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无法认同国家的城市化战略。
中国应该开放户籍，开放土地私有化，引导大城市化的进程。
小城市无法分担公共成本，举个例子，你乘公交车2元，出租12元，私家车买来要数万到数百万。公交车可以负载几十个人，出租车只能坐你一个。
这就是公共成本的负担和效率不一样的道理。
别的不说，就说网络，铺到农村，除了我们的国有企业，谁还会做这种高昂成本的事情？但这样会消耗我们的资源，这个代价肯定要有人来支付的，不是城市消费者就是纳税人，而产生的浪费会影响经济的良性发展。
试想一下，农民的住宅为什么可以造到三层？我这几年和自己的工匠打交道，和家里的亲戚打交道，早知道种那点粮食根本不可能有足够多的收益。每个家族积累的资本都是靠打工和在城里做些小生意实现的。
城市农民工的第二代已经没办法回头，他们不适应农村的社会。如果我们不开放城市户口和自由迁徙，这些人就会成为没有根的流民，有工可打，却不能享受城市的福利待遇，没有归属感，没有前途可言。
我不无悲伤地看到，在我写下这段文字一年之后，富士康发生连续十二个青年职工的自杀事件。人们把这个归咎为血汗工厂。而我把它归结为经济改革穷途末路，再也无法支撑政改停滞的成本。
全球化到现在是资本的全球化，并不是劳力资本的全球化。在西方世界，工会林立，导致欧洲美国南美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阻碍。资本的顺畅流通，必定寻找劳力自由的地方，这是中国得以三十年迅速发展的因素。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三十年的发展带来的收益已经超越了农地收入。但是城市化的限制，如同全世界的移民限制一样，从中国到美国，农民都是非法偷渡者，没有身份，也享受不到福利。
这就是全球化资本，非全球化人力的恶果。
实际上，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大多受到西方各国工会力量的左右，也就是说，中国的劳工在和全球劳工竞争。哪一天全球的经济不平衡，哪一天，劳工的竞争就不会停止。
中国的第一个问题是限制土地的私有化，力图以户籍制度把农民限制在土地上，这就造成了农二代的无根基。而农民没有办法把土地变成财富，他们就无法在城市立足，让第二代融入城市生活。
第二个问题，在于不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转身支持垄断国有体系。当国有体系形成垄断后，它照顾的是小团体的利益，同时由于垄断赚钱轻松，因而放弃了创新和研发。只有私营企业主，有了稳定的私权，有长期的基业打算，不是随时准备拔脚溜走，炒房买金，这个时候才能够带来产业的升级换代。这样，才能够带来就业不至于锁定在代工工厂。代工工厂在全球竞争，和印度柬埔寨越南竞争，劳工不可能换得高收入。
我一再告诉你们，商人的创造力是带动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你们在这里一再地反对，和那些官员一个德行，只有商人的创造力才能够带动产业升级，如果每个商人都在准备溜走，谁会在这里扎根？指望那些垄断企业吗？你看到过他们有动力创造吗？整个苏联阶段，除了靠KGB偷盗一些技术，什么地方有过创意发明？
话说回来，被洗脑过度的“粪青”能了解什么？除了满脑袋大粪。我到目前为止没有认为富士康做错了什么，包括我周围所有的朋友，他们不仅仅是商人，也有白领、学者、工匠——我手下工匠很多。抱歉，连农一代也没觉得富士康是血汗工厂。为什么？因为我的工匠都是依靠自己的手艺做点工或包工赚钱，他们所有的人认为要得到工钱，就付出劳力。去年100元，今年120元，你不能承担，抱歉，工人去其他工地干活。工匠要150元，抱歉，没有一个工地会雇用他。
这就是最简单的劳资关系，劳工和资方是完完全全的平等双方，甚至于，很多情况我们要很温和很尊敬地请他们干活。
谁是弱势者？在一个市场上，廉价劳动力超越了工厂的需求，有一个谬论是资方联合起来共同压低工人价钱。我真的认为那些人的脑子被枪打过了！没有一个工厂能够联合市场所有的工厂压低价钱，因为大家都是竞争关系。如果一个工厂给予超越市场价的工钱，他面临的就是倒闭。
如果一个工厂主要冒着倒闭的风险给出高工资，基本上他是和你一样脑子被枪打过了。
郭台铭在此处，宣称即将上调工资20%，除非他玩其他的手腕，基本上富士康离倒闭不远了。富士康的代工利润只有5个点甚至3个点，我不知道劳工成本占几个点。这样一个巨型代工厂在接单时经过严格的成本核算，他根本没有提供高工资的能力。
我在开工厂时，美国Armstrong公司来寻找代工厂，寻找了中国所有够条件的工厂，筛选近两百个工厂打样；最终在价格和品质竞争中选择五家公司供货，刚开工就有三家无法承受成本放弃代工。
这就是现实！你哪里来的利润空间可以发善心？
是否政府有能力提供上百万人的公务员职位帮助你就业？是否有无数产业升级的上流企业容纳他们就业？是否有肥沃的土地可以让农二代年收入超过两万？是否有足够温和的环境提供上百万个小企业机会供“粪青”创业？
你连打工都受不了，创业这种事是炼狱里滚过来的人才能承受的，你早跳一万次楼了，还能忍饥挨饿去创业？
富士康的问题出在整个社会机制的问题。我们的农村城市化长时间处于停滞状态，无数农民成了候鸟。城市成为既得利益者，享受廉价劳动力，而不提供身份给农民。在中国的户籍制度中，户口意味着一切生活权利，包括医疗养老失业救助小孩教育。那么当城市把这些挡在外面，农一代工人眷恋土地，有一技在身，希望有一天回到土地上。这是他们的希冀。我手下的工匠不止一次和我说起叶落归根。但是，农二代在城市长大，和城市的小孩一样不知道稻米如何长成，他们希望的就是城市小孩拥有的。
但是城市化的畸形把他们挡在外面。这些孩子进入了工厂做工，没有可靠的物质基础，买不起房子，没有几个能够讨到女孩子喜欢，因为漂亮的同龄女孩要么去嫁城里人，要么去了娱乐场所。
他们的希望在哪里？他们的根在哪里？他们的归属在哪里？
当他们欢天喜地进了富士康，高科技企业，世界五百强，发现也只能拿到两三千元工资，尽管超越了其他“血汗工厂”，但这就是希望的尽头。
所以许多青年人出现了心理疾病。
那么，你告诉我，这是企业的毛病吗？
在新型的企业里，的确可以做到把民主制约体系和集体创造力结合起来，做成一个大家共同的事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在就存在土壤可以到处产生这样的企业。无数的企业主花在应酬体制内权利的时间和金钱，远远超过了研发。这难道是企业主的问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