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正教这种几近于逆来顺受的思想影响下，俄国人普遍相信，要想死后进天堂，就应该忍受身体的劳累和苦痛。东正教僧侣在日常的传教活动中，注重宣传普遍平民化的社会理想，认为一切世俗的东西，其中包括社会地位和名望、财富和舒适等，都应当彻底地拒绝和否定。这种宣传的实质就是让人们彻底放弃对此世生活的期望，从而给广大穷困的人民一种心理抚慰的作用，使他们面对生活现状会产生些许无奈的满足感。
东正教还特别强调上帝“道成肉身”拯救人类和“爱上帝、爱邻人”的教义，加之“君权神授”的思想，这一切使广大农奴不仅深深热爱天上的上帝，也热爱地上的上帝——沙皇，形成了爱沙皇就等于爱上帝的思想意识。由于农奴的这种热爱，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俄国农奴都是皇权主义者，他们将其苦难归罪于地主，但从不责怪沙皇。正因为如此，广大农奴对于沙皇下令颁布的关于确立农奴制度的各项法令没有作出激烈的反应。
俄国人原地踏步
除了宗教因素外，俄国人本身不思进取的习惯也使得农奴制得以长期存在。
跟中国多山地丘陵不同，俄国有广阔的大平原，在横跨亚欧的国土中，俄国真的是地广人稀，而且气候条件恶劣，据说西伯利亚的最低温度甚至超过了南极。俄国大部分地方属寒冷而干旱的大陆性气候，霜冻期长。这种不利的气候条件使个体农奴的经济活动十分困难，经常面临破产的危险，所以以集体劳动为表现形式的村社在俄国得以长期存在。
俄国人的生活非常悠闲、懒散，得过且过是他们的主导思想。俄国不像中国那样，常有水旱灾害，所以中国的农民即使丰收了心里也不会轻松，他想的是明年会不会歉收，有没有饭吃，这种历史的因袭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中国人喜欢积攒，有较强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总是在为明天、为后代而积攒，背着很重的壳，活得很累。俄国人不一样，他们从不为明天发愁，俄国地大物博，他们讲求现时是享受。一些上岁数的人说，前苏联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就像我们的父母，给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可以没有包袱、无忧无虑地生活。即使解体后的今天，俄国人也一样活得很开心，这和中国人差异很大。
由于村舍力量远胜于个人，俄国社会中存在很强的集体主义与平均主义传统。这种平均主义的思想意识使广大农民厌恶差距，如果一个人追求勤奋创业、出人头地，那就会成为“出头鸟”，肯定就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了。俄国人追求的是一种“小富即安”、“不患贫，只患不公”的低水平封闭保守的村社生活。可以想象，整天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的俄国民众是怎样的性格：缺乏个性、不思进取，并且具有超强的忍耐、服从和顺从的秉性，这一切导致俄国老百姓比任何一个国家的老百姓对国家和集体更加服从，对政府和制度更具有忍耐精神。因此，在俄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那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农奴们的反抗最多也就是以骚动的形式表现出来。
19世纪上半期，虽然俄国农奴制已经彻底暴露它的弊端，但即使是这样，面对日益悲惨的处境，农奴只是以不断增加的骚动回应，没有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农奴起义。即使是历史上发生过的拉辛和普加乔夫起义，与中国的陈胜吴广、太平天国起义相比，也只不过是两次农民骚动的小打闹而已。
同时，这些骚动还几乎都没有提出废除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纲领和口号，甚至有的还是以“好沙皇”的名义发起反抗斗争。那些农奴认为使他们生活窘迫的是农奴主，而不是沙皇和沙皇坚决维护的国家制度。很多农奴在忍无可忍时，大多选择逃亡。因此，俄国农奴制度之所以能在西方现代化潮流中顽固地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制度的被施加方——农奴，几乎没有推翻这种制度的诉求。
克里米亚悲歌
农奴制虽然在俄国有深厚的宗教与文化根基，但是它的确阻碍俄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障碍。这些障碍在1861年的时候，终于让皇帝坐不住了。
1861年的一天，俄国沙皇皇宫。
一个中年男子坐在一张颇有气势的椅子上，双眉紧蹙：他牢牢地盯着眼前那份报告。这个中年男子就是俄国最有权势的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但此刻他一点也无法为自己的倾天权势沾沾自喜，面前那份内务部副大臣米留金的报告赫然入目：恳请伟大的沙皇陛下废除农奴制。他心里暗暗叹气：自从1855年3月登基以来，大概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吧，但这一年来底下的大臣们却从来没有什么喜讯，全是些烦心事：农奴闹事，财政赤字，作家批判，烦死了。
其实亚历山大二世的即位纯属偶然事件。当1853年他还是皇太子时，俄国与土耳其在巴尔干地区狠狠地打了一仗，结果倒是不错：俄国小伙子们把土耳其的海军打得全军覆没。但英国与法国不愿失去土耳其这个战略要道，所以它们马上与土耳其结盟，还拽上了意大利的撒丁王国，凑成一支联军，正式对俄国开战。这下俄国海军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跟英法联军用蒸汽做动力的铁甲战舰相比，俄国不久前在对付土耳其海军中大显神威的风帆战船就像玩具一般，连战连败，被逼得退守克里米亚半岛。
消息传到国内，心力交瘁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终于不堪重负而服毒自尽。当年尼古拉一世就是在哥哥亚历山大一世突然去世的情况下继承皇位的，这一场景又在他自己和儿子亚历山大身上再现。亚历山大二世受命于危难之时，成为俄国新沙皇。
再回到克里米亚战争中。在黑海边的俄军要塞塞瓦斯托波尔，8万俄军面对六万英法联军，苦苦坚守将近一年后，兵败而退。这次失败绝对不是俄国小伙子们不勇敢，他们确实浴血奋战过，但是无奈兵器差距太大：可以想象，当一支部队的火枪能射100米，对手的火枪却能射300米的时候，又有多少胜算可言？就这样，1856年3月，俄国不得不在停战的《巴黎和约》上签字，俄国在黑海的控制权屈辱地丧失殆尽。当年让拿破仑损兵折将、大败而归的俄国的荣耀哪里去了？
战争使俄国一贫如洗，财政预算赤字猛增。从1853年到1856年间，俄国的财政赤字从五千两百万卢布增长到了三千亿零七百万卢布，增长了6000倍。为了平衡收支，俄国政府一方面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另一方面大举借债，这些都是饮鸩止渴之举。
到了1856年初，俄国的内外债已达7亿卢布以上。这几近天文数字般的巨额债务和财政预算赤字严重地破坏了国家的财政体系，给经济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俄国在借款的时候，往往以农奴和庄园作为抵押。与此同时，克里米亚战争使俄国业已危机四伏的农奴制度更是雪上加霜。1853～1856年，农村青壮年男子仅充军者就达150万人，1856年，俄国34省播种面积减少35%，谷物的出口下降了1/3还多。政府把战争的费用全部转嫁到人民的头上，从而引起了全国性的农民反抗风潮。农奴杀死地主、赶走官吏、烧毁庄园、夺取土地。此外，农奴为了争取自由，纷纷出走，给沙皇统治造成巨大的威胁。
克里米亚战争暴露了俄国的腐败和衰弱，把俄国从沉睡中唤醒，兵败的消息，使俄国上下一片哗然。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是落后的农奴制阻碍了俄国的强盛与发展，才有克里米亚的耻辱。
所以，在看到米留金的这份报告后，可想而知，年轻的沙皇心情是多么复杂。
签还是不签这个字，沙皇在思考。
翻身农奴把歌唱
从整体上来说，亚历山大二世绝对不是隋炀帝那样的昏君，他还是很有进取心的一位皇帝：农民骚乱以及江河日下的国势，让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不废除农奴制的可怕后果：从远了说，俄国就会越来越落后于英法等西方国家，自己对不起列祖列宗；从近了说，最现实的就是自己的沙皇宝座即将不保，因为再温顺的绵羊也会被逼急。所以，废除农奴制是板上钉钉的事。签！沙皇拿起笔就要写了。
年轻的沙皇突然又想到了一些事情。废除农奴制肯定要对那些靠农奴为生的封建贵族领主造成一定损害，而且这些世袭贵族在宫廷中极有势力，要是得罪了他们，那后果也是很严重的。前朝的沙皇彼得三世和保罗一世就是因为违背贵族利益被他们制造宫廷内乱而丧命。想起这些血腥往事，亚历山大二世不禁打了个寒战，正准备签字的笔也慢慢停了下来。如何妥善解决废除农奴制的问题，如同一个摆脱不了的阴影，缠绕在他心头。
面对这几乎成了死结的局面，沙皇真的头痛无比。
但是，难归难，事情还是必须去做的，这是沙皇必须承担的责任。几天后，亚历山大二世在莫斯科向贵族代表发表演说时，第一次公开谈及废除农奴制的问题：“农民和他们的地主之间存在着敌对情绪，不幸的是由于这种敌对情绪，发生了一些不服地主管束的事情。我深信，我们迟早会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诸位是同意我的意见的。因为从上面解决要比由下面解决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