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着微绵强自胜，荒台古槛一凭陵。
波飞太液心无住，云起苍崖梦欲腾。几向远林闻怨笛，独临虚室转明镫。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袁克文《寒云讽父诗》
【壹】
步上太和殿高高的石阶，在丹陛上远眺，巍巍紫禁，恢弘宫阙，优美廖远，令人浮想联翩。“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这里不单是两千年帝制文明积聚的巅峰光华，在唐朝大明宫早已荡然无存的状况下，这里或许是五千年华夏文明存留最鲜明的例证，亦是当下中国依然健在，不被激进的物欲损毁的古老文明。
纵然它此时，更像一具残骸。昔日荣华繁盛，一去不返。想起明清两朝的两位皇帝，明朝的万历和清朝的康熙。这两个男人，各自创下了中国历史上帝王这个职业的单项纪录，明万历帝是长达28年不朝，超越了嘉靖帝，创下历史上皇帝怠政的最长纪录。同时，万历这个年号，用了48年，是明朝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他亦是明朝在位最久的皇帝。清康熙帝长达61年在位，除却乾隆，他可算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比较这二位的职业生涯，是很有意思的。明实亡于万历，清渐盛于康熙。他们同是绝顶聪明的人，行事风格却又是如此不同。
还有一层格外深长的联系，暗与两朝兴衰接替相连。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康熙的先祖努尔哈赤统一北方女真部落，称汗，建立后金，奠定大清基业，秣马厉兵，图谋中原。
时光递进至1644年，清军入关，顺治皇帝在太和门举行登极大典。这次典礼，由于睿亲王率先头部队到京只有五个月，先前被战火焚毁的皇极殿（清改称太和殿）未遑修整，因此这次的登极大典是在皇极门（清改称太和门）举行，仪式比较简略。
彼时，顺治登上临时设置的宝座，诸王、贝勒、贝子、公等立于金水桥北，文武百官立于金水桥南，王公文武官员跪进庆贺的表文，大学士宣读表文之后，群臣行三跪九叩礼，即告结束。顺治之后的清朝皇帝，均于修缮一新的太和殿举行登极大典，典礼隆重庄严，礼仪繁琐。
典礼当日拂晓时分，担任禁卫的步军已经屯守于紫禁城各门。内阁会同礼部、鸿胪寺官员设置放宝玺的宝案于太和殿御座之南正中，设放置群臣进献表文的表案于殿内东间之南，设放置诏书的诏案于东间之北，又设放置笔砚的笔砚案于殿内西间，另设一黄案于殿外丹陛正中，由銮仪卫的官校陈设法驾卤薄于太和殿前广场和太和门直至午门外的御道两旁。典礼中演奏的乐队随之。
一切准备就绪，嗣皇帝先到内廷太后宫中行三跪九叩礼，然后乘金舆，从乾清门左门出，前引后扈大臣、豹尾班、侍卫随行。到保和殿降舆，先到中和殿升座，在典礼中执事的各级官员先在此行三跪九叩大礼。
礼毕，官员各就其位。礼部尚书再奏请即皇帝位，翊卫人等随皇帝前往太和殿，皇帝升御座。太和殿东西檐下，设中和韶乐乐队，当皇帝御宝座，乐队即奏乐，若处在先皇丧期，乐则设而不作，只在午门鸣钟鼓。
皇帝即位之后，太和殿阶下三鸣鞭，在鸣赞官的口令下，群臣行三跪九叩礼。此时应奏丹陛大乐，若处丧期，亦设而不作，群臣庆贺的表文亦进而不宣。
典礼最后要颁诏。其时，大学士由太和殿左门进殿，从诏案上捧过诏书放在宝案上，由内阁学士用宝（盖“皇帝之宝”印），大学士再将诏书捧出，交礼部尚书捧至阶下，交礼部司官放在云盘内（装饰有云纹的木托盘），由銮仪卫的人挚执黄盖护送由中道出太和门。
阶下再鸣鞭，皇帝还宫，文武百官分别由太和门旁的昭德门、贞度门随诏书出午门。将诏书放置在龙亭内，抬至天安门城楼上颁布。时皇帝返宫，大学士将印玺交回，贮于大内。
一般人会以为，皇帝上朝处理政务会在前朝的太和殿中，亦即民间传说中的“金銮殿”。实质上，太和殿的政治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功用。太和殿是用来举行各种重大典礼的场所，例如皇帝登基，大婚，恭上皇太后徽号，册立皇后，命将出师，新授官员谢恩，传胪，宴飧等……此外每年元旦、冬至和万寿节，一年中三个最重大的节日，皇帝在此举行“大朝仪”，接受文武官员的朝贺，并向王公大臣赐宴。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之前，科举考试的最高一级“殿试”，亦在此举行，后虽改在保和殿举行，殿试后，钦点状元，宣布进士名次的“传胪”仪式，仍在太和殿举行。大的典礼一般在拂晓举行，殿内外燃烛照明，殿内和丹陛下的鼎炉里点燃檀香和松柏等香料，香烟氤氲。时，檐下奏乐，午门鸣钟鼓。气氛肃穆庄严。原谅我有一种错觉。我总是会情不自禁，把此时经过的人想成当年在此劳役的人，转念就觉得自己荒谬，那时在此的人，哪会如现在这般自由、散漫，不拘礼法。来来去去，言行举止自有法度。
举行大朝仪时，亦不是所有人聚集在太和殿里，文武百官在太和殿广场上按品级跪拜，朝贺，丝毫不准错乱、僭越。寻常时日，太和殿广场都严禁人进入。
从太和门走到乾清门，由前朝缓缓步入内廷，跨入那道宫门，亦像是走入两个朝代。站在这两道宫门前，凝望着朱红色大门上斑驳而凝重的门钉，每走一步，离前尘旧梦就更近一些。
乾清门广场，有种岁月涤荡的空阔清寂感。这条狭长的广场，又称“横街”，是紫禁城内的一条分界线。横街以南是外朝，横街以北是内廷。广场两侧各有一道禁门，东为景运门，通往外东路宫区；西为隆宗门，通往外西路宫区。
站在紫禁城的乾清门前，日色朗朗，我始终觉得那是一条通往别处的时空隧道。与外朝的太和门不同，内廷的乾清门，似乎是通往某些人内心深处的一条孤长暗道。它始终给予我这样的暗示和指引。
乾清门建于明永乐年间，其两侧分别是通往东西六宫的内左门和内右门。内左门外东侧有庐房十二间，由东向西依次是当年的散佚大臣（负责侍卫事宜）值班处、文武大臣奏事待漏处（大臣们上朝奏事的等候处）。乾清门广场横街南侧，与排房相对有五间板房，为宗室王公奏事待漏处。
值得一提的是，奏事处是宫内传递公文的机构，分为外奏事处和内奏事处。清代奏事处接到奏折题本，传递谕旨的过程大体是：每日零点，各部院派一笔帖式捧奏匣至东华门，待门开后，笔帖式随奏事官将奏匣交至景运外的外奏事处。
待乾清宫门开之后，外奏事处将奏匣送至内奏事处，由内奏事处的奏事太监送呈御览。凌晨两点左右，乾清门前有一白纱灯放到阶上不久，奏事官即捧前次经御批的奏折出门，发还各部院衙门，并分别说明“依议”、“知道了”、“另有旨”等。
乾清门内正对乾清宫，左右是侍卫值房，内奏事处位于乾清宫西庑月华门南，与外奏事处不同，此间的办事人员全为太监。雍正七年（1729年），因清廷连年用兵西北，战事紧急，军报频繁，雍正帝特命在靠近养心殿的在隆宗门内临时设置军需房（又称军机房），不久，改为军机处。
初时，雍正帝派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等入值，专为办理一切军需事宜。雍正十年（1732年）内改为常设机构，正式命名为“办理军机事务处”。雍正驾崩之后，乾隆曾一度废除军机处，改设总理事务处，不久又重新恢复。
初时，军机处不参与其他政务决策，后来权力渐大，逐渐取代内阁实际秉政处理政务的机构，凌驾于内阁之上。
一旦入住军机，可谓是深入参与到帝国政务的核心层，军机大臣权责如此之大，位高权重令人艳羡。可是实际上，当你站在隆宗门内，面对着那一排军机值房，你会由衷地感觉到为臣子的艰辛和不易。军机值房内的陈设是如此简单，除却必备的办公用品和必要的休息设备之外，几乎没有其他陈设。
为防止君权旁落，清朝皇帝对军机处的限制极严。中央和地方的官员不得将奏报的内容事先透露给军机大臣；军机大臣不得在军机处办理本部院的事，各部院大小官员不得到军机处找本部堂官请示事务。
军机大臣每日分两班轮值，办理皇帝当日交办的事情，随时听候宣召。军机处的印信由内廷收藏，需用时，由值班章京亲自通过内奏事处“请印”，用毕即还，不得延误。连军机章京（军机处办事人员）的值房，亦不许闲人窥视，违者重处不赦。为了执行这些规定，每天都有一名御史，从旁监视。
晚清时，张之洞入内觐见，到军机处找恭亲王奕议事，想起先朝遗训，这位老于宦海的权臣，依旧不敢僭越，止步阶下不前。
【贰】
千秋史册自有其公允之处，对一位皇帝的功业的评价，从不是以他在太和殿举行过几次大典、威仪如何来评断，而是以他日常施政的得失来评断。
一个庞大的帝国运转起来，一日事有万千，仅仅是一年三次的“大朝仪”远远满足不了处理政务的需要。
清朝皇帝普遍较明朝勤政。日常所做之事有御殿视朝（后改为御门听政）、御殿传胪（殿试发榜召见新科进士）、懋勤殿勾到（每年秋后，皇帝亲自审批判决死刑的案件）、宫中日常视事（批阅奏折、召对臣工、引见庶僚）、接见外国使节等。
皇帝的主要工作是处理政务，上朝听政，谓之“常朝”。永乐年间，因三大殿建成之后毁于火灾，当时又战事连连，常朝遂改在三大殿的正门——奉天门举行，并逐渐演变成“常朝御门仪”，俗称“御门听政”。
明朝旧例，文武官员每日拂晓时分到奉天门参加朝会，皇帝接受朝拜、处理政事。届时午门击鼓，文武大臣列队从午门左右掖门鱼贯而入，按品级，文东武西，分列于太和门两侧广场上。（悲剧的是无论皇帝本人是否有兴致出现，文武百官都得每日到此聚集。而明朝后期的皇帝多以怠政出名，大臣们深受其苦。）如果皇帝大人如约出现，辰时（7～9点）升座，阶下鸣鞭，大臣行一跪三叩礼，九卿六部大臣依次奏事，当班的内阁学士负责记录皇帝意见，退朝之后拟旨，颁行天下。奏事毕。鸣鞭，皇帝乘舆还宫，百官依次退出。
朝仪制度极严，其时有监察御史纠举礼仪，众臣不得喧哗、耳语、吐痰或牙笏坠地，步履不稳重，否则将以失仪罪论处。
电视剧里王公大臣议事，在朝堂上熙熙攘攘、吵翻天的景象，在真实的仪轨中，是绝不允许出现的。皇权至威，岂容纵容挑衅。有一步行差踏错，足以获万死之罪。
清朝自顺治起，就有“御门听政”之举，到康熙时，“御门听政”更加频繁。许多军政大事，都是在听政时决策的。雍正帝以后一直没有间断，直到咸丰初年以后，由于朝政日趋腐败，皇帝体弱多病，“御门听政”渐渐不行。到同治、光绪年间，由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御门听政”遂告废止。
如遇大风、雨、雪天气，“御门听政”也可停止或改期。乾隆二年（1737年），“御门听政”正赶上大雨，奏事官员都淋湿了。事后，乾隆分赏官员两匹纱，侍卫和执事官各一匹。
有赏也有罚，“御门听政”时，奏事官员是不许迟到或不到的。道光十六年（1846年）二月，一次因奏事官未到齐，道光帝对迟到的官员分别处以罚俸二到四年的处分。
清朝的皇帝按时举行“御门听政”。每次“御门听政”之前，都由皇帝事先传旨内阁，由内阁传知在京各部院衙门，各部院官员将要进奏事情写成奏本装入奏匣内，准备好当面呈奏。
“御门听政”举行前，乾清门首领太监将皇帝宝座、屏风陈设于乾清门正中，宝座前设一黄案，案前再放一毡垫，供官员跪拜进奏时用。乾清门侍卫在宝座前左右翼立，丹陛以下，有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豹尾班及侍卫持枪佩刀分左右相对而立。各部院前来奏事的官员先在朝房恭候。
皇帝御驾到来之前，先传旨。官员得旨之后，马上到乾清门阶下按次序分品级，东、西相对而立。记注官、科道官、翰林等也分别到规定的地方站好。
皇帝升座之后，各部院奏事官依次将奏匣放在黄案上，再跪向皇帝呈奏。当面承接旨意。若奏有机要之事，科道官侍卫等退场，大学士、学士升阶，由满族内阁学士跪奏，皇帝降旨遵行。
【叁】
穿过横街，进入乾清门，从高台甬道步上乾清宫月台，这座内廷正殿面阔9间，进深5间，重檐庑殿顶，上覆黄琉璃瓦。规制与前朝太和殿同，为内廷后三宫之首。
甫入殿内，就有一股阴凉袭体，好像遁入古旧时空，与门外的光鲜亮烈无涉。乾清宫的高大廊柱，有种岁月浸润的沧桑之美。明朝14位皇帝以及清朝的顺治、康熙两位皇帝，都以乾清宫为寝宫，处理日常政务。
仰望御座，凝望“正大光明”四个字，念想最深是康熙。爱新觉罗·玄烨，八岁登极，在位61年，威加海内，励精图治，无数次力挽狂澜，毕生勤政不怠，政事绝不假手于人。又能量才任用，不拘满汉，终奠定大清盛业，成一代圣主明君。
“正大光明”这四个字，原来的匾额由顺治御笔亲书。这仿佛是冥冥中一种托付。顺治帝一直厌恶自己的帝王生涯，恨其不得自由。他的儿子康熙却没有他的挣扎和不甘愿，坦然将帝王这个职位打理得极其称职到位。
如果说，真有“天命所归”，那么“天命”的意思应该不是说谁生来应该做皇帝，而应该理解为谁当之无愧，天生适合做皇帝。比起他儿子雍正的兢兢业业，康熙这皇帝做的是游刃有余，乐在其中。
若非乐在其中，他不会有那么持久的激情和毅力。数十年来，殚心竭力，犹如一日。他生来并非太平皇帝。清室定鼎中原，玄烨冲龄践祚，天下初定，百废待兴，世非承平。前有权臣制约，清朝贵胄伺谋皇权，后有三藩之乱，沙俄犯境，彼时台湾仍在明朝旧臣郑氏父子手中，而蒙古诸部内乱频生，噶尔丹叛乱未平……又兼黄河水患，年年灾患不断，时时流寇四起，民间有人以朱三太子之名，煽动民众逆反。种种忧患，不可细述尽言……治家尚不易，治国犹难千万倍。天下事，按下葫芦起了瓢，这情况古今皆同。身为外族，玄烨治国的难度，更倍于明朝所谓正统皇帝。换做是另一个人，一定焦头烂额，身心倦怠，苦不堪言。幸而他个性刚毅果断，又不失宽忍，英明，内任贤臣，外委良将，终将国家大事调理得清清明明。
自亲政之日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节、重大变故外，只要身在宫中，他几乎日日勤政不辍。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大学士奏请皇帝，隔三四日听政即可。康熙道：“朕听政三十余年，已成常规。不日日御门理事，即觉不安……”其勤勉自制、坚持不懈的敬业精神，足以令明朝皇帝羞愧，集体掩面而逃。
皇帝本人精力十足，百分百敬业，因此清代“御门听政”的时间也早的吓人，春夏季是卯正（早6点），秋冬季在辰初（早7点），一些住所远离皇宫的大臣，为了早朝不迟到，半夜就得动身。长此以往，绝对熬人。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有大臣向皇帝奏请，“分班启奏”，“或令满汉正佐轮流。”康熙闻奏后，将每日御门听政的时间修改为春夏季辰初初刻（7点15分），秋冬季则改在辰正初刻（8点15分）。
同时放宽条件，允许体弱多病者适时请假，年事已高的大臣可坐轿进入紫禁城，下轿处是景运门外的箭亭，离乾清门稍近。这是他体恤大臣之处。而有明一代，未有大臣获此优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