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北京奥运会本身的运作而言，北京当年申办奥运会时提出的收入预期是16.25亿美元，大体来自6个方面：一是国际奥委会2008年奥运会电视转播权出让所得，按照比例分给北京奥组委大约8.4亿美元；二是国际奥委会全球合作伙伴TOP计划收入，按照比例可分给北京奥组委1～2亿美元；三是北京奥组委自己的市场开发计划预期收入3～4亿美元；四是门票和纪念品销售预期1亿美元；五是按照中国和国际奥委会签订的主办城市合同政府给予补贴1亿美元；六是赛后剩余物资变卖处理大约几千万美元。
至于北京奥运会的支出主要是用于奥运村、媒体村的运营，运动员、裁判员的吃住行、竞赛组织的开销等，预算大约是16.09亿美元。
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奥运会的预算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主要是由于北京申奥成功后出现的“9·11”事件使得大型运动会的安保成本水涨船高，雅典奥运会因此大受影响；2003年中国又出现了SARS疫情，公共健康安全的成本也相应提高。北京奥组委在调整了预算后表示：北京奥运会的最终支出将大约为23亿美元。北京奥组委的预算原则是量入为出、节俭办奥运，保持收支平衡，力争略有盈余。
北京奥运会赞助计划由三级架构组成：一级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合作伙伴”；二级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赞助商”；三级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供应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北京奥运会的市场开发形势相当喜人，在中国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的吸引下，著名国内外企业纷纷赞助北京奥运会。截至2007年6月，北京奥运会共有赞助企业53家，其中包括11家北京奥运会合作伙伴、10家赞助商、14家独家供应商、7家供应商以及12家国际奥委会全球合作伙伴(其中有一家企业既为国际奥委会全球合作伙伴，又为北京奥运会合作伙伴)。2006年4月北京奥组委还启动了残奥会赞助计划。与此同时，北京奥运会的特许经营计划也征集到8家生产企业和34家零售企业，使特许企业总数达到130家。
这其中，最低级别的供应商起价为1600万人民币，独家供应商起价为4100万人民币；据悉，北京奥组委的合作伙伴中，有不少企业的赞助金额甚至超过了国际奥委会TOP合作伙伴。此外，北京奥组委对特许商品等无形资产开发也做得相当成功，奥运吉祥物福娃和各色特许商品在全国各大城市热卖。
增加收益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缩小成本，特别是一些无谓的成本——浪费。据报道，北京市根据专家的建议决定推迟部分场馆的竣工日期，以达到控制场馆建设成本、维护成本的目的。同时，在举办2008年奥运会所需的资金中，政府投资所占的比重很小，大部分资金将运用市场机制来筹集。尤其是场馆的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将运用市场机制融资建设。建设模式是通过社会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项目法人，由项目法人负责项目融资、设计、建设和运营。市场运作可以大大减少政府投资的风险。
奥运会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能节省的一定要节省。北京市对设计和施工中的奥运会体育场馆进行“瘦身”，就体现了北京奥运会避免盲目投资，合理利用奥运资源，倡导“节俭办奥运”的理念。
总的来说，要想达到成本与收益的最佳平衡，专家提出了两条意见：一方面，要实事求是地在效率和效能上下工夫，把办奥运会与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结合起来。任何新建和改建的计划必须与将来经营管理者和使用者的需求紧密结合。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存量资源，增量资源投入主要是拾遗补缺和新建一些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必需项目。譬如，在体育场馆建设方面，能够对现有场馆进行改建的不要新建，应充分考虑到奥运会举办后的场馆利用等，否则，带来的只是短期的赢利和不必要的浪费。
对北京奥运会实现收支平衡、略有盈余，我们可以充满信心。
奥运会可能产生的几大负面经济影响
提起奥运会，似有举国欢庆的味道。如同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物一样，奥运会也有它的负面作用。
选择一个意味着放弃另一个，经济学中，机会成本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一种资源投入某种用途之后，由于资源的独占性，那么本来可以把这种资源用在其他方面可能产生的最大收益就成了该项资源的机会成本。诚然，把数千亿资金用于奥运场馆的建设、北京基础设施的开发等能够产生一定的收益，但是如果把这些资金用于农村义务教育、西部大开发、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用途的话，对于整体国民经济而言所带来的回报会不会更大一些呢？
“挤出效应”是奥运会的另外一个负面影响。在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个术语叫做“挤出效应”。这种效应是指公共投资的增加将引起市场利率的上升，造成私人投资成本上升，因而最终导致私人投资的减少。也就是说，公共投资对于私人投资具有挤出效应。由于中央银行对于通胀有着天生的恐惧，那么货币供应量很难随着政府开支的增加而保持同步增加，因此利率的上升似乎就难以避免，最终奥运投资就会对私人投资水平产生负面冲击。
“马太效应”是社会学中一个非常著名的效应，是指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这种两极分化现象。实际上，奥运会的召开将在中国的城市之间产生马太效应。毋庸讳言，北京肯定是从2008年奥运会中获益最大的城市。但是北京相对于中国其他城市而言，所获得的城建投资和优惠政策已经够多了，由于政府预算有限，政府增加对北京的投资，就意味着其他城市所获得的投资将相应减少，这对于其他城市来说，是否意味着不公平呢？
在对历届奥运会的回顾中，人们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旦奥运会结束之后，举办城市或者举办国往往会陷入一定程度的经济衰退。这就是所谓奥运的“低谷效应”。
这是因为在奥运期间，由于投资的大幅增加，引起了总需求的增加和就业增长，从而拉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旦奥运投资周期结束，投资将会发生萎缩，奥运场馆和设施将发生一定程度的闲置，旅游收入有所下降，失业人数将重新攀升，从而对奥运会举办国的经济造成明显的负面冲击。这种由投资需求下降引起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现象被研究者称为奥运经济的“低谷效应”。
所谓“后奥运低谷效应”，只需看看近几届奥运会主办城市的经历就会明白：一般而言，主办城市的经济发展态势从筹办奥运开始时是一直持续加速增长的，到举办前一年和举办当年达到高峰。但在奥运会结束后，这个增长的势头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衰减，有的甚至在短期内迅速跌入低谷，甚至回复无力，这时的经济发展曲线就呈现出低谷的状态。
后奥运低谷效应对相关产业发展的影响是严重的。据介绍，巴塞罗那由于房地产过度发展，奥运会后用了6年时间才扭转跌势；长野冬季奥运会后，制造业下降的速度达到了30%，211家企业宣布破产，创造了二战以来地方经济衰退的最高纪录；悉尼在筹备奥运过程中建筑业出现了泡沫经济，并持续了3年之久，以致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的经济增长明显落后于其他地区，就业率也急剧下降；其他国家一些奥运主办城市的状况也说明，奥运会对促进就业率的作用十分有限。
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副会长陈剑分析说：“从各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客观原因是举办奥运会时的超常需求与奥运会后的常态需求之间的差异，主观原因则是组织者迫于举办压力，未能尽早作出预防和解决预案。”他认为，后奥运低谷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减速和场馆利用不足两个方面。在奥运筹备期间，由于奥运会场馆建设和为满足奥运需求而进行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投资的大量增长，在奥运会结束后，这方面的投资需求必然会大幅度下降，由此引起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
《光明日报》撰文指出，在国际上，应对后奥运低谷不乏成功的经验，这些成功经验主要集中在两方面——提高场馆的赛后利用率和通过积极的产业政策，防止奥运相关产业的衰退。
比如，蒙特利尔奥运会主体育场添加的全方位大跨度顶盖，使建筑既可用于田径、足球、橄榄球、棒球、冰球、摩托车比赛，也可用于展览会、音乐会等，这种灵活、长效的多功能场馆效应，为各国应对后奥运低谷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悉尼的建筑业出现了经济泡沫，但在企业发展、吸引投资和振兴旅游三个方面提前提出了促进商业发展的后奥运战略。在奥运结束后的7年间，会展经济给悉尼带来了七八亿澳元的收益。2005年，悉尼的旅游业产值占澳大利亚对外贸易的11%，就业率达到6%，并且悉尼还首创了奥运会举办经验转让的市场机制，有计划、有系统地将自己举办奥运会的经验作为无形资产出售并获得成功。
关于怎么预防和避免奥运会的低谷效应，陈剑指出关键在于是否能对它产生的原因进行准确判断并在筹办时就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抑制投资规模、引导投资方向、优化产业政策、加快消费结构升级和加快赛区后场馆改造、降低场馆日常维护成本、增加场馆的外部需求等。
据报道，国际奥委会也已开始关注后奥运低谷问题，并与北京奥组委专门成立了课题组全过程地跟踪和研究这一问题。面对有可能发生的后奥运低谷效应，从目前来看，北京正在做充分的准备以避免它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