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必争之地东北的咽喉要道锦州位于辽宁省的西南部，置辽西走廊之上。
提到锦州，人们都知道它的地理位置重要：它是辽西地区交通枢纽，也是华北通向东北的咽喉要道。
辽宁省的西部，主要包括葫芦岛、锦州、朝阳、阜新等地区，那里是一片丘陵，因位于辽河的西部，所以又称辽西地区，南与华北的七老图山、燕山相接，是华北与东北联系的必经之地。
辽西丘陵由努鲁儿虎山脉、松岭山脉、医巫闾山脉等组成。
努鲁儿虎山脉位于辽西丘陵的西北侧，是内蒙古高原的东部边缘，平均海拔在1000米，呈东北——西南走向，山上道路少，植被差。
在努鲁儿虎山脉的东南方向，与其基本并行的是松岭山脉，它东北起于辽宁省阜新，西南至建昌县，纵长约260公里，其靠近西南一段，海拔高且险峻。
医巫闾山脉自阜新起，止于北宁市（曾称北镇），位于北宁与义县之间，略成东北——西南走向，纵长105公里，东接辽河平原，成为进入辽西地区的一道屏障。
在辽西丘陵内，有大凌河川和细河川，两大河川交汇于义县，由此可北上阜新，西通朝阳，南达锦州等城镇，是辽西丘陵腹地内的一个枢纽，锦州是进入辽西丘陵通道的入口。
辽西丘陵的东南侧至渤海湾之间，有一条较平坦的狭长地带，宽8～15公里，自山海关起至锦州，长185公里，这就是著名的辽西走廊，处在辽西走廊上的重镇锦州，正是随着走廊的形成、发展而变化的。
据史书记载，历史上华北有三条古道通往东北，即：无终塞道，从今北京经通县、蓟县、迁安，越冷口长城进入青龙河谷地，翻过大煤岭（今凌源市刀尔登附近），再入大凌河川，直达朝阳；卢龙塞道，自今蓟县东北经遵化，循滦河河谷北上，从喜峰口附近出塞，沿大凌河谷通往朝阳；傍海道，是秦代驰道的无终至碣石（今绥中境内）段，接六股河川上溯，可到达大凌河谷。
这三条古道都连着辽西地区的朝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华北进入东北的必经之地，从这里过义县，跨医巫闾山，经北镇，渡辽河至辽东腹地辽阳，由辽阳可通向朝鲜半岛和北疆的黑龙江流域。
而当时的松岭山下的渤海岸边，由于海浸海退是一片沙塞不毛之地，长期荒无人烟。
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做了全族的首领，建立契丹国（后改称辽），为辽太祖。
契丹建国后，不断发动掠夺战争，南侵汉民族时获得了土地，俘虏了大批汉人为奴隶，其中一部分归国家公有，一部分属于皇帝和贵族私有，构成一个独立的军事与经济的实体。
为防止奴隶反抗和逃亡，他采纳降臣韩延徽的建议，建立州县让汉人定居下来，使他们娶妻生子，发展农桑经济。
约公元924年，辽太祖将所获汉俘建立了五州一县，其中檀州供皇家的膳食，银州供皇家用器，而把中原地区善于养蚕、织纺的丁户，编在一起建立了锦州，专为皇家生产绫帛绸缎，这就是锦州地名的由来。
也就是从这时起，锦州又设了临海节度使，管辖严州（今兴城南）、兴城县、安昌县（今葫芦岛市境内）、永乐县（今锦州），由于各州县及城堡的设置，促进了辽西走廊的开发。
辽世宗天禄元年（公元947年），辽灭后晋，将其帝石重贵流放至黄龙府时，曾走过傍海道，《旧五代史·晋书·少帝纪》中有这样的记载：“癸卯，帝与皇太后李氏……俱北行……过蓟州、平州至榆关（山海关附近）沙塞之地……又行七八日至锦州，又行数十程，渡辽水至黄龙府，即契丹主所命安置之地也。”由此可以看出，这时的辽西走廊已经有了可以通行的道路。
辽圣宗太平元年（公元1021年），在绥中前卫设立了来州归德军节度，下辖来宾县（今前卫）、海滨县（今兴城境）和3个刺史州，即隰州（今兴城）、迁州（今山海关）、润州（今山海关西）。
在锦州西又增设了神水县、永和县（均在今葫芦岛市境内）。
女真建国后，原通中原的卢龙塞道（经朝阳入关道路）亦被辽所扼，宋、金使节往来于关内外，只好于辽西走廊通行，使走廊沿线居民不断增加，出现了驿站（差役途中歇宿、换马处所）。
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秋，朱元璋令京师左军都督府，自山海关至辽东设置了14处马驿，其中在走廊上设有山海关、高岭、沙河、东关、曹庄、连山岛、杏山、小凌河、十三山（今凌海市石山）等驿站，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皇子朱植为辽王，坐镇广宁府（今北宁市城东北隅万寿山），以后又驻有巡抚、都御史、总兵、镇虏将军、镇守太监，广宁当时成为辽西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
明建文四年（公元1403年），燕王朱棣夺取了其侄惠帝的政权，自立为帝，即明成祖。
为赏谢帮助发动“靖难之役”有功的蒙古贵族，明成祖将大宁都司所辖之地，划给了蒙古族的朵颜、泰宁、福余三卫（史称兀良哈三卫，即现在的辽西朝阳、赤峰地区），但由于民族政策上的问题和元残余势力的干扰，民族纠纷不断，为防止蒙古和女真等民族对汉族居住区的侵袭，明英宗采纳了辽东指挥使司毕恭的建议，修建一条边墙，将蒙古族与汉民族隔离开。
辽西边墙自山海关抵开原，建筑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有石墙、土墙，也有利用峭壁为墙或用木板做塞墙，五里设堡，十里为屯，规定严禁边民私越边墙。
兀良哈三卫及边墙的建立，将通往中原的古道划到边墙外，外人不能自由通行，明朝出入关内外只能依靠辽西走廊，为了保证通行方便，宣德三年（1428年）修建了宁远州城（今兴城古城），接着又建立了广宁中前所（今绥中前所镇）、广宁前屯卫（今绥中前卫镇）、广宁中后所（今绥中县）、宁远中右所（今兴城沙后所）、宁远卫（今兴城市）、宁远中左所（今葫芦岛塔山）、广宁中屯所（今凌海市松山）、广宁中屯卫（今锦州市）、广宁左屯卫（今锦州市）、广宁中左所（今凌海市大凌河镇）、广宁卫城（今北宁市），从明朝开始在走廊上卫所与驿站连成一线，成了出入关内外的主要通道，被称为驿路。
清世祖入关后迁都北京，以盛京（沈阳）为留都，由沈阳经辽西走廊入关，是两地相联系的主要道路，被称为驿道。
清朝历代皇帝回盛京谒陵多次经过此路，故又有御路之说，或为大御路。
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6月，清政府由李鸿章督办，从英国借款，接延（天）津（古）冶铁路，修筑“关东铁路”（山海关到沈阳），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铁路的关外段开始动工，第二年7月，当铁路铺至绥中高岭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工程被迫停下。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清政府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银1600万两，于次年继续兴工，1899年10月修至锦州。
1900年6月当铁路修至大虎山时，义和团运动兴起，被迫第二次停工，1902年10月复工，1903年9月铁路修到了新民。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用重金收回了日本人于1905年擅自修建的新（民）奉（天）军用轻便铁路，改用标准轨距，铁路修到了皇姑屯，宣统三年（1911年）京奉铁路工程全部完成，至此，辽西走廊集公路、铁路为一体，成了出入关内外的交通干线。
随着辽西走廊通道的不断变化，也使得锦州在辽西地区的区域中心地位得以形成。
清初，盛京将军在辖境内设有三员副都统，其中一员就在锦州，全权统领辽西沿海一带练防的八旗兵丁。
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设广宁府，同年12月撤销改设锦州府，至清末，锦州府下辖义州（义县）、锦县、宁远州（兴城）、广宁县（北宁）、绥中县、锦西厅、盘山厅，锦州府在辽西地区存在了近250年，使锦州成了辽西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和沟通关内外的枢纽要地。
1923年张学良在葫芦岛创办海军学校，建立了东北第一支海军，1928年修建了葫芦岛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9月23日，张学良在北京通电宣布，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行署和辽宁省政府公署，将东北的军政中心从沈阳西迁至锦州。
日伪统治时期，锦州设有伪锦县（当时锦州之称）公署，1934年12月，日伪将东北划为10个省，成立了锦州省公署，1937年12月，实行市、县分治，又设有锦州市公署，省、市、县三级政府集锦州于一地，成为日伪在辽西的统治中心。
1945年8月9日苏军出兵东北，八路军、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军作战，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党中央派部队挺进东北，9月4日，在锦州成立了中共辽西地委、专署和锦州卫戍司令部。
11月26日国民党军进占了锦州，使锦州成为了进攻东北的基地。
国民党辽宁省政府设锦州，1946年3月29日迁到沈阳。
为加强辽西地区的军事斗争，1945年11月初，冀热辽军区在凌源建立了热东军分区（后称十八军分区），1946年2月又在大凌河以东地区建立了热辽军分区（后称二十一军分区），解放战争以来，辽西地区一直是国共两党两军在东北争夺的重点地区之一。
辽西古战场由于辽西走廊特定的地理位置和作用，一直是战争中双方争夺和控制的焦点，围绕着锦州地区战事频频发生，在东北地区的战争史上留有重要影响。
历史上长城以北的东北地区一直是中原的屏障，古时候，众多少数民族的兴衰与争斗，在辽西地区一直不断。
东汉末年，中原群雄并起，北方乌桓族势力猛增，在上谷、右北平、辽西郡为最强，公推辽西郡乌桓首领丘力居为盟主，史称“三郡乌桓”，并以柳城（今朝阳县十二台子）为政治、军事中心。
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之战中曹操打败了袁绍，袁绍的两个儿子逃到了北方的柳城，投靠乌桓势力，企图东山再起。
公元207年，曹操率大军北伐乌桓，阴历五月在无终（今天津蓟县）遇雨受阻，沿海道路无法通行，于是，曹操一面佯装撤军，一面找当地向导引路，主力北出卢龙塞，沿大凌河川直插柳城。
阴历八月，两军在白狼山（今喀左县大阳山，一说在建昌县大黑山）相交，乌桓军队大败，首领被杀，曹操乘势攻下柳城。
阴历九月，曹操俘掠20余万人，沿松岭山南麓，经辽西走廊回师中原，途经碣石宫（绥中县境）时，面对大海，感慨万分，写下了《步出夏门行》四篇诗作，其中“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等成为千古名句。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败退奉天，第二年奉军积极备战，训练军队，加强特种兵建设，实力大增。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之战展开，奉军分两路进攻，一路沿朝阳、叶柏寿、凌源向承德方向；一路由张学良和郭松龄率第三军沿辽西走廊向关内方向，双方实力相当。
在山海关方向，直军凭借山海关险关要隘，相持一个多月，郭松龄一面在山海关佯攻，主力转向翼侧迂回，乘直军松懈之机，偷袭九门口，炸开石门寨，歼灭守军，直插山海关直军侧背，逼其退守秦皇岛，山海关一战双方将士死伤数万，郭松龄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立下大功。
由于受民主思想的影响，他越来越不满张作霖亲日祸国的内战政策，同冯玉祥结成反奉联盟，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在滦州发布讨奉通电，组成“东北国民军”，带兵7万沿京奉路回师东北，一举突破山海关奉军防线，在绥中万家寨展开激战。
11月29日，张作霖在奉天召开军事会议，宣布讨伐命令，在锦西一线严阵固守，与郭松龄决一死战，并派张学良到前线任总指挥。
郭松龄出关后，原计划直取锦州，再夺奉天，不料原来参与反奉的第一军团李景林部被张作霖收买，向东北国民军宣战，封闭了郭松龄驻天津的办事处，扣押了郭松龄在天津的钱款和6万套冬服，使东北国民军失去了后方。
为防意外变故，郭松龄一面调第五军魏益三部据守山海关，防备李景林部从背后进攻，加紧在奉军未完成防御准备时突破连山、锦州防线。
张学良到达锦州前线，与第五军团长张作相共同研究了防御部署。
连山是辽西走廊上的要地，第一次直奉之战时，为防止直军的追击，奉军曾在这一带构筑了防御阵地，现无大的破坏，仍可利用，所以张学良决定在连山进行阻击。
为防郭松龄偷袭，奉军将连山镇焚毁，令城镇居民迅速搬迁，当时正赶上百年不遇的大风雪，雪深达1米，搅得百姓惊恐不安，被迫疏散。
奉军的防守部署是：第九师在笊篱山至东山脚一线，十五师、骑兵旅在东山脚至小虹螺山一线，第十六师及1个骑兵旅在韩家沟至寺儿堡一线。
与此同时万福麟旅、汤玉麟旅相继到达连山、锦州一线，奉军自认为利用有利的地形和兵力可以守住连山。
12月2日，气温骤降至摄氏零下20多度，又有大风雪，海面结冻，郭松龄亲临阵地指挥，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出动3个师，发动全面进攻，逐渐占领有利地形，发扬炮火优势，逼近奉军阵地。
在白马石、连山、沙河营等几处主要战场双方死伤甚多，与奉军第五军团战成相峙之势，4日夜，郭军一部由炮连长佟德成（连山人）带领，乘大风雪，从大小白马石南面封冻的海滩上迂回偷袭了奉军第九师的阵地，九师猝不及防，阵地陷入混乱，交战几个小时，九师溃退，由此牵动了奉军全线败退。
张学良试图夺回左翼阵地，调预备队逆袭，没能成功。
张作相下令全线向锦州撤退，炸毁了女儿河桥，力图凭河据守，连山之战，奉军死伤1000余人，被俘1个旅，投降1个师。
郭松龄攻占连山后，一部包围葫芦岛奉军，同时夺取高桥，主力向锦州推进，高桥的张学良指挥部退走，5日，郭军的先头部队对锦州发动了攻击，锦州守军系退下来的部队，没有来得及很好的组织，战斗一相交大部溃散，向北撤去，沿途将铁路、水塔及大凌河桥破坏，7日晨，郭松龄部队进入锦州，同时，先头已进到沟帮子，12日，占大虎山，18日，占白旗堡（今大红旗），20日，攻下新民，在巨流河会战中，张作霖联合日军将郭松龄战败，郭松龄夫妇俘后被杀。
1931年，日军在沈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接着向东北发动了全面的进攻。
9月27日，辽宁省政府和东北边防长官公署移到了锦州，锦州成了东北临时的政治、军事中心。
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坐镇锦州，将步兵第十二旅、十九旅、二十旅、骑兵第三旅及炮兵一部调至大凌河岸布防，骑兵第一、二、三总队集结在锦州城北三屯整训，另有部分民众义勇军。
10月2日，日本关东军决心要覆灭锦州政权，驱逐张学良至关内。
10月8日13时40分，日军以“集结兵力，企图暗杀日本军官及在满的反张人士，利用土匪散布谣言，扰乱治安”为由，出动6架侦察机、5架轰炸机对锦州交通大学（今锦州铁路一中）、二十八师兵营（今市场里）、张作相私邸进行了轰炸，投弹75枚，炸死炸伤平民多人。
10月10日，国际理事会在巴黎开会，通过了《劝告日本迅速撤到满铁附属地的决议》，但同时又同意了日本提出的《保留讨匪权的宣言》，关东军司令部以此为由，13日，制定了《进攻锦州的方略》，为掩人耳目，日军参谋本部15日发出训令，进攻锦州“要与讨匪同时进行”。
18日，日关东军司令部又制定了《我军为反攻锦州向大凌河畔进军的要点》、《进攻锦州附近敌阵地的内容计划》，补充和调整了兵力。
同时，日陆军中央部指示，要起用华人头目控制的集团夺取锦州。
10月19日，关东军派原奉天讲武堂教官、预备役步兵大尉仓岗繁太郎等14人，以重金收买了汉奸凌印青，网罗溃兵、民团、土匪成立了伪“东北民众自卫军”，凌印青自任总司令，仓岗为顾问，设了18个师的架子，为进攻锦州的先头部队，日军在《盛京时报》宣扬“雌伏十年审机待时之凌印青决然誓师西征。
……查其作战计划，似先剿抚白旗堡、大虎山等处之东北军，进而占据锦州城，驱逐张学良退入关内为第一段。”22日，凌印青到达台安县大坨子附近，与东北边防军隔河相望，29日，挺进到盘山胡家。
与此同时，日军于30日在辽中县城扶植张学成（张学良堂弟）收编东北军旧军官、辽西一带土匪3000多人，编成6个支队，协同凌印青合攻锦州。
29日，“东北民众自卫军”在胡家与东北军十九旅发生激战，辽宁省公安骑兵总队前来增援，“东北民众自卫军”溃退，后联络当地两支农民抗日武装，以归顺“东北民众自卫军”为名，在司令部生擒凌印青及仓岗顾问，并处决于盘山沙岭子。
11月初，日军又委任张学成为“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司令，收拢凌印青残部等，组成8个支队共4000多人，声称要“揭旗西进，与锦州驻军炮火相见”，辽宁省公安骑兵第二、三总队前去围剿，“东北民众自卫军”一战即溃，张学成及日本顾问全被击毙。
两股伪军被全歼，使日军先用伪军攻打锦州的计划彻底破产，于是，便开始了直接出兵。
11月27日，日军10架飞机轰炸沟帮子，部队与东北军激战于新民青岗子，当晚，日军第四混成旅团占领了绕阳河，第三十九旅团占领了大虎山，守备队控制了北宁铁路，预定28日占领锦州。
此时，日本政府惟恐出兵辽西，招致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急命关东军撤至辽河以东田庄台待命。
12月19日，日军向锦州守军下达了通牒，称一个星期不撤兵，即大举进犯。
12月21日，日军沿北宁、大（虎山）通（辽）、营（口）沟（帮子）铁路沿线向锦州展开全面的进攻，出动飞机20架，轰炸沟帮子，遭到东北军十九旅、炮兵团和义勇军的顽强抵抗，相持7昼夜，最后被日军第四旅团占领。
31日，日军到达大凌河畔，当日，张学良下令撤兵关内，锦州的东北边防军5个旅4万多人，分乘7个专列入关，留下3个骑兵总队维持治安。
1932年1月2日，日军第八混成旅团在炮火的掩护下，强渡大凌河，骑兵第三总队稍做抵抗，即撤向锦州市内。
1月3日4时，辽宁省政府撤出锦州，沿北宁路向关内转移，10时，日军第二十师团进占锦州。
第二天，日军又向义县、锦西、兴城、绥中进犯，9日，推至前所火车站，至此，辽西走廊被日军控制。
在辽西即将失陷的危难关头，辽西义勇军首领在沟帮子集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决心要抗日到底，收复国土。
1932年1月1日，辽宁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王显廷部夜袭了黑山县八道壕日军守备队，毙日军30多人。
4日，日军骑兵第二十七联队以“扫荡贼匪”为名进占锦西县城，随后松尾少尉粮秣输送监视队及步兵七十三联队石野小队也相继到达，9日，粮秣输送监视队去锦州领取弹药给养，二十七联队长古贺传太郎率石野小队共80多人向城西“扫荡”，至上坡子时遭西五会民团及当地群众的围攻，石野小队长毙命，士兵死伤多人，此时，又闻县城遭民团袭击，古贺联队长急带残部回援，当地绿林首领刘纯启（号亮山）中途伏击，打死日军古贺传太郎联队长以下40多人，伤29人，残部退回县城。
与此同时，日军松尾输送监视队30人行至钱搭屯附近被民众围攻后全部打死，使日军受到很大震动，哀叹：这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夫锦西冬季之风暴，闻之皆血泪也”。
8日，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苑九占、蒋学庭部，在黑山县八道壕张罗屯伏击了日军铁路守备队，毙日军18人。
10日，在黑山新立屯，抗日救国军高振鹏部300多骑兵出击日军骑兵第十一联队1个中队，击毙日军70多人。
9日至18日辽宁抗日义勇军第二十路军与彰武黄忠信部联合作战，在大通线上连续向日军出击，毙日军92人。
23日，义勇军第二十五路军营长苏良哲、吴绍会部，在北镇关家山子与日军混成第四旅第五步兵联队遭遇，歼日军数十人，苏良哲阵亡，吴绍会负重伤。
25日，在北镇高力板、正安堡一带，义勇军第十二路军向日军第四混成旅一部发动了攻击，激战后义勇军当晚撤走，在24、25日的战斗中，义勇军还击落了日军飞机2架，俘飞行员2人。
日军占领锦州后，8月初，国民救国义勇军宋九龄部袭击了奉山线（沈阳到山海关）金城火车站东段殷家洼，炸毁了铁路桥，迫使奉山线全线停车。
11月，该部又出击了锦州城，攻打交通大学时打死日军29人，由于日军来援，被迫撤出战斗。
另一部攻打锦州北大营时，由于被日军发觉，加之其中一支队伍未按时到达，使此次战斗失利。
据当年日伪统计，1932年至1933年，在辽西曾出现了义勇军活动869起，给予日军一定的打击。
毛泽东看好锦州1948年秋天，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不久，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已变得更加有利于共产党而不利于国民党，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国民党军队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到365万人，能够用于前方作战的只有170万人。
作战方针，也由“全面防御”，“分区防御”，变为以北平、西安、汉口、徐州、沈阳五大战略据点为支柱的“重点防御”。
共产党军队则由120万发展到280万，所占面积为全国的1／4，人口达1／3以上。
比这些数字更令人振奋的，是难以用数字表示的人心与士气的对比。
面对日益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战争形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审时度势，果敢决断，要求具备了条件的各野战军，树立敢于夺取敌坚固设防的战略要点，敢于打大规模歼灭战的思想。
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在给东北人民解放军领导人的电报中，明确阐述了从东北开始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意图。
指出：“要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争取将全以卫立煌军就地歼灭”。
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确是让战斗在黑土地的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们引为自豪，激动和欣喜。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事科学研究机关——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记载：1948年，东北的敌人在遭到东北人民解放军从1947年5月开始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三次连续打击之后，已被歼灭30万人。
此时，尚有14个军，44个师，加地方武装共55万人，被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块互不相连的地区，人心浮动，供应困难，其中，长春、沈阳两敌与关内交通完全中断，补给全靠空运，物资供应根本无法满足需要。
“军心战力均未恢复常态，将士亦都无斗志”，不得不采取“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的作战方针，在长春、沈阳和北宁线上的一些城市加紧构筑防御工事，继续顽抗。
恨不能像冷兵器时代那样，挂出一张“免战牌”。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占共产党军队1／3还强的103万东北人民解放军和地方部队，占领地区为东北全境的97％，人口为86％。
一方孤城困军，把希望寄托在不知何日才能到来的援军，甚至是至今也未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上。
一方大军踊跃，实力就像大地一样实在而又坚厚，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住在西柏坡的毛泽东由衷抒发感慨；东北人民解放军现在壮得厉害哪！当初，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那“惧”，不仅是忧惧内战行将爆发，对内战前途也不能说没有忧惧。
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大概是从未把自己当成神的。
战争毕竟是实力的对抗。
胜者王侯败者寇。
可现在，明明白白，实实在在，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的各路大军，都是今非昔比。
但这一切只是胜利的可能性，还不是现实性。
国民党还控制着相当强大的五个战略集团，还有很大的战争能力。
真正解决胜负，还得通过最后的战略决战。
1948年秋天，在毛泽东的视野里，西北、中原、华东、华北和东北五大战场，“稻浪”金黄，丰收在望。
而丰饶的东北战场，则是块秋色浓，来得早，熟得快，应该开镰收割的第一块“高产田”。
毛泽东天才的预见性，在解放战争中，特别是在三大战役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无与伦比。
结果，蒋介石不得不再三改变他的战略方针，从内战初起的一年内“彻底消灭万恶之奸匪”，变成到台湾后的“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
毛泽东也不得不修改他的战略计划，把原定的五年打倒国民党，轻松愉快地缩短为三年。
战略家高瞻远瞩，洞悉深远的独特视角。
军事家风卷残云，摧枯拉朽的宏大气魄。
当年那些统帅千军万马的军事指挥员心里再明白不过，辽沈战役的胜利，进攻方向的选择，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着。
在军事科学院图书馆，笔者查阅到了1947年5月20日，毛泽东发给东北人民解放军最高指挥官的一份电报：你们以八个师南进，希望能于夏秋两季解决南满问题，争取于冬春两季向热河、冀东行动一时期，歼灭十三军、九十二军等部，发动群众，扩大军队，该地共有人口1500万，为将来夺取长春、北宁两路、长、沈、平、津四城必不可少之条件。
争取两路、四城必须准备的条件有三：你们已在北满建立了强大根据地，解决了第一个条件；现在正向南满作战，估计不要很久，即可解决第二个条件，建立强大的南满根据地；第三步，还要解决冀热辽地区的根据地问题。
掐指一算，那时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夏季攻势刚刚开始，毛泽东就提出“夺取两路、四城”的战略构想，在打东北及华北的主意了。
毛泽东的思维在飞转。
只要东北人民解放军占领平绥路，打通东北与华北的战略联系，大量山野炮弹和黄色炸药，就会源源不断地输送南线各解放军。
只要东北人民解放军举兵南下，与华北解放军携手打开华北战局，就会改观整个北线战势，实现北线的统一指挥。
只要东北人民解放军挥戈东北、华北战场，就会很快达成孤立北平、天津、沈阳并最后夺取这几个大城市的目的。
战略构想在演进。
围绕实现战略构想的步伐在悄然加快。
1948年2月7日，毛泽东又发给东北人民解放军最高指挥官一份电报，小楷毛笔字遒劲有力，龙飞凤舞：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二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县等地之敌。
究竟打何地之敌为好，依情况决定，望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
……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
关门打狗。
毛泽东寥寥数语，道出了一项常人难以料想到的英明决策。
同年9月7日，毛泽东又明确无误地电示东北人民解放军最高指挥官：为了歼灭这些敌人（指锦州、榆关、唐山诸点敌人——笔者），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指北宁线——笔者），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
此后的几十封电报中，毛泽东始终注目“锦榆唐”。
一再强调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为宜。
从以上电报中不难发现，毛泽东每一决策的作出，是那样的前后照应，丝丝入扣，环环相联。
诚如列宁所说，战争是一种形式繁多、差别万千，错综复杂的事物。
人类从事的任何活动，都不像战争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那样广阔活动的天地。
军事科学不能成为精确的科学，原因就在这里。
在毛泽东那里，这门科学够精确的了。
其实，当国民党在全国还处于进攻态势时，毛泽东就从东北战场最早开始的反攻中，预见到战略决战的讯号。
当蒋介石被战争的迷彩眩惑得六神无主时，洞若观火的毛泽东，已经着手描绘攻占蒋介石战略要地的蓝图了。
而当这一切成为可能时，他就在早已看准的一个最敏感的地区，迅雷不及掩耳地投注最强大的力量。
当年任国民党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的范汉杰被俘后说：“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的。
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站在西柏坡农家小院里的毛泽东，神了！莎士比亚说：“有的人生来就是伟大的，有的人是经过奋斗达到伟大的，有的人的伟大是硬捧出来的。”生来就是伟大的毛泽东，是经过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和坎坷，而成为令人倾倒的伟大领袖的。
毛泽东的伟大，集中地表现在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把握和了解，特别是对于中国农民的透彻了解。
他懂得农民在中国战争中的地位，非常清楚农民渴望什么，怨恨什么，并懂得怎样把这种渴望和怨恨转化为变革世界的行动。
他的哲理像大地一样，深厚、实在，而且是绝对的中国特色，连没有文化的农民也一听就懂，这不仅因为他是农民的儿子，更在于他具有杰出的天赋。
国民党军的重重矛盾1947年8月，东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东北民主联军已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军被歼30万人，占领区在逐渐缩小，蒋介石又把参谋总长陈诚派到东北，他认为陈诚有办法，能改变东北战场的局面。
陈诚到东北说了不少的大话，可打起仗来连连失败，丢掉了7个军。
特别是1948年1月初，东北解放军在沈阳附近的公主屯将国民党新五军全歼，使蒋介石很伤心，亲自到沈阳追查责任，陈诚与廖耀湘互相推诿。
此时，陈诚已预感到自己不是东北解放军的对手，便以有病为由请求辞职，蒋介石又亲自到沈阳视察，看到东北的局面，也感到陈诚的确没有办法了，而东北又很重要，只好同意陈诚下台。
这时，蒋介石选中了卫立煌，抗日战争中，卫立煌为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了忻口等战役，给日军以重创，以后曾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是一个能打仗的干将，卫立煌资历和声望都很高，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等都是他的部下，特别是在远征军中的战绩，曾在美国军界获得好评。
开始，卫立煌不同意到东北来，蒋介石派张群（国民党行政院院长）、顾祝同（国民党军参谋总长）劝说，陈诚的老婆也苦苦求情，“辞修（陈诚字）病得没办法，只有请卫先生去东北才有办法。
卫先生去东北就是救了我们一家子！”卫立煌的老部下听说此事，也都不同意。
这时蒋介石又找卫立煌谈话，给卫立煌戴“高帽”，说：“东北是一个比西欧大国还要大的地方，那里的重工业占全中国一半以上，是我们民族复兴的生命线，得失影响国际视听和全国的人心，‘安危须仗出群才’，没有得力的人才是镇守不住的。
过去几十年，有几次靠你挽救了危险局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在到了这个紧要关头，我看只有你能担任这个艰巨重任，才让你去东北，相信你一定能挽回不利形势。”为说服卫立煌，蒋介石还答应，把东北的军政大权全交给他，并说：“我看你用不着顾虑，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办好。
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能由你来负”。
卫立煌说：“没有军队不能打仗，现在东北的军队都被围困了，没有大量的增援是不行的”。
蒋介石当场表示，先派5个军去东北，后勤补给优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卫立煌动心了，他表示先去看看再说。
1948年1月17日卫立煌任东北“剿总”司令，22日，卫立煌到东北沈阳，成立了东北“剿匪”总司令部（简称东北“剿总”，驻今沈阳铁路局办公大楼），同时，掌任东北行辕主任职权，临行前，蒋介石一再嘱咐，到东北后最紧急的任务是打通北宁线，确保沈阳至锦州间的交通干线畅通。
蒋介石对卫立煌，历来采用利用的手段，把卫立煌看成嫡系中的杂牌，所以，卫立煌虽然多次担任很高官职，但都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只给卫立煌指挥权，根本不像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浙江人那样，掌握军权，卫立煌到东北后，很快又与蒋介石发生了矛盾。
4月1日，卫立煌到南京汇报东北情况，蒋介石第二次提出了撤兵到锦州的意向。
蒋介石说，沈阳、长春交通断绝，单凭空运补给无法长期维持，由于形势所迫，不得不把东北的主力撤到锦州，在沈阳、长春留下少数部队防守。
卫立煌仍以部队未整训完毕，不可能打到锦州为由，回绝了蒋介石，并表示，只要不将主力撤出沈阳，东北部队的补给问题，我自己负责，请美国顾问团帮助运输。
蒋介石见说服不了卫立煌，表示只要有办法保障补给，可暂不撤向锦州，但整训完成后，仍要打通沈阳、锦州之间交通。
卫立煌暂时说服了蒋介石，又松了一口气，他便请求美国顾问团给予支持，使兵员、装备、给养得到了保证，从而也增大了守卫沈阳的信心，并不断到各地视察，检查据点、工事修筑情况，还计划扩充沈阳、锦州飞机场，加修锦西机场。
5月初，蒋介石第三次提出将主力撤到锦州，卫立煌仍不同意，又派廖耀湘、赵家骧、罗又伦去南京陈述。
蒋介石的想法是，除留少数部队守沈阳外，其余主力包括特种兵部队，编成机动兵团，由廖耀湘指挥，随时行动，这样做的目的，是有意分散卫立煌的实力，甩开卫立煌，以便执行南撤的方针。
廖耀湘正想扩充个人的实力，由于受卫立煌的制约，做不了主，又不敢直接表露。
于是，蒋介石又找卫立煌及各军的司令官谈话，结果都不同意这个意见。
蒋介石见指挥不动沈阳的部队，便把范汉杰推出来，借此来实现自己的意图。
范汉杰原在山东，后来任陆军副总司令，他对东北的复杂情况不是十分了解，对能否指挥得了云南的部队九十三军和陈诚的嫡系五十四军心里没底，因蒋介石亲自点了他的名，也就没有推诿的余地，1948年1月，被蒋介石任命为冀热辽边区司令官，开始他把指挥部设在秦皇岛，由华北和东北“剿总”双重指挥，鉴于沈阳的驻军不听指挥，蒋介石决定将范汉杰的指挥部移到锦州，命其打通锦沈之间的交通，以便使沈阳的部队顺利南撤。
同时，又从关内调来两个师，归范汉杰指挥。
7月20日，卫立煌奉召到南京，蒋介石又决定，将冀热辽边区司令部改为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范汉杰任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
开始卫立煌打算将指挥所移至葫芦岛，但蒋介石坚持要设在锦州，范汉杰听了蒋介石的话，将指挥所最后定在了锦州，并亲自驻守锦州，因而使卫立煌同范汉杰之间出现了矛盾。
六七月间，蒋介石又作出了固守之战略意图，给范汉杰的手令中说：“东北的战略要求在于固守目前态势，使不能再失一城一兵，即有利于关内作战。”随后，蒋介石在总统官邸会上，正式决定：东北作战“暂取守势”、“长春仍固守”、“北宁路暂不打通”。
坚持南撤的计划，一直是蒋介石的心腹大计，这里是有他的用意的。
一是蒋介石开始认为，对抢占东北有一定把握，所以，把5大主力中的新一军、新六军，都用在了东北方向，并派来7个军争夺东北，有志在必夺之势。
结果仅两年的时间，东北国民党军落了个被分割包围的下场，脸面上很不好看。
如果收缩成功，守住锦州，从名誉上讲，还算没有丢掉东北。
4月，蒋介石在国民大会上说，今天的东北战略，“不必要求作全面的控制，但必须守住几个主要据点，如长春、沈阳、锦州，以象征我们国家力量的存在”。
二是从战略上考虑，长期守住东北是不可能的，必要时撤向华北，锦州是南撤的必经之地，守住锦州，也就守住了退向关内的通道。
三是蒋介石已同美国顾问团商量好，只要保全锦州，美国就会大量施援，守住了锦州，也就是抓住了军援的来路。
为此，对于守沈阳与南撤锦州这样一个事关战略全局的关键问题，蒋介石与卫立煌始终没能形成统一的意见，各持己见，打乱了东北的作战计划，以致使国民党军内部矛盾不断加深，互不信任，互相戒备。
美国答应为东北再增加10个师的装备和补给，卫立煌和美国关系很好，5月，专门请美国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到东北视察，卫立煌与巴大维商定，物资、装备直接运到东北营口港，不要经过南京，但这事后来被蒋介石知道了，横加干涉，最后把此事给搅散了，一直到辽沈战役开始前，东北国民党军的防御仍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在一些主要问题上总是统一不起来，处在一个麻痹和盲目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