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他们
——一本散文和一组作家书信
电脑引发的
电脑的普及，无疑解放了我等吃文字饭的诸位，每天上班，主要的事就是盯着两台电脑，一个是内网用来分内工作，一个是接外网了解信息，用它同这个世界联系。尽管用电脑办公十多年了，眼睛为之降低了度数，还冒着辐射的侵害，而这个电辐射、光污染的家伙，还是给我等坐办公室的带来极大方便。至少，查资料、写东西十分得便。而且用上了这五笔字型，字随意到，敲击快慢之间，文字跳跃闪动，声音噼里啪啦，有动感，有声响，也有光影。这可人恼人的家伙，还是方便也好玩的。
可问题是，习惯了，熟练了，长短文字都是这电脑代劳，懒于握笔，而那十分心爱的书写，或者手书，却成了往日的记忆，变得陌生而珍贵了。
这就是现代高科技带来的负面效果吗？
这就是现代文明付出的代价吗？
是的，我们在孩童时期，有老师和家长逼迫，谁没有过描红，没有灯下练字习书，或者，在课堂上欣赏个别老师的板书，再者，稍长之后谋生他乡，用急促而眷念的心情，铺纸展笔，寄写家书的经历？那是一种温馨的回忆，一种难得的心情！
所以，那些书法或者叫手迹的东西，今天变成了一种收藏。收藏可能就是缺失，对我们这等爱好写写画画的人，多少有点惆怅而失落的！
枯坐电脑前，生发这多感触，几近常事。于今，我偶然翻出近十七年前（可怕的十七年啊），因编辑一本散文选集，与众多作家朋友的信函交住，更加深了这番感触。
五味杂陈，感喟良多。
二十多封书信，这些可以感受体温的字纸！如今读来，字纸如人，纸上见情！
还有，每位小说家对散文的感言，见仁见智，可圈可点！
阅读它们，多少记忆，历历在目。
编书成全
事情还得从头说来。
1992年冬或是1993年初，一个阴冷的季节，家乡人老简和老秦司职长江文艺出版社，他们来北京组稿，住在我单位招待所。晚上去看他俩时，提及到要搞一个什么选题，是即使不赚钱也要出的书。他们态度坚定，大家各方想法子。于是，就有了我和同样算是乡党当时任职文艺报的潘凯雄的合作，就是后来也还算有点意思的一本《小说名家散文百题》的图书。我敢说，这样的选题是一个独创。那时，新时期文学历经80年代红火，90年代初的稍嫌冷寂，而散文好像别有不同，热闹的小说家和不甘的小说家们，加入了这个阵营，成集团阵势。也可以说，自那之后小说家散文渐渐兴起，而且，有着十分看好的前景。在那本书后记中，我写了有关情况，摘录在此（如有重复的请读者略过）——
编这本书，缘起于一次“无主题的闲聊”，那天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老友简兄和秦兄来京组稿，说到他们社拟定出本“有价值的赔钱的书”。如今，出书事如同商店摊位上的货物真伪假劣，五花八门，搞得出书的、写书的和买书的均无所适从。出版社在商海滔滔中敢言做赔钱买卖，实在是令人敬佩。简、秦二位，言之恳切，当座的你言我语，聊出了编纂小说名家散文的选题。
不过，小说家散文之类的选本和专集，也不是鲜见的题目。好多这类的东西，问世后并不走俏。闲聊之余，我们说及到让每位入选者写上五六百字的“散文感言”或“散文观”之类文字，以纲带目，兴许能区别于同类选编而见出新意来。
想法归想法，付诸实施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入选者名单，是很慎重的。书名冠之以小说名家，这“名”一定要严，要有标准。一是要活跃于新时期以来文坛的小说高手，同时又有为人称道的散文新作。
为使选本有权威性，葆其特色，我们请作家自荐作品。入选的五十多位名家之作，除个别老先生因年事已高不便打扰外，余者均为作家们自荐。不少作家手头工作和创作任务繁忙，却十分热情不吝赐文，尤其是那精粹的短文“散文感言”。作家们不嫌琐碎，鼎力相助，使我们深感友情的可贵。当然，这些来自创作实践的夫子之道对读者和文学也是十分难得的。
编选工作仅是微薄之劳。记得把编书的信息告诉一些作家师友，都爽快支持。王蒙先生在出访国外前的空隙，第一个将“散文感言”写就。在海口，韩少功兄的文稿，放在摩托车后座被当作钱物遭窃，数日后又重新复印，并据记忆重写一篇“散文观”送给我们；还有汪曾祺老的手稿刚完即复印寄赐；刘庆邦兄自谦散文写得不好，专门为本书写一篇，都令我们感动。众多的亦师亦友的作家们，寄来文章的同时，亲笔写来信件。
时光荏苒，但现在想起来也记忆如昨。当年，编选之事在拟定选题后，略微确定了一个名单。名为小说家百篇是个概数，以我们感受到的有特色的小说名家，以其小说在当下活跃走红为标准，当然，私心是以青壮年和我们熟悉的为主。于是，就地北天南，先后反复，最后选了55位。
从我保存的一份有点乱散的初定名单看，是以老者领衔，以地区比如北京、上海等划分，名单定好后再传到出版社，由他们打印一个约稿信件，盖上公章，再从北京寄发。一来二去，到了三月八日我和凯雄分头寄出约稿函。
十多年后，拣出这些信件，有五位作家已作古，他们是冰心、巴金、孙犁、陆文夫、高晓声，看他们的文字，不免唏嘘，也让我有赶快写下这些文字的念头。
在海口，韩少功丢文稿
没想到，这诸多来信中，最早的一封是来自遥远的海南作家韩少功兄。
他写道：
必胜：
近好。
回北京一路可顺利？寄来五百字以内的散文观，你看能不能用。
一回生，二回熟，这次认识你很高兴，对你木讷之下深藏着明敏和幽默有很深印象。还盼以后在什么好玩的地方重聚。颂顺适。
少功
93.3.6
另：你为贵报约写散文一类的事，我找了找，寄上一篇未曾公开发表的，不知是否合用。不用掷还，不必客气。
少功的字是用海南省作家协会的三百字稿纸写的。这在当时是很常见的单位公用稿纸。字写得秀气流利，还有点行书味。坦率地说，从书法角度看，不是很有特色，当然，这十多年后，他，包括这篇文章所涉及的诸位，可能潜心或不经意地成为书法高手，也未可知，在这里，仅以当年的书信文字解读和诠释。若有不妥或不恭，包涵了。
信写得很家常，看出他是个很细心的人。少功对我的几句评价，也没客套，令我感动。更主要的是，这寥寥百十字，却是这一组书信的开篇。
与韩少功兄相交，是在海南后的一个笔会上。那是1993年2月21日，当时从安徽到海南的作家潘军，在海口经商有了点实力后，以他们公司的名义举办了一个“蓝星笔会”，其阵营较为庞大，约二十多人，记得领衔的是汪曾祺老及他的夫人施老师，还有文坛上甚为活跃的诸才子们，以北京、南京、武汉、广州方面的为多。那天我从上海飞到海口时，作家刘恒到机场去接我，他穿一白衬衫，而我从北边来，一身厚实的皮夹克，极为反差，至今记忆如昨。有何志云，他和我同住一屋，这两位仁兄，在北京就熟悉，海口几日多有相处。还有南京的苏童、叶兆言、范小青、赵本夫、俞黑子、范小天、王干、傅晓红。北京除刘恒、何志云外，还有王朔、陈晓明，上海有格非，海南的有韩少功、蒋子丹等，广州有张欣、范汉生、田瑛等，武汉的方方前半程参加，后去了另一个会上提前离开，吉林宗仁发，天津的闻树国，安徽的沈敏特。真正是天南海北，群贤毕至。为写这篇文字，想查找当时参加笔会的人名，可没有原始的记录，只凭印象，大约还有几位。
那几天，作为东道主，潘军用他能够想到的办法，让这些来自各地的作家们，坐镇海南谈文学，把这个蓝星笔会弄得像模像样。对这个会议，印象是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作家们感叹这变化之快，有点出乎意外，会上，就文化的商品性与市场化也多有涉及，记得开了两个半天的会，在一个圆桌似的会上，大家都认真，说三道四，有大言滔滔，有随意即兴，对当时商品经济和市场化的社会现实，有着较为敏锐的感悟，会议好像没有太集中的主题，也没有形成什么统一的结论，有点神仙会的味道，其本意是主办者想借此活动，让大家聚会海南。无论怎样的初衷，这有点民间味道的笔会，在当时以较大的阵营和规模，形成了影响。日后几天到三亚发生的小插曲，更是让这次笔会增加了谈资，让人难忘。汪曾祺老先生那时酒量很在状态，酒后多有妙语，他几次同范小青、张欣等女士比试酒量，虽有夫人在旁管束也无妨，常常是兴味盎然，酒意酣然。最可记忆的是，在三亚一个好像叫唐朝，还是唐都的酒店，凌晨时分，在睡意沉醉之时，同住一屋的叶兆言、格非，突然被闯进的蒙面者喷了迷药，眼睁睁地看着被抢走了两块手表，所幸人没有什么伤害。这样一个正规酒店却被人拧开门锁盗窃，闻所未闻，虽然获赔了，但凌晨惊魂，让笔会结尾时有了高潮。
在这次笔会上，也是地主的韩少功，几天的会都参加，记得还邀请大家去他家做客。那时候，他从湖南到海口，住在海南师院。可能以前在什么会上，我们见过，却没有深入交往。但在海口一见如故，在他家我向他索稿。他答应要挑出文章在我回程时带走。过后，在宾馆的会上，他说好拿来文章的复印件，可是，不小心放在摩托车后面弄丢了，他说是在上楼的一会工夫，被小偷当宝贝顺走的。
这样，本来当面给我的文章，被小偷拦劫后，改由他邮寄，就有了这封信件。因祸得福是也。让我感动的是，他重新把那感言文字回忆下来，随信寄来了三百字的“散文观”。可惜的是，当时排版印刷都是手工，原稿送到车间拣字后了无踪影了。
少功写的“感言”，还有个题目《不敢随便动笔》。文字不长，照录如下：
散文是最自由的文体，是最迫近日常生活和最不讲究法则的文体，也就是说，是技术帮不上多少忙的文体。散文是心灵的裸露和坦示。一个心灵贫乏和狭隘的作家，有时候能借助技术把自己矫饰成小说、电视剧、诗歌、戏曲等等，但这一写散文就深深发怵，一写散文就常常露馅。如同某些姿色不够的优伶，只愿意上妆后登台。靠油彩博得爱慕，而不愿意卸妆后在乱糟糟的后台会客。
造作的散文，无非就是下台以后仍不卸妆，仍在装腔作势，把剧中角色的优雅或怪诞一直演到后台甚至演到亲戚朋友的家中。
这样看来，散文最平常也最不容易写好。成败与否完全取决于心灵本身是否具有魅力。
我本庸才，因此从来都不敢随便动笔写散文。
韩少功提供了两篇作品：《作揖的好处》、《然后》。这两篇散文风格各异，前者以说理为主，从五个方面来论及作揖这个当时被热议的一种礼仪的“好处”，行文犀利明快，简捷思辨。后一篇是怀念莫应丰的文字。“然后”，是他的同事作家莫应丰在弥留之际“冒出的一句疑问”。而这个“然后”的疑问，包含了什么，对此，少功追问：“然后什么？逝者如川，然而有后，万物皆有盈虚，唯时间永无穷尽……岁月茫茫，众多然后哪堪清理，他在搜寻什么？在疑问什么？”从莫应丰与命运的抗争，到他不幸染上重病，到最后的归去，他感叹：“命运也是如此仁慈，竟在他生命的最后的一程，仍赐给他勇气和纯真的理想，给了他男子汉的证明。使他一生的句点，不是风烛残年，不是脑满肠肥和耳聩目昏，而是起跑线上的雄姿英发，爆出最后的辉煌。”少功对莫应丰的“然后”，进行了解读，也是对亡友的怀念与纪念。虽是人生的几个片断，而一个耿直纯真的小说家，跃然而出。这就是少功散文的力道。
散文可说是韩少功的副业，他认真，“不随便动笔”，却成绩卓然，仅列举篇名就可知他的收获，计有：《面对神秘而空阔的世界》（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夜行者梦语》（上海知识出版社1993年）；《圣战与游戏》（1994年）；《心想》（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灵魂的声音》（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世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韩少功散文》（两卷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完美的假定》（昆仑出版社2003年）；《阅读的年轮》（九州出版社2004年）等。
少功的散文作品，我以为，当年的《灵魂的声音》、《完美的假定》以及晚近的《山南水北》几部，较突出地反映其散文特色。他多是以思想性见长，从日常生活、平常故事写人生，有人文精神的贯注，信手拈来却含英蕴华。他的语言讲究，精致而不滞涩，典雅而不浮华，有张力，多智性，重文气。不太引经据典，也不掉书袋。可以说，韩式散文已有某种特定的范式，换言之，大众情怀，人文视角，理性思辨，构成了其散文底色。散文于今，乱花迷眼之中，多有诟病，无论如何，期待散文的知性和理性，识见和文气，是当下散文界的共识。而这恰恰在少功的作品中相当充盈。这多年来，如果将小说家散文排行，他的创作，不仅是蔚为大观，也是名列前位的。
之后，与少功兄也是在某个会议上打照面，见面很少，但他这些年每有动静，还是很关注的。他小说创作中继续着先锋的锐气与寻根的厚实，两条路数并立而行，常有佳作，并时不时有较大声浪。九十年代初他较早翻译的米兰·昆德拉，成为一时话题；日后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更是有争鸣与争议，以及他到湖南汨罗乡下有如梭罗式的田园耕读生活，都曾在我的视野中捕捉。近十年来，每年我们都编一套年度优秀散文随笔，他的作品也常在选中，偶或与他打个招呼，或者也先斩后奏，以为是熟人就没多介意，自作主张他也不计较，默默中感受到他的美意。
只是这年头电脑挤兑了笔，人也懒了，好多美好，只是在回味和怀想中重复。
“随意说”的方方
第二封信是武汉的方方。时间是三月十六日。
方方是以小说《大篷车上》登上文坛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学激情澎湃，风光无限。小说有读者，也有电影人青睐。方方的这篇小说也借电影走红。她还写有《十八岁进行曲》等小说，大概是号准了那一时期社会奋进的心态，抒写了青年一代进取心理，很有读者和观众。尔后，方方多篇写实小说问世，及至八十年代末，《风景》、《祖父在父亲心中》等小说，奠定了她写实小说家的地位。卓尔不群，锐利峻切的风格，沉重的历史情怀和情感的穿透力，她的小说成为新写实的佼佼者，她并不特别拘泥于某种地域文化，却有强烈的精神力度和现实感。方方散文也有一种刚性和率真，在柔软中显示坚硬，直抒胸臆的畅快淋漓，如行云流水。
关于散文的感受，方方写道：
我非常喜欢“随意”这两个字。我觉得无论是作文还是做人，这都是一种境界。我做文章素来主张随意，尤其是散文，心到意到笔到，这是起码的。那种刻意作文，每文必想文眼所在，思想意义所在，以及上升到什么高度等等，一定是很累的。写的人累，读的人亦累……人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广义地去理解和认识散文了，不再只是读到华丽的词字和句子才说那是。这正是散文越来越随意的结果。随意便展示出了个性，而个性的作品总是容易受人青睐的……
很久前有人问我你在什么状态下写小说，我说：“怎么舒服怎么写”。这就是一种随意，对写散文，我仍得这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