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专家说，只有大约15%的幸福与收入、财产或其他财经因素有关，而近90%的幸福来自诸如生活态度、自我控制以及人际关系。夏普说：“如果你在这些方面不是太好的话，可以学会更好地处理这些问题。”
幸福协会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赞恩·皮尔泽所称的“幸福革命”的组成部分。在他的同名书中，皮尔泽说，在上万亿的汽车工业和信息技术工业化后，将会出现一个预防性产业，帮助人们发现和平、健康和幸福。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在经济方面都比我们的父辈或祖父辈好得多，可是幸福水平并没有相应的按比例提高。有研究说，当住房和食物这些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额外的财富很少能增加人的幸福感。正如夏普说的：“财富的增加绝对不能保证你的幸福也随之增加，一年挣3万元的人和一年有30万元收入的人相比，在幸福感上的差别非常小，不过许多人对此并不了解。”为什么财富差距不会令幸福感有太大的区别呢？经济学家认为，是因为经济尺度发生了变化。
几十年前，《巴尔的摩哲人》的编辑亨利·路易斯·曼肯曾说过，“财富就是你比你妻子的妹夫多挣100美元”。行为经济学家说，我们越来越富，但并没有更幸福的部分原因是，我们老是拿自己与那些物质条件更好的人比。
夏普说：“如果你想幸福，有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可以做，那就是与那些不如你的，比你更穷、房子更小、车子更破的人相比，这样你的幸福感就会增加。可问题是，许多人总是做相反的事，老在与比自己强的人比，所以产生很大的挫折感，出现焦虑，觉得自己不幸福。”
科内尔大学的教授罗伯特·弗兰克说，当被问到你是愿意自己挣11万美元，其他人挣20万，还是愿意你自己挣10万美元而别人只挣8.5万美元呢？大部分的美国人选择后者，他们宁愿自己少挣，也不要别人超过他。弗兰克曾写过一篇论文——《多花少存：为什么生活在富裕的社会里却让我们感到更贫穷》，他在这篇论文里写道：就说住房吧，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大的住房？那要取决于他周围的人拥有多大的住房，如果邻居的住房小，他也不需要太大的住房；如果邻居有一所大住房，他就需要一个更大的住房，无论他是否真的需要。
幸福协会的目标就是要让你学会克服那些让你感到不幸福的因素。夏普说，最好的标准应该是凯利·帕克，他是澳大利亚最富的人，但最近几年，他移植了一个肾，而且心脏也做过手术。夏普说：“在财富上，我倒认为我比他强，你难道希望自己拥有40亿美元而一个肾被切除吗？”
既然不和别人比钱多钱少，那么就可以适当放松，享受闲暇了。
在传统观念中，闲暇没有什么好名声。“有闲阶层”、“游手好闲”均是好逸恶劳的别名，好容易有个成语“忙中偷闲”，一个“偷”字让人觉得理亏气虚。我们的传统是崇劳抑闲，提倡劳动光荣，从来就没想过闲暇也光荣。长期的传统教育弘扬蜡烛精神，“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英年早逝，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英雄永远是媒体宣传的榜样。岂不知列宁早就说过：“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短期内过度地耗费人力资源，是最大的浪费。“小车不倒只管推”是一种愚昧，注意保养和休整能让“小车”走更长的路程。闲暇是充电，是加油，关注闲暇就是关注人力资源的长期使用效率。况且，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的偏好与选择理应得到尊重。何时劳动，何时闲暇，是行为主体的自由。
改革开放对个人的影响之一是工作负担加重、生活节奏变快。在“时间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钱”的口号下，每个人都变得更加繁忙。且不说父母官们为了自己所辖的那片热土披星戴月，也不讲登上呼啸战车的商人欲罢不能，就是大学里那群读书教书的先生们也早就没有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那份简单。电视小品演出了《全都这么忙》，流行歌曲唱着《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当市场经济带给我们更多的选择时，时间的机会成本骤然增加。从原来大锅饭时代的混日子、低效率，转变为争分夺秒，投入更多的时间为自己与社会创造物质财富，这是一种进步。然而凡事有度，当社会到处充斥着“繁忙”的身影时，“闲暇”就变得稀缺，其效用也大大地提升，这“闲暇”与“福利”无关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人的一生究竟追求什么？财富、权力、知识、健康，说到底，是追求一种快乐。闲暇是快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罗素说：“人太忙了，和许多美好的事物无缘。”美好的世界等待着能够发现它们的眼睛。人太匆忙，会走马观花。品味生活的美好，需要闲情逸致。在过分密集的现代生活中，给闲暇留点空间，那就留下了一份恬淡，一份从容，毕竟人生不是为了遭遇生活而是为了享受生活。
世上总有干不完的事，一周七日，一日24小时，忙得昏天黑地；一周十日，一日36小时仍然会忙得废寝忘食。既然十天与七天没有什么区别，不如索性假设一周只有五天可用，留下两天给自己和家人。
工作繁忙我们应该反思。反思之一，我从事的工作能否发挥我的优势，以己之短做人所长自然会事倍功半；反思之二，我的工作是否属于我的职责范围，越俎代庖，大权独揽，均为出力不讨好的傻子行为。市场经济不承认苦干只承认巧干，不认可苦劳，只认可功劳。在历史长河中，个人不过是沧海一粟，世界上没有丢不开、放不下、舍我其谁的工作。强调闲暇是强调资源配置的高效，分工协作的合理以及时间安排的科学。工作与闲暇既有替代也有互补。
经济学中的闲暇并不是指无所事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是经济学中闲暇的定义。闲暇强调的是个性的释放和选择的自由。在闲暇的时候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心无旁骛地挥洒潜在的能量，活出一个真正的自我。闲暇是一种快乐，是一种幸福。在我们追逐能够带来快乐与幸福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时，别忘了闲暇，它也有效用。
现实中没有这样的情景，与现实不符。
效用即消费者消费某种商品时的满足程度，其实是一种主观的东西。就拿生活方式来说，是“懒惰”地过一种低水平却能充分享受闲暇和交往的生活？还是“勤劳”地过一种可以换来金钱但每天要工作十六个小时且没有任何自由的生活。生活幸福，不在于可换算的金钱有多少，而在于主观感受。就人的本性来说，“只要有可能，就不愿意被强制”，所以，人们更倾向于选择前一种生活方式。佩罗曼就说，“爱尔兰妇女厌恶在工厂工作。她们不愿放弃假想中的独立，情愿选择贫困，也不愿选择被工厂雇佣禁锢和忍受一成不变的日常工作”。爱德蒙·摩根也注意到，在殖民地弗吉尼亚，虽然经常存在饥饿和营养不良，但人们仍宁愿选择悠闲的经济方式维持生计。这样看来，他们愿意选择“懒惰”、低水平但有享受的生活，鼓吹市场给人带来选择的自由、崇尚个性的经济学家与学界精英们，我们似乎不应该群起谴责，相反还应该给予足够的理解。
就生活方式对人的“效用”而言，只有生活中的人自己知道。经济学家都认为经济人的目的在于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所以，应该尊重农民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你无法知道他们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下的主观满足程度，所以不能先验地以自我标准判断，农民生活方式很“懒惰”，很落后。
女性要及早追求经济上的独立
“婚姻是找一个体贴的伴侣，而不是求得一张长期饭票。”有过两次失败婚姻经历的小孟比任何女性都能够体会这句话的含义。
婚姻并不是女人一辈子的依靠，女性甚至有可能因为婚姻而失去经济自主性，因此，小孟不断提醒身边年轻的女性朋友或同事：“先别想着嫁人，经济独立是第一优先。”
现代社会，许多单身女性都以嫁有钱老公为第一目标，以为生活会因此而有保障。其实，天有不测风云，老公现在有钱，不代表将来一定有钱，中年破产的案例比比皆是。如果再看一看近几年直线上升的离婚率，女性就更要认清，有钱的老公不一定可靠。
这里有一组统计资料：在1997～1998年间，结婚15～19年的夫妻离婚率增长了10.97%，而结婚20～24年的夫妻离婚率增长了13.8%。这就表明，结婚时间愈长的夫妻，离婚率愈高。这也特别提醒了女性朋友，千万别觉得有了“饭票”，就可以高枕无忧。如果不幸失去“饭票”，年龄越大，对于生活上的冲击也将越难以承受。
如此一来，女性怎么可以不及早追求经济上的独立？
如今，经济上完全依靠老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新时代年轻的女性朋友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及善用年轻的优势，让自己在经济上独立起来。因为愈早开始追求经济独立，愈能够让你在婚姻中保持独立和尊严。
经济独立的单身女性最快乐。人生的缘分奇妙而难预测。单身，也许是一个过渡，也许不是短期内可改变的状况，但公主与王子若没有良好的财务规划为后盾，也很难在结婚后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让现在的自己成为经济独立、财务规划稳健、坐拥成就与财富的快乐单身女郎，绝对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目标。
女性在结婚前，虽然经济条件不一定非常好，但是由于没有家室之累，能够自给自足，这样也可以生活得很轻松。在这个年龄阶段，如何支配自己的收入，以使自己的生活更加精彩，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那么，如何支配收入才能为将来的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呢？对此，受过良好教育，又从事金融行业的单身女孩晓晓颇有心得，她建议：冷静评估自己的风险承担能力，确定自己理财的短、中、长期目标，以开放的心胸筛选信息，就可以轻松理财。
年轻女性要想经济独立，除了会挣钱，还要会花钱。盲目攀比是不少女士的通病，尤其是一些爱美、爱时尚的白领们。
28岁的谢小姐，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多年。平时，谢小姐与几个年轻的白领女友，经常一起逛街购物形成了关注时尚的小圈子。同样的小圈子在公司里还有好几个，并因此形成了暗自攀比的局面：人家昨天穿了新买的意大利名牌服装和皮包，今天，谢小姐一伙必定要穿上新买的法国名牌时装、拎法国产的皮包；今天，人家提前穿上了夏季连衣裙，明天，谢小姐等一定要更超前，把刚买来的新式吊带裙穿上。就这么攀比来攀比去，商家当然高兴了，货出钱进，只不过是多派发几张贵宾卡而已，而谢小姐她们可就惨了，皮夹总是空空的，银行卡里也所剩无几。为了攀比买来的时尚衣物，有的并不适合长久穿着，于是，刚买不久的衣物要么压箱底，要么落得送人了之的结局，实在是得不偿失。
年轻女性几乎没有什么负担，花钱一般不注重节俭，每个月都口袋光光。但是，长此以往，生活就会被金钱牢牢套住。若想过更舒适的生活，就要学好经济学，开始理财了。
切忌做乱“效颦”的东施
“东施效颦”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西施手捂胸口而皱眉的样子无疑给东施带来了负面的示范效应，因为，西施抚胸而皱眉的前提条件是她本来就天生丽质。像东施那样不具备这样的前提条件，无论怎样皱眉头也不会美。从西施的角度可以归纳出示范效应，但从东施的角度来看就是照搬模式了。
“示范效应”这个名词最早是心理学家对人类行为研究所做的总结，现在已广泛地被经济学家用于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尤其是人类的消费行为。
所谓的示范效应就是指某个人（或群体）的行为被作为榜样，其他人向他学习而产生的影响。当然，故事中西施抚胸皱眉给东施带来了负面的示范效应。
一个群体中，某些有影响的个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尽管在起初被视为有违传统，但有可能会逐渐成为人们仿效的模式，从而成为未来的主流。
示范效应往往是双向的，这就是所谓坏榜样和好榜样所带来的影响。从动态上看，示范效应最终会使少数成为主流。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主流趋势呢？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利·伯克尔的著作《口味的经济学分析》中的理论中，可以得到解释。
说起来有意思的是，伯氏理论的获得竟和他经常陪太太去餐馆有密切关系。当时，在加利福尼亚有两家海鲜餐馆。伯克尔发现他太太总有一个很奇怪的行为，就是在两家餐馆中，她总选座位被占满的那家。而在伯克尔看来，两家餐馆质量完全一样，差别在于，其中一家餐馆人多，而另一家人少得可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