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社会上晃荡了五年，终于得到单位一纸通知。通知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为深化企业改革，减员增效，和四十五岁以下职工一律解除劳动合同。通知限我一月内结清手续。大棒之外还有糖果，通知云：如在规定时间内解约，可获两千大洋奖赏，并按工龄每年补偿一千大洋；晚签一天扣一百大洋，扣完为止。如果你要叫板，理论上讲有两种前途：一、一文钱拿不到，合同一样解除；二、破坏社会秩序，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那一段时间，天天都是企业改制的新闻，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卖字当头，以股为主”一类标语，活像一场新的运动席卷而来。一些有政治觉悟和商业嗅觉的色情场所也打出标语“卖字当头，以‘股’为主”。所谓改制，说白了就是把国企强制性“卖”给公仆，书记厂长经理什么的；主人则必须买断工龄，再带资上岗，等于自己给自己发工资，还要对“新兴资本家”感恩戴德。
这把在头上晃悠了几年的大刀终于砍下来了。我一点也不吃惊，在这个古怪的话语系统中，任何别扭的事情都可以弄得合情合理甚至大义凛然。比如，把你关进牛棚，那是为你好；变相劳改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砸了你的饭碗不叫失业而叫“下岗”。这样的高明是显而易见的，你失去“岗位”并不等于失去“职业”，就像你失去“老婆”，并不等于失去“妻子”。所以即使你饿得眼冒金星，看上去却红光满面；即使你荒成了手淫犯，也得装出一副西门庆的模样，你也就失去了抱怨的权利。
这样一算，我可拿七千大洋补偿后滚蛋。这笔巨款，在当时可买一部二流手机供你招摇一阵；买几头注水猪，可以吃个一年半载；到偏远山区买个有点智障的媳妇，也可以与你共度余生啦。
这是家小国企，我到这儿工作纯属意外。我这个师范生，本该去教书育人或误人子弟的干活，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这行当很不体面，师范被称为“稀饭”，若避瘟神。报考“稀饭”学院，纯粹为了换个干部身份。那会儿考大学可不像现在，百分之五的录取率，活生生把人逼疯，我有两个同学因此自杀。我智力尚属正常，学得口吐白沫神经紊乱，还补习了一回才挤上独木桥——现在还未彻底痊愈的脑残，就是那时候弄出来的。哪像现在，凡精神病院和垃圾站不收的，大学都收。
毕业后，有好爹好妈的，成了公务员；差一点的，进垄断企业或事业单位；再差的，送个礼赔个笑（或许陪个睡）也能进市区或郊区学校，遥望灯红酒绿流口水；最倒霉的，一律去边远山区。靀城本已属老少边穷地区，老少边穷的平方，基本上判处无期徒刑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一辈子。前途也有两个：一、成仙；二、成仙不成，成神农架人。
我本来还是愿意“吃粉笔灰”的。我这人低级趣味严重，有话痨的毛病，天生具备谎话说一千遍面不红心不跳的教育工作者素质。一旦登上讲台，立马获得话语霸权。当初老师怎么折磨我的，我要连本带利收回来，社会学管这叫婆媳理论，经济学术语叫隔代收租。想到一拨又一拨被绑架了的蠢货规规矩矩听我口吐莲花唾沫横飞，哪怕是假装的虔诚，都会让我产生真实的成就感。另外，不坐班再加上两个假期的福利，还是可以挖点自留地经营个花果山什么的。
但我如此庸俗的要求也被剥夺了。本来当地一所成人高校发了公函要我去，但教育局非要我去“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我这俗坯可不想成劳什子仙。我压根就不想给他们好处，一见那脑满肠肥一脸正义的脸我TMD（注：一句口头禅，疑似一句国骂。全书同。）就想吐。别的同学都上班几个月了，我还没着落。我妈急了，我也拧不过。经过踩点，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我拎着腊肉香肠好酒好烟特级挂面鬼鬼祟祟来到教育局大院，小心翼翼地敲开一个头儿的家门。我的确比较冒险，因为压根就不认识此人也没中间人。半晌，一个肥得如同地滚球似的娘儿们拉开门，看我的目光活像上海人家来了个苏北穷亲戚。验货后一脸鄙视：“你把我们看成什么人哪啊？”
走投无路了，老爸豁出离休干部的老脸，找到市上一分管领导求情，赔了教育局一笔钱，才把我要到这个单位。这个掌管着城市居民某种生计的国企，随着改制风雨飘摇，我去了不到一年就屁也不是了。我莫名其妙地丧失了干部身份，还赔了一笔钱，转眼又成了下岗职工。我TMD亏大了！
尽管单位只给我发一百零六大洋的工资，但它并不欠我什么，因为我压根就没为它做过什么，我上班仅半年就停薪留职，去深圳晃荡了。几个月后铩羽而归。此后，无所事事的我烂醉如泥，清醒时就躲在家里看书。连《尤利西斯》、《追忆逝水年华》这么晦涩变态的意识流小说也看。中学同学冬瓜，那时就当上了书店副经理的高官，总能为我搞到我想要的书，连兰陵笑笑生的原版《金瓶梅》都弄来了，看得我通宵达旦茶饭不思。在文言文中意淫，真TMD别有风味。
银子很快花光了，一同学介绍我去歌厅以每晚十元外加提成的方式出卖歌喉。晚上，我尚能在光怪陆离的灯光、靡软亢奋的歌声、迷乱扭曲的脸嘴和五彩斑斓的酒精中掩饰自我，漫长的白天却像剃刀一样舔舐着我的寂寞。二十五岁时一个穷极无聊的上午，躺在床上的我填下了自我心理抚摸的第一个格子。不到半年，居然鼓捣出三十余万个格子来，顿感轻松许多。治疗空虚的最好办法就是爬格子，那由格子组成的迷宫和深渊，你填到死也没底。真TMD不自量力，除了内部刊物上的八股文，我还只字未发呢。除了让自己晕一场，也就扔在那里了。
停薪留职期满后，被安排到省城办事处。办事处的通病是不办事或乱办事，补助费却一点也不含糊。省城补助标准高，按我当时的混混眼界和小农格局，那一段我挺阔绰，整天和哥们儿到处晃悠，从这帮闲人和这个闲城那里我沾染了不少恶习。不到一年，办事处被我的顶头上司活活给办垮，我依依不舍地回到靀城，再次成了多余的人。经理给我指了两条光明大道：到一家分店去卖油盐酱醋外带挂面烧饼，或自己承包一家小餐馆，门面由公司出，要么安置几个工人，要么缴纳承包款。我选择了后者，当时的国企，人心已经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这是个位置偏僻、治安案件高发的地段，家人都说我疯了。果然，这家小火锅店一开张就欠账、赖账成风。见识小口气大、钱包小胃口大的食君子实在太多了。吃完饭嘴一抹，腆着脸说哥们儿今儿个健忘症又犯了，或这几天手头紧，好像龟儿子（注：龟儿子，四川方言，约相当于“王八蛋”。）以前挺阔绰似的。对这类饮食诈骗犯，坚壁清野。
另一种蹭法是钻空子。餐饮业竞争惨烈，不得不推出优惠政策，比如酒水瓜子米饭泡菜免费。好家伙，这帮“蹭爷”大大咧咧地点一两个最便宜的菜，就跟你耗上啦。你恨不得拎着啤酒瓶子，在那猪头上来个迎风绽放什么的。
其他赖账方式：吃完饭说他舅子老表是公安税务工商的，往盘子里扔蟑螂的，捂着肚子哇哇叫的，说自己刚从监狱出来要和你交个朋友的。我的政策是：确凿绝对不能惹的，算老子倒霉；可惹可不惹的，老子不吃你那一套！为了收欠账，我差点和一个刑满释放犯发生血案。说起来也就几十块钱。这厮住附近，店员去催要数次无果。我半夜去敲门，这癞皮狗操出了菜刀，咆哮他就值这个钱，有备而来的我从后背摸出两尺长的钢管。剑拔弩张之际，那厮女人牢牢抱住他，承诺次日就给钱，我就撤退了。还有一个午夜，突然店员来电话，语无伦次地报告有人吃完饭竟掏出火药枪威胁店员，还放了一枪。等我赶到，那帮歹徒早跑了，天花板上一个窟窿，店里还散发着浓重的硝烟味儿。
让这帮人渣拿去小命实在不划算，关门歇菜了。一算账，除了上缴的承包费、员工工资和填饱肚子，白忙活半年。好在各种小吏还没把这偏僻地带的鸡毛小店打上眼，否则非把我吃成“百万负翁”不可。
随后几年，我又折腾了不少事情，有输有赢，赢大于亏，但都和这个让我滚蛋的单位没关系了。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颇有名望的社会贤达。
拿着这笔赎身钱，我漠然离开了这个从此以后和我没任何关系的单位。和几年前我主动从单位停薪留职时尚有一丝慌乱相比，早已无所谓了。几年动荡生活下来，我早已变成了一条烂滚龙（注：烂滚龙，四川方言，有不少恶习的街头混混。），滚龙还怕泥烂吗？
香港回归不久，我拿到了下岗证，普天同庆。这是一张巴掌大小红色塑料硬壳，里面照例是标准照、生辰、单位、工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等信息，然后何时光荣下岗，最后是“有关部门”脏兮兮却很权威的印章。我深情地凝视着这个红色塑料壳，越看越兴奋，它的做工一点也不粗糙，和无数荣誉证相比，惟一不同的是毫不起眼的“下岗”两个字。
这个国家盛产形形色色的证件、证书和证明。打我上小学开始，我就获得过无数个类似的证件，什么“三好学生”、“优秀选手”、“标兵”、“积极分子”……绝大多数人的命运就这样被一张白纸或硬壳塑料归了类画了圈，你TMD就必须老老实实画地为牢，终其一生。你什么货色，几斤几两，哪来哪去，全然不由你自己说了算。比如现在，自视甚高绝顶聪明的我就被宣布为落后生产力啦。
照片中的那个稚气未退的倒霉蛋看着让人别扭，转念一想，不到三十岁就退休了，你小子也算功德圆满啦。揣着新证件，有时候会忽然觉得——老子也是有来头的。
庞大的住院部大楼楼道幽深，光线昏暗，浓重的酒精和各种药剂的混合气味承载于细微的空中尘埃，扑鼻而来。病恹恹的病人、焦急的家属、淡定的白大褂和看不见的幽灵来来往往。
康复理疗室白晃晃的日光灯下，分布着十几张坚固的铁制理疗床。一个白发苍苍、慈眉善目、高大肥胖的老人躺在靠近窗口的理疗床上，床旁架子上是网线复杂的仪器，小红灯闪烁着，发出滋滋的电流声。老人宽大无力的手背上插着输液针，从头到脚插满了银针——他在接受电磁和针灸治疗。几月前一个中午，一向身强力壮的他突感半身无力，站立不稳，送至附近医院，初步诊断为突发性中风。但那个关键设备——做“血流变”测试的仪器却坏了。为了多弄几个银子，医院不让转院。我们当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没转。拖了一周机器才好，果然是中风，但已错过最好治疗时机。顾不上和医院纠缠，赶紧转院。中国老年人大都迷信中医，即使我搬出孙中山鲁迅郭沫若的言行，也无法说服他们。
幸好中医院并非挂羊头卖狗肉。几个月后，病情明显好转，头脑完全清醒，还能在搀扶下四处走动。虚惊一场后，我们乐观认为，他至少可以活到九十九岁。坐在旁边沙发上的母亲和我打招呼，大我四十一岁的父亲微闭的双目睁开，对我笑了笑。我凑近他看看，摸了摸额头，问了句：“今天感觉怎么样？”
“还行。今天去哪儿了？”他问。
“我发财了，一天赚了七千多。”我从皮包里拿出一沓钱，在他面前晃了晃。
“啊？你们几个都买断工龄了？怎么不和我们商量一下？”他瞪大了眼睛。
“这是改革，和你们商量又能怎样？谁让您在企业里混了一辈子，离休了才一副县级，这下革到自己头上了。”在父亲面前，我一向口无遮拦，幼年心目中的战争英雄老革命等神圣形象，早已化为一个唠唠叨叨笑眯眯的弥勒佛。
老爸被噎得无话可说，嘴角抽动一下，眼里闪出一丝悲哀。母亲给我使眼色。
“我们这些老头子，管他的，再差，死了至少还会把我们拉去烧了。现在这些年轻人怎么得了哦，不是没工作就是下岗，年纪轻轻的。”旁边一个病友老头老廖插话，他是靀城硕果仅存的几个老红军之一，以前常来我家串门。
“那你们几个怎么办？”父亲问。
“嗨，您操那么多心干啥？您养您的病。我们不都好好的吗？姐姐开她的小餐馆，幺弟开他的出租车，我戳我的洞洞鱼（注：戳洞洞鱼，四川方言，指没规律地挣钱，通常指小钱。）。”我说。
“洞洞鱼，那么好戳？”廖老头问。我说时好时坏，全靠运气。他饶有兴趣地问：“你在戳啥鱼？”
“那就多了，我在街上贩旧手机和电话卡，我在舞厅卖唱，我开小餐馆台球室电子游戏厅，搞传销——”
“啥？传销——？这个不好，这个不好，专害熟人。”老革命打断我，气愤地说，“我就被我侄子骗了三千，一个水龙头嘛。”
“呵呵，我也看出来啦，及时收手了，一笔也没做成。最近，我为贵党工作了。”
“贵党？”老红军有些不悦，“好像你不是我党后代似的。”
“也就您这么高看我。”我笑，“我想接您班，让吗？”
“当然，党的后代不接谁接啊？”老革命很为革命自有后来人高兴，饶有兴趣地问，“现在说说你干什么呢？”
“这个——”我从皮包里拿出一份杂志递给他，上面有一把鲜红的镰刀斧头，“这个好使，打土豪分田地厉害，戳洞洞鱼也厉害，一家伙下去，没不就范的。”
“什么意思？”他翻翻杂志，拿出老花镜。
“别信他，尽瞎吹。”我老爸说。我不以为然：“嗨，公开的秘密了嘛。”
“哦，明白了，有偿新闻嘛，还搞啊？”老头看看了目录，惊叫，“嘢，这个王八蛋，不刚双规了吗？他怎么也上去了？瞧他还人五人六的。”
我一看，是一个刚落马的局长，忙解释：“杂志进印刷厂时，他还没落马，这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
“那倒是。”老头转移话题，“听说你学英语的，还爱写作，怎么搞成这样啊？该去外贸局或报社电视台嘛。”
“我去不了，没关系，皮（注：皮，四川方言，指钱，钞票。）也不厚。”
“哎，老头子，这就不怪你儿子啰。”老头唉声叹气。我清楚地看到父亲闭上眼睛，青筋蠕动几下，一言不发。
理疗完毕，仪器发出嘟嘟声，医生进来，关闭仪器，拔掉各种针头。护士做了一些按摩护理，我们扶起父亲，挽着他歪歪瘸瘸地回了病房。父亲又是一声叹息：“我看你咋得了哦——”
“怎么又来了？我怎么啦？我挺好的。”我嘟哝着给他剥了一根香蕉。
“怎么啦？”父亲努力伸出一根手指，“你呀，工作没了，还光杆司令一个。”
“你就打一辈子光棍？马上就三十了！”我妈也赶紧接上话头。在连续给我推销几个对象失效后，他们抓住一切机会给我施加压力。
“哪条法律规定了三十岁必须结婚？老爸不也三十二岁才结婚吗？”
“那是因为我结婚年龄不够！”我妈一急，脱口而出，“三十而立，从古至今都是这样的。你看看你中学同学，除了那个老顽童叶东江，哪个没安家立业？革娃子（即王文革）的儿子可以打酱油了，富娃子（即白成富）的儿子可以玩‘躲猫猫’游戏了……你老爸都这样了，孙子的影儿都没见着呢。”
“那有什么好羡慕的，还嫌中国人不够多啊？什么三十而立，那是因为古代人寿命短，四十岁就等死，三十能不立吗？我年轻着呢。”我没心没肺地抬杠。
“哼，不想，想也没用！现在没工作了，更没门了。”老爸居然用起了激将法。
“不是解决不了，而是不想解决——候选人太多，我要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嘛。”我一激动，夸下海口，“信不信我明后天就给你们带几个来，你们也过一把选妃子的瘾。”
“真的？”两位异口同声地问，又异口同声地答，“瞎说。”
我站起来，拿起包，硬着头皮说：“当然。我现在就去安排了。”
“你就在这里吃了吧，再详细说说。”我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