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的这些故事，也许在我们看来总是怪怪的，除了冒顿，剩下的好像都是傻子，什么头曼单于啦，什么东胡君主啦。但是我相信这是真实的情况，没有历史可以借鉴，很多简单的权谋，只要你第一个想到，你就是赢家。这就好比夏代的少康王打败寒浞复位，少康的封地才“一成”，也就是方圆十里。奴隶“一旅”，也就是五百人，结果就因为第一次使用间谍，这五百人就成了复国元勋了，这五百人或许还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能凑得出两百去打仗估计都谢天谢地了。当然，当时的中原能凑个几百人打仗也算是大会战了，一直到几百年后的商代武丁王时期，能凑个一万人讨伐一个蛮族，甲骨文都得大书特书，算得上举国之力了。尧舜时期的那次洪水，至少让人口少了十分之九，夏商时期的中国人口还是不多，国力还是相对弱的。当然，跟同时代的希腊相比，算是半斤对八两。
话题扯远了，中原的发展下一章再说，我们言归正传，再说匈奴。如果只有对东胡、月氏战争的胜利，匈奴也会崛起，但是仍没有与中原一较高下的资本，这一点，几十年后的匈奴谋臣中行说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匈奴的人口不及汉的一个郡。但是人口劣势是匈奴一直面对的问题，何况中原也一直存在“马口”劣势。在冒顿即位之初，问题远远不止人口那么简单。在当时，匈奴人自幼练习骑射，儿童用短弓，骑着羊，捕捉土拨鼠和鸟一类的猎物，青少年捕猎狐狸兔子一类稍微大点的，长大之后骑马，用战弓，佩戴刀剑，游牧之余，对中原和其他地方的文明世界（比如西域）进行掳掠，也在草原上进行一些围猎活动。他们分为各个聚落，集结成一些零散的军民合一的组织，统一进行对农耕世界的掠夺和战争，每次对中原或者西域的袭扰战胜利之后，都会携带大量的战利品回到游牧聚居点，论功行赏，一家分一点。好吧，确实是个彪悍的民族，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勇敢的民族。胜利了大家分战利品，如果败了呢，大家就会散伙各自逃命——这就是为什么蒙恬能一战而退匈奴七百里！在匈奴人眼中，多见利益，罕见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耻辱，掳掠、残杀和奴役俘虏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放牛宰羊一样。
正因为这种恶劣的习性，匈奴人重视青壮年，轻视老弱病残，当然这也是环境恶劣逼出来的。青壮年吃完了，老年人再去吃剩饭，甚至在危急时刻，青壮年会放弃老弱独自逃跑而不以为耻（后世的成吉思汗任由妻子被俘虏而逃脱，也是这种思想作祟）。这几种思潮和风俗，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要命的。
首先，各个聚落之间不是个有效的整体，看似强大的匈奴缺乏统一的指挥，只不过是一盘散沙，只要中原集结兵力，要么诱敌深入，要么步步为营，一战可胜。西周和东周列国几次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几乎都是这两种打法。
其次，只要中原一胜，匈奴的聚落就会散伙逃命，不仅失去大量的牧场，组织下一次的战争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最后，十几二十年过去，匈奴又慢慢发展到中原边境，曾经有与中原作战经验的老兵又沦落为聚落的鸡肋，成为二线力量，甚至连二线力量都不算。经验得不到传承，教训得不到总结，所以总是碰一鼻子灰。
看到这个，大家或许能明白历史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了。没有历史，头曼单于和东胡首领才会犯傻，没有历史，匈奴才会始终在中原碰一鼻子灰，没有历史，匈奴才会一直没有合理的管理体系。从夏代末年传说中夏桀之子淳维进入北方草原到头曼单于，一千余年，匈奴都只是一盘散沙，与东胡、月氏的联盟更是松散到一定境界，甚至大部分时候都是敌对状态。面对南方的中原，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像个傻子一样被几种屡试不爽的小计谋玩弄于股掌之间。
冒顿打败东胡之后，不仅夺了他们的牲畜，还控制了东胡的人民，月氏在被打败之后也逐渐向西域迁移，再加上冒顿本人的魅力，蒙古高原开始出现“大一统”的迹象。
不仅如此，天命似乎在这一刻十分眷顾匈奴。就在头曼单于逝世的同年，匈奴以南的广袤大地上，刚刚建立的秦帝国，也失去了一位君主——秦始皇。秦二世元年七月的一天，一群路过大泽乡的新兵打出楚国的旗号振臂一呼，天下“云集而影从”，中原陷入了战火之中，之后项羽、刘邦的大战让中原疲惫不堪，无暇顾及边境。这给草原民族的壮大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冒顿不仅发兵收复了被蒙恬占领的河套地区，还入侵燕、代，大量掳掠。这时的匈奴，开始真正走向强大，按照史书记载，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也就是三十多万骑兵！记住这个数字，第三章我会再次提到，至于为什么要提到……暂不剧透。
然而冒顿还不满足，他在胜利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国家机器，设置了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一共十二个爵位，这些大臣既是封疆大吏也是地方诸侯，有时候甚至客串中央的谋臣，都是世袭。同时确立了相对严格的继承制度，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同时，军队以“十进制”编制，一共二十四支部队，每支数千到一万余不等，平均每支军队一万多人，号称“二十四长”，也叫“万骑”，每个万骑以下，各自有千长、百长、十长等编制，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军官。这样一个完善的游牧管理体系，就是数百年后同样身在草原的突厥，都不能与之相媲美。
从冒顿单于开始，每年正月，各个长官都要在匈奴王庭搞一次小派对，祭祀祖先。五月呢，举行大祭，在龙城祭祀祖先、天地和神灵。到了秋天马肥时节，大家又聚在蹛林，统计每个聚落的财产人口。冒顿还完善了法律，比如轻易拔刀超过一尺的就是死刑，盗贼（当然是偷盗自己人的财产，偷盗别国还有奖励呢）没收家产，其他的，要么死，要么轧成残废。匈奴人不兴坐牢，顶多拘留十天，按照司马迁的说法，一个匈奴国坐牢的也就几个人……
这几个政策可以说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就祭祀而言，匈奴人不再认为长者是无能之辈，尊重长者尊重祖先，意味着尊重历史，这个民族的经验教训将被总结，不再是那个轻易可以击败的傻瓜。同时，利用祭祀将各路诸侯聚集起来，增强了单于对整个草原的管辖，对各个聚落财产的统计更是让单于对自己国家的状况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匈奴不仅在制度与法律上得到了长足的进步，风俗也逐渐有了很大不同，比如之前有人战死就战死了，现在，有谁能带回战友的尸体，这个人就能拥有这个死者的所有家产。整个民族的精、气、神，焕然一新，其昂扬的姿态，足以让任何一个敌人胆寒。
对于中原王朝或者中国的农耕文明而言，北方的大草原是个头疼的问题，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习性带来了一个不是优点的优点，那就是沆瀣一气。只要一个部落强大了，所有部落都会打着这个名号，就好比后世的蒙古最早只是一个游牧在东边的游牧部族，在这个部族崛起之后，远到阿尔泰的游牧民族都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同样，冒顿的匈奴在当时是最强的游牧民族，接下来的数年，周边小部落纷纷臣服于匈奴，成为匈奴的一部分，匈奴，从一个民族，成为了一个民族共同体，大家都忠于冒顿的领导，尊冒顿为一代贤王。
国家的强大自然增长了冒顿的野心。如果说在冒顿眼中，中原是一头任其宰割的牛羊，那么代地就是牛羊身上最肥的一块肉，养肥了就割下来吃（好吧，这个比喻很残忍）。
公元前200年（汉六年）9月，南方来的消息显示，一个叫韩信的诸侯王（不是那个暗度陈仓的韩信哦……）被封到代地的马邑。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诸侯王还主动派遣使臣向匈奴示好，隐约有归顺的意思。
面对一个诸侯王，怎能不去尝个鲜？于是匈奴发兵包围了马邑，这个韩王信是秦汉之际出了名的人，轻易地屈服自然在情理之中。匈奴得到了这个中原的诸侯王，代地虚实尽收眼底，俘虏诸侯这个空前的胜利也让冒顿有胆量引兵大举南下，攻打太原。匈奴开进到晋阳一带，中原增派的主力到了，一场大仗不可避免，这次，不再是秦军而是汉军，而这支增援北疆的汉军总指挥，名叫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