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声久久在此间回响更加令人生疑，以往夜深人静时，只有捉捕人的警车出动，裂人心肺的警笛惨叫着，给睡梦中的市民们平添一种恐怖感。
可今夜的汽车没有警笛的嘶鸣，只有轰轰的马达声一直在墙外转悠，这决不会是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干吧？从事地下工作的职业习惯，马上令吴荣森意识到，准是敌人侦测电波方位的侦测车在行动，敌人是冲着地下电台来的。
自南京敌国防部派遣的测向小组到达青岛后，敌人就一直在搜寻地下电台的目标，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
电台车巡回测向是采用的科学先进手段，这说明，敌人可能测到了地下电台的大致方位了。
好玄乎，多亏今夜已发报完毕，电台停止了工作，否则，有可能“栽”在巡回测向的电台车手里呢。
这天晚上，离青岛解放的日子只差十天时间。
他立即将徐宝光叫醒，让他做好应急准备，同时也叫醒了徐的家属，让他们设法躲藏起来。
他们在紧张的心情下静待事态的发展。
好大一阵子折腾后，汽车声渐渐消失了。
由于地下电台停止了发报，敌人的测向失却了目标，成了一只无头的苍蝇，折腾不出名堂，只好丧气地无功而返。
敌人的反常举动，给地下电台小组一个深深的警示：敌人一刻也没有停止搜索地下电台的行动，这世界上天天有人生有人死，更不消说会有人倒霉，从事地下工作稍有不慎，就会铸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终生大错。
第二天下午，电台小组在城阳路又一次召开了紧急会议，针对头一天晚上所发生的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迁台后设在曹县路的地下电台台址，也已经被敌人注意上了，必须马上转移，散会时，由于市内戒严时间将到，当晚已无法搬运电台，决定次日凌晨迅速将电台转移。
并慎重决定：为电台的安全考虑，当晚不再启用电台。
天下事也往往会出现一种奇怪的巧合，巧到把一些火烧眉毛的事情都硬往一块儿凑。
紧急会议上刚刚决定的，当晚不再启用电台，就收到了交通员黄为民送来的一份情报，并要求尽快发回解放区去。
这是胶东区委统战部地下情报部门转来的一份十分重要的情报。
吴荣森接过来一看，是蒋介石的一份手谕，大意说：撤离青岛的时间再延迟一周，而由5月25日延到6月2日，并已派来货轮十五艘，以便撤退时尽量多装载些物资。
看见这份情报后，吴荣森深感这份情报关系重大，一刻都容不得拖延，必须立即发出，让上级尽快知道敌人的意图，以便采取相应对策。
电台小组其他成员从电台的安全角度出发提出了异议，并要求遵守“电台易址前停止通报”的决定。
面对这份十万火急的情报，吴荣森反复向大家说明这份情报的重要性，必须尽快拍发出。
这也是革命的需要。
他深情地对同志们说：“革命需要安全，安全是为了更好的革命，这份重要情报一旦提前发出，就能减少我进军部队的伤亡。
只要对革命有利，就是个人牺牲了也值。”大家被吴荣森的真情所感动，黄振远、徐宝光放弃了坚持原来的意见，同意了吴荣森的决定。
决定当晚冒险发报。
革命本身，就是处在风险之中。
为保护地下电台不被敌人发现，吴荣森巧妙地将电文缩写，争取以最短的时间将情报发出去，与敌人抢时间，乘敌不备，周旋于敌人空隙的夹缝之中。
为了减少损失，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吴荣森郑重建议，趁尚未开始戒严之前，徐宝光及其全家先分散到亲友家躲起来。
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旦出现意外，也好为革命保存下一部分火种，将牺牲减少到最低程度。
徐宝光则坚决反对。
他认为：那样做会引起邻居的怀疑，造成敌人的警觉，一旦有人通风报信，势必会直接影响今晚的发报，权衡利弊得不偿失。
再说，吴荣森在发报时，也需要有人协助和保护，人多办法也多，他决意让全家人留下来，与吴荣森一起来共同完成这项重要任务。
这是一种革命者的胆识与魄力。
听到战友这种风雨同舟患难相济的决心，吴荣森紧握着徐宝光的手，又拍了拍他的肩，却激动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还需要说什么呢？心心相印是天底下一种最珍贵的感情与友谊，这就是战友情份。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发报，这是一次与敌人斗智斗勇的较量。
开机前，徐宝光就提前在楼台上放哨，密切注视着华阳路方向，昨晚电台侦测车就是从那个方向出现的。
规定的接发报时间快到了，同前几次一样，先是敌台模仿我机关台向吴荣森呼叫，未见上钩后，继而就用强波干扰，吴荣森在焦急等待中，忍受着这种滋味的煎熬，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吴荣森有一种度秒如年的感觉，他从来都没有这样紧张过，额头上沁出一层密密的汗珠，自己却浑然不知，他嫌今晚的时间过的太慢太慢，连钟表的摆动声，他也感到比平时慢了许多。
难奈的时刻在难奈中消失。
终于，规定的时间到了，他从纷乱的噪音中仔细地辨别着，好不容易才找到机关台的声音。
吴荣森高兴极了，立即将那份重要情报拍发出去。
但因敌人施放的干扰太重，机关台总是听不清楚，吴荣森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复拍，总共只有二十几个字的电文竟连续拍发了十几分钟。
机关台还一再要求核实。
正在这关键时刻，敌人电台侦测车，又出现在华阳路上，车朝着这个方向开过来了。
徐宝光风风火火地从外面进来说：“荣森，快关机！敌人的侦测车出现了。”“不行，上级机关台要求再核实一遍。”“那你赶快核对，晚了怕就来不及了。”情况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刻了。
徐宝光转身返回楼台，继续为吴荣森望风，监视着敌人的行动。
两分钟后，吴荣森已与机关台核对完毕，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迅速焚毁了电稿和密码复制本，拆卸掉机器并掩藏好，同时让徐宝光一家躲藏到顶棚里去以防不测。
不一会，一束手电的光柱落在徐家的窗户上晃动，吴荣森和徐宝光，通过窗帘的一角观察到，手电的光束是从火柴厂那边打过来的，这说明，敌人首先在判断上犯了错误，错认为地下电台在火柴厂，就先进了火柴厂，结果在那边搜查扑了空后，才向这边打的手电筒。
那下一个目标有可能就是这里了。
怎么办？街上已经戒备森严。
此刻出走肯定是走不脱的，弄不好出去正好是自投罗网呢。
既然走不脱，也不能束手就擒，那就只有跟敌人拼了，大丈夫死也要死他个轰轰烈烈。
值得庆幸的是，那份重要情报已经发出去了，也许此刻军区首长手中正拿着那份情报，连声称赞小伙子干得不错呢。
想到这里，吴荣森又感到十分坦然与欣慰。
他和徐宝光手握手枪和手榴弹，埋伏在房门的两侧，屏息观察着动静，随时准备着与敌人以死相拼。
死，那是一切生命的最终归途，对于一个常常和死神打交道的革命者来说，死，撼动不了他的神经和信念。
死，它不是一切的终结，如同秋收并非稻的灭亡一样。
可是，他们却没有死。
当一个人坦然去面对死神的时候，死神有时并不青睐于他。
敌人用手电对附近住房胡乱照射了一通后，不知为什么始终没来叫门。
敌人又一次扑空了。
这是一个并不令人注目的夜晚，或许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能记住它并将它追忆。
可当年吴荣森和徐宝光一家，那一晚的精神却处在极度紧张之中，他们的心一直在半空中悬着。
人生是旅途的无限延续。
偶然在泥泞的路上，踏下一个深深的痕迹，那就是记忆。
那一晚上的记忆，在当年的地下工作者的心中，永远都不会泯灭，那是一次生与死的淬火，尽管是枪没响弹没飞，却能让人铭记终生。
遥远的夜空中，倏地有一颗流星滑落，一切复又归于平静。
吴荣森面对滑落的流星，想到了那辆神出鬼没的电台侦测车，心里暗暗骂道：“见鬼去吧，从明天起，我让你在这里守株待兔。”苍穹与大地默默地对视着。
5月24日凌晨5点，宵禁刚刚解除。
战争的恐慌已经漫延到了城里。
一身商人装束的黄振远，骑来自行车，把电台悄悄搬走了。
这一回新转移的台址，设在城阳路1号的楼上。
这是一次非常有胆识的台址安排。
城阳路1号楼下，是国民党陆军五十军联络处，这倒为地下电台涂上了一层保护色。
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叫作“越是最危险的地方越最安全”吗？谁会想到，在这国民党重兵把守的军事部门，还会秘密活动着中共地下党的地下电台？连敌人的电台侦测车，也不会到这里来侦测的。
这应该感谢黄振远同志的哥哥，他是五十军联络处的副官，新台址是他帮忙给提供的。
地下电台转移到新的台址后，接着就马不停蹄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在接近青岛解放的最后几天里，根据中共青岛市委的要求，为配合进军青岛的军事行动，地下电台需全天候二十四小时开机，电台小组成员和各情报小组，全部投入迎接解放青岛的战斗，随时准备接受指示和报告市内敌情。
若当时没有城阳路1号这个新台址的话，地下电台很难应付和处理当时的复杂敌情和敌人制造的种种麻烦。
电台小组虽说有三名成员，但懂报务技术，能够单独值机的只有吴荣森一人。
自从地下电台启用后，半年多来，吴荣森就很少睡过囫囵觉，因为通报时间几乎全部在深夜中进行，加上近来为迎接解放，夜以继日的工作，他患上了肺结核病，竟累得好几次吐了血。
但通报从未耽误过。
一道红色电波横绝太空。
早晨！早晨……天边，一抹温暖的橙色，柔和得宛如在调色板上调出的温柔色调。
天蓝如洗，却又带着几许酣睡初醒的迷蒙。
吴荣森又是一夜没睡。
他太累了，他真想倒头睡一觉，哪怕十分钟也行。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十分钟都是奢望，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地下电台紧密地与解放青岛的战斗联系在一起，它一头挑起战争，一头迎来解放。
5月底了，日历的页码开始向6月翻动，国民党十一绥靖区司令部及市政官员，纷纷乘船逃走。
同时，敌人也没有停止残酷地搜捕和杀害地下工作者。
电台小组的同志们，为了迎接青岛解放，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在敌人心脏一刻不停地战斗着。
市内交通员和各情报站的同志通宵达旦，不断地将搞来的敌人动态情况，及时转到地下电台。
再通过这条无线电波，使地下党组织与进军青岛的指挥机关，连成了一个战斗的整体。
街上，那一辆辆囚车，“呜呜”地尖叫着，示威似地来回穿梭着，那真正是一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战斗。
这种战斗最惊心动魄。
说不准哪一刻，整个生命就会了无踪迹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电台小组的同志们，都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即使生命转化为另外一种存在，也不会是一种遗憾，这生命毕竟是存在过年轻过梦想过，并以一个小人物的全部心智不懈地追求过战斗过。
人生，本能的顽强的可赞叹的人生，只有在战斗中，才能呈献出异彩。
人人都要老要死，而且，人人都知道自己会老会死的。
但是，人生的喜悦并不曾因此而黯淡失色，人生的劳作苦恼和探求，并不因此而变得毫无意义，生命的价值，也并不能因此而被抹煞掉。
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地下尖兵们，死亡的阴影随时都在威胁着他们，谁都有可能在下一分钟就死去，那当然是一种非正常性死亡，那是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或枪弹下。
但谁也没有胆怯，谁也没有因此而停止战斗，相反地给生命赋予了一种全新的使命。
死，对革命者来说，本是件无所谓的事情。
重要的是前进。
哪怕前进的只仅仅是一小步！电波，红色的电波，在解放青岛的战役中永不消失。
五十个春秋，五十载风雨，五十年过去了。
沧海桑田，天地翻覆。
战争已离我们远去。
如果问及谁知道当年地下电台，曾经在岛城的哪条路上设过台址，十有八九都会摇头。
当年，地下工作者们的人生追求，就是如何将青岛完整地交还到人民的手中，就是消灭人吃人的旧制度，让子孙后代过好日子，他们的人生是闪光的。
试看芸芸众生，人生可以有无数种演绎：人生是攀登。
人生是赛球。
人生是咏叹调。
人生是哀乐。
人生是喝蜜糖。
人生是吃黄连。
人生是奉献。
人生是索取。
人生是探险。
人生是沽名钓誉。
人生是昙花一现。
人生是争分夺秒。
人生是天马行空。
人生是逆水行舟。
人生是装疯卖傻。
人生是演戏。
人生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人生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人生是“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人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人生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人生是“俯首甘为孺子牛”。
人生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天底下所有的人，是否都敢面对曾为我们打江山夺天下的前辈们问一声，自己的人生究竟是什么？人生的追求，应该只有开始，没有结束。
智获敌情报张网擒潜特又是一个清晨。
海十分平静，像镜面般的海水上浮泛了一些碎屑。
远处的岛屿流泻着浓蓝的色调。
来往航行的汽船、小艇，交替地响着凄绝的汽笛，震碎了海面的寂静。
又有船要出帆了，船上堆满行李和货箱。
船舱中挤满了人群，喧嚣地吵叫着。
人们在逃难。
动乱的年代总是这样，乱而无序，大家拥挤到一处，喊着吵着，不知是在替哪一方倾吐不平。
风，一阵柔和的风迎面吹来。
太阳还没露脸，从国民党统治的青岛市内，前后一溜驶出四辆马车来，有节奏的马蹄声踏在城外的土路上，留下一路乱糟糟的蹄印和辙印，溅起一路尘土飞扬着四散开去。
坐在车上的五男二女，个个都是商人打扮，他们年龄最大的也不过四十岁，年轻的只有二十来岁，马车上堆放着一些货物，看样子，这些人很像是从青岛采购货物返回的买卖人。
马车出板桥坊卡子门后，经流亭奔城阳一路往北，车上的男女谈笑着，指划着远方的崂山议论着。
青岛外围的许多地方，国民党军队在忙着修工事，战争的阴影像只巨大无比的鸟翼，遮蔽着青岛的上空。
路上行人极少，偶有路人，也都是脚步匆匆，谁也怕打仗，仿佛战争的血刃已高悬在青岛的天宇。
春寒未尽，天空还飘来丝丝寒意。
黄昏时分，马车过了沙岭河，接近了南村镇，车上的男女停止了说笑，神色和举动也显得不自在起来，甚至还露出几分紧张，像怀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太阳西沉了，马车驶进了南村。
夜色也随之降临。
镇头的一棵老槐树，树皮粗糙得厉害，裂着几条几乎贯穿的深沟，但它依然活着。
时节未到，树还没开始发芽，树上那些光秃秃的灰色枝条已开始萌动。
南村是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毗邻的一个较大集镇。
从青岛进入解放区，只要是走大路，这里则是必经之地。
中共青岛市委社会组负责人衣吉民同志，根据打入敌人心脏的地下工作者的确切情报，在南村镇子里布下了天罗地网，静静地等待着这帮“商人”的到来。
一切都在意料与掌握之中。
果然，按照情报上讲的路线和时间，“商人”们到达得很准时，当解放军出现在这帮“商人”面前，“商人”们出示证件时有点慌神，但很快又镇定下来了。
解放军检查完证件后，印证了这伙人正是他们所守候的“商人”，很自然，这帮“商人”就被“请”到了解放区的看守所里。
这帮外表上是“商人”打扮的人，哪里是什么买卖人，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国民党保密局从青岛派往我华北解放区的特务，想通过青岛解放区取道去天津、北平潜伏起来，采取孙猴子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办法，与我们较量，却没想到，一踏上解放区的土地就翻了船。
人世间，让人捉摸不透预料不到的事，多得很。
杜学诗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当他一迈进解放区的土地，就糊里糊涂地成了共产党的俘虏，真是丧气到家了。
审讯时，第一个被提审的就是杜学诗。
审讯人员威严地说：“你叫什么名字？是什么身份？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必须老老实实地交待清楚！这样，对你本人有好处，懂吗？”“懂，长官。
我姓张，是正儿八经的做买卖的，从青岛来，准备到济南府去。”杜学诗心存一丝侥幸心理，在耍着滑头。
“此话当真？”“不敢撒谎。”杜学诗对审讯人员沉稳地回话，还以为自己的谎话编造得天衣无缝呢。
正在杜学诗装模作样思想走神时，审讯人员开口了：“你该不是在说梦话吧？你以为编造的这套假口供，就可以蒙混过关了吗？”这猛然一问，令杜学诗一惊，走神的思绪还未来得及收拢回来，就听审讯人员厉声说道：“你不姓张，也不是到济南府去，你的任务是潜伏北平，对吧？”阴谋一下子就给揭穿了，一种恐惧感从心底油然而生……杜学诗心里暗道：他怎么知道我的任务，真他妈的神了，这该如何是好？“杜学诗参谋！”审讯人员冷不丁猛喊了一句。
“到！”杜学诗不由自主地职业性地应了一声。
“这回你还有什么话说，该说实话了吧？”审讯人员不愠不火地说道。
一切都不言自明了，厉害，共产党果然棋高一着。
杜学诗现在就是浑身是嘴，也无法掩饰其军统特务的身份了，一张假商人的画皮还未等正式交锋，就被自己亲手剥下来了。
他无奈地闭上了眼睛，把头深深地埋在了胸前。
他在思谋着对策。
沉默，杜学诗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相，但丝毫掩饰不了他内心深处的恐惧与绝望。
“你先回去好好想一想吧！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只要你能老实交待罪行，我们是可以给你一条出路的。”杜学诗翻了翻眼皮，若有所思但仍没开口。
审讯人员挥了挥手，杜学诗被押了下去。
这是与军统特务杜学诗的第一次交锋。
或许是攻心战起了作用，或许是蒋家王朝人心丧尽，或许是还有其他原因，反正，第二天晚上提审时，杜学诗竹筒倒豆子一卞子全盘交待了这一伙潜伏特务的组织情况和行动计划。
第二个被审讯的是，这伙潜伏特务的头子宋光辉。
他也自以为是地认为，共产党无真凭实据证实他的身份，所以，他一口咬定是往来国民党统治区和解放区之间的行商，并拿出一张青岛××商行开具的行商证明来证明自己的“合法”身份，还狡猾地反咬了一口说：无故扣押“商人”，不是共产党一贯奉行的主张。
审讯人员问及他车上的同伙时，他更加狡辩称，与车上其他人根本不熟悉，是临时搭伙。
这是个十分狡猾的敌人，是那种不见棺材不落泪的角色。
该给他来点硬的了，否则，他还会在这里假戏真演下去的。
“好！你既然是行商，那就是给国民党保密局行的商了。
事到如今，你还不说实话，是打算与人民顽抗到底了吧，少校先生？”审讯人员这几句不冷不热的话语，不亚于一颗重磅炸弹，一下子把这位故作镇静的特务头子给镇住了，他一下子就乱了方寸，眼睛如同死鱼一般，一转眼就失去了光彩，但这只是一瞬间的变化。
此刻，他又恢复了理智，心仍存一丝侥幸，装出一副老实的可怜相，嘴里仍在辩解：“我确实是行商的，确实是老实的生意人，长官，你们可要明察啊……”他脸上那一瞬间的微妙变化，未能逃脱审讯人员的眼睛。
“别演戏了，宋光辉。
你说你是老实的生意人，那么我问你，你带着情报员、报务员、译电员干什么？世上还有这样巧的事吗，整部电台的全班人员，会是在路上临时搭伙的吗？你以为你手下的那些小特务，都是死心塌地替你卖命吗？都和你这个保密局少校特务一样顽固吗？放聪明点，坦白交待罪恶阴谋，争取人民宽大处理，人民自然也会给你一条出路，与人民为敌，只有死路一条，何去何从，你看着选择吧！”宋光辉尽管受过军统特务机关的特种训练，但在此时此刻，已经被彻底揭穿，求生的意识就占了上风，当他听了审讯人员这些斩钉截铁的话语后，顿时慌了神，这下他可真的坐不住了，冷汗也从脸上滚落下来。
他心里暗自盘算道：已经落在了人家的手中，不交待是混不过去的，再说，国民党气数将尽，我何必当那份忠臣去为他们殉葬。
他向审讯人员供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我叫宋光辉，是国民党保密局的少校专员，这次奉命到河北那边解放区去，准备依靠亲友关系站住脚跟后，潜伏下来发展组织开展工作，刺探情报等待时机配合国军反攻。”在世界上，人类之所以成为最高级的生物，恐怕就在于每个人的心底里，建树着最神圣的精神支柱。
人们凭借不倒的意念，去崇拜着各自的偶像，寻觅人生的意蕴，获取生命的价值。
那么，也许人们会问，为什么审讯一开始，这些国民党军统特务就垮了呢？并且是这样的不堪一击。
国民党军统是专门的特务机构，是蒋介石使用起来最得心应手的鹰犬，可为什么在青岛解放区里，一个个显得又是如此草包呢？原因就在于我方情报内容早已掌握得具体而又准确，而敌人却恰似一群无头的苍蝇，胡碰乱撞，岂有不栽跟头的道理。
而这么准确的重要情报，又是怎样得来的呢？当然，离不开在青岛工作的地下英雄们。
三年的解放战争，是一个英雄的时代，英雄的时代才有生命的真实叙说。
每一个和平年代中的血性男儿，都会羡慕那一去不返的时光，而在为青岛的黎明勇敢战斗的岁月里，在另一条秘密战线中，又有多少动人的传奇，溶入了日后的岁月中。
不曾想，五十年后，让我用一支笨拙的笔，在史海中打捞着。
……这是1949年1月的一个星期日下午。
街上有一群下工的纺织女工走过，穷苦的脸相，仿佛是一些凋残的花朵。
不远处有婴孩的啼哭，那是穷人家的孩子在哭。
那微弱的声音像猫一样，使人听了会想到凄寒的冬夜。
打入国民党十一绥靖区司令部总务处第二科任上士文书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任道治，来到了胶东路22号，这是中共青岛市委社会组领导的，地工小组负责人于淑明的家。
在这里，任道治汇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情况，就是十一绥靖区工程指挥部的上尉参谋杜学诗，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有可能作为奸细被派往解放区潜伏。
这是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重要情况。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任道治是通过十一绥靖区军事工程指挥部的上士文书秦大丰（已为任所争取，本书以后还要提及）的介绍，结识了参谋杜学诗的。
杜学诗长得挺帅，有着较高的身材，白净的瓜子脸，一副奶油小生的派头，挺讨人喜欢。
三十多岁的年纪，天津市人，在青岛没有亲戚，倒挺想结交个知已。
别看任道治只有二十岁，人却十分机灵，他嘴很甜，很快就能与人相处得很好，他一口一个大哥，把个杜学诗哄得腿肚子都朝前转了。
他没事就到军事工程指挥部去找杜学诗玩。
从表面上看，这两个独身青年军人，相处得十分融恰，无所不谈。
从天文地理文学家庭以及女朋友，不可避免地也谈时局，关系好像是很密切，大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感。
但是，这却是两个截然不同营垒中，两种持不同政见者，是水火不能相融的两个阶级。
任道治接近杜学诗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敌人情报；杜学诗则仅仅认为，任道治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异乡知音小兄弟而已。
为了给杜学诗造成这种认识上的错觉，任道治总是像小弟对待大哥那样去对待杜学诗，在政治上总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大大咧咧地对当前时局不以为然。
但杜学诗说什么时，他总是采取随声附和，甚至奉承的态度，脑子好像不是长在他脑袋里似的。
这样，他在杜学诗的眼里，就只是一个讲义气重感情，但不懂事不用脑子的小阿弟了。
所以，对他就不存一丝一毫的戒心。
有时杜学诗把满腹牢骚向他吐露出来，发泄他对某些人或某些事情的不满。
凡在这种时候，任道治给予杜学诗的都是同情，还积极地给他出一些寻求解脱的点子，一来二往，杜学诗错把他当做了知心朋友。
当然，中共青岛市的地下工作者，谁的头上也没贴着“共产党”三个字，所进行的一切，都是在无声的状态下进行的，真正钻到铁扇公主肚皮里去的孙悟空，是我们的地下工作者。
秦大丰在完成一项重要的情报工作后，奉命撤回了解放区。
当时，并没有人去关心秦大丰的事，一个小小的上士文书，在绥靖区遍地都是，伸手一抓就是一大把，多个少个无足轻重，谁还会去留意这样一个小人物的存在呢？可有一次，任道治去找杜学诗玩，杜学诗突然问任道治：“秦大丰到哪里去了？”任道治机警地回答：“不知道。”并随口反问道：“我说大哥，你和大丰都是军事工程指挥部的，你都不清楚，我哪能知道呢。”这时杜学诗以很神秘的样子对任道治说：“秦大丰可能回济南去了，他家是共区。”任道治听后，马上警觉起来，心里暗道：“这小子是不是在试探我？”嘴里却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说：“他爱去哪去哪，不关咱哥们的事，我说大哥，你操这份心干啥？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好。”一副不问世事的模样。
尔后，凡对杜学诗的这种谈话，不论是他出于什么目的，任道治一概采取不加评论的态度。
越是这样，杜学诗对他就越放心，有些事越喜欢找他聊聊解解闷儿。
不久，平津战役结束了，傅作义起义，陈长捷被俘，人民解放军挥师直逼长江。
杜学诗的家乡天津解放了，杜学诗为此大骂共产党，任道治也由此进一步看透了杜学诗顽固的反动立场。
天津、北京都解放了，青岛还能守多久呢？要打仗的阴影，始终在人们的心头索绕，青岛显现出一片冷清的色调。
月从海面上升起，在重云之间透出了暗淡幽昏的光。
喧嚣了一天的城市寂静下来了，乌云急剧地飞跑着，不时从重云中露出金黄的月光，不时又消失在云后了。
遥远的天边，有灯火闪动着。
海滩那边，传来了海浪的汹涌的潮音。
任道治和杜学诗在并肩散步，俩人默默无语慢慢地溜达着。
走着走着，杜学诗突然脱口而出道：“天津前几天被共军占领了，我想回家去看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任道治一听杜学诗讲这话，脑子里马上出现一个问号：杜学诗要去解放区？他去解放区干什么？他一贯仇恨共产党，他去解放区决不会向往革命追求光明，那是不是怀有某种使命和不可告人的目的呢？为了寻求答案，这次他接上了杜学诗的话茬。
“去天津，能行吗？那里可是人家共产党的地盘呀？”任道治显得既不冷也不热，又略带不理解似的淡淡地问道。
“没关系，我们有办法。
老弟，我这只是向你说说。”杜学诗未加思索地脱口回答后，又信任地拍了拍小任的肩膀，眼神中还流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狡诈。
“去解放区？有办法？这里面肯定有文章？那文章的内容又是什么呢？”任道治在心里暗暗思忖，但不能再继续问下去了，一旦引起杜学诗的怀疑，反而会坏事，适可而止是最明智的办法，日后再设法摸清他的真实意图。
他朝杜学诗笑着点了点头，不再言语。
俩人继续朝前方溜达下去。
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重要情况。
于淑明听了任道治反映的情况后，立即召开了地下工作小组会议，分析研究了杜学诗这一反常表现，从平时杜学诗的言语行动的表现上来判断，并且说“去解放区有办法”的话来分析，极有可能就是组织上一再强调的蒋帮派遣潜伏阴谋的一部分。
针对这样重要的情况，一定要设法搞清楚杜学诗此行解放区的目的。
为了进一步搞清楚其中究竟，于淑明指示任道治，必须进一步同杜学诗建立“友谊”，取得杜学诗的绝对信任，尽一切可能从杜学诗的口中，套出我们所需要了解的情况。
他将此事通过地下交通员，迅速地报告了中共青岛市委。
为了进一步建立“友谊”，拉拢杜学诗并不是一件简单事，平心而论，敌人也不是傻瓜，不可能轻易就告诉你心里话，这就需要花一些钱。
钱这东西，乍看起来很渺小很卑微，但许多时候，金钱的威力比摧枯拉朽的炮弹确实更具威力。
钱最容易打开一些意志薄弱者的缺口。
可对于任道治来说，仅仅一个上士文书的薪水，是很难于应付这笔花销的。
临走前，于淑明交给任道治二十元美钞，并告诉他；这是组织上给的活动经费，先拿着用，把钱花在刀刃上，一定要摸清敌人的来龙去脉，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至于钱，花完了可以再来拿。
任道治明白，党也困难，这活动经费可能也是同志们凑的，他心里一阵感动。
同时也感到了一阵温暖。
很快，中共青岛市委批准了这个计划。
紧张的工作就从这里开始了，这场攻心战，没有在炮火硝烟中进行，这种智慧的较量，却是正义与邪恶的殊死搏斗。
别看任道治年轻，在杜学诗眼里，他只是个年轻不懂事的大孩子，这恰好证明了他处事的稳重与机灵。
这里也是一个战场，一条看不见的战线贯穿在这个战场上。
生活中确实有许多东西不可预测。
又正因为不可预测，所以才充满机会。
任道治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加强了同杜学诗的来往。
公事、私事、散步、聊天、听音乐会，逛酒吧跳舞，有时也免不了出去，喝上二两。
当然，所有的花费都是任道治给付，而决不会让杜学诗去掏腰包。
区区几十块美钞，就让他们之间的“友谊”加深到形影不离的程度。
杜学诗有好几次用眼神告诉任道治，亲兄弟也不过如此吧。
任道治见这把火也烧得差不多了，该是揭锅盖看生熟的时候了。
有一次，两人从小酒馆喝完酒，出来到中山路上散步，这天酒喝得挺滋润，杜学诗已微显醉态，任道治不失时机地抓住酒后吐真言这个人所共有的特点，突然用充满感情的语气问道：“大哥，你真的要走了吗？”“是啊！老弟，不光是真的要走，说不定最近就要走了，我们哥俩是在一天少一天了。
说实在话，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呢。”杜学诗用一种惜别感伤的语调回答着。
“那好吧，大哥，你能不能带着我一起走？”“怎么，你也想走？你不是干得好好的吗？为什么也想走？”杜学诗可能是出于职业的原因，有些愕然地反问着任道治。
“我想家，想老人，想在济南的女朋友，想回济南老家去看看。”这是任道治早就想好了的答案。
这也是地下工作小组共同研究的策略，让任道治利用回济南老家探亲为借口，要求杜学诗回天津时带他一起走，争取同杜学诗一道去解放区，把敌人的具体活动情况摸透。
如果这样做引起了杜学诗的怀疑的话，就推说是想家心切才提出这个要求的。
任道治有一位在十一绥靖区司令部任少校秘书的哥哥做“靠山”，杜学诗也奈何不了他什么。
地下工作者需要大胆机智的智慧以应付不测，同时也凭借自身的素质与信念。
任道治的回答合情合理，杜学诗瞥了任道治一眼，感觉他讲的是心里话，便以一种惋惜的语气说：“不行啊，老弟，不是说你想跟我走就能一块走，事情不是像你想的那样简单，再说也不是去济南。”“噢！是这样，那难为大哥了。”随后，任道治装出很体谅他和尊重他的口气说：“大哥，你这么一走，那在军事工程指挥部的工作怎么办？如果叫李参谋知道了，他还能不去施副司令（中将副司令施中诚）那里捅你的漏子吗？大哥，得想个法子，不能留这个空子让李参谋钻。”任道治灵机一动，他知道杜学诗平日与李参谋不和，借此有意识地激他一下，撒下饵料引鱼儿上钩，搞清杜学诗北行的真实意图。
“咳，老弟你想的太多了，咱这回走可不是为私事，而是正儿八经的公事，懂吗？公事！他李参谋算老几，在这事儿上咱什么都不怕，有给咱撑腰的。”杜学诗此时一下子腰粗气壮，不无炫耀地说着，他已不知不觉地张开海口，把任道治撒下的饵料和那把钓钩，一下子吞进肚子里去了。
吞进去了也浑然不觉。
“既然什么都不怕，大哥，咱们为什么不能结个伴儿一块儿走呢？再说，到济南后，让我的女朋友也见识一下你这位大哥，你也好帮我参谋一下她的人品，替兄弟拿拿主意呀。”任道治下的是香料甜饵，吞钩的杜学诗一点儿都未觉察出来。
“不，兄弟！这回是两码事。
我们这次不能和外人一起行动，也不能对外人讲。
兄弟，不是这次哥哥不想带你去，而是哥哥我实在是做不了主啊。”杜学诗有些难为情了，但又不好把事情的原委全抖出来，显得十分不好意思，似乎欠了任道治什么一样。
任道治却步步紧迫毫不放松。
“不就回趟老家吗？怎么连结个伴的权利都没有？这算个什么事，是谁管得这么宽？为什么？”俗话说得好：点将不如激将，这一激还真起了作用。
“哪里，哪里，兄弟你别急嘛。”杜学诗神秘地压低了声音，小声地对任道治说：“兄弟不瞒你说，这次哥哥去的是北平，有重要任务。
也不是我一个人，南京老头子那边派来了一位专员，当我们的头，是军统保密局的少校叫宋光辉，人已经来了，现在就住在青岛饭店里。
因为他有些事还没有处理利索，所以还没有动身，现在就等着他了，等他把事一办完，我们马上就走。
这回你该明白了吧？”“大哥，你过去不是说回天津老家去吗？怎么又要到人生地不熟的北平去呢？再说，现如今北平可是人家共产党的天下，旦被共产党知道了那该怎么办呢？”任道治装出一副十分关心的样子问着，“不要紧！一切都已计划好了，到那边的一切手续、住处、户口、职业都安排好了，一句话，万事俱备。
再说，他们共产党也不是神仙，再神机妙算也不会知道我们的计划。
就请老弟放心吧！”杜学诗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那神气，似乎已经掌握了十二分把握。
“这样的话，大哥是不能带我去了，真是的，小弟怎么就没有这福气。”杜学诗透了底，任道治十分高兴，但表面上仍做出一副既羡慕又委屈的样子。
他在用这种极伤感的语气问着，低下头，一副十分难过的表情。
杜学诗好像也被这依依惜别的“友情”感动了，他急忙反过来安慰任道治说：“老弟，别难过！山不转水转后会有期，临走之前咱哥俩再痛痛快快地喝一壶！好吗？”“对，大哥！痛痛快快地再喝它一壶，小弟我给你饯行。”“老弟，天机不可泄露也！”“明白，明白。”话虽这么说，一个大胆的构想，却在任道治的内心深处酝酿形成。
与杜学诗分手后，任道治的脑子里，一直在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杜学诗说的这一套是真是假呢？是不是一些滑头话呢？要尽快弄清楚他说这些话的真假程度，尤其是他说的那个专员宋光辉，必须尽快探明这个人的底细弄清其来历。
要摸清楚这一切，最简便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到宋光辉下榻的青岛饭店走上一遭，探明虚实，以此来证明杜学诗的话是否掺有水份。
青岛饭店是青岛的一家大饭店，能光顾这里的可都是有钱的主儿，住客大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军政官僚和一些有钱的阔佬。
要去这种地方，必须先讲究一下包装，如果还穿自己的这身国民党上士的服装，到这种地方去显得寒酸不说，也太扎眼招人注目，一旦被特务盯上就会招惹上无端的麻烦。
怎么办？他在为此事心焦。
后来，他想到了哥哥，就去哥哥的那里以谎称照相为惜口，借来了一套军官服，佩戴上绥靖区司令部的以“5961”为标志的布制胸章，经过这一乔装改扮，他俨然成为一名英武的国民党军官了。
他大摇大摆地走进了青岛饭店的账房，一副目空一切的神态。
一位年近五十岁的账房先生正在拨拉算盘，抬头见进来一青年军官，赶紧站起来恭敬地问：“长官！您有什么事要办？老朽一定尽力，一定……”“也没什么大事。
我的在上海的一位朋友来信说，最近有事要来青岛，说来了就住这里。
我今天正好路过这里，顺便想查问一下他是不是来了？”任道治不卑不亢地故意绕了个大弯子，这也是地下斗争的经验告诉他，为安全起见而采取的一种防范策略。
“老朽愿意为长官效劳，请问长官，您的朋友贵姓？”“姓马。”账房先生听后，忙不迭地拿出来客登记簿来，放在柜台上，带上老花镜，仔细地查找起来。
任道治装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嘴里说道：“看你慢腾腾的这种样子，到什么年月才能查出来呢？给我。”说罢，伸手把那本登记簿拉到自己的面前后，迅速地一页一页地翻下去，眼睛就如同那电子扫瞄仪一样，闪电般地在来客的姓氏上准确地扫瞄着，其他姓氏他都一扫而过，唯独不放过每一个姓“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