻、花髻、双鬟望仙髻等等。杨贵妃常以义髻（即假髻）为首饰，其以加添而梳成，亦有用薄木制成者，上缀珠宝或饰以画彩。宋以后，女子发式不胜枚举。据载，蔡京等几个大臣设宴时，侍奉的女伎的发式，就有“朝天髻”、“懒梳髻”、“三十六髻”等多种，近代以来，海禁大开，又出现了“一字髻”、“东洋髻”、“舞凤髻”等新发式。辛亥革命以后，除了梳髻之外，许多妇女还在额前留有一绺头发，俗称“刘海”。“刘海”的式样，前后不一。最早流行盖在眉间“一字式”，继而流行将发剪成圆角，梳成垂丝的“垂丝式”，接着有“燕尾式”、“满天星式”等。20年代以后，中国大城市的妇女，发式大多模仿西式，以剪去发髻为时髦。剪发后用缎带束发或戴各种发箍。有的还把头发染成红、黄、棕褐等不同颜色。结髻武士
头发是人类所共有。各个民族的头发虽有稠稀、长短、曲直等不同的性质，但都是生长在人身最高的地方，部位显著。除了头发自然的隔绝冷与热的功用外，还有其他种种的社会功能。佛教认为它是烦恼丝，表现世俗的欲求之一，要剃掉它，以示隔绝世俗。有的宗教则要留长它，以方便被神抓上天去。其他如以发型表示年龄、婚姻状况，或地位等的区别，都在很多社会发生过。到底人们何时开始对它注意，花费很多时间加以打扮？中国古人对头发是否和其他民族有同样的观念和措施？其演变的经过大致如何？
我们现在的经验，妇女比男人花更多的时间装扮头发，以增添其美丽的容貌。它似乎因为女人比男人更爱漂亮，处理头发是基于美容的原因。但详细一想，恐怕事情的发生并不是如此。
爱美是种进步的象征，表示人们于余闲能从事觅食以外的思考，不是浑浑沌沌毫无思想的时代了。在动物群中，恐怕人的头发长得最长。如果不加以修剪，大部分男女的头发都可以长过腰际。如果把我们想像生活在已知爱美的远古时代，譬如说在1万多年前，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方法可利用头发打扮得漂亮些。因为松散下垂的头发无法使饰物保留在其上而不掉下来。那时没有什么趁手的利器可将头发剪短，如让它无限制地生长，就会妨害工作。就要想办法把它弄得不碍手些，否则就得一根根地扯断，太烦人了。因此当人们到了不是只从树上摘果子，或在地下挖块根，还要追逐奔跑捕捉野兽时，就会有束括头发，不妨碍工作的需要。最先整理头发是基于工作的需要，还可以从一些后世的风俗得到印证。日本在战国时代以前，不管身分高低，女性都顺其自然梳为长长的垂发，最多是用油脂的东西把它梳得乌亮而已。后来身分低的人，为了应付繁忙的生活，感到散长的垂发多少对工作有些不便。于是乃有于劳动之际才束发于脑后的风俗。这种型式渐为一般人所接受而才普遍结发，而且又受歌舞妓装扮的影响，演成普遍梳成各种各样复杂的髻。所以束发最初应是为工作的需要，后来才发展为美观的目的。剧烈的工作都由男子从事，因此束发也很可能始自男性，不是女性。
括发成束需要有可以绑得住的东西。1万多年前的山顶洞人有骨针及能制作颈饰，自也有办法搓绳束发。这样的结发也还是难于在其上插戴饰物，要结发于头上，用笄贯穿，头发才能紧密插住东西。以木、竹作的笄难于在地下保存，所以难估计何时有髻发的习惯，或以为始自燧人氏，自是猜测之辞。若以不腐败材料制作的，约8000多年前裴李岗文化遗址就发现了很多骨笄。那时阶级尚未形成，因此骨垂的使用除工作外，还有基于爱美的追求。不少初民的社会，做为领导阶级的人有插骨、羽毛等物以炫耀受其统治的族人，并以之向外族显示其崇高地位的措施。可以肯定这种阶级社会的功能使它的使用更为推广。
女性发型之复杂胜过男子，应是较晚的事。起码在汉代之前，妇女以垂发或束发而结圆髻于脑后，陶俑、壁画所显示的汉代妇女大都如此打扮。而我们可以看到秦始皇的陶俑坑，士兵都于头上结各种式样繁杂的高耸发型。武士这种结髻的习惯至少可追溯到商代。甲骨文的免字，作一人戴有弯角装饰的头盔状，可避免矢石的伤害。头盔作穹顶的形状，为容高耸的髻，与小孩的平顶帽异趣。出土的商代铜盔，都是穹顶，眉以上的部分很高，显然是为容髻。西周有玉人雕像，戴布帽高约头长，也是为容高耸的发髻。士兵结髻显然是为打战的需要，和工作的目的一致。
固定顶上的发髻，最简单的是用一支笄。甲骨文的夫字，作一个大人的头上插有一支笄的形状，笄的主要作用是把头发束括起来不使松散，附带也起装饰及分别等级的作用。故雕刻繁褥的骨笄只见于较大的墓葬。括发是成人的装扮，男人平常只用一支笄，故夫字是成年的男人。在汉代，士族就盖以冠，而庶人则只加巾。女子要成年，当了人妻之后才梳发，插发笄，故甲骨文妻字，作跪坐的妇女在装扮头发之状。女子更为爱美，经常插多支笄。甲骨文的“美”字，其本义是丰美，作一跪坐的妇女头上插有多支发笄之状。在几个商墓，曾发现妇女头部遗留几十支发笄的情形，真是惊人的盛装。
大概到了商代，女子已比男子花更多的时间打扮头发。甲骨文的敏字，作一手在打扮一妇女之头发状。要装扮漂亮，需要巧手才能胜任，故有敏捷、聪敏的意义。头发除笄外，还可装饰以各种珠玉、贝蚌等美丽的东西。金文的繁多，在一位女头上装饰有丝带及其他饰物之状。因为头发或头带上所缀饰物多样，故有繁多的意义。
由于发型渐成为美的项目，当社会文明进展到以人格修养为最高指标时，社会中坚的男子就较少竞逐于美的外形表现，因此商代以来男子的发型可说较无变化，女子因不戴帽而变化甚多。其原因大致是生活的富裕，使人们有余裕装饰竞美。文艺、音乐、歌舞的兴盛，追求舞容的表现，以及妇女参予社交的精神解放。汉代贵妇人大都不结发于顶，但是战国以来娱乐他人的舞女，就经常作高耸、繁杂的盛髻及饰物。魏晋南北朝的贵妇人就也受其影响，顾恺之所画的历代妇女发型多样。见于出土的漆画、壁画等亦莫不如此。文献提到的发型，有朝天髻、堕马髻、八鬟髻、归云髻等数十种名称。唐代的陶俑和壁画表现的更是多样和夸张。
发型的取决，如上所说，是基于生活的环境，也有社会思潮的成分，本与政治无关。但是人是政治的动物，总会尽量把生活纳入政治的体制。头发也不例外。满族人进关后要汉人剃发结辫子，而此种被压迫的忧虑，春秋末期的孔子就叹，“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
给黄帝佩戴玉佩
谈到远古的人物，没有比黄帝的传说更为详细的了。他生于4700年前，被视为中国人的共同祖先。后世的姓氏几乎都可以在他的朝廷找到渊源。故《史记》以他为中国历史的开始。他是中国第一个建立人为制度的王朝，较重要的创制有衣裳、旃冕、历数、律吕、文字等。在历史学家的眼中，他与以前的圣人如开天辟地的盘古氏、构木巢居的有巢氏、钻木取火的燧人氏、网罟渔猎的伏羲氏、种植谷物的神农氏等有极大的不同。那些圣人虽然次第发明改善人们生活的劳动方法和器物，为文明的进展，国家的建立提供必需的物质基础，但都未触及政治措施的种种人为制度。班固的《白虎通》就特别推许“黄帝始作制度”。因此，在古籍记载中，黄帝以前的创物圣人被描写成半人半兽的神物，或穿著树叶、兽皮，尚处于野蛮状况的人物。而黄帝以下的帝王则穿戴着文明人的衣冠，服佩着玉佩。
历来以为黄帝的取名来自其顺应土德而崇尚黄色。西周时代，人们开始想像宇宙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构成。发展到战国晚期，邹衍把五种物质，配合东、南、中、西、北五个方向，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春、夏（孟夏、季夏）、秋、冬四个季节，认为这些东西很有系统，依次序轮番主宰宇宙，从而影响人间政治的更革。王者需要当运才能成功，否则就会遭遇败亡。根据这种阴阳五行学说，黄是最尊贵的颜色，土是五谷生长所最倚重的物质，中央是临制四方最适中的位置，黄帝既然是五帝中最伟大的，当然要应土德之运，坐镇中央而穿黄色的衣裳。故以为黄帝是以黄色之德命名的。
但五帝中，只有黄帝是以颜色命名的，在邹源创演五德相胜学说之前，其名字已出现于铜器铭文。而且战国晚期以前，中国也不见有尚黄的习俗。因为根据考古资料，中国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普遍喜爱鲜明的红色及黑色，并以之为尊贵者的装饰色。战国时代的人大概根据周代尚赤的事实，应用五行相生相胜的新理论，附会黄帝的名字，推算上古各帝王所应崇尚的颜色，才得出黄帝应土德的这种不正确结论。
商代的甲骨文显示，“黄”是一组玉佩的象形字。中间是主体的圆环，环下则为垂饰的衡牙及双璜。所以黄帝很可能便是以璜佩来取名的。
现今可知，7000多年前中国已有“炊蒸”的烧食法。这种方法需要一块布来隔开谷粒与水，并让水蒸气透过孔隙将食物蒸熟。而地下发掘的材料也证实，起码6000多年前便已有麻布。所以黄帝的创制衣裳，其意义应不只是裁剪衣帛缝制衣服，主要还是在规定不同形式的衣裳来区分阶级，以达到某种的政治目的。传说黄帝始作带以束紧衣服并以之作为代表阶级的标记。《礼记》玉藻说，“凡带必有佩玉”。玉佩是带上的悬挂物，很可能黄帝所创衣制就是以璜佩增饰并用以表示阶级。
在以渔猎采集为主要生活方式的远古时代是个平等的社会。人们向自然撷取资源，没有产权及领域的概念，也不会产生贫富的差距。当时所谓的领袖是人们自动的依附，不能强制执行权威，所以没有必要强调某个人的特殊地位。但是到了以园艺农业维生的时代，开始有产权及领域的概念，由于对环境的投资程度不同，个人的财富渐有差别而形成有阶级的社会。一旦有了阶级的区分，就普遍产生以穿戴某些难取得的动物皮毛、爪牙，或装饰金玉、贝羽等东西来显示权威及特殊身分的现象。
在当时，玉即属于取得的贵重物质，是贵族阶级才有能力拥有的。他用玉为材料来磨制礼仪及装饰用具。一般说来，玉的色彩美丽，表面温润光泽，质地坚实。若磨成薄片将之串联成组，行走移动之际便会相互撞击，发出清爽悦耳的声音。作为璜佩，还有节制步伐，增加肃穆气氛的效用，很能表现统治阶级不事生产，优闲儒雅的形象。
至于佩玉之制到底是基于什么动机创制的，已难考究。不过，礼器大半源自实用的器具。例如（后汉书）舆服志就曾说，“威仪之制，三代同之。五霸迭兴，战兵不息。佩玉战器，始非兵旗，于是解去环佩，留其系王遂，以为章表”。猜测佩玉源自战器很可能是正确的。大概是从可携带于腰际的石制武器发展到圭璋，再从圭璋变成玉佩。
悬挂贵重的成组玉佩于腰际，显然会妨害劳动的进行，也不利于军事的行动，是只有不事劳动，优闲的人才用得着的服饰。而把兵器改变为礼器，个人以为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示人以不战的用心。《史记》周本纪说周武王于克殷后，“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山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可见在安邦定土，天下一统之后，表示不再用兵的举动是种很重要的政治技巧。起码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仁慈的君王就该如此。譬如《孔子家语》有，“黄帝与炎帝战，克之，始垂衣裳作黼黻”。即强调创制不便于作战跳跃的垂地长衣裳。和表现高阶级的费工刺绣，其时机就是在战后，亦即人民亟需和平以生产养息的时候。
玉佩的重要零件璜，是龙山文化早期才开始出现的。而龙山时代正是社会阶级从开始分化进而确立的时期。其时约在4800年前，与传说黄帝的时代约略一致。黄帝于战后创衣制，于带上悬吊玉佩增饰，以显示优闲与地位的举动，也很符合那时代的背景。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后人命名这创建人为制度的君王为黄帝，是因为他以璜佩来表示不战的用心，并以之区分阶级，强固社会的秩序。由于显示君王优闲的形象有重要的政治动机，故演成除了遭遇丧事，君王要时刻佩玉不离身的风气。
首饰进入人类生活
首饰本意是指男女头上的饰物。《后汉书·舆服志下》记载：“后世圣人……见鸟兽有冠角冉页之制，遂作冠冕缨蕤，以为首饰。”又载：“秦雄诸侯，乃加其武将首饰为绛袙，以表贵贱。”首饰的涵义在后来扩展为指人们身上的饰物，包括手镯、戒指之类。在人类生活中，首饰是作为一种美的标志或象征友谊、爱情的信物，牵动着人们的情思。
首饰是如何进入人类生活的呢？它牵涉到唯物主义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即人类的审美意识起源于原始劳动的问题。
18000年前，山顶洞人戴过的项链，现存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陈列馆里，这串项链，用穿孔的海蚶壳、青鱼眼上骨和狐狸、獾、鹿等动物的牙齿串联而成。它虽然在今人看来粗糙得很，但在原始时代的山顶洞人眼里，却是再美不过了。10000多年以前，人类社会尚处于旧石器时代。当时人类依靠简单的工具捕获动物为生，与此同时，人类意识到自己所具有的智慧和力量。于是，他们便将猎物不能食用的部分保存下来，佩戴起来，以肯定自己，炫耀自己。这些东西最初只是作为勇敢、灵巧和有力的标记面加以佩戴的，后来，便因此而引起审美的感觉，归于装饰品的范围。当首饰取得了这样的审美价值以后，人们的审美感情便凝聚在它的感性认识之上了，只要这种感性形式出现，人们的审美感情便油然而生。总而言之，首饰的审美意义，从根本上来说，在于它是对人的自我本质的肯定与显示。而这种肯定与显示，则肇始于先民的生产劳动之中。
戒指的原意
戒指异名“指环”，史书中称“约指”、“弓区（ｋōｕ）环”、“手记”、“代指”等。《三余赘笔》记曰：“今世俗用金银为环，置于妇人指间，谓之戒指。”从字面分析，“戒”字含有禁戒之意。因此，妇女在当时戴指环，并非为了炫美，也非为了装饰，而是以示警慎，起着禁戒的作用。
最初，戒指是宫廷中后妃群妾用以避忌的一种特殊标记，当有了身孕或其它情况不能接近君王时，皆以金指环套在左手，以禁戒帝王的“御幸”，平时则用银指环，套在右手。后来，戒指传到民间，去其本义，以为美观，久之便蔚成风气。
戒指一物究竟属于哪一国家的发明创造，还无定论。在中国，戒指的使用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大量文献来看，秦汉时期，我国妇女已普遍佩用戒指。戒指传至民间，其作用就不仅是简单的装饰品了。男女互爱，互相赠送，山盟海誓，以此为证。
在今天，戒指已脱离了原来的含义而变为纯粹的装饰物品。它象征友谊、爱情和幸福。
古人系腰带
带钩是东周时代常见的衣饰用品。它的基本造型是由钩首、钩体和钩钮三部分组成。用以束紧衣服，或悬挂日常用品及装饰物。钩首是个钩，钩住衣带一端的环以束紧衣服。由于钩首的形体小，不是展示美观的主要部位，所以大都因势铸成简单的动物头形，有时则素白无饰。钩钮是个钩体后的突出圆钮，用于把带钩固定在革带或丝带上。因为它被隐藏于带内，不显露于外，故不必有任何的装饰。钩体是带钩的主要部分，显示于外，是装饰炫美的所在，故带钩的各式各样变化就在这一部分。有些钩没有钩体部分，大半只用以悬挂日常小用具。
从带钩在墓葬中被发现的情况，可以确定它有两个用途。一是用以束紧衣服，一是悬挂剑、弩、刀、削、钱囊、镜、印章、佩饰等物，是日常、也是军事的装备。它的尺寸颇为悬殊，没有钩体的小至2公分以下，长的有达46公分。不过一般长10公分上下。钩体一向作成有弧度，以适合腹部的弯度，故用以束衣的功用至为明显。
几乎所有固体的材料都可以制作带钩。因它是身上很显眼的东西，可以达到夸示财富与地位的目的，所以有钱的人往往以最昂贵的金、银、玉、玻璃等材料来制作。家境不富裕的则大多采用铁、石、骨、木、陶等材料。但目前存世最多的带钩却是青铜铸品。
钩体的造型，基本形状有宽板、窄带、一端膨大及不规矩的像生形状等大类。每一种都于形体的变化外，加上几何线条、各种动物、人物等平面、浮雕或立雕的纹饰，还有加上鎏金、嵌镶金、银、绿松石、水晶、玻璃、玉等不同颜色珍物的繁多花样。
从成千出土的带钩来看，可知中国最早使用带钩的时间是春秋中期，战国时最盛，汉以后就衰微了。但根据文献，《史记》齐世家有“而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时代属春秋早期，带钩已有使用于戎服。
使用带钩以前，中国人以布帛的带子束紧衣服，并在其上悬挂日常用具。高贵者的带子也有繁褥的刺绣装饰，炫耀的目的与带钩并无不同。那为什么到春秋时人才突然兴起服佩带钩的风尚呢？
有些人以为带钩是因使用革带而发展起来的服饰。皮革是游牧骑马民族比较熟悉的材料，加上带钩又有犀比、犀毗、胥纰、私纰头等显然是外来译音的名称，因此以为它是骑马民族引进的服饰。但是几十年来的考古工作，发现带钩的传播是从三晋与关中的中原地区，逐渐向四周扩散的。而同时的游牧地区反而少发现这一类的服饰。可知它应是中国自己发明的东西。而且，在西周初期就已有以革带系带的衣制，其时并没有使用带钩。可知带钩不会单纯起于革带的使用。
带钩与带扣都是革带上的零件，都用以束衣。带扣很早就被用以为马骑的束带，因此推测它被转用为腰带而发展成带钩。但是用带扣束衣要晚于带钩。而且从早期带钩的形制看，似乎也不是如此发展的。春秋期的钩以小型的居多。不少是没有钩体，甚至没有钮的。显然其作用是悬挂物品而非束衣。古时的带虽可在腰际插大件的工具，但如像刀、削一类有角棱的小件东西，就不便插于腰际，宜悬吊于衣带。很可能那就是钩的最初用途，后来才转用以束衣的。
带钩之出现于春秋时代，该有时间上的因素。以带钩束衣的好处是容易带上和卸下方便。不像宽带要捆绕折叠，颇为费时。虽然绅士们讲究雍和从容的气度，不嫌费时，但这种带子不便携带量重的东西。所以万一携带某种不常用而量重的东西时，便需要有种特别用途的腰带，而带钩很可能就是这样发展出来的。
《左传》桓公二年记载，“衮冕黻王廷，带裳幅舄，衡纟冘纟厷纟延，昭其度也。藻率革卑，靋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明示身上穿有丝带与带。河北平山战国初期中山王墓出土的佩剑男子持灯灯座，男子的宽幅腰带上也系有带钩，启示我们使用带钩的契机。
春秋时携带量重而不常用的新事物最可能是剑。剑是短兵刃发展起来的，初为乘战车者的护身武器。它开始发展于商代晚期，以刺杀心脏部位为目标。早先只有二三十公分长。随着冶金技术的发达，春秋时骑兵的应用日盛，短剑的使用越来越迫切，所以剑的长度越铸越长，经常达到50公分，重量自然也跟着增加。同时，春秋以来诸国交锋频繁，卿士多参与军事，本为格斗武器的剑，渐变为装饰的用具，成为一种身分的象征。它可能悬挂于有带钩的革带上，平时闲置于家中，一旦有需要佩挂时，才临时加到丝带上，因此才成带上有靋带钩的现象。
早期的带钩可能只是带剑的用具，还不被视为装饰的器具。故早期的带钩都短小而制作粗陋。因为它易服易卸，春秋晚期普遍用之以束衣。为了显示威仪的目的，就开始制作精美而大型的带钩。
束衣的带子本来都以纺织品作成。后来大半是基于上述军事上的用途，男子的带子才改以革制带钩，妇女则仍保持丝制。故东汉《说文解字》对带字的解释是，“绅也。男子靋带，妇人带丝”。
大概源自骑马民族的带扣，束衣的功能更为稳牢，加上人们又不时兴带剑，不必时卸时带，故西晋以后带钩就逐渐被带扣取代了。
古代人化妆
化妆作为美容的一个方法，古已有之。《中华古今注》载：“自三代以铅为粉，秦穆公弄玉为烧水银作粉与涂亦名飞云丹”，“燕脂盖起自纣，以红兰花汁凝作燕脂。”尧、舜、禹三代是否以铅作化妆粉，以及在商朝末年是否就会制胭脂，今难以考证。但在先泰时人们已会化妆，倒有很多佐证。《礼记》有“以丹注面”的记载，说明那时已有人用红颜色涂在脸上当胭脂；《诗经》有“玉之锁兮，充耳王秀莹，充耳王秀矣”之句，说明当时已有人将琐（即美玉）挂在耳上做装饰品；而《事物记源》中“秦始皇宫中悉红妆翠眉”之说，则更明确地说明秦时已有人用修画眉毛、脸上涂红来化妆了。
汉以后，女子化妆很是普遍，化妆品也随之有所发展。《毛诗疏》中说：“兰，香草也，汉宫中种之可著粉中”，这说明当时不仅已能制化妆用的粉，而且有了专门从事制作化妆品的人。
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贵族妇女已不满足于一般的涂脂抹粉，她们争艳斗奇在脸上画上各种花纹图案，或将翠珠、金铂镂贴在脸上作“妆靥”。据说南北朝时的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在正月初七卧于含章殿檐下时，梅花落在额上，宫人觉得非常好看，争相模仿，从此，“梅花妆”便流行开来，历经隋唐五代，至宋代时仍盛行不衰。
在妆靥中贴上去的花纹图案，大都贴在额上、眉间、两颊、鬓旁，称作花铀或花子。这种化妆在晚唐时最为流行。
古代妇女盛行妆靥，在文学中亦有很多反映，刘禹锡有“花面丫头十三四”，温庭筠有“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而徐图昌的诗则道出了妆靥的由来：“汉宫花面学梅妆”。
唐时妇女盛行化妆，出现了很多化妆名称，如催妆、红妆、晓妆、醉妆、泪妆、桃花妆、仙蛾妆、血晕妆等等。
古代化妆人多为贵族妇女，化妆时多有婢女相助，一般要花一二个小时，有时半天才能完毕，而民间女子多是在出嫁时才精心化妆一番。
慈禧的美容术
清朝慈禧太后到老年时，皮肤还象少女般柔嫩、细腻，面部很少皱纹。据史料记载：慈禧的美容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注意情绪的稳定。古今医书都证明，情绪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他与皮肤美容有重要关系。据载，慈禧相当注意神态的稳定，她在宫中由于怕孤独，经常叫一些亲戚和宫女围坐在她身边闲聊。但任凭他们如何说笑，慈禧都是极力忍耐，从不作大笑。
2看重珍珠的美容作用。据载，慈禧每10天服珍珠粉少许，并几乎是在同一时辰服用，她还命太监在制香粉时也掺入珍珠粉末，并用其扑面。
3使用中药花露美容法。史书记载，慈禧每天清晨，用太监送来的一盅名贵中药和花露制的脂油，小心地揉擦面部，约半个时辰，再用软的毛巾将脂油轻轻抹掉。
4讲究合理的洁肤。慈禧平时很注重洁肤，无论是洗脸或者是沐浴，都不准女官为她水洗，而是用极细软、极细软的毛贴沾水轻轻地揉擦和拍打。
5运用按摩美容法。慈禧太后的梳妆台上，经常放有一支长约3寸的玉棒，闲来之时，总要拿在手上玩耍，还不时在脸部顺着肌肉纹理方向轻轻滚压。
男性的修饰美
一般来说，男性具有阳刚之美，只要适当注意修饰，就可以使男性美的独特魅力显示出来。男性美在修饰方面的具体要求是：整洁大方，服饰得体，勤修边幅，能恰到好处地突出男性特征。
男子的服装要有助于表现男性独特的内在气质。周恩来总理在世时，不论是穿中山装还是穿西服，不论是新衣服还是旧衣服，总是那样整洁精神，庄重大方，充分体现出他那平凡而伟大、朴实而高尚的内在气质，深受中外人士的敬重。这种服装美的效果，是与周总理高尚的情操、卓越的政治素质和高深的文化修养分不开的。从服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周总理是男性的内在美与形式美相结合的典范。他的气质借服装来表现，服装更使他的内在气质熠熠生辉！
服装的美感不但来自穿着者的内心世界，还与穿着者的具体情况——身分、经历、年龄、职业、才智等因素有关。男性服装没有女性服装那么品种繁多、花色齐全，因而在服装穿着上应当特别注意适度合体。西服目前在全世界被公认是男子的正统服装，这是与西服能较好地体现男性的美分不开的。西服比较讲究突出男性胸围、腰围和臀围的特点，在造型上表现出线条活泼而流畅的美，使穿着者潇洒自然、风度翩翩，具有一种特殊的健美感和时代感。西服的结构造型与男子的活动比较适应，使颈、胸、腰等部位平展舒适，富有挺括之美；钮扣比较随便，可以给人一种自由舒适的美感。胸前饰以色彩夺目的领带，显得精神焕发，富有青春气息，给人以飘逸的美感，能为一个容貌平平、风度一般的男子增添不少光彩。
希望自己有健壮男性美特点的男子，必须根据自己现有的身体形态，长期而有目的地进行肌肉锻炼。男性健美的形体，要求肌肉丰满而又相互协调，并合乎一定的比例。单杠的弓体向上，双杠上的摆浪动作，举重、拉弹簧扩胸器等项目锻炼，都可强健肩部及上臂肌肉。跑步、跨栏、跳高、跳远、踢足球等运动项目对下肢肌肉的锻炼很有作用。从体型上看，男子的骨盆及臀部比女子小，下肢比女性相对要长，这使男性显得身体高大而魁梧。为此，男子要经常注意练习夹臀提肛等动作，以使臀肌结实，骨盆窄于肩宽，呈现男性特有的“倒三角形”的形体美。
当代女性对男性美的魅力的理解，比较侧重于精神风貌。一些知识浅薄、行为粗俗的男子，对于女性来说，就好像是一杯白开水，几口就可以喝干。可是，具有无限魅力的男子，对于她们来说，就像是万顷大海，有着很高的审美价值。
女性的修饰美
如今，女性的修饰美越来越引人注目了。
服饰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是一个人个性、品味甚至社会地位的象征。很难想像一个把自己打扮得像七彩雀一样的女人，会赢得人们的尊重。而高雅大方的打扮，却能给人以成熟、稳重的形象，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启迪。服饰的作用，是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作为审美对象的女性身上，而不是让人们注意这些服饰的美，这是服饰美的要旨所在。
女性的衣服如果富有朦胧含蓄美，那会使她增添不少的魅力。似隐似现，微露其形的衣服，可以使人觉得女性体内隐藏着无限春色；又可使人觉得意犹未尽，而引发对女性形体美的无限想像，产生一种朦胧含蓄的意境，形成丰富的美感与迷人的魅力。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找到不少衣着富有朦胧含蓄美的例子。比如，有些青年妇女内穿大红袄，外罩蓝布衫，微露一角；有的妇女内穿大红针织毛绒衫或丝绒与绵缎之类的大花袄，外着黑呢子大衣，在领胸之间透露出一点蕉红的春色。这些服饰较好地处理了露与不露的关系，给人以美的享受。有些女性内穿红色毛衣，外罩白色羊毛空花女开衫或手工钗针空花衫；也有些少女内穿红色针织品，外披黑色网眼衫。这些衣服红黑相映、红白相衬，色彩丰富而和谐，以素色映衬艳色，似隐似现，确实给女性平添了几分姿色。烂花面料的衣衫，也很受女青年的欢迎。这是因为这种衣服面料比较轻薄，烂处似藏，可以窥见贴身衣服，不烂处似露，遮盖着一切，可以造成一种“遥看春色情欲无”的美学意境。
朦胧含蓄的美，不同于袒胸露肩、裸现乳峰那种色情的格调，而是与我国民族审美情趣相联系的。女性衣服的露，既要使人直接看到天生丽质，充分展示女性人体的自然美，又要符合我国社会心理和传统的审美观念。女性衣服的藏，既可以起到保暖、遮盖护体的作用，又不同于古代封建社会那种把女性的手、脚全都封闭起来的藏。既露既藏，亦实亦虚，朦胧含蓄，才是现代中国女性所需的服饰美。
女性戴耳饰，早已风靡全球，成为一种美的时尚。从小姑娘、少女、成年妇女直至老妇人，人人戴有耳饰。妇女们戴上不同形状的耳饰，可以使面颊丰满、协调、漂亮，具有时代的气息。耳饰如果运用得当，是能增添姿容之美，使人分外妩媚的。
胸花是增强女性魅力的又一种饰物。在胸部耀眼的地方别一枝胸花，能引人注目，给人以美感。项链、手镯、戒指，如运用得当，也可以适当增加女性的魅力。项链的光泽和形状可以衬托脸形之美，圆脸女性带项链还可使脸形得以改善，手镯和戒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女性纤细的手臂与手指显得更加美丽。
打扮是女性美不可缺少的部分。青春年华的女性，更喜欢打扮脸面。实际上，美容最重要的条件倒不在于化妆品，而在于笑。没有笑容的面孔，是不能算美的。满面笑容，的确能增加女性美的魅力，使得人人喜爱，整天愁眉苦脸，或冷若冰霜的女子，是不会讨人喜欢的，即使长得很美，也不过是一个“冷美人”而已，使人可叹而不可爱，可敬而不可亲。笑是女性的利器，具有极大的魅力。因而，日本作家白川渥说：“所谓美人，就是有笑容美态的女性。”
女性的魅力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是容貌、神态、精神、气质、性格、知识和生活技能的总和。在对待自身美的问题上，妇女们有了长足的进步。她们已不再拘泥于单一的服饰美或化妆美，而是向着服饰美、化妆美、饮食美、体格美、气质美的完美结合方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