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玉明
公公和婆婆是绝对的平民百姓。公公的文化程度是勉强可以看看报纸，婆婆则能看懂“郑彩其”这三个字，那是她的大名。公公婆婆来自粤西的一个穷村子，还没解放就到广州谋生，在偌大的花花绿绿的城市中心住了半个世纪，说的还是地地道道的乡下话。究其原因，是他们之间极少言语。我结婚后与公公婆婆同住十一年，从未见到他们之间有过五分钟以上长度的谈话，所有的交流与理解，尽在不言中，顶多某一方提个什么要求或问个什么话，对方便是“嗯”的一声，明了而简约。所以，十一年，没见过他们红脸，吵架。
唯一的一次，却是惊天动地。那是公公七十八岁那一年，他曾为婆婆自杀。
我至今仍找不到任何答案的是，公公为何对我婆婆如此爱怜。公公是个七级建筑工，当年的工资是很高的，与当时做中学老师的我相比，几乎是我的两倍，婆婆是个家庭妇女，大概做过保管自行车、居民小组长之类的职业。婆婆不知是因为与生俱来性格所致，还是肺气肿等病的原因，说话是细声细气的，从来不急不躁，不慌不忙。公公对这位夫人，言听计从，很少说“不”。
那一年，婆婆已是将临油尽灯枯的状况，病得只剩一层皱皱的皮包裹住干干的一副骨头，还有一双深陷的眼睛。公公心疼婆婆，承担了所有外出的任务：每天一早去“饮茶”，给婆婆带回早餐，之后按婆婆的吩咐，到市场采购当天的东西。
公公自杀的那天，发生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公公执意要送一支纯铜的水烟筒给婆婆，婆婆却心疼花那个冤枉钱坚决不领情。那支纯铜的水烟筒真的很漂亮，将近二百元，相当于当时半个月工资。我不清楚怎么回事，但肯定，这种东西在解放前，在公公婆婆年轻的时候，一定很贵重，贵重到只有富贵人家才用得起。比如我在四川刘文彩庄园就见过展出这个东西，以示当时大地主如何奢侈。我猜想公公见婆婆已是风烛残年，执意送一样贵重的东西给她。婆婆极省俭，极讲实际，当然竭力反对。这样就爆发了有史以来这对沉默夫妇的第一次“战争”。
公公说：你不用铜烟筒，我把你的大绿竹（婆婆用来抽烟的、用竹简做的土制烟具）劈了。婆婆说：你劈了我重做一支。
就这么两句话，他们之间来回小声说了几遍。两人都动真格地生气了。
第二件事是公公去市场买菜。婆婆吩咐公公，买几个红薯——婆婆咽食米饭已十分困难，多是吃容易吞咽的红薯。公公第一次去市场，人老眼花，买回来的是马铃薯。公公又第二次去市场，一心要买婆婆吃的红薯，鬼使神差，买回来的还是土豆。
公公很伤心，躲在房间里反反复复说自己不中用，之后，一口气喝下了半瓶白酒和半瓶安定片。
婆婆煮好了饭，进房间叫公公吃饭，发现公公已口吐白沫，昏死过去了。桌子上放着一个空空的酒瓶和空空的安定片药瓶。
上天不忍心拆开这对老夫妇。救护车把公公拉到医院，医生向我们宣布他们将全力抢救，但顶多只能维持公公1小时生命。我们呼天抢地地哭喊，公公在我们的哭喊声中睁大了眼睛，奇迹般地在急救室躺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步行回家。过了这道生死门，此后两位老人更有一种默契，相互之间连小声说“不”都灭绝了。婆婆是静悄悄地离开这个世界的。开始只是说有点肺炎，住了一个星期医院，好了，出院回家。第二天到我们下班回家时，她躺在床上，没有任何挣扎与痛苦，静静地闭上了眼睛；看不出公公有什么大悲大恸的反应，但我们却知道婆婆去世对公公打击一定很大。因为自此以后，很少见到公公笑，甚至说话。
按广东的习惯，亲人死后遗像是不放在家里的，但公公执意要把婆婆的遗像放在客厅向阳的地方，而且一定要面向珠江。之后，早、午、晚，每餐吃饭前，公公一定要做的功课就是给婆婆点一支上好的檀香。
经常是一家人坐下了，饭菜齐了，公公却站起来，颤颤抖抖离开餐桌。我们大声问：“去哪里，干什么？”公公耳朵很背，时常一点反应都没有。但一定会边走边自言自语：“你们妈妈还没有吃饭哩。”于是程序式地去搬一张日字形的小方凳，站到凳上，恭恭敬敬给婆婆上香。
有一次，公公得了肺炎高烧至半昏迷，送到医院打吊针，直到深夜才回家。安顿好公公睡觉后，我疲惫不堪地倒在床上。迷糊中，我听到客厅有声音，我爬起来，打开房间门，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公公站在日字形的小方凳上，给婆婆上香，那张日字形的小方凳晃晃悠悠，一百五十多斤体重的八十余岁的老公公站在上面，就像耍杂技踩球一样。我不顾一切冲上去，抱住公公，扶着他点完那支香。
公公喃喃地说：“我出去一天了，你妈还没吃饭哩……”
公公自婆婆去世后，老年痴呆症便一天比一天严重。不知日夜，不知冷暖，甚至不知饥饱。时常吃了三碗饭还要吃第四碗，直到呕吐为止。最头痛的是他时常把晚上当白天，夜深人静时他就起床，不停地在家中走动，翻东西，嚷着要开门出去逛街喝早茶。
受害最大的是我的女儿，她正准备考高中，功课很紧，考试很多，晚上睡不好觉，白天上学就打瞌睡。
我不断给公公“上课”，告诉他现在是深夜，不可能出门，不可能逛街。但一切都告无效。一天晚上，女儿又被公公吵醒，她站在奶奶的遗像前哭诉：“奶奶，您快管管爷爷，他天天晚上闹，我睡不了觉，上学很辛苦，我要考试了，奶奶，您一定要帮我。”
奇迹就在那一瞬间出现，耳朵差不多全聋的公公是不可能听到孙女的哭诉的，但他却一下子安静下来，一声不吭地回房间睡觉，一夜平安。
更不可思议的是近年，88岁高龄的老公公，老年痴呆症已到了连亲生儿子都不认识的地步了。
公公每次见到我的丈夫，都坚定不移地认为，那是他的弟弟。为了证实那不是弟弟而是儿子，我特意拿出了户口本，指着上面的字“李××，与户主关系：父子。”
公公接过户口本，颠来倒去看了半天，一拍大腿感慨人生：“糟糕，这年头怎么搞的，连派出所都有错，户口本都有错，明明是弟弟，怎么成了儿子呢？”但是，无论公公怎么糊涂，有一件事他永远不会糊涂：
问：“郑彩其是谁？”
答：“我的女人，我的老婆。”
问：“你的老婆叫什么名字？”
答：“郑彩其。”
又到清明扫墓时，公公老得连坐轮椅的力气都没有了，就像一棵老树，最后连自己的叶子都撑不起来了。因此，公公再不能像过去那样去婆婆的墓前拜祭。
我去替公公好好地拜祭婆婆。在婆婆的坟前，我默默地把公公爱婆婆的故事，点点滴滴细细诉说。
公公和婆婆，贫贱夫妻，为柴米油盐劳碌奔波一生一世。
没有名车、别墅，没有蜜月旅行，没有花前月下，没有罗曼蒂克——可公公给予婆婆的是人世间最实实在在的东西，平平淡淡，细水长流。那种点点滴滴却又是真真实实的东西，融入每个细胞，注进每根骨髓，岁月淡不去，阴阳隔不了，始终如一，终极之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