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握紧了妻子的手。
手心贴着手心。
手心里充满了温暖，他心里也充满了温暖，还充满了感激。
他们是真正的白头携老，他们共同养育了6个子女，他们共同度过了40个春夏秋冬，他们可以说是恩爱夫妻中的典范。
可他们当初，是一见钟情。
许世友晚年对子女们是这样回忆他与田普的第一次相见：“我和你妈那时候就两床军被，一样养了你们6个崽儿。
你们还谈什么恋爱，叽叽咕咕我们那时是组织介绍，见面五分钟，互相问问对方的情况，愿意不愿意？都愿意，那就结婚。
五分钟婚礼，痛快干脆，象你们叽叽咕咕玩半天虚呢……”他清晰地记得他与田普的婚礼，深情地回味：“什么婚礼？那时天天有仗打，还不简单，花了五角钱，买点花生，糖果，用小毛驴把你妈接来，两床黄被子抱在一起，就结了婚……”而他的妻子田普则是在《许世友回忆录》的代序《将军留下的……》中这样深怀情意地追忆：“……我的思绪飞回到了那炮火硝烟的一九四一年。
正是在抗日战争的峰火中，我们相识了。
记得我等一次在胶东五旅相识你时，对你还有些敬畏，但你那么多传奇般的英雄事迹却深深激发了我，其后几十年内，你成了我的严师挚友。”这是许世友的第三次婚姻。
这次婚姻以一见钟情为开端，然后果是两情相悦的结合，最后是相伴终身。
这一见钟情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
胶东是出美女的地方，这地方的人，尤其是女人，特别得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
1941年，许世友进入胶东，担任胶东反投降指挥部指挥，统一指挥胶东第五旅和第五支队，开展打击投降派的斗争。
许世友一进胶东就大打出手，连战皆捷。
由北向南横扫投降派，五个月时间，打垮了蔡晋康、苗占魁、秦玉堂、郑维屏、安庭赓、赵汉卿、陈煜等十多个投降派武装，开创出胶东半岛的大好抗战局面。
军务繁忙，许世友是全身心投入战斗，根本无暇也没有心思顾及自己的个人生活。
许世友瘦了。
许世友脏了。
不仅是黑瘦脸上胡子拉茬，军装脏了破了，也没个人及时去洗去补，许世友也不去管它照穿。
战友们，部下们急在心里，也动了心思：许司令该成个家，找个知热知冷，体贴知心的伴侣。
他们都一致认为，不仅要知热知冷，体贴知心，还要品貌皆优，也就是说，不仅要心好，而且要貌美，才能配得上英雄许司令。
于是，他们都热心地在帮许司令物色对象，尤其是在战斗的间隙，正是大好的时机。
于是，有一个许司令找对象“一见钟情”的传说流传至今。
老同志们都说，这不是传说，而是真实的。
又是一次战斗结束，我军大胜。
胶东军区后勤部的一位领导，善于抓紧时间，便请许世友忙里抽闲，去看看几个已为许司令物色好的对象。
这几位女性都是胶东姑娘，都被认为品貌上与许世友般配。
许世友一声不吭，骑上马，跟着这位后勤部领导上了路。
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胶东根据地内的五支队皮革厂（一说被服厂）。
走进大门，许世友一眼就看见一位正在干活的姑娘。
至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这位姑娘是后勤部领导早已物色好的姑娘；另一种说法是后勤部领导物色好的姑娘并不是这位。
许世友一眼就看中了他最先看见的这位姑娘。
这位姑娘是位农家闺女打扮的姑娘，完全可以用二字形容其外貌：俊俏。
那部长篇传奇也很生动传神地写到了这位姑娘的容貌：“……只见姑娘如花儿一样秀丽，她不光脸蛋红似苹果，那眼睛也格外有神，透出她纯洁的心灵。
再加上她那衣裤，颜色和偕，剪裁合体，身材虽不算高，却很匀称……”“…门开了，闪出一张相当好看的脸庞。
她含着笑，长长的凤眼露着温柔，配上窄窄的眉毛和长长的睫毛，显出自然的美丽；她的身体是那样的匀称，使她具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美妙……”“……只见姑娘青春年华，花儿一般，她不但眼睛有神，那皮肤也白皙……”据说，当许世友定睛看着这位俊俏的姑娘时，她竟没察觉，而是低头在认真而专注地做一双皮鞋。
许世友说话了，对身旁的后勤部领导说，说得斩钉截铁：“好，就是她吧……”说完，掉头出门，不再看物色好的那几位姑娘。
这位姑娘就是田普，当时叫田明兰婚后，许世友把田普送进了胶东党校学习，并亲自写信给他的老部下，当时担任胶东党校校长的聂凤智：“田明兰同志目前随你校行动，请安排她的工作和学习。”后来，组织上正式安排了田普的工作，担任许司令员的生活秘书。
建国后，田普曾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等职。
现离休家居北京。
静卧在胶东半岛艾山汤病床上的许世友，手心贴着手心地紧握着田普的手，眼睛却又望上了墙。
四壁洁白的墙已没见了洁白，全被地图复盖了。
这是许世友的命令，谁也不敢违抗，连夫人田普都遵照执行。
医生的告诚是静心，静卧，静养，但医生也无法让许世友静下来。
他在思考，他面对满墙的地图在思考。
他躺在床上，翻来复去，辗转反侧，想的全是地图上那座城市——济南。
在病床上，他更深更细，更全面地体会着毛泽东的战略设想。
战略部署和战略意义。
他体会到：“攻克济南，是中央军委，毛主席战略决战计划的重要组成部份，这时，解放战争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决定性阶段……中央军委，毛主席统观战略全局，精辟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他体会到：“在部署东北野战军组织大规模的辽沈战役的同时，命令华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拔除山东腹地敌所盘踞的这个顽固堡垒。
迅速打下济南，解放山东全省，不但从战略上直接配合了辽沈战略，而且可以使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解除华东野我军后顾之忧，实行更高度的集中和更大规模的机动，会同中原野战军，与国民党军队在徐，埠地区展开新的战略决战。”他体会到：“我军攻克济南，就摧毁了敌人‘固守中原’体系的一根重要支柱。
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适时转兵南下，歼灭军精锐主力于长江以北。
它的‘固守中原’方针，也将随之破产。”他深为赞同毛泽东的观点，也深为敬佩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攻克济南的条件已经成熟。
他认为：东北战场上，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锦州，已揭开围歼蒋军东北集团主力的序幕，东北蒋军根本无法再顾华东，再援华东。
山东腹地的济南此时已是一座真正的孤城。
对外水陆交通全被切断，三面绝援，一面隔徐州之敌主力达300余公里，仅能赖空运作杯水车薪接济。
济南守军大部被我歼灭过或曾遭受严重打击，战斗力减弱，死硬顽敌虽有但在我军胜利威势与政策影响下，士气不会太高，军心易发生动摇，只要给予狠狠打击，完全可以战胜顽敌。
更重要的，我华东野战军经过洛阳周村，潍县、宛西、兖州、开封、涟水、睢杞第一系列攻坚战役的胜利，士气高昂，装备改善，攻坚能力和技，战术水平大大提高。
而且华野内外线兵团已胜利会师，主力集中，兵强马壮，外加有中原野战军随时准备配合作战，势不可挡。
最为重要的，是民心所向共产党，民心所向解放军，空前扩大的解放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援解放军打济南，济南人民盼望解放军早日解放济南。
怎么打？这是许世友苦心极虑思考的焦点问题。
兵力部署上毛泽东和粟裕及华野首头已商定，他完全赞成。
攻城部署也已决定，分为东、西两大集团的兵力分配他也完全赞成。
攻城与打援兵力配备，也已决定：14万人攻城，18万人打援，他认为这样分配兵力也很合适。
他苦苦思考的是战术问题。
攻克济南，该求取那种最有效，最有力，最能克敌制胜又伤亡最少的战术。
他早已在思考这个问题。
他清醒地预见到，随关战步形势的迅速发展，进攻济南已不是将来，而是目前很快就要发生的事情。
他一直注意着济南，了解着济南，研究着济南。
他回忆：“早在胶济路西段战役之后，我山东兵团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就开始了对济南守敌情况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工作。
攻克兖州后，我们又进一步对济南地形，敌人工事构筑，兵力分布，活动规律和内部政治情况等，作了详尽的了解。”他了解到：济南守敌由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上将亲自统率指挥。
守敌共有9个正规旅和6个保安旅（至队）连同特种部队，共有11万人。
济南市区由内城、外城，商埠组成。
敌在以内城为核心，外城，商埠为基本防御地带，设置了五道防线。
在日伪时期原有城防工事的基础上，王耀武又根据现代战步特点和我军作战特点，加以精心改建，加固。
五道防线构成了虽面积达600余平方公里的守备性防御体系，修筑了密集的鹿砦，铁丝网，地雷区，交通壕，护城河，地堡群，夹壁墙等等防御工事。
同时，济南守敌还屯集了大量粮食，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可以这么说，济南城不仅有敌重点把守，而且工事坚固，粮弹充足。
还有，统率济南顽敌的王耀武上将，绝非等闲之辈，他有战略头脑又久经战场，能攻擅守，是蒋介石麾下难得的一位将材。
王耀武对守济南信心十足，早已扬言：“济南外围能守半个月，市区至少能守一个月……”许世友还侦知，蒋介石、王耀武也早已料到我军会很快进攻济南，而专门制定了一个大规模的保卫济南“合战计划”。
该计划设想很美妙：以王耀武11万大军固守济南，以徐州地区的三个主力兵团共17万人迅速北援，达到“内外来击，打败共军”的战略目的。
此时，许世友体会到，尤其要一丝不苟地遵照毛泽东的教导：“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他苦苦思考的就是战术问题。
他在苦苦思考战术问题时，也在渴望参加济南战役，指挥济南战役。
他还不知道，拖着这样的病体，毛泽东还会不会让他担此重任。
这是真正的重任。
他这样认识：“攻打济南，既不同于打潍县，也不同于打兖洲，这是我军第一次攻打坚固设防的大城市。
打好这一仗，既有很大的军事意义，又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不仅那些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曾经嘲笑人民解放军将在深沟高垒的现代化城防工事面前碰壁，就连我们的一些朋友，对我军是否有能力攻克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切坚固设防城市，进而摧毁蒋家王朝，也曾经持怀凝态度。
因此，敢不敢打济南这样的大城市，能不能迅速攻克济南，就成了对于人民解放军敢打必胜信心和攻坚能力的严峻考验，在国际，国内都会产生很大影响……”他完全具有敢打必胜的信心，他完全相信他的部队具有迅速攻克济南的攻坚能力，他苦苦思索的战术问题，正在走向深思熟虑后的成熟。
而且，他相信他思考即将成熟的战术的正确。
他强忍着病痛，开始了他自创的恢复体力，争取早愈的康复锻炼。
他先是在田普的搀扶下，在床前蹒跚而行直到精疲力竭。
后来，他能独自一人在病房中在满墙的地图前蹒跚而行。
再后来，他就行至户外。
他在田普的紧盯下，按时服药，加强营养。
连医生都叹为奇迹，许司令员竞能这么快就能离开病床，基本行动自如。
他的病情，他的好转情况，上报到千里之外的西柏坡。
毛泽东在关心他的病情，更欣慰他的病情好转。
后来他才知道，毛泽东很希望他早日好转。
有人说，这又应了那句孟子的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盘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不是天降大任，而是知人善任的毛泽东已决意把攻克济南的重任，也把攻克济南和伟大的历史功绩交给了许世友。
初愈的许世友是在艾山汤被华野正式任命为攻城集团司令员。
刚被任命的许世友急如星火赶往济南前线，赶往他的部队。
许世友是时而乘坐吉普车，时而骑马，赶路。
他首先赶往他的老部下聂凤智任司令员的9纵。
9纵数万官兵秘密驻扎在泰山东麓群山东围中的苗家镇地区。
数万官兵正在紧张进行着攻城准备。
古老的门墙被改建成了城墙，门墙外的水塘沟渠被设建成了护城河，还建起了地堡，炮楼，设置了道道鹿砦，地雷区，铁丝网。
这些全是仿造济南敌城防工事而设。
令纵指战员正在将苦练与巧练结合。
练如何打掉敌之夹墙工事。
练如何通过积水较深的护城河与外濠，练如何登上高大的城墙，练步炮进一步更完善协同。
针对济南城防的特点练，根据各部队的特长和任务练，有的专练扫清外围，有的专练攻打城墙，有的练巷战，有的练夺取敌占高楼……许世友就是在这热火朝天练兵高潮中进入范家镇。
许世友赶到范家镇就是专程前来参加9纵的誓师大会。
就在9纵的誓师大会上，许世友首次阐述了他已深思熟虑的决策，是战术决策，而不是战略决策。
许世友为他的攻克济南的战术命名：牛刀子战术。
他高声大嗓，以姿势助讲话：“我从胶东赶来，就是要带你们去打济南。
为了速克济南，我也给大家提出一个易懂好记的口号，就叫‘牛刀子战术’……”“什么叫‘牛刀子战术’这就叫‘牛刀子战术’……”接着说：“同志们知道，牛很庞大，又有蛮劲，要杀死它，必须一下就刺中它的要害。
同志们也知道，济南的城防工事强固，纵深又长，明碉暗堡成千上万，就象一头又大又凶又蛮的牛，我们要攻克它，就必须准确抓住敌人的要害部位，集中兵力，集中火力，杀开一条血路，象一把锋利的尖刀，直插敌人的心脏，再绞乱敌人的五脏六腑，一下子就置敌人于死地……”这就是许世友对后来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的著名的“牛刀子战术”的最初阐释。
这位农民的儿子，这位当年的放牛娃，大概是躺在艾山汤的病床中苦苦思考攻克济南的战术时，神思飞越，一下子回到了童年，猛然触发了灵感，把钉牛与攻城想到了一块。
这完全是具有许世友特色的战术，尤其是战术的命名。
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许世友是这样正式解释他的“牛刀子战术术”：“为了速克济南，我提出要求用‘牛刀子战术’。
这口号好懂又好记，实际上集中体现了我们攻济战役的指导方针。
什么叫‘牛刀子战术’呢？杀牛要找要害。
济南工事强固，纵深长，明碉暗堡成千上万。
在攻济战役中，我们要抓住敌人的要害部位，集中兵力，火力。
杀开一条血路，钻进去打，象一把锋利的尖刀。
直插敌人的心脏。”又一个传奇故事，诞生在攻济战役打响之前。
这是关于许世友的无数个传奇故事中的其中一个传奇故事。
那位写了许世友婚姻传奇的作家把这个传奇故事也写进了他那部深受人们喜爱的有关许世友的长篇传奇著作。
且不管其真实性如何，这个传奇故事确实写出了许世友的特点和性格。
照录如下：“……作为攻城总指挥许世友力排众议，决定攻城前，亲临实地视察，以便做到知已知彼，百战不殆。
“话说这天清晨，冉冉升起的太阳给大地抹上了一层淡淡的金黄。
晨曦把笼罩在天地间的灰褐色惟幕拉开。
通往济南城门的大道上驰来了一架菜车。
车老板坐在辕马侧后，扬鞭催马，精神抖擞。
他头扎羊肚子毛巾，身穿粗蓝布对襟小褂，下身也是深蓝筒裤，脚蹬黑色宽脸布鞋。
衣着破旧，肩头和膝盖都打了补丁。
此人红脸膛，浓眉豹眼，那眼睛格外有神。
车后还有两位押车御菜的伙计。
他们身着穿戴都和车老板相差无几。
一群群麻雀在路旁时起时落找食吃，路上的行人不多。
马车在大道上奔驰着。
车把式一个鞭花在空中放响，马蹄哒哒，铜铃叮口当，清新悦耳。
话说这车老板正是威震敌胆的将军许世友。
今天他和两个主攻兵团的团长，化装进城去侦察。
有人说许世友打仗心细，犹如姑娘绣花，单说将军去侦察，在中外战史上，也是空前少有。
许世友又扬鞭催马，‘叭！’一个鞭花，在空中炸响，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车子飞颠起来，不一会儿，便到了城门。
“‘干什么的？’城门上持枪的哨兵出来盘问。
“‘你没长眼吗？我们给国军送萝卜来了！’许世友不紧不慢地答到，‘假若你们不吃，我们就拉回去了。’“两名哨兵下得城楼，认真地检查了车上，又认真地审视了车老板，认为无疑，方下了通行令：‘进去吧。’“许世友还真有心计，天下谁人还不吃菜？就这样许世友和他的伙计，连闯三门四关，哄得敌人高高兴兴，最后完成任务而归。
“将军在决战前夕，不顾个人安危，去编织对部下的爱和对祖国的诚。
所以有人说，跟许司令去打仗，情况明，决心大，不打糊涂仗，叫人痛快！’虽是一句平淡之言，却道出了战士的心声和对将军的爱戴之情……”9月10日，许世友到达攻城集团指挥所。
许世友一到达指挥所，顾不上休息甚至顾不上洗上一把脸，与政委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见个面，就一头钻进了早已为他准备好的住处。
住处当然早已满壁是地图。
曲阜孔林会议他没参加，但已知道会议精神，并又从谭政委王副司令员的介绍中知道了会议的进一步情况，他仍嫌了解得不够，他要更深更细更多的研究此次作战会议制订的打援集团，尤其是攻城集团的作战计划。
曲阜孔林作战会议决定：攻城集团分为东，西两个兵团，由东，西两面向济南实施钳形夹击。
两兵团以第3纵队，第10纵队，两广纵队，鲁中南纵队（四个团）及冀鲁豫军区一部兵力组成，由10纵司令员宋时轮，政委刘培善统一指挥。
车兵团以第9纵队，渤海纵队（六个团）及渤海军区一部兵力组成，由9纵司令员聂凤智，政委刘浩天统指挥。
以13纵为攻城预备队。
特种兵纵队组成两个炮兵群，分别配属给东，西兵团。
攻城兵力重点首先是用在西线。
西兵团是主攻兵团。
东兵团是助攻兵团。
华野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的这个决策，是实事求是根据敌之防御特点，敌之兵力部署，敌之守城重点，来决定我主攻和助攻兵力，方向。
济南守攻，在王耀武统一指挥下，以泺口马鞍山为界，划分为东守备区和西守备区两大区城。
守备东区城的是中央军，也就是嫡系部队系统。
守备西区的则是地方部队，也就是杂牌军，主要是69军吴化文部队。
王耀武既把中央军置于东区城，很明显把东线作为防守的重点。
而且，防守西区城的主力部队吴化文69军已与我军和我济南地上党有联系，我军争取其弃喑投明，战场起义，而且成功把握较大。
如果成功，敌西防线马上就打开个大缺口。
敌机场在西区域。
敌机场守备部队是吴化文部，只要机场被我所占，就切断了敌唯一的补给线，也就是空中补给线，完全断绝敌与处界一切空中地上联系，断绝敌之一切兵力和物资援助。
这将极大动摇敌之军心，也极大的影响敌守东区域。
集中兵力打西区城，确实是一着极妙的高招。
打援集团，则布成了“夹河（运河）而陈”的阵势。
第4纵队，第8纵队和冀鲁豫军区的两个旅配置于运河西岸，构筑数道纵深较大的有较完备工事之防线，并依托水网清地之地形特点，阻击由鲁西南向北进犯之敌。
打援集团的主力“第1纵队、第2纵队、第6纵队、第7纵队、第12纵队、中原野我军第11纵队及鲁中南纵队（四个团）配置在运河东岸。
以上作战计划，已得到中央军委，毛泽东批准。
许世友已知道引作战计划已得到批准。
对于西线兵团兵力之大，之集中，许世友有不同意见。
“这牛刀子”首先捅向刺向哪个方向，哪个区域是要害部位，许世友与粟裕的看法不一致。
也就是说，许世友的看法与已得到中央军委，毛泽东批位的作战计划有不同之处。
许世友尚在赴攻城集团指挥所途中，就去电粟裕，直陈意见。
许世友去电粟裕，建议粟裕批准把西兵团的一个纵队调到东区域。
如果这个纵队一调，实际上主攻方向就由西转到了东。
粟裕回电，同样直言：“……第一步，13纵最好全部，如果不能全部使用时，至少望抽一个师或更多兵力协同鲁中纵队由南攻取飞机场。”也就说，不但不调西兵团的主力去东线，反而要许，谭把攻城预备队13纵在“第一步”作战时就使用到西线。
这是9月9日粟，许往返之电。
9月10日，就是许世友到达指挥所的当天，粟裕的电又到：“……攻济战役之能否成功，正如军委所示，在于时间的取得，西攻济之第一步要济南市纵宜以迅速攻占机场断绝敌人空援为目标。
……攻城第二步再以主力转向济城和商埠……”“总以能迅速攻占机场为第一步作战目标……”9月11日，许世友到达指挥所第二天，直接向中央军委，向毛泽东述陈意见，更是直言不讳：许世友说：以现在情况打下济南是有把握的。
但从部署上看，我们兵力不集中，没有重点的使用，这样很容易造成对我不利。
尤其是攻济南的兵力已布置好，不能变动，第一步就这样，但第二步我一定集中使用兵力……打下济南我们有最大的决心与把握，只要能挡作援敌。
请令打援部队坚决挡住援敌，以争取时间解决济南……毛泽东当天就以“军委”的名义回电：世友同志，并告粟谭陈，华东局、中原局：复电悉。
你已到前方，甚慰。
你所说的有重点地使用兵力，是正确的。
此次你战部署是根据军委指示决定的，即目的与手段应当联系而又区别。
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份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在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
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因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因而不能夺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
而以十一等共8个纵队担任打援，以其余各纵担任攻城。
这种部署，在下列的两种情况下是准备予以改变的，即：（一）在阻援与打援有出乎意料的顺利（歼敌甚多，敌已停顿），而攻城尚未得手之时，应当从打援方面抽调兵力参加攻城。
（二）攻城已有把握，但尚不能最后解决战斗。
而援敌则因被阻难于急进之时，亦可以打援方面抽调一部兵力参加攻城。
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应准备作和上述调动相反的调动，即在攻城第一阶段中，已经证明不能短期解决战斗，而援敌又大举进犯，非歼灭援敌不能继续攻城，在此种情况下则应坚决攻城兵团中抽调一部至半数兵力，（除占领飞机场及其他必要部份外），加入打援。
此点，你们亦应预先作精神的准备。
至于攻城部署应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兵力，此点甚为重要，并应迅即部署。
第二阶段则依战况发展，将主力使用于最利发展之方向，如果东面利于发展，则应使用于东面。
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
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整个战役应争取一个月左右打完，但必须准备打两个月至三个月，准备对付最困难的情况，并以此作为一切部署和工作的主要出发点……许世友久久捧着毛泽东的电报，细细地读，深深地领会。
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毛泽东对他的谆谆教导，毛泽东对他的肯定，毛泽东对他的求胜心切、轻敌思想，急躁情绪的告诫，都令他激动，激动得情不自禁，步出住处，至庭院，极目远眺西柏坡方向。
对毛泽东的指示，他心悦诚服，完全遵照。
矢志不移许世友对毛泽东的深厚且复杂但始终不变的感情和敬仰之情，应该说最初是源于恩怨分明，知恩图报这一中国传统的最高道德。
史无前例，艰苦卓绝的长征终于以红四方面军在甘肃六盘山下那座古老的小集镇会宁城的会师划上一个意义深远的句号。
会宁会师也标志着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心的战略转移基本完成。
于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又一次路线斗争开始激烈地进行。
一直处于斗争漩涡之外的许世友，这次被卷入了漩涡中心。
或者说，是他自己跳入了漩涡中心。
路线斗争的对象，也就是毛泽东的对立面张国焘。
路线斗争的实质，是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清算张国焘为代表的“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错误路线。
这是一场张国焘几乎无招架之力的路线斗争。
其英明、正确已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尤其是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为全党全军所公认的毛泽东，决心清算张国焘的错误。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号召全党全军开展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
这次批判，虽然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进行，但仍难以摆脱中央苏区时期“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遗留阴影。
张国焘是中共“一大”代表，曾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为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短短几年，红四方面军由弱到强，最强大时发展到拥有八万人马的大军，打破了国民党川军大规模的六路围攻，一举解放十余座县城，川陕根据地发展到数百平方公里。
实事求是地说，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最高决策者，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和壮大，川陕根据地的发展和扩大，这些胜利的取得，张国焘的主要功绩应不可没。
同样，红四方面军所犯的主要失误，也就是张国焘的错误所造成，张国焘也应负重责，甚至可以说罪责难逃。
张国焘的罪责，既有鄂豫皖根据地时“白雀园”的肃反扩大化，更有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另立中央。
然而，批判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时，阴谋也笼罩在了红四方面军的将士头上。
许世友是红四方面军中的一员主要战将，应该说得到了张国焘的赏识和重用，随着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和壮大，许世友也从1932年的红12师34团团长，升到1933年的红第9军副军长兼红25师长，再升至红4军军长……阴影当然也笼罩在许世友头上。
此时，许世友已由红军第一支骑兵师师长调到红军大学学习。
西安事变后，红军大学改名为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就是在他在校学习期间，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斗争展开。
而且并没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批判张国焘的同时，肯定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的功劳和贡献，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斗区分开来。
实事求是地分析，许世友对张国焘也曾是有感情的，而且不是一般的感情。
直到1945年，他还在检讨这段历史：“在国焘路线时期，自己受了张国焘愚民政策的欺骗，他从来不提倡学习，加上自己也有只凭枪杆子打天下的思想，不愿学习理论，因此，在政治上，理论上是糊涂的，不能辨别方向，还由于他的错误干部政策，拍拍拉拉，自己是一心崇拜，感情超过组织，在反国焘路线中，自己受到刺激……”最初，他是在批判张国焘的大会上受到刺激。
那是在延安的所有部队、机关、团体、学校全面开展批判张国焘活动中，抗大学员们召开的一次大规模“张国焘斗争会”。
几乎所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委员们全部到会。
毛泽东亲自到会。
张国焘也到会。
抗大的所有在延安的学员全体到会。
抗大校长林彪主持会议。
毛泽东首先给“斗争会”定下原则：“要在大事大非问题上划清界限，分清是非……”当然，许世友也坐在台下，坐在抗大学员中。
他很快就坐不住了。
他怒目圆睁，面红耳赤，差点就暴跳而起。
他看见，有人跳上台，根本不容张国焘申辩，就把张揪起座位，把张国焘的双手强扭向背后，再压住张国焘的头，要张认罪。
他看见，有人冲上台脱下鞋子朝着张国焘的脸狠狠打去。
张国焘的脸顿时红肿，连眼镜都被打落地上，镜片摔碎。
他看见，要不是毛泽东及时制止，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还没被撤职的张国焘，完全有可能被打伤，被自己的部下打伤。
他还注意到，毛泽东只是诙谐的说了一句，作了一个手势：“打人怎么行呢？君子动口不动手嘛，解决问题的关键在脑袋……”就轻而易举的制止了打人。
然而，对他刺激更大的是，有人竟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上挂下连在一起，全盘否定红四方面军的历史功绩，要揪出红四方面军中的第二个张国焘，第三个张国焘……许世友终于暴怒了。
他在会后的分队批判会上大嚷大叫：“你们不要弄偏了斗争方向，张国焘犯了错误，不等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都犯了错误……”“老子说了几句公道话，你竟敢骂老子是小张国焘，骂老子是托洛茨基，你他妈放狗屁，老子根本不懂托洛茨基是什么东西……”“日你娘的你竟敢骂我们红四方面军是土匪，竟敢喊打倒我许世友，老子当年参加敢死队的时候，你还在你娘的肚子里，老子就是小张国焘，老子就是土匪，你们又敢拿我去杀头……”也就是在这次斗争会上，许世友怒火攻心，大口吐血不止。
许世友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1953年，他在一次反省历史、总结思想时这样回顾往事：“……我非常生气，痛得吐了血到医院休养。
我想，从前反陈独秀、李立三时，我们这些干部只是知道他们错了，至于到底怎样错，什么叫路线、方针错了，我们是不知道的。
我也没参加过这么大的斗争会，这样的斗争会实在害怕。
当时我想赶快打仗，我到前方与敌人拼死，也不愿开这个斗争会。
加上下面又谣传要枪决周纯全、何畏、张国焘，我也是张国焘军级干部之一，也不能没有我的事。
我自己也觉得在这里枪决太冤枉了。
我南征北战带了这些彩，没有功还有罪嘛？那时认为党中央在争权夺利，要把我们搞掉。
我这个认识是大错了，所以基本上就动摇了，我的态度是非常不满，在病中苦闷到极点。”就在许世友苦闷到极点时，就在许世友的痛苦中，河西走廊传来噩耗，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组成红军西路军，在甘肃高台地区几乎全军覆没，二万多红军指战员，血洒戈壁沙滩。
那是一个陕北高原刮着大黄风的三月早晨，一阵凄厉的号声在抗大校区响起：紧急集合，全体学员紧急集合。
病中的许世友知道出了大事或者是紧急事情，强撑病体，随学员们一道聚集在大操场。
林彪校长已站在台上。
林彪消瘦的脸铁青，眼睛潮红，似乎还有泪痕。
他们在等待，等待一遍遍翘首西望、默然许久的林校长开言。
终于，林校长说话了，声音低沉而悲痛。
林校长宣布的是西路军全军覆没的惨败消息。
所有的人都低下了头。
突然，爆发出号啕大哭。
这位最先大哭的人，正是许世友。
全场马上哭声一片，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们更是哭得捶胸顿足，难以自持。
许世友更是哭倒在地，被战友扶起，送回病床。
他们简直无法相信这已是事实的噩耗，才短短四个来月，他们两万多来自鄂豫皖，来自川陕，英勇善战，情同手足的战友，就这么一去无回，战死黄沙。
他们一遍遍地回忆所熟悉的战友的音容笑貌，呼唤战友的姓名。
接着又是大哭。
哭得林彪都无法控制全场秩序，只好宣布暂时散会。
许世友是哭得肝胆俱碎，不能自持，根本无法行走，他是被战友们搀扶着回到许世友住处的。
整整一天，水米不进，只是思念战友。
思念中，更有千头万绪涌上心头。
许世友病更重。
就在病体中，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在继续扩大化，已波及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们甚至部份中级干部。
这些饱受冤屈的战友们是带着满腹的冤屈去看望他的一贯信赖一贯依仗的许世友，倾吐冤屈，唯有哭。
“我病体中，斗争会一天比一天开得厉害。
这时，四方面军的营、团、师、军级干部，都来看我，没有一个不哭的。
一连这样三天，尤其是军级、师级干部的哭，对我影响很大，过去都是老同事，都感觉没有出路……”这是许世友后来对当时情景的回忆。
战友们哭，许世友也哭，哭着哭着，许世友再也无法哭下去了。
但开始痛定思痛，开始思考出路。
也就是说，他已失望到了极点。
那是在极度痛苦中的考虑再考虑，这毕竟是件天大的事。
他想到了离开延安。
离开延安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离开中央，离开毛泽东。
许世友是再三苦思，方才作出决定：“我想了几天想出办法来了，他们来看我时，我对他们说：我们回四川去，那里有刘子才，他们有一万多人，又是我们的老部下，在这里天天说我们是反革命要枪决。
我们到四川去叫他们看着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
愿去的就走，不愿去的也不要告诉中央。”他考虑得既仔细又周全，就象打一次战役般进行策划：“我们准备步行七天七夜通过陕北到四川汉中靠巴山会合刘子才部再说。
一切计划都是我作的，路线也是我划的。
还有给毛主席的信都在我身上，准备4月4日夜10时出发。”他和愿意一块走的红四方面军的20多个团级干部、两个营级干部、6个师级干部，5个军级干部商定，他们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一块走，因为他们吃不得苦，不能步行，而要骑马。
他们的计划很缜密也很机密，他们在不动声色中焦急地等待，作好一切准备，等待出发时间的到来。
4月4日。
许世友悄悄从医院回到抗大，派出吴世安和两名警卫员先行出发，到城外做好接应准备工作。
干粮已准备好，行装也已准备好，只等太阳落山，黑夜降临。
下午4时许，日已有点西斜。
许世友正从窗口望日头，更细地盘算出走的每一个环节，以争取悄悄出城，和平出城，尽量不与卫兵发生冲突，尽量不伤人。
这时，他发现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卫处处长周兴，气势汹汹带领一大批保卫人员，进入抗大，包围了学员队的宿舍和教室。
保卫干部们一个个荷枪实弹，枪口，就直对着门和门内的人。
他看见，保卫处长周兴在门外点名，叫出一个人来，就由保卫人员马上捆绑，然后押走。
一连被点出的十几个人，全被五花大绑。
豆大的冷汗突然从许世友的脑门冒出。
他发现，被五花大绑的人全是今晚要出走的人。
他完全明白了：计划败露。
这时，他的宿舍也被包围。
至少一个班的保卫人员堵住了房子的前后左右，手中的快慢机驳壳枪全张着大小机头，手指紧扣扳机。
他头一晕，胸一挺，开门走出。
两名保卫人员手提麻绳冲上，就想给许世友上绑。
许世友左右一推，两名保卫人员连打几个趔趄被推开数尺外。
“老子自己走……”许世友吼道，双手放在屁股上，向外走去。
七八个保卫人员一拥上前，带队的用枪指住许世友的头，大叫：“不许动，再动就开枪了！我们奉上级的命令执行任务，谁也不准违抗，否则后果自负！”枪口下的许世友冷静下来，不再轻举妄动。
许世友先是被绑，后又加上脚镣手铐。
许世友被押走，边走边大骂，骂了很多大逆不道的话，很难听的话，其中有些话指名道姓骂毛泽东。
后来，对于这次被带上脚镣手铐的抓捕，许世友是轻描淡写地回忆：“当天下午4时，党中央发觉我们要走，把我们叫去问，我就从头到尾的有什么说什么。”对那位当时他尚还不知道是谁的“叛徒”，他更是破口大骂，大有恨不得生啖其肉的愤怒与仇恨。
后来，他才知道，他所骂的人是王建安。
这次轰动一时的“延安暴动”事件，作为党内的重要机密一直未公开披露，因此更具神秘色彩，更具内幕色彩。
数十年后，当时的抗大政治郭主任莫文骅所忆的《许世友在延安受审真相》，是真正的，实事求是的历史事实：4月3日（此处与许世友的回忆有出入）是星期日，天气晴朗，学校放假休息，教职员、学员们大多到延安城内，到清凉山和宝塔山等地去玩了。
我因为有些事要做，没有外出。
上午八点钟左右，校党总支书记邓富连（现名邓飞，曾任国家粮食部副部长）突然跑来找我，他神情紧张，上气不接下气，急急忙忙告诉了我一件意外的事情。
原来，他刚接到第二队的党支部书记，校党总支委员谢富治的报告：在“抗大”学习的少数四方面军的军、师级学员，由于不满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受张国焘拒不承认错误的影响心怀不满，由许世友领头，王建安、洪学智、陈再道、朱崇德、刘世模、詹才芳等十多名军师级干部参与，密谋带领每人身边的武装警卫人员共二十多人，携抢逃跑。
他们准备当晚午夜举事，杀死×××，然后从北门城边墙脚下的水沟爬出去（因为城门有哨兵），到山中打游击。
这是他们平时就侦察好的。
水沟能同时爬出两人，可以避免被城门口和墙上的哨兵发现。
王建安（军长）是参与者，后来他觉得这一行动太不应该，认识到党内矛盾可以在党内解决，何必用暴力？况且又要杀死某某，这不是叛变革命吗？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政治上没有前途，人身也不保险。
所以他决定不走了。
上午，当许世友问他准备情况时，他说有病不能走了。
但他们逼他一定要走，否则采取强制措施。
这样，王建安感到两头为难。
走了不合适，不走又怕有意外危险。
经过仔细考虑，不得不亲自问谢富治揭发了事变阴谋。
当我听邓富连讲完这件事后，心情也非常紧张。
自红军成立以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真是破天荒了……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冷静考虑一下，决定让邓富连同志留下，注意继续了解情况，观察动静。
同时，我去找刘亚楼、傅钟等校领导。
跑了几处，都没找着，于是只得直接去找林彪校长。
得知他在毛主席处开会，我即去找他。
主席住在凤凰山脚下的石窑洞里，离学校不远，只过一条街，很快就到了。
我向林彪详细报告了此事，他让我回校，不动声色，注意了解新的情况，并做好防备。
待向毛主席和中央报告后，再回校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