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平定王世充
大业十四年（618）四月，唐王李渊以相国的身份在长安隋恭帝政权中掌管实权，派世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率兵攻打东都洛阳。大军驻扎在芳华苑（西苑），东都紧闭城门，负隅顽抗。李建成派人招谕，东都留守越王杨侗不予理睬。但城中人无斗志，官吏民众多欲为内应。李世民认为关中刚刚占领，根本尚不稳固，现在悬军远来，即使打下洛阳，也不能牢牢掌握，因而没有贸然接受洛阳官民的内应。他主张西撤，在洛阳城西的三王陵设下埋伏，以便歼灭前来追击的东都军。果然，一万多名东都兵在金紫光禄大夫段达的率领下追了过来，进入埋伏圈后惨遭失败。李世民乘胜反击，直追到洛阳城下，斩首四千余级，段达率残部迅速撤回城中。李建成撤回长安。在洛阳西边，李渊设置了新安、宜阳二郡，留下部分将士镇守。
五月，唐高祖李渊在长安接受隋恭帝逊位，建立了唐朝，改当年为武德元年。同时，越王杨侗由太府卿元文都等东都留守官拥戴，也在洛阳即皇帝位，因改元皇泰，史称皇泰主，但实权落入王世充手中。王世充是旅华西域胡人的后裔，祖父姓支，是以国名月支（氏）取为姓氏的，父亲因自己的母亲改嫁王氏，才开始冒姓为王。隋炀帝时期，王世充在今江苏省扬州市担任过江都丞、江都宫监、江都通守等职。他在上个年份的九月，受炀帝委派，率领江淮劲卒北上洛阳镇压李密，从此开始了在洛阳的政治生涯。皇泰主即位后，封他为郑国公，拜为吏部尚书。宇文化及在江都杀掉炀帝后，拥兵北上，逼近洛阳。元文都等人劝皇泰主招安李密，让李密同宇文化及对垒，以便缓解洛阳形势，并在两败俱伤时擒获李密。李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接受了皇泰政权所授予的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等官职，在黎阳（在今河南省浚县）同宇文化及抗衡，多次获胜，遣使告捷。王世充担心李密会乘机崛起，反噬皇泰政权，并挟恨报东都军杀瓦岗军父兄子弟之仇，因而多次煽动部众，反对同李密和解。元文都、段达等人私下悄悄商议，等王世充入朝时，设伏兵除掉他。但是，段达却让女婿把密谋告知王世充。七月戊午半夜，王世充发动军事政变。元文都急忙将皇泰主转移到乾阳殿，陈兵护卫，同时派几位将领闭门据守。黎明时分，王世充攻进宫城，杀掉元文都等人，把护卫皇泰主的兵士全换成自己的人。然后，他拜见皇泰主，诬陷元文都等人包藏祸心，企图劫持皇泰主投降李密，表白自己此举是为了安定社稷。皇泰主年少，见他声泪俱下，还以为他对自己真的忠诚不二。于是，王世充被任命为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从原驻地含嘉城移至尚书省办公，其兄弟子侄和亲信皆执掌大权，恣行威福，皇泰主成了一个摆设。
李密看到皇泰政权的将相自相残杀，以为灭掉王世充指日可待。东都缺粮，每天有数以百计的人为了奔口饭吃而归降李密。李密缺绢，不能犒赏立功将士，以激励斗志。王世充同李密交涉粮绢交易事宜，李密答应了。东都得到粮食后，再也无人归降李密，他后悔不已。李密经过同宇文化及交战，劲兵良马多死，士卒疲倦。王世充想在李密刚刚西还来不及恢复元气时出击取胜，担心人心不齐，就假托鬼神以蒙蔽部下。他诈称左军卫士张永通三次梦见周公，周公责令他讨伐李密，以神兵相助，当有大功，否则军中将流行瘟疫，全部死光。江淮兵受楚地尚鬼神习俗的浸染，非常迷信，纷纷请求出战。王世充于是立周公庙，每次出兵，都先到庙中祈祷。《旧唐书·王世充传》说：“立祠于洛水。”而现存周公庙在隋唐宫城南面正中的则（应）天门遗址内侧，显然不在王世充立庙的原址。九月，王世充简择精锐两万余人，马两千余匹，部署在洛河南。李密驻军于偃师北山上。王世充出兵击李密，军旗上都写上“永通”二字。双方在偃师城北决战，王世充大胜。当晚，王世充派三百人马悄悄溜进北山，埋伏在溪谷中，天一亮即袭击李密军营。李密仓促应战，不利。王世充事先找了一个长相酷似李密的人，这时捆缚而过阵前，宣布已擒获李密，部下皆欢呼跳跃。伏兵乘势配合，乘高而下，朝李密营寨压过来，放火焚烧庐舍。李密大败，逃向洛口，旋即入关投降了唐朝。
十一月，唐高祖以民部尚书刘文静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十二月，以秦王李世民为太尉、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河东、河北军府的兵马都由他部署调度。后来，以殷峤兼陕东道大行台兵部尚书。因为洛阳还未拿下，唐政府无法将行台机构设在这里。
王世充自战胜李密后，在皇泰政权中的地位更加显赫，进拜为太尉，以尚书省为太尉府，收罗显官名士为属官。他专擅朝政，事情无论大小，都要求直接向太尉府汇报，台省班子形同虚设。他在府门外立了三块牌子，分别用以自荐或举荐文才学识堪济世务者、武艺绝人摧锋陷阵者，以及能理冤枉拥抑不申者。于是上书陈事每天多达数百件，他都一一过目，加以接待。起初，人们以为他善于纳谏，勤于政务，不久即发现他口惠而实不至，渐渐对他厌恶起来。武德二年（619）正月，司隶大夫独孤机同几位军将商议，联系镇守谷州（新安）的唐军，里应外合，开城门起义。不料消息泄漏，他们都被王世充杀掉。然而离心倾向已不可逆转。二月，王世充寇掠谷州。龙骧大将军秦叔宝和将军程知节认为王世充气度浅狭，像个老巫婆，根本不是拨乱反正的人物。因此，他们在列阵与唐军交战之际，下马拜谢王世充道：“我们承蒙先生厚遇，一直想加以报答。但先生多疑成癖，喜听谗言，因而这里不是我们托身的地方。现在我们不能再侍奉先生了，请允许我们就此分手。”他们说完，便骑马投奔了唐军。王世充瞪眼看着他们扬长而去，不敢追赶。其余几位将领也率众投奔了唐军。
王世充向皇泰主夺权的活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三月，由段达出面，逼迫皇泰主授王世充为相国，假黄钺，总百揆，进爵为郑王，加九锡。这样，当皇帝只剩下禅让这最后一道程序。洛阳道士桓法嗣自称能解图谶，献上《孔子闭房记》，上面画有一个男子手持一竿驱羊的图。他解释道：“隋家天子姓杨，与‘羊’同音。‘一干（竿）’二字，合为王字。王居羊后，是预言相国要替代隋杨为皇帝。”他又抽选《庄子》中的《人间世》、《德充符》两篇献上，解释道：“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恰好是相国的名字，是预言相国德泽覆盖人间，应符命做真龙天子。”王世充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任命这位道士为谏议大夫。段达又几次出面要挟皇泰主退位。四月，王世充备法驾入宫，即皇帝位，改元开明，国号郑。其子王玄应立为太子，兄弟宗族19人封为王，段达授为司徒。皇泰主幽居于含凉殿，降为潞国公。
然而这位乱世中的政治暴发户并不具备称孤道寡的才干。王世充开始处理朝政。他在宫阙及宫城北门玄武门等多处设置坐榻，轮流前往，亲受表章。每处理一件事，他都东拉西扯，唠叨不休，致使官吏不得要领，不知所措，卫士长时间守卫，腿都站麻了。有时，他骑马巡街，对百姓们说：“以前的帝王深居九重皇宫，民间情况无由知晓。我当天子，不是贪图皇位，而是为了解除时弊。我要像一州刺史那样亲自处理事务，同官吏民众一起讨论朝政。”他命西朝堂接纳冤抑上诉事，东朝堂接纳直言进谏事。于是献策上书者每天多达数百。他既不能逐个披览，又不能恰当处理，自己觉得不胜其烦，几天后就不再公开露面了。
五月，王世充的礼部尚书裴仁基等数十位文武官员密谋干掉他，拥戴皇泰主复位，还未来得及动手就走漏了风声，这些官员都被夷灭三族。王世充的哥哥劝他除掉皇泰主，以绝众望。六月，王世充派其侄儿毒死皇泰主，谥为恭皇帝。
王世充建立郑国当皇帝，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缺乏号召力，因而不存在凝聚力。部下投唐的势头不可遏制。其将罗士信受命攻打驻谷州唐军，却趁机率千余名兵士反正。罗士信被唐朝任命为陕州道行军总管，十月，率勇士夜入洛阳外郭城，纵火制造混乱。一时间，王世充的不少将领先后率众投唐，所辖州县纷纷脱离关系，向唐朝效顺。王世充害怕事态进一步恶化，就以严刑峻法来对付部下。规定：一人亡叛，全家杀头，父子、兄弟、夫妻间，事先揭发者免于连坐；五家为保，有全家亡叛者，四邻不觉，也要连坐处死。他还把宫城变成拘留所，有亡叛嫌疑者收系全家，诸将外出执行任务，也收系家属作为人质，因而常常在押万人以上。洛阳城内食品奇缺，人们以泥土、人肉充饥，官员也难免饿死，宫城在押人员更无保障，每天都有数十人丧生。
王世充众叛亲离，内外交困，唐朝平定这个割据政权的时机完全成熟。武德三年（620）七月，秦王李世民督率唐军东征洛阳，陕东道行台左仆射屈突通偕同指挥，不因自己的两个儿子身居洛阳而有丝毫顾忌。唐军抵达新安，王世充迎战。一天，李世民带领小股人马侦察敌情，被王世充包围。李世民一行奋力拚杀，王世充才退却。次日，李世民率步骑五万挺进慈涧，王世充撤戍归洛阳。李世民部署从四面八方包抄洛阳，截断其粮饷通道。八月，双方在西苑青城宫列阵，隔水相对。王世充责问李世民道：“自从隋朝灭亡以来，天下分崩离析。你唐朝在长安执政，我郑国在洛阳称帝，关中、河南，各是各的地盘。我王某人只想守住自己的地盘，不敢西侵一步。你们的熊州（宜阳）、谷州（新安），就在我眼皮底下，我要想攻取，不费吹灰之力，可我没打这个主意，无非想同你们做个好邻居。秦王却不远千里，率领大军侵入我的地盘，恐怕不合适吧！”李世民答道：“如今四海之内，都奉我大唐年号为正朔，只有先生执迷不悟，不肯接受教令。东都百姓对此深恶痛绝，再三恳请王师出面解决问题。关中义勇个个摩拳擦掌，要为统一祖国效力。圣上不肯违背百姓的意愿，才有这个吊民伐罪的举动。先生若识时务，抓紧来投降，可转祸为福，长保富贵；要是打算顽抗到底，那就不必多说。”王世充无话作答。双方相持到傍晚，各自引兵退去。
九月，唐军攻取了洛阳周围的地区，远近郡县相继归附，王世充所能控制的地盘仅剩下一座洛阳城。一天，李世民带领五百骑登邙山魏宣武陵，王世充率领万余步骑突然来围剿。李世民被部将营救突围，又率骑兵来战，屈突通领大军赶到，王世充大败，仅以身免。稍后在洛阳周围的战斗，又使他损兵折将。他遣使河北，同窦建德改善关系，请求兵粮援救。窦建德不愿意郑国被唐朝灭掉，以便利用三分鼎立之势，保住自己的夏国，于是答应出兵救郑。
武德四年（621）二月，李世民再次移军青城宫，王世充率众二万，临谷水（涧河）抗拒。李世民命屈突通领五千步兵渡河出击，开战后自己领骑兵增援。李世民深入敌阵，与诸将走失，又被长堤阻限；王世充领数骑杀了过来，射死了李世民的坐骑。随从李世民的人只剩下将军丘行恭，他拚力射杀追兵，把自己的马让给李世民骑，自己执长刀牵马护卫，才保驾李世民回到军营。现存美国的昭陵六骏石雕中的飒露紫，就是李世民称帝后诏令雕刻为人马，作丘行恭拔箭状，以纪念这件事的。随后双方激战半天，王世充撤退，李世民纵兵追击至城下，杀七千余人。
这时，野战告一段落，攻坚战开始了。唐军团团包围洛阳城，城中饥疲不堪，人心惶惶。但宫城依然守卫严密，其炮石重五十斤，能掷到二百步以外，八弓弩箭粗如车辐，箭镞大如巨斧，能射到五百步以外。李世民四面包围十多天，始终未能攻克。城内翻墙应合者有十三批之多，都被王世充处死。
三月，窦建德从河北率军南下。李世民留下弟弟齐王李元吉，由屈突通辅佐，继续围攻洛阳城，自己率领3500人东赴荥阳，对峙、激战两个月，终于擒获窦建德。五月的一天，李世民押解窦建德来到洛阳城下，王世充傻了眼，和部将商议突围转移，无人响应，只好身着素服，率领其太子、群臣等二千余人投降。王世充押送到长安后，被仇家私下刺死。他的十多个党羽被李世民斩于洛河旁，其中有助桀为虐的段达，以烹宰活人为美餐的土匪头子朱粲。以解放洛阳为契机，郑国、夏国在大河南北的割据局面就此结束，分裂危机随之解除。
李世民进入洛阳城，命部下先到中书省、门下省衙署，收缴隋朝的图籍制诏，但已被王世充销毁，一无所获。他看到富丽堂皇的建筑群，不禁感叹道：“隋炀帝如此奢侈纵欲，怪不得要亡国。”这位青年王子带着新政权幼稚的冲动心理，竟下令拆毁端门楼、则天门及阙，烧毁乾阳殿，看样子，想抛弃这个东方政治堡垒，以消除分裂隐患。
陕东道大行台
陕东道大行台在武德元年十二月由陕东道行台升格而设立，当时不可能把衙署确定在洛阳，也不可能健全班子，因而由李世民名义上主持工作，屈突通担任大行台左仆射，在长安遥领。平定王世充以后，唐廷立即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以秦王李世民为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坐镇长安；以屈突通为陕东道大行台右仆射，坐镇洛阳，主持常务工作；其余官员也逐渐加以配备。所谓大行台，是中央派至地方的最高一级行政机构。这样，洛阳就由都城降为一般性的城市。但由于洛阳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其余地方无法比拟的，因而唐廷规定陕东道大行台尚书省的官员，从尚书令、左右仆射到郎中、主事，其级别与长安同类官员完全一样，只不过人数略少而已，并且，山东行台及总管府、诸州，都隶属于陕东道大行台。其它大行台的官员，则比长安同类官员的级别低一等。
随着唐初统一战争的逐步结束，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三兄弟间争权夺利的争斗日益激烈。李世民从太原起兵以来，南征北战，功劳卓著，不仅赢得了功勋、声望和政治资本，也网罗了不少文武人才。他的权力欲相应膨胀，不再甘心当一名普通王子。他的部下也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寄托在主子地位的升迁上，鼓动他夺嫡当太子。李建成意识到自己的皇储地位受到威胁，就联合李元吉，同李世民斗争。李世民处于劣势，不仅仅在于对手力量的强大，还在于按照封建礼制，其兄李建成立为太子，已是名正言顺、难以改变的既成事实。武德九年（626），李世民想在自己不利时利用洛阳形胜之地以图存，就让陕东道大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守洛阳。温大雅赴任后，及时开展活动，上报情况，并多次为李世民秘密谋划。李世民还派自己秦王府的车骑将军张亮率众千余赴洛阳，并提供大量财物，由张亮利用自己荥阳人的身份和社会关系，暗地结交山东（关东）豪杰，等待应付突然事变。高祖看到这三个儿子同在长安，必有争斗，就对李世民说：“你还是去陕东道大行台任上，驻守洛阳，陕以东由你作主。你可仿照西汉梁孝王的例子，建置天子旌旗。”李世民临行，李建成、李元吉议论道：“秦王如果真的去了洛阳，既有其土地，又有其甲兵，那就不可对付了；留在长安，则不过是一介匹夫，对他下手容易得多。”他们于是指使人上奏，说秦王手下多是关东人，听说要去洛阳，高兴得手舞足蹈，看那样子，这一去就不打算回来了。他们又请宠臣以利害关系劝说高祖，高祖改变了主意，致使李世民没能成行。这场斗争没有多少是非可言，但李建成、李元吉出于自私的心理，却避免了一次分裂和内战。这也可以看出，长安政权是否牢固地掌握和支配洛阳，关系到国家统一与分裂的前途命运。
当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在长安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李元吉，随即被立为太子，仍由屈突通任陕东道大行台左仆射，在洛阳主持工作。
唐太宗营建洛阳宫
唐太宗营建洛阳宫
贞观四年（630）六月，唐太宗李世民诏令营建洛阳宫，其主体工程是重修乾阳殿。
经过隋末唐初十多年的战乱，北方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大臣魏徵曾多次出没于华北地区，描述所见情景为：“如今从洛阳直到大海，茫茫千里，随处只见草丛水泽，人烟断绝，鸡犬不闻，一派凄清苍凉的景象。”同时，人们也在总结民众徭役过重导致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因此，太宗营建洛阳宫的动议，只能招来一片反对声。
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阻，说：“陛下当初平定洛阳，把奢侈豪华的宫殿楼阁都予以拆毁，还不到十年，又要加以营缮，岂不是以前痛恨其铺张，现在却钦羡其雕丽？如此反复无常，怎么给子孙做榜样？怎么向天下人交待？诸王现在皆已出藩，各地的王府都要营建，须动用很多劳力。百姓承战乱之后，财力困乏，温饱尚未解决，这和隋朝的富庶状况不可同日而语。陛下役使百姓大兴土木，恐怕比隋炀帝的胡作非为还要过分。”太宗问道：“卿说我不如隋炀帝，同夏桀和商纣王相比，我算怎么样？”张玄素恫吓他道：“陛下如果坚持营建洛阳宫，就同他们一样，免不了闹出大乱子来。”太宗只好收回成命，表示以后若到洛阳，即使在露天场合吃饭睡觉，也在所不辞。以敢于和善于谏诤著称的侍中魏徵盛赞张玄素论事是“仁人之言”，“有回天之力”。可知太宗这次肯定在坚持自己的意见，否则魏徵不至于如此推许张玄素。
一年以后，太宗又诏令修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上表谏阻，说：“现在各地遍置军府，男丁都要承担兵役，自备军需，或宿卫京师，或出征戍边，用去很多时间，家里的农活无暇顾及。再让他们自备干粮，长途跋涉，去承担徭役，修造宫殿，他们的家庭只有破产了。老百姓役使净尽，赋税怎样缴纳？况且洛阳现存的宫殿，足以遮风蔽雨。过些年百姓喘过气了再作修缮，也不算晚。”太宗虽然夸奖了戴胄一番，终究还是命将作大匠窦琎修成了洛阳宫。但由于凿池筑山，雕饰华靡，太宗很不高兴，立即撤除这些附属建筑，罢免了这位将作大匠的职务。
贞观八年（634），一位叫皇甫德参的小县丞上书批评太宗营建洛阳宫是劳扰百姓的举动。太宗怒不可遏，说：“他想让国家不役使一个人，才算合他的意。”太宗甚至认为这是诽谤朝政，要追究罪责，被魏徵劝止。
太宗从谏如流，在帝王中最为突出，偏偏在营建洛阳宫一事上，再三听不进不同意见，反映出洛阳问题非同一般，而官员们尚未窥见他的心思。张玄素认为太宗并没有确定东幸洛阳的日期，却要预修宫殿，是经营不急之务。其实，我国自古就有帝王每隔五年出巡一次的制度。后来唐玄宗所下《幸东都制》，就有这个说法。太宗诏令营建洛阳宫时，称帝已满四年。他在筹备符合礼制的正式巡幸，想到最值得先去的处所，洛阳首当其选。他在和张玄素争论的过程中，曾转过脸对仆射房玄龄说：“洛阳地处天下的中心，四面八方来这里朝拜供奉，路途远近较为均衡，我因此才考虑修建洛阳宫，想给天下百姓提供一些方便。”这在唐代是人们的共同认识。此外，他还有不便说出口的理由。唐朝同隋朝一样，皇室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奉行关中本位政策，以长安作为关中本位的根据地，即使设立东都，也不能让洛阳取代长安的重要地位。唐人胡交《修洛阳宫记》揭出这层关系：“定都长安，以隆上京”，“肇新东都，作对咸秦”。今河南省陕县崤山以东的广大地区，古代称为山东，又因在今河南省灵宝市秦代函谷关以东，也称关东。太宗曾就关中人和山东人说长道短，籍贯河北定州的山东人张行成大为不快，说：“我听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应该以东西为界，否则显得太狭隘了。”太宗表面上表示接受批评，但内心深处对山东人始终不是多么放心。他多年在山东打仗，接触当地人氏，又当过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深知应当把洛阳营建成一个据点，以便观风省俗，临制东方，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处理四面八方的各种事务。洛阳宫建成后，太宗于贞观十一年（637）首次巡幸，正式加以命名，后来又两度驻跸这里，可见洛阳宫远非其它地方的行宫可比，实际上具有准都城的地位。
唐太宗三幸洛阳宫
贞观十一年三月丁亥，太宗首次抵达洛阳宫。十三天以后，他率领几位大臣在西苑积翠池荡舟嬉戏。这可能是由于错过了上巳祓禊而追加的一项活动。看到这所华丽一时的禁苑，他想到了世事沧桑，无限感触涌上心头，对大臣们说：“隋炀帝造此宫苑，结怨于广大民众，如今反为我大唐所有。这都是宇文恺之流谄媚取悦、蒙蔽炀帝所致。我们可要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啊！”随即他同大臣宴饮，提议每人赋诗一首。他自己咏《尚书》，有句云：“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魏徵以西汉事为题材，结句云：“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太宗称赞道：“魏徵每次说点啥，都要以礼法来约束我。”一次，太宗在西苑打猎，突然一群野猪从树林中跑出来。他连发四箭，四头野猪当即倒下。一头野猪疯狂地向他扑来，逼近他坐骑的鞍镫。他登极前因功高加封过天策上将。民部尚书唐俭曾当过天策上将府长史。这时，唐俭在场，见情况不妙，急忙下马同这头野猪搏斗。太宗趁势拔出宝剑，杀掉野猪，然后得意地看着唐俭，调侃道：“你这位天策长史没见过我这位天策上将如何杀贼吧，怎么吓成这副模样？”唐俭答道：“汉高祖以马上得天下，不以马上治天下。陛下平定四方，武略神妙，莫非对一头野兽也要耍耍威风？”太宗为这番寓意深刻的话所打动，立即罢猎。这样，魏徵、唐俭都藉太宗游乐之机，巧妙地赋予了规谏政治的含义。
四月，太宗在洛阳宫向河北、淮南各州的长官下达了一道诏令，责成他们搜访当地各种人才，提供驿车送至洛阳，加以考核，破格提拔。
七月，淫雨连绵，谷水（涧河）、洛水暴涨，溢入洛阳宫，水深四尺，毁坏衙署十九所，漂没民居六百家，淹死六千余人。太宗诏令拆毁附近的宫殿，以其材料供灾民修葺庐舍。
次年二月，太宗离开洛阳返回长安。
太宗第二次幸洛阳于贞观十五年（641）正月成行，想在次年二月东赴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四月，他诏令有关机构制定封禅仪注，免征洛州农户当年的租粮。
五月，并州（治今山西省太原市）父老、僧道一行来洛阳朝见太宗，说太原是大唐帝业肇基的处所，请他封禅后故地重游。他在武成殿设宴招待他们，认出了二十多年前的老朋友，兴奋不已，彼此追忆流年，以为笑乐。六月，他诏令各州举荐学综古今、孝悌淳笃、文章秀异等人才，封禅时在泰山汇集，加以任用。但天上出现彗星，官员以为封禅不便，因而取消。十月，他在伊阙打猎，又幸嵩阳。游牧族薛延陀想乘唐朝东封泰山之机，在北方制造麻烦，一时长城内外形势紧张。十一月，太宗西归长安。
贞观十八年（644）十一月，太宗第三次到达洛阳宫。这次东巡的目的，在于完成隋朝收复辽东故土的未竟之业。他在洛阳特意召见隋代参加过辽战的郑元璹，了解当年的经验教训。营州（治今辽宁省朝阳市）都督张俭受命先击辽东以观形势，恰值辽河涨水，大军不得渡，太宗以为他胆怯懦弱，召到洛阳问罪。张俭汇报了前线的山川险易、水草美恶等情况，太宗非常高兴。太宗任命了两位行军大总管，由他们率领各地兵士开赴前线。洛阳三千名新兵应募加入了大军行列。
次年正月，馈运使太常卿韦挺因事先未视察河渠，使得六百多只粮船中途搁浅，由前线械送洛阳，被太宗除名为民。二月初一，太宗在仪鸾殿召见刚刚从天竺回国的僧人玄奘，发现他具备行政才干，就动员他还俗做官，同赴辽东战场。但这位虔诚的佛教徒对于世俗政务和战争，一点兴趣也没有，于是坚决拒绝。
对于太宗亲赴前线一事，群臣表示出种种忧虑。一年前，谏议大夫褚遂良就在长安上疏反对，说：“无论是东京，还是太原，都居于四方之中，离长安也不算远。在这两个地方，东挥可以为声势，摧毁高丽势力，收回辽东故土；西指可以对付薛延陀，巩固北部边防。因此，为了万全，陛下请考虑驻守这两个地方中的任何一处，以调度兵马，部署作战。”这时，军将尉迟敬德担心长安、洛阳空虚，会出现隋炀帝征辽时杨玄感乘机起兵夺取洛阳、长安那样的情况。群臣鉴于突厥移居河套地区，离长安很近，怕出现祸患，因而极力劝太宗留镇洛阳，由诸位将领东征。但太宗一概不听，遂于二月庚戌率六军自洛阳北上，留下特进萧瑀担任洛阳宫留守。
唐高宗改洛阳宫为东都
唐高宗建东都
洛阳宫既然具有准都城的地位，褚遂良上疏援引前代事典称之为“东京”，尉迟敬德把洛阳同长安相提并论，太宗离开这里时不是像其它行宫那样设宫监管理，而是像京师长安一样设置留守处理政务，那么，洛阳宫升格为东都，就是势所必然的事情了。太宗去世后，其子唐高宗把这件事付诸实施。
高宗巡幸洛阳总共七次，累计十一年，占他在位时间的三分之一。显庆元年（656），高宗继位六年多，诏令在乾阳殿的原址开始修建乾元殿。次年闰正月，他首次幸洛阳，二月抵达。十二月，他写了一道《建东都诏》，重复了太宗对于洛阳的观点，决定把洛阳宫改为东都，以自己同皇后武则天所生的一岁幼儿李显为周王、洛州牧，并确定洛州官员同长安所在地雍州相应官员一样级别。同时，废除了谷州（治今河南省新安县）的建置，该地连同福昌（今河南省宜阳县）等县，以及黄河北边原属怀州的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济源、温县和洛阳东边原属郑州的汜水（今河南省荥阳县），都划归洛州管辖。这样，洛阳作为都城就制度化、正规化了。
仪凤三年（678）十月，高宗又下了一道《幸东都诏》，指出：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本来就是地少人多，再加上各地百姓前来服徭役、兵役，供应更加困难。尽管今年秋天粮食丰收，仍然不能保证两三年的消费，免不了要减免百姓的赋税徭役。洛阳则不同，当地物产丰饶，今年又获大丰收，各地的绢帛粮食运到这里十分方便。因此，定于来年正月巡幸洛阳。这道诏文的表面含义使不少学者得出高宗移幸洛阳出于经济原因的结论。如果仅仅因为长安的经济条件不如洛阳优越，李唐王朝为什么不把都城由长安迁至洛阳？后来的诸多唐代帝王为什么能够依然固守长安？高宗因为什么事情牵制不能解决长安的供应问题？其实应该是政治原因。唐玄宗《幸东都制》指出长安和洛阳在创业和守成时期的不同作用为：“帝业初起，崤（崤山）函（函谷关）乃金汤之地；天下大定，河雒（洛）为会同之府。”时人裴耀卿也说：“国家帝业，本在京师（长安），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之所。”这表明长安是关中本位的根据地，出身于关陇军事贵族的李唐皇室首崇长安，把长安经营成自己的大本营，安置宗庙、陵寝，构成政治、礼仪氛围，以临制天下，是断不能轻易抛弃的。而高宗幸洛的政治原因，下文将提供具体的阐述。
唐高宗游弋于两京之间
上元二年（675），高宗在洛阳说：“东西两座都城，是我的两所宅院。”这个时期，唐朝的东北方有高丽、百济、新罗、契丹、奚，北方有后突厥，西方有吐蕃、西突厥。唐朝同这些民族关系紧张，屡有战争。各方情况都需要尽快上报朝廷，及时处理。洛阳大致是全国的几何中心，既不必担心外族兵临城下，又便于应付各方的种种事务。高宗游弋于两京之间，就是为了利用洛阳的这个优势。
唐朝同东北方各族的关系，在这一时期最为复杂。高宗在诏令开工修建乾元殿的前一年，就派营州（治今辽宁省朝阳市）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继续收复辽东故土。两年后，他首次巡幸洛阳。显庆五年（660）五月，奚族叛唐，讨降之；又讨契丹，擒获其松漠都督阿卜固送至东都。百济依仗高丽援助，多次侵略新罗，新罗上表唐朝请求救援，高宗又派苏定方讨伐百济。八月，苏定方破灭百济，高宗诏令以其地设置熊津等五都督府。十一月，高宗登上宫城则天门楼，举行献俘礼，百济国王义慈及其臣僚等战俘，一律不予追究罪责。年底，高宗在洛阳任命了苏定方等三位行军大总管，率兵分辽东道、平壤道、浿江（朝鲜大同江）道出击高丽。龙朔元年（661）正月，高宗募得关东六十七州四万四千余名兵士，开赴前线。三月，他在宫城的洛城门宴请群臣和外族代表，观看新排练的武舞一戎大定乐，以象征用武力安定天下之意，准备御驾亲征。但此举不过是作个姿态而已，他这时已患风眩头重病，目不能视，又不具备太宗那样的军事才干。因此，武后谏阻亲征，他依然留在洛阳。次年正月，他册命波斯（今伊朗）都督卑路斯为波斯王，四月返回长安。
麟德二年（665）三月，高宗再幸东都，年底到泰山，次年正月举行了封禅大典，然后经东都返回长安。总章元年（668），唐军破灭高丽。咸亨二年（671）正月，高宗又幸东都，次年十一月西归长安。上元元年（674）正月，新罗纳高丽叛亡之众，封百济故地，派兵把守。高宗大怒，诏令削去新罗国王金法敏的官爵，把住在长安担任右骁卫员外大将军的其弟金仁问立为国王，派回新罗；同时，以宰相刘仁轨为鸡林道（龙朔三年，即663年，唐置新罗为鸡林州）大总管，发兵讨伐。十一月，高宗又东幸洛阳。次年二月，唐军大破新罗兵众，高宗在洛阳接待了新罗入贡谢罪的使臣，恢复金法敏的官爵，从中途召回金仁问。
与此同时，西边的民族也不断对唐进行滋扰。显庆四年（659）十一月，高宗在洛阳诏令苏定方出兵西域，平定由思结首领都曼勾结疏勒、朱俱波、谒般陀等国发动的叛乱入侵活动。次年正月，苏定方得胜回朝，在乾元殿举行献俘仪式，向高宗献上都曼等战俘。不少小族也相继制造混乱。但这时对唐构成最大威胁的还不是遥远的西突厥和这些小族，而是唐的近邻吐蕃。
龙朔三年（663），吐蕃东破吐谷浑，吐谷浑可汗率领数千帐部民北逃凉州（治今甘肃省武威市），向唐廷告急请援。这时高宗在长安，作了凉州、鄯州（治今青海省乐都县）防卫吐蕃的部署，派苏定方为安集大使，指挥诸军援助吐谷浑。麟德二年（665），吐蕃转而向西域发展，威胁到唐的安西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次年，高宗东封泰山完毕，急忙赶回长安。高丽战事一结束，他遂将注意力转向西方。总章二年（669），他打算到凉州视察，被臣僚们谏止。他准备把吐谷浑部落安置到凉州南山，臣僚们担心吐蕃会来这里烧杀抢掠，征讨吐蕃又无财力，于是安置一事搁浅。咸亨元年（670），吐蕃侵占西域十八州，唐廷被迫放弃安西四镇。高宗于是任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又作逻些，今拉萨）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伐吐蕃，并援助吐谷浑返回故地。唐军同吐蕃在青海激战失利，死伤略尽。唐朝和吐蕃之间的缓冲地带吐谷浑完全被吐蕃占领，吐蕃接连寇边。吐蕃对唐的威慑局势表明唐不能立即取胜，加上旱灾饥荒，高宗决定来年再幸东都。这时由于唐在东西两边同时与新罗、吐蕃开战，高宗因而在两京间游弋不定。咸亨三年（672）返回长安，上元元年（674）讨新罗又幸洛阳。新罗的事处理完毕，仪凤元年（676），吐蕃入侵今青海、甘肃一带，高宗在洛阳任命行军元帅讨吐蕃，又回长安。仪凤三年（678），高宗为连年同吐蕃战而失利感到忧愁，就召集御前会议讨论怎么办。臣僚们或主张和亲息事，或主张严设守备，筹集资财再作征讨，或主张立即讨伐，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后来，太学生魏元忠赴洛阳上封事，以为平定吐蕃非朝夕可待。那么，高宗呆在长安，便失去主持战事的意义。由于战争牵制，不能及时改善关中的供应状况，于是在关中当年秋粮丰收的情况下，他下了前引那道《幸东都诏》，次年又幸洛阳。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唐朝所能做的事是一面防守抗击，一面在西边广事营田。而吐蕃降服了西洱诸蛮、羊同、党项和诸羌之后，其控制区东面扩大到今甘肃、四川大部地区，西面攻陷今新疆天山南面的安西四镇，北抵突厥，南临天竺（印度），地方万余里，成为唐的劲敌，迫使后来的唐代皇帝另辟蹊径来应付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