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下的企业，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即革命胜利后革命政党和那些受到革命鼓舞的群众还保持着革命热情和充满着革命理想那样一个黄金时代，才能正常运转和迅速发展。随着革命热情被利害的打算冷却，革命理想为日常的现实所冲淡，这些企业的弊病就出来了。
我们曾经把共产主义简化为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并且宣布是马上就可以进入的“天堂”。当这种共产主义的幼稚幻想被残酷的事实粉碎后，又代之以“阶级斗争要搞一万年”的极度悲观的论调，并由此诱发出人整人的狂热。人们对一万年以后的共产主义无从稽考，所以光用共产主义的豪言壮语难以普遍地激发人们的热情了。
对于未来，我们更多地谈及的，往往是多少产量、多少收入等等物质生活的提高。很少论及我们的社会主义将有什么发展，我们的所有制、生产方式、分配关系、政治制度、家庭结构、人际关系、思想观念，到时候是什么样子。
当我们常常用未来物质生活如何丰富的数字来充塞人们的头脑时，又怎能希望只用思想和劝善来填补精神的匮乏呢？
现在常常听到责备人们“向钱看”。权利和义务是不可分的。权利超过义务，就会不负责任，以权谋私；义务超过权利，人们就会推卸责任而变得冷漠，并变着法弥补自己被忽略的利益。这两类表现，可以归之于“觉悟不高”或“思想落后”吧。不过这种道义上的谴责和政治上的批评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撤销职务和法律惩处虽然儆戒未来。却无助于弥补已经造成的经济损失。何况被撤掉的职务本来就不属于被撤职者自己。
主人公的责任感，说到底，首先不是一种思想问题，而是一个所有权的问题。只有当每个社会成员清楚地感受到社会主义所有制对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才会真正关心社会主义经济的现状和未来，才会真正以主人的身份行使自己的支配权、劳动权和分配权。
在这种情况下，反复对人们进行主人公思想教育，将只会使他们感到诧异。如同你在路上突然被人拉住，向你宣传你要对自己的身体倍加爱护一样。既然人们事实上是社会的主人，并且每个人无一例外地从主人的地位中得到了实际的利益，他们自然而且必然会关心生产资料的正确支配和合理使用，把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看做与自己性命攸关的事情。
不能把共产主义这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科学等同于自古以来就有的舍己为人，公而忘私乃至降格到积德行善的水平。原始公社时期那种“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人际关系，并不是思想觉悟的表现，而是由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关系决定的。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孤立的品质，而是一种标志着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科学。这就如同买菜时很会算账的同志未必懂得高等数学一样。
理想和热情必须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不可能附着在过时的体制上。列宁说：“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这里还要加上一句：这在经济上也是完全不严肃的。
这里丝毫不包含轻视思想的作用，而是说观念是和利益连接在一起的。马克思说，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离开了具体的物质利益，单纯靠思想工作来解决所有问题是不现实的。
党治国企图说明和坚持的，是意识由存在来决定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经济一团糟的经济理论家
党治国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的研究，主张要严格区别公有和共有这两个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的性质。”党治国由此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所有制，是“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所有制，即共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共有制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共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然趋势。公有不能量化，共有可以量化到个人。
公有也罢，共有也罢，党治国自己是一无所有。
他1980年出狱后，到现在已经搬了六次家，这才搬到这间靠着煤山、傍着火车轨道的符合“地租规律”的农民房里。杜甫当年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当代寒士党治国和他的父母、儿子的衣物连同他们四个人，加起来用一辆东风三轮就可以拉着跑了。所以尽管东搬西挪地到处借房，倒也不算费事。
1986年的中国，城市里居然还有这样穷困的角落。一眼望去，这间屋里不是板子，就是绳子。旧板子搁在长凳上，是党治国和他儿子的床。他父母睡一张借来的旧板床，床腿绑着绳子倒也能站得住。凳子的腿也绑着绳子。破写字桌上，又是用一根白绳子系着一个自己用烟纸卷就的灯罩。
还有大案板和小板箱。
党治国这三十年，从精神到肉体地挨板子，从精神到肉体地被捆绑，总算安定下来了，陪伴他的又多是板子和绳子！我只觉一阵苦楚。
恩格斯说过，马克思是最大的经济学家，可是他自己的经济一团糟。
一位朋友为说话而说话：“今天天气很好。”
“1970年的时候，我弟弟唯一的愿望就是但求有个好天气。”党治国说，“当时已经决定判我死刑了。家里人有什么办法？只求能从刑场拉回我的尸体。弟弟借好了架子车，可是我老家韩城离铜川有三四百里地，要是赶上雨天，那一趟泥地够我弟弟拉的！我既然必死无疑，家里人就退一步只希望有个好天气了。”
党治国好像在叙述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淡淡的，也许他遇到的悲剧太多了？也许他们韩城人有判刑后发奋的传统？他的书桌旁贴一幅韩城人司马迁狱中写《史记》的画。党治国在狱中通读《资本论》三遍，自然还读凡能入狱的马、恩、列、斯、毛的著作。监狱里来了新犯人，每每叫党治国来一个节目——背诵《矛盾论》和《实践论》，一字不差。
读书之余便是写作。他这间板子加绳子的屋里，唯一可以进入80年代的，是他妹妹送他的一只红皮箱，箱里全是他写的经济学论文的手稿。在剪刀差、所有制等等的中间，扎眼地珍藏着一部精装本的《简·爱》。这是他第四次买《简·爱》了。抄走一本，再买一本。以他现在还欠债一千来元的经济条件，去买一本不知读过多少遍的小说锁于箱里，足见他对《简·爱》这个女主角的偏爱了。我不由望望箱边堆着的脏衣服，那么，箱里的《简·爱》便是这屋的单身男子的妻子。
没有一个个人问题是超越社会平均水平之上的。
他的个人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是完全一致的。
1957年以前国家是发展的，他个人是顺利的。1957年国家受损失，他个人受挫折。1962年国家开始恢复元气，他摘掉了“右派”帽子。1965年国家兴旺了，他参加了先进技术传播队，能力得到发挥了。“十年浩劫”，他十年监狱。现在他落实政策不那么顺利，因为国家头绪纷繁、问题重重。
“国家、社会解放的程度，就是我自己解放的程度。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对我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不可逃避的命运。”
这就如同他说的，我们搞社会主义不是因为社会主义优越，而是因为这是一种规律。优越是指方案而言的——哪一种方案优越。而规律无所谓优越不优越——必须遵循它，早晚得遵循它，不遵循也得遵循！
党治国不能说已经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如同我们的生产力也没有从不适合的所有制的束缚下完全解放出来。
“我们固有的体制适合搞政治运动，不适合经济发展。”党治国简直成了一个理论狂人。一开口就是体制、所有制，再不就是说：“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党治国咄咄逼人地、愣头愣脑地要人回答这些他整日思考的而别人未必感兴趣的，他以为是最重要的而别人认为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他醉心的而别人无心的，他津津乐道的而别人无动于衷的问题。
他慷慨陈词，满脸涨红。别人应付他：“哎哎，是啊是啊，喷啧！”再不就是把别人吓得怯怯的，一下子从大人变成了站起来回答老师问题的小学生，讷讷地：“我觉得吗……”
他满脑门的政治和经济，满脑门的规律和所有制。但别人是凡人，需要了解一些趣闻，一些轶事，一些消息，一些共同感兴趣的现实问题，需要吃喝拉撒睡。
而他似乎只需要吃着政治，睡在经济上。他要和他周围一切的人探讨政治经济。他会吸引一些人，也会吓走一些人。
他的见地每每是独到的，但他过于急急地阐述他的观点，乃至近乎要强加于人。对于“经盲”，他的发问更是近乎发难。
他和一般人不一样，他是有些不一般；他和正常人不一样，他可不是不正常。
他关心的正是大众的利益。但是大众未必接受他的关心。
他希望大家都能透过现象关心本质。但是大家往往喜欢谈论现象，而无心顾及本质。谈论现象是一种情绪发泄的需要，顾及本质却需要苦苦地开动大脑。
他不是那种可以用计算机程序计算出来的人。他欠稳妥，欠含蓄。但他“虽有小偏，终有大成”。任何社会变革首先要找到实现变革的社会力量。要打土豪分田地找到了贫农，要打倒老革命找到了红卫兵。今天的改革如小平同志所说是第二次革命，我们需要透辟的经济理论家。
我找到了党治国。不过不是我找他，是他先写信给我，打动了我。我采访受苦受难的人的时候，容易掉泪。但不知为什么，采访这个经济状况一团糟的经济理论家的时候，我一滴泪都没有。是他不需要别人同情，还是和他在一起的人都会变得只剩下粗线条了？
“我不是一个受苦受难的科技人员！不是要人同情的人！”他冲着我大喊，“我是个好汉！是个男子汉！是有思想的！尤其是经济思想！”
思想使党治国永远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中，有时他为了理想忘却了现实，有时现实又催促他去追求理想。前不久他又写完一篇专门探讨所有制的论文：《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的发展》。文章观点大胆、新颖、独到。他提出的观点未必就尽善尽美、无懈可击。但是，即使其中包含一些真理的萌芽或片面的真理，也可以活跃我们的思维。今年是“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多年了。一个宽松的、发展人们思维成果的环境，正在形成。党治国的经济理论的产生和他这个理论狂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人为的呼唤和扼杀，不过加速或延缓产生的时间。
能不能搞一个共产主义特区？他想。在强大的习惯势力面前，不能都搞先破后立，需要先立后破。只有实践自己的经济理论，把理论立起来，形成强烈对比，才可以春风至而冰雪消。
他是不是还带有空想的色彩？那么，马克思同志，请允许我提一个问题，您看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怎么搞？
马克思会说，提出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错误的。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要靠中国人自己来探索。改革催促着经济理论的发展，呼唤着经济理论家。
终于，《文汇报》上出现了一个醒目的标题：《我们能否贡献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文中写道，这个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比‘我们能否贡献一个爱因斯坦’或能否贡献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和文学家’更为紧迫。”文章又写道：“中国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浪潮当是产生伟大经济学家的时代和国度。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正呼唤恰当的人。”
伊索寓言中有一个说大话的人，吹嘘自己曾经在罗陀斯岛跳得很远。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引用了这个故事，他说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就是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