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新常态下经济政策的基点
胡舒立
编辑出版反映经济趋势和政策走向的文集，已经是财新传媒延续多年的惯例。大家都知道，财新传媒有很强的传播能力，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财新传媒的影响力和传播力，是以其作为公共讨论平台所具有的开放和包容精神为基础的。不同倾向的学者们在这里发表意见，形成公共辩论，对政策制定和实施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财新传媒已经具有了智库的功能。
本书是财新传媒的又一新奉献。书中汇集了23位经济学者的32篇文章。这23位作者均为一时之选，多位还是当前中国最有威望和影响力的大家，如吴敬琏、厉以宁等。本书所涉及的经济问题十分广泛，其中不乏争议甚大的问题，比如张维迎与林毅夫围绕中国发展方式的争论，总的基调则聚焦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经济政策的调整上，其中最突出的，是经济“新常态”。
作为对中国经济阶段性特征的描述，“新常态”的提法及其背后的政策含义，在政策层面和经济学界已经达成了高度的共识。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高层决策者首次将“新常态”一词用于描述中国经济。
在考察这一概念的源流时，我们注意到，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后，就有学者开始用“新常态”描述危机后的金融和经济特征。2012年，有研究者明确提出，“7％～8％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并称“经济‘新常态’对经济决策提出的最重要的要求是放弃单纯追求GDP增长的政策目标”。2013年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使用“新常态”一词描述经济运行。
“新常态”概念的提出，建立在对过去30年特别是过去10年中国经济增长及政策得失分析的基础上。与此前经济增长呈现出的主要特征相比，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确实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中国GDP增速在2009年“四万亿”刺激下经历了一轮反弹，但从2010年之后开始持续走低，到2012年，市场对中国经济“强复苏”的展望不断下调至“弱复苏”和“软着陆”。从2013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明显的短周期波动特征，而进入2014年后，波动更为频繁，并且开始稳定在7%～7.5%这一通道内。
新常态到底有何显著特征？在本书中，经济学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比如厉以宁教授就指出，新常态是相对于此前的“不正常”而言的。他说，在之前一段时间，特别是2003年以后，为了防止GDP的下降，采用了增加投资、放宽银根这样一些措施，这就造成了GDP在一段时间内都保持在9%、10%甚至更高的增长率，这属于不正常。要进入经济稳定的增长状态，GDP增速不一定要太高，保持一个比较高的速度就行了。所以，我们要转入常态。厉教授特别强调了调结构的重要性。
从目前的讨论来看，至少有一点是有共识的，即中国经济将下行进入中高速发展阶段。更准确地说，新常态是中国经济从旧稳态调整至新稳态的过程，也就是从过去20年年均10%左右的GDP增速逐渐过渡到更为持续、健康、均衡的增速上。而对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在何处探底，则仍存诸多争议，比如林毅夫和李稻葵就认为改革有望使经济增速回到8%左右。
这涉及究竟是供给端制约还是需求端萎缩的问题。短期来看，经济下滑的问题出在需求萎缩，尽管人口、环境等制约因素也将影响到长期供给，进而导致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对应到微观层面，就是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了大量企业产能过剩、劳动力闲置，而非企业加班加点，供不应求。
结构调整是经济学界的共识。如果解决好结构失衡导致的需求不足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有可能不必面临大幅度下调；反之，在短期内只能依赖于资本堆积，再次导致高负债和泡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近期的一项关于“增长阶段转换”的研究课题中对增长前景做出了判断，“未来10～15年之内，中国经济具有实现6%～8%的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存在结构性矛盾，宏观政策出现了新的变化，不再是一味刺激至强复苏，也不会强力挤压，而是采取定向、迅速的刺激政策，短期企稳后又开始去杠杆，让市场下行压力与政府向上托力之间形成稳态均衡。尽管当下的调控手段和力度还不甚明朗，甚至市场上出现了“要求大规模刺激是不信任改革”和“全面降准降息防止经济失速”两种极端的声音，但高层决策者还是对此表达了高度的自信。李克强总理日前表示，不会出台短期强刺激政策，而要对那些需要支持的企业和产业给予扶持。他强调：“我宁肯用‘改革’这个词来强化我们推进结构调整措施的理念。”
对经济下行采取容忍态度，对结构调整的信心就建立在新常态的判断上，根据这一判断，传统上势必要采取的财政货币政策就不再是优先选项。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在本书中指出：“过去的教训是，在经济刺激的过程中，国企和地方政府平台获得了最多的资金，刺激之后则带来如下后遗症：杠杆率上升过快，带来金融风险；经济结构重型化和国企化；产能过剩严重……”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央行在资产端（再贷款、PSL［抵押补充贷款］等定向金融）的操作，让信用更多地流向中央政府着力于调结构的部门和项目，流向地方平台的比例会逐步下降。只要原来的经济结构和资源分配体制没有回归合理，央行对于负债端操作就会非常
谨慎。
从这种宏观政策的变化来看，稳增长和调结构并不矛盾，主要看是否持续地进行结构调整。本书中，吴敬琏、林毅夫、张维迎等学者为读者构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分析框架。比如吴敬琏先生认为，要停止无效投资，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或有负债，防止发生系统性危机，为改革创造条件。总的来看，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逐渐淡化房地产部门的影响，地方政府财政逐渐弱化与土地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必然的方向。基于存量调整的定向供需政策和政府层面的改革将成为重点，有助于更好地引导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目标。
那么，在传统经济增长点逐渐褪色的背景下，本书也系统回答了关于未来新增长点的问题。长期的增长潜力首先来自改革红利的释放，尤其是上海自贸区、京津冀一体化、城镇化所推出的一揽子改革政策，制度创新而非优惠政策将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其次，诸如互联网金融之类的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对传统产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并成为转型的新方向。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关于“新常态”的讲话中，习近平在“适应新常态”这句话之后，接着说“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适应新常态这一新形势，各级政策部门必须做出心态上的调整，将心态调整到平常状态。“新常态”必须附之于“平常心”，只有有了平常心，才能适应新形势。
对于把握中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走向来说，平常心是比新常态更为重要的基点。正如周其仁教授所说，习惯了14%的高速度，当经济增速下降到7%时，大家都坐不住了，慌了神，就赶紧采取刺激措施。这种心态需要调整。而在平常心的背后，实际上是如何管住政府这只手的问题。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然是当前最关键的课题。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政府必须改正急于出手、乱出手的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