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个十项条件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但成了进藏部队和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的政策和约法规章，同时也是向藏族各阶层宣传的主要内容，并作为向西藏派人劝和的主要依据，特别是成为一年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基本依据和基础。
为使和平解放西藏的愿望成为现实，在十大政策出台前后，从中央到西南局、西北局和进藏的前线部队，在1950年9月以前，利用各种渠道，采用各种形式，不厌其烦地、苦口婆心地对西藏当局开展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
1950年1月20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西藏地方当局应派代表团来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
5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针对西藏代表的无理要求答复说，该代表只能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名义，并欢迎来京谈判。
随后，我国驻印大使和使馆人员先后会见西藏代表，表明中央统一祖国的态度，阐明党的民族政策，指出其闹“西藏独立”的错误，两次重申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并催促在印的西藏代表赴京谈判。
8月2l周恩来总理给印驻华大使潘尼迦的备忘录中，指出西藏为中国领土，人民解放军负有解放西藏领土及西藏人民的神圣责任。
中央人民政府赞成并主张以和平友好方式解决西藏问题。
西藏代表团是地方性的及民族性的代表团，他们应到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
虽然周总理和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反复做工作，三番五次地对西藏当局提出劝告并将谈判日期延后，但西藏代表仍没有采取积极行动，甚至在我国驻印大使袁仲贤把解放军即将行动的问题直言不讳地告诉西藏代表后，他们还在拖延。
在中央直接向西藏当局进行政治争取工作的同时，西南局和西北局也大力开展劝和工作。
2月1日，中央军委情报部青海联络站在张竞成（藏族）等人去西藏，于5月初到拉萨，将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和喜饶嘉措写给达赖喇嘛和达扎摄政的信以及带给达扎的口信交给有关方面。
但张竞成于6月被迫离藏。
接着西南局拟派志清（即密悟）法师赴藏劝和，2月25日，中央电告西南局和西北局，同意西南局“派志清法师赴藏说服达赖集团脱离美英帝国主义回到祖国，要达赖本人或其代表赴北京协商解决问题办法，或在进军中与我前线司令部谈判”。
中央还提出西北方面如有适当人能派到拉萨去进行说服达赖集团，亦应设法派去。
3月底志清法师与贾题韬居士，行至金沙江畔岗托，被西藏当局阻拦，直到昌都战役后才成行。
5月1日，青海省由当才（达赖的长兄）、夏日仓、先灵等活佛组成的青海寺院赴藏劝和团（秘书为迟玉锐）准备进藏。
5月3日，党中央电告西北局同意并指出：“要西藏政府速派代表到西康与人民解放军进行谈判”。
该团于7月中旬出发，至藏北黑河（今那曲）后，为西藏当局所阻，三位活佛被送往拉萨。
到拉萨后夏日仓、先灵活佛被软禁，迟玉锐被押解山南。
经斗争，1951年春迟玉锐等才被释放。
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于1950年5月5日致电朱总司令，请求人藏劝和，开始朱总司令担心他的安全，想要他先到北京参加会议，但格达活佛考虑劝和事大，不顾安危，决心前往。
后来中央认为他的意见很好，鼓励其前往。
7月10日，格达活佛离开甘孜赴昌都，沿途召开土司、头人和寺庙上层喇嘛座谈会，宣传中央的民族、宗教政策，劝告他们不要与解放军为敌，争取西藏和平解放。
24日，他至昌都后被阻，既不能前去拉萨，又不能回甘孜，于8月22日被害死。
进藏先遗部队为了和平解放西藏，一方面按中央指示做好与西藏当局派代表进行谈判的精神准备，另一方面又不被动地等待，而是尽可能主动地对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做工作。
十八军北路先遣部队到达甘孜后。
吴忠师长和天宝委员（中共西藏工委委员）给西藏昌都总管拉鲁写信劝和，希望他转报达赖活佛，即派员来甘孜前线指挥部就有关进军之各项具体问题，详作洽谈。
新疆独立骑兵师先遣连在团保卫股长李狄三带领下，于8月底进抵远离拉萨的阿里改则地区后，立即开展工作，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阿里噶本（相当专员）派代表才旦朋杰、扎西才让携带信件前来进行谈判。
两位代表还通过李狄三致电毛主席，表示西藏人民要做中央人民政府的老百姓，服从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和指示，并表示要促使西藏政府与中央人民政府和平协商。
李狄三又与噶本写信协商，噶本保证协助解放军开展工作，并互赠礼品。
从中央到进藏前线部队，从北京到西康、青海新疆，从地方到军队，虽然做了许多工作，对西藏当局的条件是很宽大的，但是除阿里噶本作出积极反应外，西藏地方政府根本听不进去。
不是借故应付，就是大谈“檀越关系”（即施主与寺庙之间的关系）。
西藏当局还认敌为友，做出阻拦、驱逐、软禁、害死来使的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他们为搞“西藏独立”不但蔑视中央，提出无理要求，顺从帝国主义旨意，顽固地与祖国对立；对疯狂地征召“民兵”，扩军备战，从外国进口武器，请外国人帮助训练军官，并调兵遣将，把重兵调至昌都地区，沿金沙江一线和昌都、类乌齐一带设防堵击解放军进藏。
被迫以战求和在争取与西藏当局和平谈判毫无结果时，为了祖国和西藏人民的利益，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维护祖国统一，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以战求和，不得不被迫发动昌都战役。
中央军委、毛泽东和西南军区命令十八军在云南一个步兵团和青海骑兵支队配合下“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其以西恩达、类乌齐地区，占领昌都”那么，在宽广的西藏高原，解放军与很有特色的藏军作战，各方面情况又不熟悉，怎样才能取胜，就成了一个人们关心的问题。
昌都战役是解放西藏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中央、毛泽东和西南局、西南军区都极为重视。
当时从中央到十八军主要担心的是粮食问题。
基于对粮食供应的考虑，1950年2月26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在对中央军委报告中要求推迟进军时间，提出“十八兵团进驻雅安之两个团。
因蓉雅（成都至雅安）交通受阻，食粮尚感不足，而入藏部队（指十八军）所需之大批食粮（这是该军最担心的问题，据张国华同志面谈，只要粮食有保障，其他任何困难都有信心克服）”则更无法赶筹”。
6月26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关于推迟昌都战役给军委的报告，也是根据绝难提前抢运最低数量之粮食”而提出的：8月23日日，毛泽东在同意西南军区关于昌都战役实计划给西南局、西北局的电报中特别询问，“你们一万六千人（指一十二师和军直三个加强营、一个辐重团等部人数）由于甘孜向昌都进军，粮食全靠部队携带及牦牛载运……甘孜是否已有这样多的粮食，部队及牦午是否有这样大的运输力”。
8月26日康藏公路通车甘孜，支援司令部准备的物资已开始不断地运抵甘孜。
十八军制定的昌都战役方案也于9月22日被西南军区批准，但张国华仍不下达具体执行的命令，他在考虑如何携带和向昌都运输粮食问题，真至他与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在甘孜一带访问当地的土司头人，并取得他们出动大批牦牛帮助解放军运输粮食的承诺后才下达作战命令。
这些足以证明各级领导对粮食的重视和粮食在作战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及后勤工作包括藏胞支援的重要性，正像西南局、西南军区、二野在进藏初期提出过的“补给重于战斗”啊！在作战方面，尽管藏军的帝国主义支持，有神权统治，有适应高原生活和熟悉当地情况等特点，但从总体说，解放军占有绝对优势。
藏军根据他们在清末和民国时期急夺藏东的经历，虽然也在玉树和藏康滇三角地带进行了部署，但防守重点是昌都及以东和东北方向。
中央和西南局、西南军区最担心的是怕敌人不同我们决战，或向黑河（现那曲）、拉萨撤退，我们包围不住他们，或分散同我们打游击，使我们被动起来。
根据西南军区的指示，十八军在9月l1日的具体部署中就特别注意了如何彻底歼灭藏军，在兵力使用上用了士气旺盛、装备优良、数量三倍于藏军的人员；在兵力部署上将主力使用于北线，即甘孜、昌都、恩达至拉萨大道（含）和察难以北地区。
在作战方式上，解放军沿金沙江一线证面与侧翼主攻、助攻、佯攻与外线大迂回及后期南线的拦截相结合，将藏军包围住，先一股一股吃，然后聚而歼之。
战役的关键是要将藏军包围起来，大迂回部队赶到恩达就能包得住，包得住就能胜利。
昌都战役自1950年10月6日开始，北线右路实施大迂回的部队首先在邓柯渡过金沙江，在青海玉树与青海骑兵支队会合后绕道直插昌都至拉萨的通道口恩达，然后从西往东包围藏军，其他各路部队在完成各自任务后直奔昌都或昌都以南与西南，形成大的合围圈，将藏军全部歼灭。
至10月24日战役结束。
战役历经19天。
解放军先后打了20多伏，解放昌都和昌都地区，共歼灭藏军5700余人。
此前全部藏军扩充到16个代本，昌都战役消灭的计有5个代本全部，3个代本大部，1个代本起义，共俘代本以上高级官员20余名，俘获在藏军中服务的英国人福特、柏尔及印度人2名，可以说藏军主力已被消灭。
战役中，解放军伤亡114人。
昌都战役不是为战而战，也不是只为消灭藏军和解放昌都而战，仍是为和谈而战，打下和平解放西藏的基础，所以参战部队都很注意在军事取胜的同时，更要在政治上取胜。
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其他守则，并按十大政策办事，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为群众做好事，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治影响，不但得到甘孜等地区人民的大力支援，还得到昌都战区人民的欢迎。
昌都头人和群众闻讯兵，有的竟去昌都北的洞洞竹卡和昌都东的达马拉山欢迎接应部队。
各路部队陆续进抵昌都时，城内更是一片欢腾。
在战役中我们对藏军的分化、瓦解、争取工作也很有成效。
藏军第九代本在解放军南线部队的战前战中政治攻势和政策感召下（包括动员九代本认识的上层给他写信），在解放军渡江向他进攻的第五天（10月11日）就起义了。
签订十七条协议正如毛泽东在昌都战役前所预见指出的，昌都战役后，西藏政治形势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
昌都战役情况很快传翻到西藏各地，西藏爱国人士和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
特别是释放、遣返的藏军，他们将耳闻目睹解放军遵守政策纪律及关心爱护群众的情况讲述给亲朋好友和其他人，打破了很多谣言迷雾，减少了藏胞的恐惧心理，增加了他们对解放军的理解，有的急盼解放军到达。
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一片混乱，并发生分化，摄政达扎不体面地下台，达赖喇嘛提前亲政，任命洛桑扎西和鲁康娃为司曹（代理摄政）。
西藏地方政府分成了两摊，一是达赖和一部分主要官员离开拉萨逃往中锡边境的亚东，以便见机行事，称亚东噶厦，掌握重权；洛桑扎西和鲁康娃等留在拉萨，称拉萨噶厦。
上层统治人物比较倾向祖国或感到和谈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主和派势力上升。
亲帝分裂主义势力受到很大打击，他们遭到主和派的责备。
周恩来和中央人民政府继续敦促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京谈判，昌都前线部队除以实际行动扩大影响外，还直接向西藏方面做工作，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军政官员也根据亲身体会向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上书，请求派代表赴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
西藏地方政府观望了一段后，派到昌都的谈判代表仍只提无理要求。
直到他们感到我们军事上强大，政治上宽大，寻求外国对他们再予援助又无多大结果时，达赖才于1951年1月27日和2月27日先后向中央报告由他亲政和决定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五人代表团赴京进行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