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一切都表明，在社会阶层分化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政策还没有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形成与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发育相适应的社会政策，没有形成能够合理地调节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的社会政策体系。
国家社会政策缺位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贫困阶层的基本生存未得到充分保证。在这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这一问题本身有两个表现。一是经济条件本来较好的各个阶层和群体得到的保障也比较好，相反，那些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好的阶层和群体却得不到足够的保障。例如，目前，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属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基本上没有什么保障可言。而在城市，有工作的人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比没有工作的人所享受的好，工资水平高的人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比工资低的人所享受的好，有城市户口的职工享受的社会保障比农民工所享受的好。可见，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起到保护弱势阶层和贫困阶层的作用。二是社会保障的力度远远不够，难以充分地确保贫困阶层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不仅如此，即便是非常有限的这点儿社会保障，还不能做到让所有贫困人口都享受到。实际上，这两种表现是相互联系的。
三 社会制度创新滞后
除了社会政策缺位的问题外，不利于中国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成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制度创新明显滞后，一些过时的制度安排迄今为止尚未得到根本的改革，还在继续阻碍阶层之间的相对自由的流动。
在计划经济和身份制度时代，至少有三种制度安排，直接阻碍着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流动。一种安排是户籍制度和相关的就业制度，这种制度铸造了一个城乡分离的制度化的二元社会结构：当时占人口80%的农民很少有机会进入城市就业，因而也很少有机会通过职业转换实现地位转换和向上流动。一种是干部人事制度，根据这种制度，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工人，都很少有机会获得干部身份，向干部阶层流动。比较而言，农民的这种机会更少，仅有的两个途径是参军提干和机会少而又少的上大学；而工人则除了参军提干和上大学外，还可以通过“以工代干”的方式获得准干部身份。还有一种是高等教育制度（相关的还有知识分子政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大学学历的人自动获得干部身份。这本来是一种不错的文官形成制度，但当时的高等教育机构较少，能进入大学的人数极为有限。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高考制度被取消，高等教育从此陷入停顿，这条路也就被堵上了。
改革开放以后，在上述三种制度安排中，变化最大的是教育制度。高考制度被恢复以后，高等教育日益扩张，农民、工人及其子弟通过上大学来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大大增加。遗憾的是，90年代中期以来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又在逐渐地封闭相当一部分农民子弟上大学的机会。在干部人事制度方面则更加强调学历的意义，应当说，这是正确的制度安排。问题最大的是户籍制度。迄今为止，虽然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有关方面仍在以各种似是而非的理由拒绝彻底打破这种制度，因而它继续成为阻碍农民进城的制度性篱笆。可以说，目前的城乡制度安排具有半封闭半开放的性质。当然，随着短缺经济时代的结束，与城市户口相联系的许多福利已经没有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户籍制度的篱笆作用也随之而完全消解，相反，这种作用在许多方面仍然表现得相当清晰：进城的农民即便在允许他们进入的领域找到了职业，也可能会被简单粗暴的城市管理者以维护社会秩序的名义赶出城门。显而易见，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户籍制度以及由此造成的制度化二元社会结构，是与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要求大幅度缩小农业劳动者阶层的趋向不相适应的。
中国特有的传统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的社会管理模式，还在城市制造了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一部分职业和行业被规定为城市劳动力就业的禁脔，进城的农民工不得染指，否则，相关用人单位将受到惩处。这就使得统一而开放的劳动力市场迄今为止还难以形成。尽管政府在1992年就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统一劳动力市场却是千呼万唤出不来。没有统一而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的流动就不可能顺畅。而劳动力的流动却是社会流动的主要内容，因而也是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形成的基础条件。
另外，公共资源的配置不公正，导致机会结构不公正，这也是阻碍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成长的一种制度性缺陷。目前，最严重地影响中国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发育成长的公共资源配置不公问题，是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或不当。分城乡来看，城市的公立教育机构获得的资源远远多于农村的公立教育机构。实际上，农村的教育是农民自己办的教育，而城市的教育才是国家办的教育。
分教育层级来看，高等教育所获得的公共资源远远多于基础教育，为了创办所谓一流的高等学府，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的财政拨款被投给几所已经相当不错的大学，而农村中小学校危险教室改造的经费，则要通过农民集资或希望工程这样的民间资源动员方式去解决，并且美其名曰“人民教育人民办”。在这种制度下，城市的教师尤其是大学教师可以获得每月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薪水，而乡村教师每月几百元的工资还经常被拖欠，并且一拖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与此同时，大学收费制度并轨的所谓改革，不仅为各公立大学利用国家慷慨提供的公共资源谋求学校自身的福利，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也提高了莘莘学子跨入公立大学深造的门坎。这样一种教育资源配置制度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其结果就是使广大农民和贫困阶层陷入结构性、制度性的机会不公状态，在参与市场竞争方面缺少足够的能力，因而也就缺少适当的向上流动机会。
四 关于整体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还不清晰
在这里，所谓整体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就是要从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完整地认识现代化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应当如何构建的问题，并给以逻辑谨严的系统阐述。但恰恰是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整体思路还不够清晰。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上述社会政策缺位、社会制度创新滞后等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所在。
按照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对于1949年以前存在的剥削阶级，如农村中的地主、富农与城市中的资本家阶级（包括官僚资产阶级、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或则通过对剥夺者的剥夺加以消灭，或则通过公私合营等手段予以改造，从而使他们作为阶级被消灭。于是，在1949～1978年的中国社会，主要存在两个阶级和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知识分子。其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而工农联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基础，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
如上所述，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结果，是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新生。调查表明，这个新生阶层的社会来源，主要是干部、职工、农民、个体户、专业户、手艺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等，基本上与原来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阶级无关。尽管如此，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出现，仍然意味着中国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对于这一变化，人们的认识是极为复杂的，一些人从财富积累的角度，把私营企业主阶层称为“新富阶层”；一些人按照传统意识形态的原则，把这个阶层称为“新生资产阶级”；还有一些人则进一步看到这个新生阶层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且出于社会公正的考虑，对这两种社会力量结盟的可能性感到忧心忡忡。由此可见，对于新生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社会属性及其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一种能够得到广泛认可的认识。
随着城镇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革的深入，工人阶层迅速分化，其中一部分有知识、有技术、有能力的人，积极参与社会大流动，或在原企业中成为管理者，或进入私营企业、三资企业成为新型的工人甚至企业白领，或通过经商办厂而成为私营企业主。更多的工人则因为各种原因，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其在改革开放以前所享有的领导阶级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在一部分人眼里，工人阶层的这种地位实际上已经被消解。如果说，传统的产业工人在80年代中后期从改革中得到了收益，那么，1992年以后，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成了利益受损者，时刻处于向下流动的不安之中。面对这种新的变化，不仅相当一部分工人感到不理解和不安，一些自信代表着工人利益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也感到不能理解，难以接受。与此同时，广大以农业劳动为惟一或主要职业，以农业收入为惟一或主要收入来源的农业劳动者，从80年代中期以来，就已逐渐成为利益受损的阶层，而1997年以后更是每况愈下，收入增长缓慢，负担沉重，向上流动的机会日渐减少，教育制度“改革”所造成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则更是雪上加霜。
总之，发生在大多数工人和农民身上的这些变化，与新生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崛起，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状况都有改善，形成鲜明对比。这已不仅仅是社会问题，而且是传统政治意识形态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问题。
于是，基于各种阶层意识的思想言论蜂拥而起，批评者其言凿凿，辩护者其论皇皇。尽管如此，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以及其他各阶层在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中的地位，各自利益的表达和保障，以及相互利益的调节和协调，所有这些问题，迄今为止尚未从意识形态角度得到清晰、具体且符合公正原则和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需要的说明。归根到底，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还没有真正弄清楚，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究竟应当是怎样的，究竟应该形成一个怎样的社会阶层结构，以及如何培育这样一种阶层结构。这样一种基本思路的欠缺，不仅难以真正澄清社会上广为流行的各种思想认识混乱，也导致了一些制度创新的方向不明甚至错误，导致了社会政策的摇摆不定和严重滞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