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城市放开户籍管理后，必然有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大中城市。由于当前中国的城乡劳动力报酬水平差距过大，农民进入城市后，必然以较低的“期望报酬”与原来的城市居民进行就业竞争，短期内有可能对原来的城市劳动力就业产生“挤出效应”，增加城市失业压力。这必将遭到原城市居民的反对，造成城市社会问题。为防止这种问题发生，政府必须通过加速改革的途径，加快完善社会失业保障系统，以维持城市社会的稳定。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战略选择与前景展望
根据国际经验，当一国经济进入长期、持续、稳步增长的时期，城市化也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世界银行对全球133个国家的统计资料分析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城市化水平仅为20%；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700美元提高到1 000～1 500美元，经济步入中等发展国家行列时，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40%～ 60%。中国作为农村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的十几年中，我国的人均GDP将从1997年860美元，提高到2010年的1 200美元甚至更高，经济的发展将推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这是一个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
一 城市化：启动消费，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
自亚洲金融危机后，通货紧缩出其不意地降临到习惯于短缺的中国人头上。面对市场疲软、企业亏损、银行惜贷、劳力闲置、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和周边国家经济复苏缓慢的多种困难，“扩大内需”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然而，通货紧缩不是一种简单的货币现象，而是一种实体经济现象，是实体经济中供需不对称和结构失衡的表现，“是新的投资领域不断开发和生产率不断提高造成了供给的大规模增加，从而导致物价普遍下跌与人们的收入的增长却比较缓慢”的结果。
消费不仅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巨大动力。在我国经济告别短缺逐步向买方市场转变的新形势下，居民消费在引导生产、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中，最终消费率一直占60%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50%以上（1990年除外）。而在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已从1978年的78.6%，上升到1998年的802%。这意味居民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自90年代以来，农村居民消费所占居民消费的比重不断下降，已从1978年的62.1%降至1998年的47.1%，几乎每年平均下降一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比重的大幅度下降，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已从1978年的31.93%降至1998年4.64%。这表明，农民消费需求不足是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有着世界上少有的“超级消费市场”。市场的消费主体是12亿国民，但是，理应成为启动市场的主力的9亿农民却消费需求不足，人数上的优势从来没有使他们成为市场的“主导者”。从消费总量分析，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3倍，但消费总量仅为城市居民总消费量的91%，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城市居民的1/8。
著名的经济学家D·W·乔根森在补充和发展二元经济理论中，从消费结构变化的角度分析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问题。他认为，农业剩余和消费结构变化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的根本原因，因为人们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是有生理极限的，而对工业品的需求则是无极限的。当农产品生产能充分满足需求时，农业发展就失去了需求的拉动，农村劳动力开始转向需求旺盛的工业部门。
乔根森的消费结构理论对我们分析城市化与改变农民消费结构的关系是颇具启迪意义的。工业消费品不足需要靠农村要素的转移来实现，农民消费结构乃至整个国民的消费结构升级同样有赖于城市化的拉动效应。因为，在人地矛盾日趋尖锐情况下，城市化是解决农民生存与发展问题有效途径之一，城市化能大幅度地提高农民的收入，为扩大农民消费储备能量。而且城市是启蒙农民消费的大课堂，它将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使农村居民的消费能量真正释放出来。不难想像，如果在未来的10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每年能以1.2%速度递增，即从目前的30%到2010年提高45%，这意味着每年将新增城市人口约2 000万，这样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所产生的消费需求无疑是巨大的。
其实，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多少已经走到了生产和消费的极限，向一元化的城市化发展、升级，不但是当前启动消费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数亿农民的国家，如果没有农民收入的增长、消费需求的增长，仅靠投资引导的经济繁荣是难以持续。
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目前通货紧缩成因的不可逆性，我们可以看到消费结构升级滞后只是多种不对称的一个方面，在产业和技术转移中，中国已踏上了两条无可奈何的“不归之途”：当国际上发达国家转移了旧技术产业（但对落后的中国却是“新”的），完成了其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时，中国则是城市向农村转移了旧技术产业，保留了传统生产力。多年来，我们恰恰是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安于对已过剩的旧技术产业不断投资、重复建设。对旧技术产业投资过多、保护过度，直到生产能力过剩引起通货紧缩才紧张起来。如果我们将宝贵的资金和劳动力用在城市化上，用在第三产业上，用在真正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可能会使更多的农民实现“小康消费”的梦想。
二 21世纪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中国城市化有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的困难和阻力，根据1999年联合国的世界经济发展报告，在21世纪，中国将面临人口、就业、资源和环境上的“四大挑战”。那么，我们能否正确地处理中国人口的巨额增长问题，使之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生产力；能否以经济、产业和技术上的革命，为国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发展的机会；能否利用相对贫乏的资源，创造性地使社会消费和生产达到中等国家的水平，并保障经济环境在持续发展中处于优化状况，均有赖于城市化发展战略上的正确选择。
第一，坚持效率的原则，完善以大城市为龙头的城市化体系。
按照我国现行的城市等级划分法，城市按市区非农业人口的数量分为五等：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我们提出大力发展和完善以大城市为龙头的城市化体系的设想，在于大城市有着许多小城镇无法比拟的优势和潜力。
首先，大城市规模经济的优势强。正如恩格斯所说的 “集聚效应”揭示了大城市的客观发展规律。大城市是以产业和人口高度集中为特征的，这种密集经济为现代化、专业化的生产协作与联合提供了有利的空间环境，也为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金融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信息资源和公共服务设施等奠定了基础。正因如此，城市经济的规模效益总是大大地高于农村经济，城市的规模大，规模经济的效益也就越高。以世界公认的大都市为例，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3 000美元以上，GDP占全国的比重也比较大。
例如，东京GDP占全国的186%，伦敦占17%，汉城占26%左右。在我国，大城市在国民经济中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国家统计局城调队对全国城市的调查显示，1996年全国666个城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47 074.2亿元人民币(不包括市辖县)，占全国的68.6%，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9 138.6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倍。其中综合实力最强50个城市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0.9%，人口的9.1%，却创造了占全国27.1%的国内生产总值，41%的财政收入和32.8%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998年，北京和上海的GDP分别占全国的2.5%和4.6%。
其次，大城市创造就业机会多，就业潜力大。综观各国的人口流动，人们多首选大城市而居，并不是因为他们偏爱“城市病”，而是大城市经济效益高，就业容量较大，具有从政、务工、经商、教育、科技、信息、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交流等多种就业机遇和选择，因此吸引人口向大城市集中。
最后，大城市除了具有聚集效应外，还有不可低估的扩散效应和辐射作用。大城市作为生产、金融、贸易、交通运输、信息和服务的中心，通过技术的转让、产业转换、资本的输出、信息的传播等多种方式，可以带动周边的中小城市和地区的迅速发展，从而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如20世纪初纽约大城市中心地位的确立，带动了美国东部沿海城市乃至五大湖周边地区的发展。在我国，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群，也是中国经济最活跃、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和环渤海城市群也是在大城市广州、北京、天津、大连等大城市的带动下迅速崛起的。
在21世纪，中国要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积极发展大城市，才能造就出纽约、伦敦、东京式的国际化大都市，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才能造就出更多像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现代化城市群，提高中国经济的整体实力和效益；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取得增强城市规模效益和就业安置能力的“双赢”成效。因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以大都市“城市病”为理由，盲目限制大城市的发展。
在发展和完善大城市的建设中，我们应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不断调整优化大城市的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的升级转换。政府在此关头应以积极就业的政策，来引导大城市就业市场的扩容和开放，并在城市化中更多地担负起脱贫、安置、管理、教育、改造和服务中国大多数农民的新历史性使命。
坚持在城市化中以大城市为龙头，还要努力提高城市间、城乡间的横向联合效率，在区域上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化地带”，系统地发挥出城市化区域的集聚效应，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带动农村经济改造和升级。在中国以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南和西南既有的大城市为中心，以产业调整为动力，完全有潜力形成不同的“城市化地带”，并以相对较小的城市面积吸纳较多的人口。这在世界上并非梦想，美国东部沿海城市带，面积仅仅为美国的1%，却容纳了美国总人口的20%。
第二，坚持节约资源的原则，正确引导中、小城镇的健康发展。
中国虽地大物博，但人均的资源拥有量却十分有限。以土地资源为例，我国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占有土地仅为世界人均土地面积的29%。1958～1995年间，由于乱占耕地、盲目开发造成耕地净减少2.53亿亩，年均减少665万亩。目前，我国人均土地、人均耕地、人均林地和人均草地分别为12.6亩、1.59亩、1.69亩和3.8亩，大大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有限的土地资源，决定了中国城市化不能走盲目扩张的道路。但是，我们以大城市为“龙头”，也并不否定中、小城镇的发展。在战略决策上我们应该切记的是：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科学教育水平和经济能力，一般都比较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通常多采取就近转移的方式，而小城镇更接近农村，便于吸收农村劳动力等，这为在中国发展小城镇提供了最有力、最具可能性的依据。
此外，小城镇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的一种自发行为，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建设资金投入少、成本低，也是促进小城镇发展原因。例如，浙江的龙港就是在改革开放中，全部由农民集资1.5亿元建设的可容纳10万人的小城市。在199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我国政府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发展小城镇是一项大战略，要坚持布局合理、规模适度、规划科学、注重实效的原则，运用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加强政府引导。如何加强政府在小城镇建设中的引导作用，亟待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