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我们国人都非常熟悉，日本人也很熟悉，因为他们从古至今都用考古学家的研究精神将中国研究得异常的透彻。而中国，却因为曾经的阴影和仇恨，不愿意去研究大洋彼岸的日本到底是什么状况，也很少有大学开设研究日本的专业，对日本的真实情况严重欠缺理解。日本有很多的“中国通”，中国却没有“日本通”。在这种彼暗我明的懵懂无知中，三井仅借用了中国鹊巢鸠占的故事就轻轻地将整个商业策划演绎得出神入化，神鬼不知。
曾经在网络上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新浪是由日本人控股掌控的，sina的发音与日语中“支那”一词的发音相近，是对中国人的侮辱。刚看到的时候，很多爱国网友都异常气愤，不假思索地破口大骂，并发誓不再登录新浪网站，号召大家集体抵制新浪。但是正当我们在非理性的愤怒中群殴新浪，欲将我们自己的门户网站亲手掐死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一些真实的历史悲剧。
其实，新浪是日本人控股之中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日本的三井财团与当年新浪的前身四通公司确实有过一段始乱终弃的跨国“婚姻”。
1984年，四通公司创立于中关村丁字街路口的一个只有一张办公桌的小屋里。刚成立的四通，主要业务是销售日本Brother公司的2024型打印机，这种款式的打印机是通过三井物资部进口的。该打印机配置上了四通自行研究的汉字驱动软件，比三井财团东芝公司生产的3070型打印机便宜了5000多元人民币，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四通公司第一年就取得了300万元的销售收入。
当时国内的打印机都是字符打印机，只能打英文字母。为了能开发出一种中文打印机，总工程师王辑志四处求援，希望能够与国外公司合作实现技术突破。当王辑志找到三井物产的时候，他们敏锐的嗅觉立即就感觉到了商机的到来，谈判仅花了两个小时，三井物产物资部部长石田帮夫当即决定出资100万美元支持四通文字处理机，即后来的四通打字机。开发成功后，预计每年将会有10万台的销量，四通将从三井物产进口大批文字处理机的硬件。这么广阔的市场前景三井不可能不心动。三井物产安排四通公司的技术人员到其关联公司ALPS电器株式会社参观，拿来当时日本最好的东芝牌文字处理机供参考，提供文字处理机的说明书。四通表示，如果开发失败，四通将以向三井物产采购其他产品的方式来弥补日方的损失。
1985年，四通与三井开始正式合作，共同开发中文文字处理机，由三井物产投入100万美元的开发费。1986年5月，四通MS—2400打字机研制成功，第一年就销出了7000台。经过改进之后的四通MS—2401的技术即使在当时的日本同类产品中，也是先进的。这是三井物产的评价。但同时他们也分析了四通打字机成功的原因：“硬件解决远离问题，而软件解决文化问题，远离市全世界相同的，而文化因地域而不同，最终与使用者接触的主要是软件界面，因此只有中国人才能开发出适合中国市场的电脑产品。”这些话其实已经揭示出了中国严重欠缺硬件的软肋，没有硬件，没有独立的研发能力，光靠与外国合作的技术拿来主义的合作其实已经为四通后来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天上不会无故掉甜饼，三井物产对四通的扶持是有其全盘策划的。四通的在当时能够开创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先河，除了创业者的个人素质之外，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他们具有的独特身份和与政府等各方面的密切联系。四通的创业者大都是来自中国科学院系统，他们所拥有的人脉是普通创业者所不具备的。作为高层次知识分子，他们能够接触到政府、学术界、国有大型企业等各个方面的人和资源。这种独特的人脉网络是三井集团在中国策划布局中最为缺乏的，同时也是三井最为看重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三井对中国的打印机市场并不熟悉，需要四通进行牵线引路，获得市场的第一手市场情报。
为了进一步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三井物产和四通公司在1987年合资成立了四通办公设备有限公司。从那时开始，四通的MS—2401和MS—2411在市场上销售了很多年，为四通公司带来了二十几亿元的销售收入。
但是辉煌背后的闷亏却是显而易见的。很快四通就发现自己在与三井物产的斗争中打了败仗。四通通过成本调查发现，MS-2401的机芯产自富士通公司，价格在150美元左右，合计全部材料成本合计仅300多美元。但是三井和富士通统一口径，拒不让价。而四通在实质上是贸易型的组装企业，很难脱离对三井的依赖，只能继续当合作进行到底。
更令四通恼火的是，1991年四通、三井物产和富士通合资成立了深圳深通打印设备有限公司，深通刚成立不久富士通就开始另立门户。理由是深通打印只是为四通打字机提供配套，不能够生产打印机整机。其实，在富士通眼里，深通打印本来就仅是一个打工仔的角色而已，唯一的价值就是，它是日本企业进入中国的跳板。通过这个跳板，富士通成功地获取到了大量的渠道资源和客户信息，进入了中国针式打印机市场的前三甲，成为中国政府、金融、医疗等行业的首选品牌。
虽然合资是为了赚钱，但是为了赚钱而合资却是一种很明显的短视，短视之后的路怎么可能走得长远呢？在合资的过程中，四通公司的研发力量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培养和锻炼，经营管理团队的素质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提升。没有自己核心技术的产品组装，公司的前途只是末路。因为没有自主研发能力，最终丧失独立自主发展的契机，只能沦为一个干瘪的躯壳。当四通公司圆满完成了作为三井物产综合商社协助富士通登陆中国专业打印机市场的任务，当三井财团发现深通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便果断地抛弃了四通这个昔日辅导有加的合作伙伴。
其实从一开始，四通公司就只是一个壳，或者说是喜鹊的巢，三井物产选择了它作为孵化器，在中国本土培育出众多合资企业，作为进军中国市场的桥头堡。以合资作为切入点，三井率领的日本财团企业借助四通这个壳，得以把握各种网络资源，顺利地进入中国。但此时的三井就像是已经长大了的喜鹊，翅膀硬了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四通这个喜鹊以及它的孩子们挤出巢内。
例如，住友集团的松下电子在单晶物产的帮助下与四通合作，成立了北京四通松下电工有限公司，与四通的经销商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培养了完善的销售渠道，从分散独立式的投资转型走向了各合资公司之间的集中统一运营。到了这个时候，松下电工就开始采取了针对经销渠道的“授权”行动。对没有授权的经销商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制止其经销松下电工的产品。在强势的松下电工面前，分散的经销商根本就无力抵抗这样的清剿，于是纷纷投降。四通与松下电工的合资企业四通松下的网络资源几乎被松下电工全部侵占和接管了。
四通在看似欣喜的辉煌之后，也迎来了它的冬天。2005年1月，四通商标被作价拍卖，以抵偿四通集团拖欠广大银行四年之久的上千万借代和利息，暂时走出了立刻倒闭的窘境。
当中国很多企业还陶醉在“以市场换技术”、“双赢”之类迷魂药中的时候，很少有人能警觉到自己已经成为国外企业拓展市场、升级产业结构的跳板。通过四通我们可以看到，三井财团在中国的跳板策略就是：积极扶持——逐步控制——彻底抛弃。对于四通集团来说，在没有掌握核心技术的前提下，尽管获得了暂时的发展，但结局只能是为他人铺路搭桥。
中国到底要走什么道路，往哪里走？这个问题一直是1978年以来国内争论最为激烈的主题。对此，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总思路是：摸着石头往前走，不争论，也不做政策上的明确界定，让最终发生的事情来定义前行的方向。
这种大胆的改革思维，释放了整个“规规矩矩”的市场潜力。那些不肯“安分守己”的人们开始蠢蠢欲动，最终在激荡三十年中轰轰烈烈的演绎了一个激情迸发的热情年代。那些先创者企业家们像落地生根的榕树，生生不息，独木成林。创造了无数激动人心的奇迹，推动了整个国家经济车轮的快速狂奔，甚至让西方社会都为中国的发展速度目瞪口呆。中国的企业家们凭着一无所有的草莽气息，不管不顾的胆大妄为，热血沸腾的创业激情，享受了无数的狂欢和盛宴，整个国家的财富原始积累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丰盈。
但是，在那些躁动且热烈的岁月里，新生的企业家们几乎没有任何的商业经验，没有理论指导，没有工业化的基础，没有技术，没有熟练的工人，甚至连销售的渠道也没有。这种先天基因的不足直接导致了我国企业在成长路上相当的幼稚，一部分企业家在这样一个无知的文化断层里不是上演了一幕幕令人掩面而泣的大败局，就是在懵懂无知中变成了别人捕获的猎物的壳资源。四通，就是三井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壳资源。不知不觉钻进了三井鹊巢鸠占的布局策划，成为他们进入中国的一个壳资源跳板。
27年潜伏，丰田汽车精准出击
1993年，白益民在无意中进入了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工作。当时的他一脸茫然，根本不知道三井物产是做什么的。
1996年的一天，一个朋友来找白益民，问他是否能够帮忙买一辆原装进口的丰田汽车。白益民很诧异，跟他说：“我不认识丰田的人，可能帮不上忙。”这让朋友非常不高兴：“经销商说三井物产是丰田汽车在中国的销售代理。”白益民听后赶忙与机械部门的负责人核实，的确如此。这个时候的白益民依然没有意识到丰田与三井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因为在三井物产的对外资料中根本没有提到丰田公司的名字。
2001年，一个丰田通商公司的日本人让白益民帮助丰田公司推销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种植的白薯粉。这让白益民十分的诧异，丰田不是生产汽车的吗，怎么做起白薯粉的买卖了？后来他才听说，丰田可以种某种技术生产出超级产量的白薯，然后用白薯生产酒精。而丰田，跟三井是很亲密的“母子”关系。这是所有写丰田的管理书里都没有提到的秘密。即使是在三井物产里的日本人，也似乎非常隐晦提到与丰田的关系。
三井就好像是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舰，隐没在你的身边，你却毫无知觉。而它的孩子们，也是一个个传承了三井的潜伏精神，跟传说中的日本隐者十分的相似。这种潜伏精神延伸到了商业文化里，就会形成一股令人无法察觉的可怕力量。例如，日本某企业在销售某产品的时候，都会放儿童歌曲。很多人都不会怎么在意，但这不经意之间的音乐却暗藏了日本企业的长远策划：这些孩子从小听这种音乐，等他们长大之后对这种音乐和产品会有熟悉和依赖，进而成为潜在的消费群。
日本企业的策划布局非常的细致和长远，他们为海外扩张所做的调研是世界上最全面、最细致的。据一位国内市场调研行业的资深人士透露，国内三分之一的市场调研项目出资人都是日本企业。而三井的中的隐者之一丰田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策划高手。20世纪70年代初，因为中国大陆处于封闭状态，在中国的发展也不是很明朗，所以丰田只是在香港成立了专营贸易、对内地销售和投资的丰田通商香港公司，按兵不动潜伏了13年，对中国市场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准备工作。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重新焕发了生机，德国大众等一批国外公司迅速进入中国合资建厂。但是丰田并不为此所动，继续潜伏，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国还并不具备多大的汽车销售市场。丰田唯一的动作就是从汽车行业之外开始试探性的投资，借着中国农村土地承包急需种苗的热潮，于1987年与札幌啤酒合资成立了华乐种苗有限公司。这不仅获得了很大的利润，并且更方便了丰田深入地研究了解中国的汽车市场，为丰田汽车日后可能的发展搜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