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来了。这场天灾和庐山会议一前一后，似乎有备而来，配合“人祸”两面夹击。
8月初，行署专员张树藩把各县负责人召集到一起，分析灾情，估计秋收形势，研究抗灾措施。
张树藩提醒大家，大灾已出，谨防大难，目前的主要任务是采取措施，比如多种蔬菜等，一定要把灾荒消灭在春节之前。不然，要出大事。
固始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抱怨说：五八年本是大丰之年，只顾炼钢铁，好多粮食却烂在地里。这下可好，大灾来了，连垫底的粮食也没有，光靠萝卜白菜管屁用。
遂平县委第一书记蔡中田建议，大灾之年应该减少粮食征购任务。
汝南县委第一书记付太良讥讽说：“蔡书记，你那里粮食产量那么高，征购任务还用减？我们心里还盘算着找你借粮度饥荒哩。”
蔡中田听了不高兴，说：“一亩地到底能打多少粮，你不清楚？我不清楚？大家谁不是农民出身？是我们先放了‘高产卫星’，后来大家都放了，都放得比我们的大。奶奶的，现在说这些管屁用，还是想想办法少挨饿吧！”
此时庐山会议精神尚未传达，所以大家还敢公开讲几句牢骚话。如果大家了解到庐山会议精神，这次会议上恐怕就听不到这些声音了。
七嘴八舌，大家议论半天，也没个成形的东西，多数人的态度是：听上面的，上面咋指示我们就咋干。
张树藩明白，这几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等大的运动一个接一个，面对“英明领导”、“英明指示”，自下而上都养成了“上面咋说就咋干”的思维习惯，谁敢另搞一套？可是眼前灾情火烧眉毛，不能坐等上面指示精神了。于是他对大家说：“各县面临的困难都一样，所处的大环境也都一样，这种情况下大家头脑要清醒，切记天为大、民为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定要心中有数。同志们啊，不要等上面给指示，先行动起来，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一定要把灾荒的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
1959年8月中旬，信阳地委召开常委会，讨论秋收产量。根据各县上报数字，全区粮食产量突破72亿斤，比1958年增产16亿斤。所以九个常委中有八人认为1959年农业形势好于1958年，是“特大丰收年”。
百日大旱却有“特大丰收年”，无异于痴人说梦。但痴人说梦也符合当时的逻辑，庐山会议的精神已众人皆知，彭德怀“否定大好形势”已惹祸上身，谁还再敢唱反调？由此，大唱赞歌才为明智之举。
还是有人唱反调，此人就是行署专员张树藩。他在会上说：“各县上报的数字有水分，因为今年大灾，庄稼大面积绝收，是歉收年。如果这种形势下产量能超过去年，岂不是蹲着比站着高。我估计今年全区总产量大概是30亿斤，撑死也超不出40亿。”
张树藩的这番话自然不受欢迎，被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定为“悲观论调”。路宪文说：“我们信阳地区，搞人民公社化、搞“大跃进”、搞大炼钢铁，都是先进典型。‘排头兵’的地位不能变，一变就砸了信阳的牌子；我们的思路要变，变得更敢想、更敢干，不然就会掉队。我批评树藩同志，也是给大家敲警钟。”
挨了批的张树藩自然心中不服，瞪大眼睛看着路宪文，心中问道：路书记，您怎么变化这么大？对下越变越霸气，对上越变越“忠诚”，干事越变越狂热，再变下去还是自己吗？可别变得让大家认不出来啊。
路宪文无法不变，他的变化同样符合当时的政治逻辑。
后来证实，张树藩也把产量估高了，1959年信阳地区的粮食总产量只有20亿斤。张树藩曾经回忆说：我还算头脑比较冷静的，可估算产量也超冒许多，说明当时的大环境在发烧，个人想降温有多难。
1959年8月底，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贯彻以批判彭德怀“右倾思想”为主的庐山会议精神，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请假，行署专员张树藩参加。会上，各地预报秋收产量，张树藩坦诚地说，地委常委会集体讨论的数字是72亿斤，但他个人认为这个数字不切实际，因为今年大灾，产量肯定没有这么高。
张树藩说了实话，却引起了省委主要领导的不悦。第二天，省委办公厅的电话直接打给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质问：“你们信阳为什么连今年到底是丰收还是歉收都搞不清楚？”
路宪文急忙赶到会上，见到张树藩火冒三丈，大吼道：地委常委会集体讨论的东西，你为什么不接受？你的本事就是唱反调吗？信阳被你搞被动了！
路宪文和张树藩两人平时工作配合十分默契，一直是大家眼中的“黄金搭档”，连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都说，两人如此团结，如此能干，信阳没有不当“排头兵”的道理。可是这对“黄金搭档”却因上报粮食产量意见相左，路宪文对张树藩怒气之大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路宪文怒气难消，是因为刚到会就被省委主要领导叫去狠批一通，批评信阳地委班子“没有拧成一股绳，工作被动”，“不珍惜‘排头兵’的地位”。路宪文觉得这些不良影响都是张树藩唱反调造成的，无法不怒，不得不批。
路宪文立刻召集在会的各县领导重报产量，可是大家都不言语，因为人人都明白，报低了通不过，报高了向国家交不出粮食自家倒霉。
路宪文非常严肃地提醒人们，省里这次会议就是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思想”，大家不能批着“右倾思想”，自己再犯“右倾错误”。产量怎么报不是个小问题，是政治态度问题，难道大家还不明白吗？
有人嘟哝说，在家已经报过了，再报还是老一套，有这必要吗？
路宪文怒气冲冲地说：“在家是报过了，地委常委会也讨论通过了，可是有人不认账，不重报不行了！”
大家听得出书记这番话是冲着张树藩来的，张树藩自己当然更明白。但他仍不让步，坚持说：共产党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虽然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是“反右”的，但不能因为怕戴右倾帽子就不实事求是。瞪着眼睛说假话不是我们共产党的作风。
路宪文问张树藩：“你的意思是我逼大家说假话？72亿斤是综合各县的数字，是我瞎定的吗？大家说，这个数字到底咋样？”
还是许久无人发言，此时，这些县领导都懂得沉默的好处。
只有平舆县县长曹明沉不住气，说：“路书记，您也知道，我这人爱说实话。谁心里都明白，72亿斤肯定是报多了，因为大家都不敢报少，怕当右倾。您是大当家的，您要是觉得这个数字可以报，谁能说啥？无非是以后国家多征粮时老百姓多吃些苦头。”
曹明自然预料不到自己这番实话惹出大祸，他成了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揪出的右倾典型，遭到批判，并被撤销县长职务。
这次大会上，邵文杰、彭笑千两位副省长也被定为“右倾分子”遭到批判。两人都坚持“五九年粮食欠收征购任务不宜增加”的观点，犯了“否定农业生产大好形势”的“右倾错误”。
张树藩也是同样的看法，同样被定为“严重右倾分子”，受到大会点名批评。许多人猜测张树藩乌纱帽难保，路宪文也担心，于是急忙找到省委主要领导，说：“张树藩一时糊涂，希望省委给他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说实话，他工作踏实，人品又好，这样的搭档不多见。”
省委网开一面，张树藩躲过一劫。但省委领导留了句话：以观后效。这意味着张树藩的“尾巴”还被省委攥着，必须俯首听命，否则随时都有可能被拿下。
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在大会上的讲话，使那些对“高征购”有不满情绪的人惊恐不安。吴芝圃讲：粮食问题不能小看，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要边开会边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不能有丝毫的麻痹。
省委第一书记把粮食问题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谁都明白不同意见意味着什么。人人自危，只有顺从，征购任务给多少接多少。商城县48万人口，50万亩耕地近半歉收，分给征购任务9000万斤；汝南县春季遭受冰雹袭击，秋季又遇大旱，粮食大幅减产，分给1亿2700万斤……各县的任务皆不堪重负，但没有一个人再敢当场叫苦。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在1958年“高产卫星”漫天飞时耍过愣，坚持实报“亩产130斤”，拿了个全省倒数第一，受到省、地两级通报批评；“大办钢铁”时不汲取教训又耍愣，别家的“钢铁卫星”已放到万吨级，他就报实数“几百吨”，再次挨批。这次不敢耍愣了，老老实实接受1亿8000万斤征购任务。一顶“右倾帽子”吓坏了几乎所有的官员。
会议期间，全省所有的县委领导都忙着给自家县打电话催粮，会议未结束，粮食征购任务便已完成过半。信阳地区更不会落后。
省委扩大会议结束后，路宪文分配张树藩一个“立功赎罪”的差事：负责秋粮征购工作。路宪文特意提醒道：“伙计，不能再感情用事了，借这次征购的机会，改变一下省委对你的看法。”
省委要求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粮食，张树藩着实左右为难。他心里清楚，若按省委的要求做，苦的是老百姓；若不按省委的要求做，自己肯定要倒霉。接受任务的当天晚上，他一夜未眠，何去何从，实难选择。
几天后，省委又召开了粮食征购电话会议，省委领导进一步强调说：粮食征购任务完不成，可能有实际问题，也有思想问题，更主要的是“反右”不彻底。
张树藩掂量出了此话的分量，再犹豫不得，带着路宪文交给的使命出发了。
张树藩来到固始县，却两天不提粮食征购的事，只是一趟趟查看受灾的农田，常常坐在田边发愣。陪同的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明白专员的心思，劝道：“换了我，也为难。但是，谁也改变不了眼下的局势，别和上面抗了，就按上面的标准征吧。”
杨守绩回头又和几个县委常委碰头做工作，提出本县秋粮征购任务再加下码，决不能眼看着张专员栽在这件事上。大家的心是相通的，都认为老百姓日子紧巴些，保住一个好领导，也算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