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相对于非经济全球化而言，是一种制度创新，该制度的形成是缘于它能提供的相对于非经济全球化更多的实际和潜在的利益。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国家经济主体的视野已不再局限于本国一隅，而是能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优势，并进行配置。在经济现实中，我们也看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日益享受到由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高质量的物质产品、高质量的无形服务，日益享受到由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高效、利润和发展机会。但我们还应看到另一面，即经济全球化不仅能够带来诸多好处，同时也能带来坏处，甚至能形成经济全球化的“陷阱”。因为发达国家经济起飞的发展路径以及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全球化并非“救世良药”，如果用“剂”不当，就会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陷阱”，乃至引发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全面衰退。
经济全球化的最先推动者是西方发达国家，但这是否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是依赖经济全球化而进入发达国家之列呢？其实不然。以美德两国为例，实际上，它们在经济起飞阶段都推行了保护国内市场的政策，只是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乃至能与发达国家抗衡时，其贸易政策才发生相应变化。在１８世纪，英法是当时的发达国家，经济实力雄厚，美德两国当时只是欠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相对弱小。为赶超英法两国，１７９１年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提出了著名的《制造业报告》，并指出为使美国经济赶超英国，应保护美国的幼稚工业，此后为阻止英国商品的过度竞争，美政府把平均关税率从１９世纪初期的２０％提高到１８６５年的４７９％。而德国的做法是，为支持德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铁血宰相”俾斯麦提高关税的总体水平，并相继执行了旨在保护国内市场的其他措施，如设置进口配额，征收各种国内税等。直到后来，美德的工业发展水平在保护国内市场的政策扶持下，才有了较大的飞跃，并在短期内赶上了英法等发展较早的资本主义国家。总之，发达国家在早期的历史路径表明：完全开放国内市场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并不是赶超型发展中国家的必由之路。
其实，从本质上讲，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的用意只是在于：利用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强大的经济、技术优势，尽力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捞取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继续保持其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主动权，以实现国家利益极大化的目标。
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全球金融一体化，使世界经济具有很高的投机性和风险性。当今世界已进入信息时代，生产和管理方式随之发生巨大变革，国家疆域对世界经济的约束力减弱。信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开发，使得资金的跨国流动成本日益降低，流动效率得到提高；与此同时，生产活动的全球化又反过来促进了资金的全球流动。其结果是：虚拟资本急剧膨胀，金融资产总量及其增长与实际生产总量及其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虚拟经济与实质经济严重脱节。目前，全球每天的外汇交易高达１５万亿美元，而现实需求至多只有３００亿美元，占外汇交易总量至多达２％，其余的大量国际资金流动，目的纯粹是为了套取利差和汇差等投机利润。据统计，目前国际游资已达75万亿美元，这些投机性很强的短期游资始终像幽灵一样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徘徊，危机一旦爆发，危害巨大，增加了这个世界的不稳定性。
对于经济全球化浪潮，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具有很高的热情，在“二战”后不久，各国就积极致力于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以此作为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前奏。在过去数十年里，发展中国家已创建了近百个区域性经济集团，如东南亚国家联盟、阿拉伯国家共同市场、安第斯条约集团、中美洲共同市场、西非国家共同体，等等。然而，发展中国家是否借此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了呢？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发展区域集团乃至实现经济全球化并没有使其借此取得成功，甚至还陷入了这样一种“怪圈”，即经济落后→发展区域集团→贯彻经济全球化政策→出现经济泡沫→泡沫破灭→经济衰退，我们把它称为经济全球化的“陷阱”。韩国、墨西哥的经济实践便可以证明。
韩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初衷是为了分享经济全球化的丰厚利益，然而其实践如何呢？韩国在经济全球化初期，利用其人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取得了对外贸易的繁荣，并维持了一段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但暂时的经济繁荣掩盖了韩国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并导致该国政府错误的经济决策。一方面，韩国为加入世界经合组织，轻率地放松了资本项目管理，不加区别地引进外资；另一方面，韩国政府片面强调外向型经济以取得短期利益，不注重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结果导致自身在国际竞争中的劣势，乃至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墨西哥的经济实践，也是令人深思的。该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过高估计了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作用，以至于制定并实施了忽视自身积累、过度依赖外资的经济政策；同时为尽快加入当时的关贸总协定（即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不顾本国宏观调控能力有限的实际，过早开放了本国的资本市场，致使国际游资大量涌入，推动泡沫经济增长。一遇不利情况时，这些游资又迅速出逃，最终该国发生了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５年的严重经济危机。
经济全球化会带来风险，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实践也表明，发展中国家不宜盲目采用经济全球化政策，因为存在经济全球化的“陷阱”，但这是否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应摒弃经济全球化，回归“闭关锁国”状态呢？非也。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要客观全面，毕竟经济全球化这种制度在世界上已被运用了近两个世纪，纵然在经济全球化初期仍存在“闭关锁国”的路径依赖，但实践表明经济全球化已冲破“闭关锁国”的制度惯性制约，是经济运行的高级形态。应该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在带来风险的同时，也带来高效、利润与发展机会。
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的“陷阱”更是发展中国家自身原因所致，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不顾自身现实，错误采用经济全球化政策所致。我们知道，发展中国家往往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产业结构素质低下，抗风险能力弱；经济规模相对弱小，具有易受操纵性，等等。发展中国家的这些特点决定，在经济起飞阶段，发展中国家不宜完全放开国内市场，而应大力发展优势产业，同时注重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在放开国内市场时要注重策略性，要根据自身的实力，循序渐进地确定适合于自身的制度安排。比如，可先实行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待时机成熟时再实行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在实行经常项目自由兑换时，可参照发达国家早期成功的经验，设置相对高的关税水平、非关税壁垒，以保护国内稚嫩产业的发展，等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前文说明经济全球化“陷阱”的存在，并不是否定经济全球化，其用意在于加强读者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风险的认识，强调制定政策特别是关于经济全球化方面政策要从本国国情出发，因为只有切合实际的政策安排才能恰到好处地推动经济飞跃成长，而不至于付出高额风险成本，最终功亏一篑。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在新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巨大发展的推动下发生的，这是在生产高度社会化以及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基础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其中，国际贸易的高度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现实基础，贸易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
一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综观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始终有一个生产力发展超越国界和世界市场以民族国家为单元分散管理的矛盾。殖民地经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以后的冷战，在经济层面，本质上都是这个矛盾的反映。试想，各国都关起门来，在国界内部按照百万、千万的人口规模生产自己的汽车，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年生产近千万辆汽车，只能卖在美国，怎么可能呢？一个多世纪以前，马克思曾经血淋淋地详细描述过英国机织纺织品对印度和中国小农经济的摧残。在这个意义上说，瓦特蒸汽机演化出资本主义全球殖民的历史，并不牵强附会。同理，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把世界市场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跨国要求，集中成为可以跨国分工和相对自由贸易的两大板块，才奠定了50多年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秩序基础。
如今，第三世界生产力的供给能力发展起来。生产力的发展，以信息产业为龙头，发生了又一次空前巨大的飞跃。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洲为单位以致跨洲的地区经济贸易结盟活动就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冷战一结束，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就在贸易，直接投资，开放电讯、媒体、商业、金融市场等各方面排山倒海而来。如果说生产力的发展与殖民、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世界秩序演进，存在某种相辅相成的内在关系，那么今天，技术进步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更是以百万、千万甚至上亿人口规模为单元的国家所无法容纳的了。英国、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四个强国联手，才能生产出空中客车，与美国航空工业一搏，是生产力发展超越国界在供给方面的典型案例。韩国以几千万人口的国力和市场规模，独立发展各种产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是生产力发展超越国界在需求方面的很好说明。
生产力发展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是，需要警惕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丝毫不意味着正义和公平。与以往的历史一样，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融合了少数生产力发达国家自私的国家利益。譬如，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军工重组直接威胁欧洲以国家为单位的军工产业的生存。譬如，酝酿许久的欧元，说到底，也是欧盟列强团结起来，既抗衡美国，又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尽量攫取最大份额利益的工具。譬如，就像当年英国的机织纺织品是用炮舰送来的一样，今天，专玩金融衍生工具的国际游资四处横行作孽，绝大部分集中在美国的几家金融机构。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各地受灾政府进一步进行自由化改革开放。雪上加霜的结果，迫使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和地区奋起保护自己。
马来西亚的外汇管制，中国台湾地区禁止索罗斯进场，香港当局与国际炒家“埋身肉搏”，我国人民币不贬值和暂不考虑人民币可兑换的改革等，都是国家民族利益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掺合在一起的矛盾反映。如今，从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外汇管制开始，金融危机迫使所有政府干预和控制本国经济的行为大大加强。相对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而言，世界正在步入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战国时代”。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命题。然而，从瓦特蒸汽机带来的工业革命以来，历史就是这样矛盾地走过来的。这里没有一个纯粹经济学的帕雷托最优模型可以解释的道理。倘若彻底按照帕雷托最优模型办事，过去的帝国主义殖民当然是推动历史前进，争取民族解放就成了反动；今天要防范金融危机，全世界都用美元一种货币，不就万事大吉了，何必还要各国不同货币兑来换去的麻烦？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既为全球化提供了经济上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为全球化进程提供了可能性。如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创新，使得信息传递极其迅速，国际经济交往非常快捷，巨额资本调动瞬间即可完成等。广大发展中国家适逢和平与发展时代，纷纷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相互提供了历史机遇。经济全球化加速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贸易自由化、资本国际化以及高科技发展，促进了全球生产力的增长，推动了全球产业结构的新一轮调整，世界各国间的相互依赖进一步加强，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和国际市场，发挥“后发效应”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全球化进程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进行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的印记与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