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2日至2月5日
1949年1月22日，蒋介石下野第二天，坐镇北平的傅作义发表文告，宣称从即日起开始停战，属下20万军队撤离市区，开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此举颇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前一天，就在他下野的前一刻，他还召来“国防部长”徐永昌，令其携手书到北平晤见傅作义，信中称：“余虽下野，政治情势与中央并无甚变动，希属各将领照常工作，勿变初衷。”
这一天，陪同蒋介石回到家乡的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悠然度过了那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宁静的一夜。上午十时，全家随伴父亲乘机离杭，于十时三十五分抵达栎社机场。回到家乡的奉化溪口，突然又体味到十分温暖的乡情，而且尽量享受了天伦的乐趣。这是父亲第三次引退的一段简单经过。
父亲于“引退”后，对于这回革命失败的原因，曾在“日记”中作如下的检讨：“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其灵魂，焉得不为之失败？”
父亲对于本党改造方案，特加研讨。自谓：“当政二十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同时，认为：“党应为政治之神经中枢与军队之灵魂，但过去对于军政干部无思想领导，驯至干部本身无思想，而在形式上，党政军三种干部互相冲突，党与军政分立，使党立于军政之外，乃至党的干部自相分化。干部无政治教育，不能使全党党员理解中央之政策，而且对于干部亦未能有集体的、配合的、系统的领导与运用。于是，领导之方向不明，而无力贯彻政策之执行；使每一个干部只感觉受其拘束，无权力；于是心存怨望，且诿卸责任。要改正上述缺点，应拟定具体纲要实施才行。”并应“一切以组织为主，纪律为辅。故组织应在纪律之先。组织的对象：第一为人，第二为事与物（包括经费在内）。至于干部训练与重建之方针：必须陶冶旧干部，训练新干部。其基本原则：（一）以思想为结合；（二）以工作为训练；（三）以成绩为黜陟”。
这是失败基因的深刻检讨，亦是重整革命的正确方针；我们必须随时随地、至诚至谨加以领略，服膺与力行。
这边蒋氏父子想着“重整革命”，那边白崇禧则想着“划江而治”。也是1月22日这一天，白崇禧写信给李济深，声称现在李宗仁既已就位，决以最诚恳态度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就应全力求和，并努力扫除独裁祸根，至于将来国是，则应“由国人公意决择”。而在给其亲信黄启汉的指示中，白崇禧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应当争取就地停战，及早开始和平谈判，务必劝说中共军队不要过江，将来以长江为界，暂时南北分治。
其实，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之前，白崇禧正在指使黄启汉等人草拟电报，准备宣布蒋之罪状，不想李宗仁来电要白稍候勿躁，紧接着李宗仁竟成了代总统。白崇禧一时也有些莫名其妙。按照白的想法，李宗仁无论如何不应当顶这个“代”字，不仅名不正则言不顺，而且蒋不过“因故不能视事”，随时都有重新行使职权的可能。而且从发表的文告看，连“引退”两个字都没有。他从汉口打电话到南京，非常激动地对李宗仁说：“全文没有‘引退’这个词，蒋既不‘引退’，你怎么上台呢？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应当设法补救。”李宗仁说：“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蒋走得很干脆，不会拖泥带水。”两人因看法相左而争吵起来。最后李说：“算了吧，你这一套我已经听够了，我不要听了。”说完就把电话挂断。李宗仁、白崇禧多年合作亲密无间，自此感情出现裂痕，最后竟走上了相反的道路。
李宗仁认为白崇禧是在故弄玄虚，但随后司徒雷登的顾问傅泾波来访李宗仁，提出了同样的意见，这才使李宗仁焦急起来。李宗仁邀请张治中陪同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来晤谈。张治中说，这篇文告今早由吴忠信拿来给李宗仁签字，已经草成定稿：可是在今日下午二时举行中常委茶会中，国民党“中宣部”的潘公展等人要求修改，并且改得面目全非，可否请吴忠信以总统府秘书长的地位恢复文告的本来面目，重新播发。吴忠信听到这里，大发脾气说：“文白（即张治中），你开我的玩笑！总裁的文告已经播发，我再不能更动只字，你这样强人所难，我这秘书长干不下去了！”说完他拿着帽子就走了。李宗仁、张治中想不到吴忠信会这么一点不给面子，当下十分惶惑。其实吴忠信心里很清楚，自己的利害关系都在蒋介石那边，蒋介石审定的文告当然不能更动只字。
李宗仁又请张治中出面组阁，因为张治中与中共领导人有旧，只有他可以推动和谈。但张治中拒绝了。当晚，孙科来向李宗仁辞去行政院长一职，李宗仁一边挽留孙科，一边提起蒋介石下野文告的事，孙科说：“何不把法学权威王亮畴（即王宠惠）先生请来谈。”
王宠惠来了，他对李宗仁说：“蒋先生此次下野当然作辞职论，但他未经国民大会批准，所以李先生只能做代总统。”李宗仁又和王宠惠一同去拜访张群，请张用长途电话同当晚还在杭州笕桥逗留的蒋介石商量，蒋介石居然答应在正式发表的文告中加入“决定身先引退”这一段原先已有、后来被潘公展等人删除的文字。这样，蒋的下野文告在１月21日晚９时重新播发。因白崇禧的一句话提到的纠葛算是解决了，但李宗仁还是“代总统”，这和白崇禧的意愿相去甚远，白崇禧认为，李宗仁必须是继任而不是代理“总统”，否则无法掌握政府权力。
只可惜如今生米煮成熟饭，白崇禧已无可奈何，只得退一步再做打算。他当即要黄启汉到南京去，告诉李宗仁，既然已经走上这条路，那就一不做二不休，先来个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自由，争取人心；然后下令将蒋介石的嫡系干将陈诚和薛岳撤职，削其左膀右臂；同时与行政院长孙科商谈合作办法，不行就改组内阁。总之，冒险一搏，假如搞不过蒋，那就与蒋撕破脸。而且，现在武汉方面的“局部和平”已非必要，要由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推动“全面和平”。
李宗仁这时的思想颇为矛盾。他一方面也担心在南京军事上全无依靠，真的闹僵了走都走不脱，不知道蒋介石急了会耍什么流氓手段；另一方面内心深处也有自己的“小九九”。想到蒋介石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搞得一塌糊涂，就是蒋系内部也成土崩之势；想到选举副总统时蒋虽极力反对自己当选，结果还是取得了多数票，他因此心存幻想，希望一旦他能够与中共谈和，能够进一步取得国民党内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再借助美国人在幕后的支持，最后取蒋而代之。因此他上台后，摆出一副革新面目，1月23日发表文告，决心“以最大努力谋求和平”，并宣布“不合民主原则之法令悉将迅速撤销”。1月24日他命令行政院长孙科实行七项和平措施，具体内容为：一、将各地“剿总”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四、释放政治犯（后改为未决政治犯交保开释）；五、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而封闭的报纸杂志；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特种刑事条例；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能逮捕。
当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李宗仁下令释放政治犯的消息时，被囚禁了近12年的杨虎城兴奋不已，不禁仰天大笑：“总算盼到这一天了！”
但事实呢？杨虎城高兴得太早了。此时的张学良已经被蒋介石秘密押解至台湾，囚禁于新竹的上井温泉。
李宗仁一方面给重庆市长杨森一道释放杨虎城的命令，另一方面派一架专机到重庆要把杨接走。杨森接到李宗仁的命令后，拿不定主意，只好一边给李复电推搪说，毛人凤不在，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没有人清楚；一边却叫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打一个长途电话给住在上海的毛人凤。毛人凤得到李代总统放人指令之后，立刻就从上海飞往奉化溪口请示蒋介石。
身在溪口的蒋介石气愤地说：“如果当年张杨二人听我的话，我们早就把共产党给消灭了，何至于弄到今天的尴尬局面！如果我现在把他们放出去，杨虎城肯定会投靠共产党的。杨的目标太大，影响太坏，在重庆不好。你先把他秘密押往贵州，千万别让李宗仁把他给放了！”
杨森的推脱令李宗仁大发脾气，这时又出现了一件滑稽的事。李代总统在《中央日报》上刊登寻人启事，公开寻找毛人凤，并叫毛人凤立即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重庆的报纸头版头条竟然都是《毛人凤在哪里？》，一时舆论哗然。
毛人凤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决定把杨虎城先转移到贵阳。当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劝杨转移时，他大发脾气，说：“李代总统要释放我，你们为什么还要把我转移地方？我不是小孩，今天转这里，明天转那里，我不走！我要死就死在这里。”周养浩欺骗杨说：“总裁认为如果现在由李宗仁把你释放，你就更加恨他了。所以他想把你暂时移往贵阳，不久将会把你送往台湾，然后和张学良一起释放。”于是，杨虎城就同意在周养浩的陪伴下乘专机转往贵阳。最后杨虎城又于1949年9月17日被军统特务挟持到重庆杀害。
1月24日，潘汉年在香港主动约黄绍竑密谈。两人一见面，黄就迫不及待地询问中共中央的答复。潘汉年明确告诉他，中共中央已同意和白崇禧联合对蒋介石，要白立即派代表经河南信阳转道郑州与中共前线负责人联络。黄绍竑听后当即表示：一定马上打电报给白崇禧，要他派人前去接洽。
黄绍竑同时告诉潘汉年，他一得知李宗仁代总统的消息之后，就立即给李宗仁发了一封电报，要李宗仁务必停止所谓的“戡乱”，取消紧急法令，释放政治犯，恢复言论自由，否则的话无法与中共商谈和平。在黄绍竑看来，李宗仁当这个代总统也是一个机会，可以利用这个位置把战争停下来。他明确表示，他绝不想充当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但愿以私人身份奔走和平。他问中共方面能否设法派代表和他一同到北平去，同中共中央负责人商谈出一个和平基本协议的草案，然后我拿给李白二人去考虑？
潘汉年对此表示拒绝，说明：李宗仁最好是能够效法傅作义，先明确接受毛泽东的八项条件作为先决条件，然后再具体商谈和平解决方案。如果像李宗仁现在这样，在南京空谈什么议和停战，恐怕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当然，他主张尽快劝告白崇禧与刘伯承、邓小平洽商军事反蒋。因为如果局部商洽能够成功，就容易发展成全面的和平。
第二天，黄绍竑按照与潘汉年的约定离开了香港，经广州飞回武汉向白崇禧报告接洽结果。当天，白崇禧便派湖北省和平促进会主席李书城和和平促进会干事李瀛刚二人经信阳到漯河，来到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第四纵队所在地。经军委批准，第四纵队政治委员雷荣天等接见了李书城和李瀛刚。李书城多少有些遗憾地表示：临动身时，白崇禧一再表示对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基本同意，只是感到中共方面宣布的战犯太多，尤其不应包括他本人在内。但白崇禧称，他不会因此而放弃与中共合作。若得中共同意，他甚至愿意充任江南进攻蒋介石嫡系军队的先驱。
雷荣天答复称：中共方面对白崇禧反蒋的意愿是欢迎的，但白崇禧近几年来助纣为虐与中共为敌的事实也不容抹杀。因此，白崇禧应认清形势，尽快放弃一切幻想，如能协助解放军解放江南自然最好，如若不能，像傅作义将军那样接受和平改编，也可以将功折罪。他希望知道白崇禧有何具体计划。
李书城和李瀛刚并不了解白崇禧的具体计划，只是强调白崇禧希望能够保全军队，最好是只改变部队名称与指挥系统，所谓“听调不听宣”。而且他们觉得在以后的联合政府中还应给白崇禧以相当的位置。
就在白崇禧遣使与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接洽的同一天，名义上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高级将领到溪口开小型军事会议。会上，蒋将长江防线分为两段，江西湖口以东归汤恩伯防守，湖口以西归白崇禧防守，他估计汤的人马还有75个师，45万人。关于作战计划，他指示各高级将领们：“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遥相呼应。必要时，我们以优势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然后待机反攻。”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蒋介石明白：江西湖口以西由白崇禧控制，他无能为力，就幻想保住淞沪地区，作为台湾的桥头堡，再转而反攻大陆。至于南京，因为李宗仁上了台，他决心放弃，并令汤恩伯将江宁要塞的大炮秘密拆运上海，把主力部队放在镇江以东。蒋介石决定放弃南京，和他得知李宗仁下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有很大关系，他觉得李宗仁这是在公然与他为敌。
蒋介石问汤恩伯：“听懂了没有？”
汤恩伯大声答道：“懂了！卑职一定遵守，不成功便成仁！”
蒋介石点点头，说：“共产党只要我的命，可是桂系的人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钞票。”听闻此言，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表态。为了鼓励士气，蒋介石又说麦克阿瑟曾表示，只要国民党争取支持一年时间，美国一定会全力支援。一年后国际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打起来。
事实上，此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已经批准了上一章提到过的由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主任乔治·凯南提出的那份题为《重新审查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的文件。也就是说，美国已经把放弃蒋介石、寄希望于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将之当作对华外交的基本国策了。
1月27日，李宗仁向毛泽东发出了呼吁和谈的电报。在这份由程思远起草的电报中，他多少带有诚意地称：“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但又不无要挟地宣称：“以往恩怨是非倘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苦之罪人矣。”
李宗仁此举并未提交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委员联席会议讨论，他之所以绕过蒋介石总裁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是试图以自己的“法统”地位来对抗蒋介石的“党统”控制。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打电话和行政院长孙科联系，要孙科抵制李宗仁，将行政院迁往广州。孙科唯蒋命是从，便于28、29日和内阁要员离南京到上海，并议决于2月4日将行政院迁往广州。蒋也决定将中央常务会议移往广州举行，以便进一步控制行政院。
1月28日是农历除夕，这一天，作为对李宗仁电报的回复，新华社播发了一个声明：“南京的先生们要求和平谈判，那样紧张热烈，殷勤迫切。而感到中共方面接受你们的愿望，则是那样不紧张、不殷勤、不迫切，若不停止战争行动，便是拖延时间，‘延长战祸’。我们老实告诉南京的先生们，你们是战争罪犯，你们是要受审判的人们，你们口中所谓‘和平’，‘停战’，我们是不相信的！……你们必须动手继续逮捕一批内战罪犯，首先逮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声明中所提的四十三个‘战犯’。你们务必迅速逮捕，勿使逃匿；否则，以纵匪论，绝不姑宽。”
就在这天上午，中共中央任命的北平市长叶剑英和26日即已赶赴北平的桂系特使黄启汉和刘仲华谈话约一个小时。黄启汉首先介绍了白崇禧密谋反蒋的经过，但同样也没有提到白崇禧有什么具体方案和设想。但黄启汉又用要挟的口吻说：虽说解放军没有桂系的支持也一样可以胜利，但如欲更有可为，还是以争取真和平为好，否则全成为历史罪人。这和李宗仁前一天致毛泽东电报中所说的“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苦之罪人矣”是一致的。
刘仲华则详细介绍了李、白两人手下可以掌握的军队情况，说李宗仁交代，他所设想的和平解决办法无非两种：第一是谋求“局部和平”，并与中共并肩作战反蒋；第二是切实在八项条件下里应外合，推动全面和平。而李宗仁的计划是想等到把蒋介石彻底扳倒，真正拿到政权再与中共言和。为此，李宗仁要求他们作为李、白二人的私人代表留在北平，以便成为他们与中共联系的固定中间人。
叶剑英听了两人的说明后，回答说：“我只讲四句话。第一，欢迎你们来。第二，所谈各节，我即转报我党中央，如有答复，当会转告你们。第三，既然你们打算在北平与我们建立固定联络，刘先生还想在北平家中暂住，我们会加以适当关照。第四，你们既然没有带来具体方案，请原谅我也只能如此答复。至于我党对时局的主张，在毛主席的声明里可以说是讲得很明白了。”
在北平市委随后举行的碰头会上，与会者在听取了叶剑英对谈话内容的介绍后，都认为和黄、刘二人的接洽没有重要价值。可是，身在西柏坡的周恩来读到叶剑英送来的简报后，却深感大有文章可做。在周恩来起草的电报稿上，明确指出：黄、刘二人的谈话是有具体内容，有文章可做的。基于“加深李白与蒋系的分裂，逼其站在我们方面，走上推翻美蒋统治的道路”的方针，有必要利用一切机会使李、白反美反蒋，与蒋系火并，以利我各个击破。因此，周恩来具体指示了叶剑英下一步谈话的策略办法。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想法也表示支持。
1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检讨反省，“本月大事”写了两页，对于此次下野，他给出了这样一番奇特的逻辑：如果他不下野，“共匪”就不会获胜，中国就不会被俄国控制，美国也不会觉悟到中国的地位有多重要；他不下野中国就不会亡，但是眼看世界大战无法避免，他既不能挽救这场浩劫不如下野，让俄共猖獗赤祸蔓延到亚太甚至全世界，到那时美国就不能不负起责任了……既然如此，那他何不以救国救世大局为重，忍辱负重不下野呢？不行，此乃命也：“惟此乃命也，既生俄史（即斯大林）又生美马（即马歇尔），岂区区一身所能为力乎。”最后结论还是怪罪美国：“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乃失败于俄史，亦非失败于俄史，而乃失败于美马。”
这一天午后，几辆小轿车开进了中共中央的驻地西柏坡村。从车上走下周恩来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及其翻译和警卫员。米高扬此次来西柏坡，是因为毛泽东在1月17日回电斯大林，请斯大林派一位苏共中央高级官员来商谈具体事宜。
2月1日、2日、3日，双方举行正式会谈，会谈中，毛泽东着重谈了七个大问题：
一、关于解放战争形势问题。毛泽东说：“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军事进展也较快，可能用不了太多的时间，就是说，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要短些，就能过长江，并向南推进。估计渡过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南京，占领上海等大城市和主要市镇。在江南拿下几个重要城镇后，就不会再遇到敌人特别的实力了。”但是，比较麻烦的是台湾和西藏。
二、关于革命胜利后建立新政权问题。毛泽东指出，新政权的性质简单概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明确新政权性质的同时，毛泽东还具体谈到新政权的组织形式。他说：“我们认为，它必须是个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样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政府。但联合政府不等于搞西方的多党制，国家政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
三、关于解放后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说：“今后对我们最严峻、最重大的考验是群众工作。”毛泽东特别地提到青年组织问题，毛泽东说：“而青年，这个几乎占全国近半数人口的群众，除了青年团那样的组织形式外，恐怕还得建立发展其他类型的组织，如学生联合会或其他青年组织形式等。”
当毛泽东谈到青年组织问题时，坐在一旁的米高扬插了话，表达了与毛泽东不同的看法。他说：“成立几个不同的青年组织是否会分散、甚至分裂青年层的力量，是否会引起青年工作中的矛盾和摩擦？为了便于对青年们的组织、安排和领导，是否只要一个共青团组织就行了？”听了米高扬的插话，毛泽东露出不悦之情，并当即反驳说：“中国青年人口总数有1亿多，怎么可以用一个组织把他们圈起来？圈起来怎么做工作？对青年工作的形式和方法应该是恰当的、灵活的，自然，也要保证他们能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见毛泽东不大高兴，米高扬急忙补充声明说：“我只是带耳朵来的，没有权利发表意见。”
自此之后，米高扬再也没有插话，也没有提出过什么新的问题，而只是静静地听着。
四、关于军队问题。毛泽东说：“目前解放军中的若干部分，主要是起义部队，需要大力改编改造。”
五、关于中国对外政策和国际形势问题。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充分体现他作为文学家的才华，他形象地把国家比作一个家庭，提出了著名的“打扫屋子，再请客”的对外方针政策。他说：“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
六、关于国内若干政治经济问题。首先是土改问题，土改工作不能同时在所有地区展开，而应随军事形势的发展而展开，并要按照地区，分阶段来进行。毛泽东特别强调：“土改不仅是一项经济工作，而且又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所以必须把经济与政治这两方面的工作同时都做好。”他还谈到了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党的民族政策问题。他说：“他们（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属于剥削阶层，但同时也受到外国资本的压迫和剥削，而且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甚至受到压抑和排挤。我们对这部分人采取联合、利用、改造的方针，使其为祖国建设服务。这个政策他们是乐于接受的。我们利用了他们的积极性，也给了他们施展才能的机会，参与国事的权利和应有的社会地位。”
七、关于党内问题。毛泽东主要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状况，其中谈到中共对犯错误的干部的政策。如王明、李立三这些犯有路线错误，给中共曾经造成了巨大损失的同志还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还对米高扬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认为我们的解放战争越胜利地向前发展，也就越需要更多的朋友，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朋友，同时也更需要朋友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朋友是有真朋友和假朋友之分的。真的朋友对我们是同情、支持和帮助的，是真心诚意的友好。假朋友是表面上的友好，他们口是心非或者还出些坏主意，使人上当受骗，然后他们幸灾乐祸。我们会警惕这点的。”
当时米高扬在注意地听，略显忐忑不安，对毛泽东这段话不明所以，因为它既像打哑谜，但又好像是在影射苏联。他没有插话，也没有表态。
在一次会谈中，米高扬问毛泽东：“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夺取南京、上海？”
毛泽东回答道：“现在不忙这个，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我们才能够在政治和经济上完全占领中国。我们现在还不想占领大城市，而是先要占领广大的农村地区。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足够的干部。在干部培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占领南京和上海了。”
而米高扬并不赞同毛泽东的看法：“斯大林同志和苏共中央认为，中国共产党占领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越快越好，干部是在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我个人认为，您应该迅速行动起来，不要拖延时间，应马上建立革命政府，应该在占领南京和上海之后就立即宣布建立新的革命政府。”
与米高扬的谈话启发了毛泽东，毛泽东在米高扬走后即2月8日就致电准备渡江作战的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在这篇名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电文中说，今后解放军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他还展开他习惯性的宏大思维，认为“军队就是一个学校，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一切工作干部，主要地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
后来的事实同样也印证了米高扬的说法，在斗争过程中，一大批中共的干部成长了起来，学会了接管城市，开始了崭新的城市生活。
2月2日，叶剑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再度接见刘仲华，要其立即返回南京，告诉李宗仁：“如果他确有反蒋反美，接受毛主席八条要求的真意，就应迅速与蒋分裂，逮捕蒋之嫡系将领如顾祝同、汤恩伯、俞济时、陈大庆及特务头子毛人凤、郑介民、叶秀峰、郭紫峻、毛森等人，如此方能站住脚跟，进行和谈。否则，李白二人不逮捕复兴社和CC系，结果必致李白为复兴社和CC系的特务分子所暗算，弄得身败名裂，两头失踏。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如果李白确有反蒋反美的实际行动，你还可来北平，并且可以带来密码等准备建立直接联络。如果李白二人并无诚意，只是搞骗人的把戏，那么，我们也没有时间与他们周旋。”
刘仲华听后，面露难色，停了半晌才若有所思地答复说：“这件事德公（即李宗仁）做起来怕有些困难。德公这个人通常比较稳重。据我观察，德公是打算首先分化南京的政治力量，争取一部分军队为其所有，然后再有所作为。如此计不成，他那时或者会回武汉举旗反蒋，与中共并肩作战。”
叶剑英说：“我看你还是抓紧回去一趟，把我们的意见告诉李先生，请他当机立断。如果照他的想法慢慢搞下去，不要说他搞得成搞不成，我军恐怕也奉陪不起。”
刘仲华说：“不过，我估计，德公在南京既无力量，也无胆量逮捕叶先生所提到的那些人。既然如此，我去南京，如德公太稳重而不敢有所作为，我就由南京飞武汉，与健兄（即白崇禧）谈判，策动健兄单独行动。那时再来北平具体商谈行动步骤。”
但是，随后离开北平回南京赴命的只是黄启汉，李宗仁在电话中坚持要刘留北平，协助安排南京所派和谈代表来北平事宜。因此，刘仲华一时没走成。
正所谓狡兔三窟，这时白崇禧的心思又活起来了。2月初，白崇禧电邀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到汉口，商讨在广西后方加强战备措施。2月4日，黄绍竑也从香港到汉口。两黄一白，相与商讨时局，白崇禧主张缓和与身在溪口的蒋介石的关系。黄绍竑指责白崇禧，谋和不反蒋，就是诚意不够。
2月2日，毛泽东就在西柏坡听到南京方面的电台说，有一个南京地方人民代表团要来北平，上海方面也有一个代表团要来北平为沪宁局部和平游说。毛泽东3日凌晨起草专电给北平的叶剑英和彭真等，要他们“不要拒绝”，而且要“有礼貌地招待他们，探明来意报告中央”。中共中央这时对于前来求和者，只要是以私人资格前来的，几乎是来者不拒。这和国统区上上下下厌战求和的心理无疑是合拍的。
2月3日，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进驻北平入城式。毛泽东后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北平入城式是两年半战争的总结；北平解放是全国打出来的，入城式是全部解放军的入城式。
2月4日清晨，所谓南京人民代表团的代表吴裕后拨通了北平电讯局的电话，叶剑英通过电讯局转话同意代表团飞来北平，但规定：（一）6日下午2时由青岛起飞；（二）各代表名单、籍贯、经历、现任职务，必须先送中共方面，取得同意；（三）新闻记者不许同来。尤其是，该代表团成员只能以私人的和参观的名义前来。吴一一承诺，并当场将代表情况详加介绍，叶记录后表示认可。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节外生枝的事情，李宗仁的谋士甘介侯奉李宗仁之命筹划组织“上海和平代表团”，他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发表谈话，公开扬言：“代表团此行唯一任务为从事敲门，敦促中共迅即指派和谈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地点，以便政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商谈。”如此出言不逊的举动当然是中共方面所不能接受的。
2月5日，新华社又发表广播声明，称并不承认李宗仁的南京政府。声明显得趣味盎然，说：“一月二十八日那种时候，我们还把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说成是一个政府，在这一点上说来，我们的态度确乎不够慎重。这个所谓‘政府’究竟还存在不存在呢？它是存在于南京吗？南京没有行政机关。它存在于广州吗？广州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上海吗？上海既没有行政机关，又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奉化吗？奉化只有一个宣布‘退休’的伪总统，别的什么都没有。因此郑重地说起来，已经不应该把它看成一个政府，它至多只是一个假定的或象征的政府了。”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共匪今日广播，明白表示：‘不承认李宗仁所代表之南京政府’。未知李宗仁与邵力子、张治中等人当作何感想也。彼等汗颜至此，尚计其革命历史与人格乎？”——邵力子和张治中都是老资格的国民党大员，也是李宗仁拟定的与中共谋和的主要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