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人们不论是在现场，还是电视机前，一看到歌星们不好好坤在台上演唱，又走下舞台表演“机械握手”，就大倒胃口：“又来了！”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这种握手表演不仅没有要煞住的趋向，反而愈演愈烈，歌星们似乎还乐此不疲。不知有没有这样的歌星：握手归握手，微笑归微笑，轮到要出场费的时候照样狮子大张口。
行文至此不能不提醒歌星们一下，人们花钱进剧场，即使是免费的，农民或矿山工人们在露天舞台下面守候了几个小时，为的是能看到一场实实在在的演出。如果歌星们真心想扮演“握手天使”，就请在开场前或散场后，站在大门口认认真真地握个够。
冠军的后背
中国的乒乓球健儿堪称常胜之师，女队12次捧回考比伦杯，男队9次夺得斯韦斯林杯，用中国老百姓的习惯用语说，是无可置疑的“世界冠军专业户”。中国的男女乒乓球队里养着一窝子世界冠军：天才的运动员邓亚萍，是奥运会和世乒赛的双料多项冠军，王涛也是双料双打冠军，刘国梁是奥运会冠军，孔令辉是世乒赛冠军，还有很多很多……中国队凡有世界性的乒乓大赛，不是囊括全部冠军，就是拿个五项六项，少说也得有三项两项的入账，几十年下来怎么会不培养出一大批世界冠军呢！
在前不久结束的第44届世界兵乓球大赛上，中国队虽然不能和上一届相比，没有狂胜、全胜，但在全部七项冠军中收获了六项，也算是大胜。尽管如此，却也并不是没有遗憾，没有教训可寻。尤其是我们把除去团体冠军以外分量最重、最有味道的一块男子单打金牌丢掉了——我们拥有奧运会和上届世乒赛的男子单打冠军，居然在这次男子单打中全军覆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条是人人都看得见的——那就是中国运动员的后背，他们头一天一亮相，就给人以强烈地刺激。后背的上部——也称后心。以往，中国的运动员们出国比赛，后心上都印着“中国”——两个醒目的大字，一目了然是代表着中国。运动员们后心紧贴着祖国和人民，那是何等温暧，何等牢靠，何等强大，那是什么力量！而这一回，他们的后心上却背着三个莫名其妙的绿色大字“格威特”——这是何物？所指何意？
是商标？是厂名？是中国的？是外国的？是合资的？是民营的？是补肾的？是杀虫剂？是亏损的？是盈利的？是货真价实的？是伪冒假劣的？是奉公守法的？是偷税漏税的？不中不西，不土不洋，不伦不类，那么地粗俗、刺眼，那么地不协调。有着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的体育健儿，身后居然背着这么三个别别扭扭的字，不知代表着一种什么文化？中国的运动员难道是代表“格威特”、是为“格威特”参加世界比赛？
这当然是金钱的力量在作祟。用金钱拿“格威特”取代了中国，如果这是一家外国商标，我们真是丢了“国格”。倘若这差一家中国企业故意弄这么个半土不洋的牌号，在全世界的面前以损害国家形象来抬高自己的知名度，恐怕不能说这是一个有文化品位有远大抱负的企业。许多人边看比赛边议论，并表示不管“格威特”是卖什么东西的，都坚决抵制，以后凡见了有“格威特”商标的产品一律不买。也许“格威特”的策划者正为自己的旗号在一夜之间“扬名世界”而沾沾自喜呢，他们可曾想到这三个宇在中国人心中激起的反感将会产生什么样的长期效果？
如果说这三个字也起到了一定的广告作用，那就是：运动员身上的广告字越大，说明这个国家越穷。还暴露了做这种广告的企业的小家子气，缺少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以出丑当出名，以挨骂当光荣。
在世界巨型企业排行榜上长期居于首位的美国琿用汽车公司，显然也资助了德国乒乓球队，在德国运动员的队服的前胸上方，印上了一枚小巧精致的在欧洲销量最高的“欧宝”汽车的标志。据报载，在北京国际汽车展前夕，通用汽车公司印刷了精美的产品说明书，广告公司为了突出宣传世界头号汽车王国的产品，用了许多类似“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式的虚夸、浮饰的词句。他们的总裁看到了这种说明书却甚为不满，下令销毁，新说明书的解说词一律使用跟产品相符合的朴素准确的语言。这就是大企业家和暴发户所不同的广告观。中国有些没有多少资本却偏爱虚张声势的所谓“企业家”，老想损国家的牙眼以抬高自己，譬如想在天安门城楼上或人民大会堂的前面作他的广告，以求“一鸣惊人”。好像他把国家的象征都能买下来，就可以证明他多么有本事，他的企业多么有钱……中国国内的省级足球队、篮球队，几乎是谁出钱就打谁的旗号。国家的球队到世界大赛上去竞技，难道可以打着随便哪一个出钱厂家的旗号吗？让艰苦卓绝的世界冠军们由为国争光变成为某一企业争光吗？
现代体育也许不能没有金钱的驱动，但体育自身又有强烈的国家性和民族性。纵观当今世界体坛，越是体育强国、体育大国，其体育所体现的国家性、民族性越突出。美国有那么多大财团，他们的篮球队出国比赛，叫“梦之队”，并不叫“可口可乐队”或“卡迪拉克队”。他们的金钱用来突出国家、民族的整体形象和整体荣誉，而不是相反。到目前为止，在世界级的大赛上还没有出现过“金钱体育代表团”，完全被金钱腐蚀的体育是没有希望的，是体育的耻辱。
不看“综艺”
电视还是要看的，但耐性不高，经常按来按去换频道。直到手里的遥控器被家人没收了，就坐回到写字台前看书。看书就自由得多了，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书，没有人能够干涉。
有一种电视节目我是不看的，时间长了我发现在换掉这种节目的时候家人也没有意见——这就是“正大综艺”式的文艺节目——前面有一个或数个主持人，台下有所谓“幸运观众”，所以说“幸运”是这些不知凭什么关系进到电视台的人，确有中奖能拿到一样小纪念品的机会。而且他们可以“参与”，当然要在导演和主持人的授意下，不能凭自己意愿想参与就参与。他们的任务是不能让节目冷场，不管节目多么糟糕，多么地惨不忍睹，也要根据导演或主持人的眼色或手势不断地哄笑、鼓掌、举手，甚至还可以说上那么几句……对主持人来讲他们是捧场，是节目的道具；对电视观众来说他们是上了电视的，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给个镜头。
人的趣味不同，我不喜欢的不一定就不是好节目。这类的综艺性节目想必就很不错，否则就不会坚持这么长久，自“正大综艺”引进来这种形式，已有十几年了，十几年来各家电视台纷纷仿效，逢年过节，双休日和庆典活动，打开电视就是这些节目。特别是各行各业的什么活动，更少不了要“综艺”一番，计划生育月、人身保险周、交通安全日、银行开业、工程奠基、飞机通航、打假宣传……有时还伴以五花八门的看“知识竞赛”。如果人们不喜欢，中国那么多电视台为什么都乐此不疲呢？难道人家不作收视率的调查吗？
如果节目没有问题，那就是我有问题。我不喜欢这种“综艺”式的节目大概跟我的经历有关，我曾经有幸被拉去当过这种“综艺”节目的“嘉宾”。第一次由于导演事先构思比较严密，准备充分，时间耗得不算很长，我虽然觉得自己不适合干这样的差事，但也不是不可忍受。第二次就真的忍受不了啦——主持人无节制地卖弄，横生枝节，废话连篇，拖沓，重复，一会儿技术故障，一会儿演员走错步说错词儿，经常打断，经导演开导一番后再重新开始。如此反反复复，我强忍到规定的时间，节目还没有进行到一半，趁一次又在处理技术事故的间隙我溜之大吉。
以为这样的事不会再有第三次了。但是经不住朋友的死说活劝，真的又有了第三次，是拍一个文化节目。原定两个小时，以为是不同的电视台，不同的导演和主持人，录制不同的节目，我想也许会有不同的风格。谁知录了三个小时，似乎刚刚切人正题，看主持人随意发挥的兴致，这场节目不知还要再录多长时间。那天我偏偏有事，在我看来那是比我当“嘉宾”要重要得多的事情，而且电视台事先跟我谈妥到点就结束。他们没有节奏感，没有时间观念，以为拍电视是世间头等大事，只要把大家拉到了现场就必须得听他们调度，真让我如坐针毡。只好自己摘下话筒，找了个机会又想开溜，却被主持人生生地又拉回到座位上。我已无话可说，只有低着头反省自己的愚蠢，为什么再一再二还要再三？最后勉强母节目录完了，我想是扫了在灯光下兴致正高的人的兴，他们肯定以为我是故意装得那么忙……我也为那些“幸运观众”兴致勃勃地一坐好几个小时的耐性感到惊奇。有朝一日当中国人觉得无报酬地当电视道具不再是一种幸运，不再把上电视当做是一件新奇的风光的事，也许能逼得电视台的作风会有所改变，电视节目的质量会有所提高，电视节目主持人会变得普通一些，亲切一些。眼下中国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似乎只追求一种风格，就是与众不同。带着少年得志的盛气，太过聪明趋于卖弄聪明，太过潇洒趋于做作，伶牙俐齿趋于油嘴滑舌，笑得好看却拒人于千里之外，年轻漂亮（或英俊）却只能远观不可近瞧。中国有这么多人口，有这么多电视节目主持人，为什么就不能风格多样化一些呢？比如，稳重平和，有点大家气度；或者严肃认真，诚厚朴拙打住，打住，电视台请我这样的脾气又坏又跟不看上潮流的作家去当什么“嘉宾”，纯粹是自找麻烦。我想在我写了此文之后，这样的事就不会再有第四次了。谢谢，谢谢！
一老年“大款”寻觅到一年轻漂亮的女人，一切顺利，惟担心自己在床笫之间不能令对方满足。有此一虑说明他真的老了，是心已经老了——结果可想而知，必大败无疑。另有一担任要职的老干部，不服老，大跳“国标舞”到深夜，突然大面积心肌梗塞，险些一命呜呼。即便还活着，也是彻底地老了、废了，真可谓“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不服老——其实也是一种老态。知道自己已经老了，只是不愿意或不敢承认，其结果是老得更快。
东方人有个顽固观念，就是“防老”。以前是“养儿防老”，现在养儿不大靠得住了，就选拔自己喜欢的“接班人”，把权力移交给自己信赖和对自己心存感激的人，认为将来自己退休后一切就都好办啦。后果是形成了一条规律：学生打倒老师，后任搞臭前任。
有如此的焦虑，所以东方人老得快。
到退休前的一两年，精于算计的还会更早一些，就巳经老了，开始动手“安排后事”。许多“公仆”和企业家，都是在退休前利令智昏地贪污受贿，通过转移资金把公款据为己有。检察部门公布的数字也证实，“公仆”和企业家在退休前犯罪的，占这些人的经济犯罪的67%。
贪欲——成了老年人最容易染上的一种疾病。疯狂防老，使老变成一种可怕的境界。这些人东窗事发后会急剧衰老，有的在几天的工夫里就须发皆白，精神恍惚。有的一病不起，精神崩溃，甚至会过早地撒手人寰。
防老——催老。防死——找死。人死是心死这个心不单是指生理学上的心脏，还包括大脑。因此人老也都是心老，心不老则人不老。
由碳水化合物构成的人的机体，由盛到衰是客观规律，难道会有不老的心和不老的人吗？有的，林则徐就是，“儿孙若像我留钱作什么；儿孙若不像我留钱作什么？”周恩来也是，临死前仍背诵毛泽东诗词，不论是出于钢铁意志的支撑，还是强大感情的驱使，都证明他是病死而不是老死的。最近我亲眼看到一位至死也不老的人，他是位厅级干部，可以说是为改造危陋平房耽误了治病而累死的，他明知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却到临死前的一分钟还在谈工作。“老”跟“死”不是一码事，人不可能不死，却可以不老。
至少应该警惕过早的老态，或防止变态的心老。
说话办事没轻没重，叫不知道分寸。“祸由口出”——就是说话失了分寸。因一句没轻没重.的话，求职可能失败，生意可能砸锅，谈判可能破裂，朋友可能产生误会甚至交恶，自己会因之懊悔、不安……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挽回，也许永远不能挽回了。
现代人际交往中的全部奥妙就在于把握分寸感。
分寸感把握得好，是一种修养，一种智慧，一种成熟。
1982年我在美国结识了一位华裔小姐梅赞月博士，她是第一次中美作家会议惟一的秘书。那时中美两国刚刚开始接触，相互不了解，敏感的问题很多，谈话一不小心就会碰上地雷或暗礁。梅小姐夹在两国作家中间，既诚恳、热情、周到，说话办事又非常得体，成了一种快乐真挚的黏合剂。是她身上的那份成熟让我认识了美国。
而我们有些四五十岁的人反不如她一个年轻姑娘成熟，比如说过头话，开不得体的玩笑，有时还会“犯棱”——棱子，生瓜蛋子。我当时找到的原因是，我们搞政治运动太多，见的世面太少，把人都整得不知轻重，失去了分寸感。
改革开放让人经得多见得广，商品经济社会的激烈竞争性迫使人急速成熟起来。现在的中国，随处可见成熟的年轻人，他们多是外商独资或合资企业里的“白领”、高学历者，商界或其他领域的成功者。他们的生存环境、奋斗经历练就了他们的分寸感，成熟的分寸感又是他们成功的因素之一。
人际关系好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重要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改变，决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民族的文化传统，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都发生了剧烈的改变，交际的目的和方式也不可能不发生变化。在这种转型时期的剧变中，掌握交际和说话的分寸感就显得尤为重要：成熟而不是圆滑，交际是生产力但又不是光靠耍嘴皮子用唾沫粘家雀儿，或急功近利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儿，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
天津尼斯迪康乐城的总经理张凤林，是位做人有棱有角，性格直率得可爱有时也可怕的人，赤手空拳借贷两亿多元建成了目前是中国最大的集健身、娱乐和宾馆于一体的企业。他有句名言：“尼斯迪工程是朋友工程！”
这也是一种分寸感——他的直率让大多数人觉得可爱并因此信任他，让很少的人——比如竞争对手，觉得可怕。
商品社会是交换的社会，交换就是交际，离不开跟人打交道。商品经济是能人经济，能人大都是聪明人，交际的分寸感就是不聪明不行，却又忌讳太过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