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儿女对于父母的缺点过失是不能讲的。父母说的话、做的事，当儿女的只能服从，不能驳回，不能批评，明知是错的，也要为其隐瞒，叫做“子为父隐”。否则，就是不孝。同样，父母对于儿女的缺点和过失，也包庇袒护，叫做“父为子隐”，就连孔子也支持这样的主张，他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照他的看法，父子相互袒护错误，包庇过失，不但没错，而且是高尚的道德，应该提倡。可事实上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袒护包庇的结果是使小错发展成大错，到头来只会坑害了子女或父母。不管是谁犯了错误，旁边的人都要及时地纠正过来，尤其是父母对于子女所犯的错误更应该及时纠正，等到小错铸成大错时再纠正就晚了，因为子女尚处于成长过程中，身心都不很成熟，是需要父母给予帮助纠正错误的，“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当子女犯了错误时，自己本身也许并不知道错在哪里，更无从去改正，所以需要父母给予正确的引导，去修正他们的缺点，才能使孩子走上正确之路。
汉武帝时曾任丞相的公孙贺就吃了这样的亏。公孙贺本来是有本事的人，“熟悉文法吏治”，深受皇帝器重。可对待犯罪的儿子，却采取了“父为子隐”的做法。他的儿子公孙敬声小时候行为放荡、贪财爱宝，见了好吃好玩的东西就想独占。公孙贺明明看到儿子有这个毛病，却不加以责备教训，而是一味放纵。公孙敬声长大当了官后，经常公私不分，把公物占为己有，公孙贺也是加以庇护，从不追究。后来当上太仆的公孙敬声胆子越来越大，发展到贪污军费，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父亲的公孙贺总应该引以为戒了吧，可他却千方百计为儿子开脱罪责。因案情重大，证据确凿，找不到借口，他就想找个立功的机会给儿子赎罪。恰好这时，皇帝命人搜捕阳凌大侠朱安世，公孙贺便自告奋勇去完成这个任务。不料朱安世被捕入狱后，给汉武帝上书，揭发出公孙敬声不仅有贪污问题，而且还与阳石公主私通，在背后诽谤朝廷等问题，并说公孙贺知情不报，纵容儿子作恶多端。这下子，汉武帝大怒，将公孙贺一并革职下狱，诛杀了他全家。
知子莫若父母。一般说来，孩子的性格、习惯、优点和缺点，当父母的是最清楚的。尤其是缺点，在别人面前不肯暴露的，在父母面前是很容易暴露的。对于孩子的缺点，不能仅仅满足于知道，还应该采取不隐瞒、不护短的正确态度。《史记》上有一个“赵母进谏”的故事，就很能给人启发。战国时期，赵国有个很能打仗的将军，名叫赵奢。赵奢的儿子赵括，自幼跟父亲读了不少兵书，谈起用兵的道理滔滔不绝，即使赵奢也难不倒他，因此自以为是，常常在人面前炫耀自己。但赵奢深知儿子没有带过兵，缺乏实际的锻炼，临死前就对妻子说：“别看咱儿子能讲一套兵书，可当不了大将军。打仗是件严肃的事情，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哪有像他说得那么容易。如果让赵括当大将领兵的话，搞垮赵国军队的一定是他。”
在赵奢死后不久，秦国出兵攻赵，两国军队在长平摆开大战的阵势。赵孝成王任命赵括为上将，取代了廉颇，指挥四十万大军去抵抗秦军。赵母知道这件事后，问儿子：“你为什么不推辞王命呢？”赵括自鸣得意地说：“朝中再也没有比我强的人了，我不为将谁为将？”赵母记着生前丈夫叮咛的话，也知道自己儿子的毛病，便急忙向赵孝成王上书进谏说：“不要任命我的儿子为大将军。”赵孝成王问她：“为什么？”赵母回答说：“一是他没有实际作战的本领，二是他骄傲自大。他父亲当年为将时，大王赏赐给他的东西从来不私留，全部分给士兵。领兵出征之日，成天住在军营，从不问家事。现在我的儿子赵括刚一当上将军，就趾高气扬，手下的士兵不敢仰视其面。大王赏赐给他的金银绸缎，全拿回藏在家中，还四处钻营，购置便宜的田地房产。赵括和他的父亲完全是两个样子，不是个领兵为将的材料，大王还是另选良将吧。”
可是赵王固执己见，还是坚持让赵括为将。结果这个只会生搬硬套兵书的赵括，一上前线，就改变了廉颇筑营坚守的战略，盲目指挥士兵出击，结果中了秦军的埋伏，全军覆灭，他本人也被乱箭射死。对这件事情，后人在嘲讽赵括只会“纸上谈兵”的同时，也赞扬了赵括的父母知其子短、不为子隐的明智态度。
三国时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也是个不隐瞒不庇护自己孩子缺点的人。他的儿子诸葛恪，从小好学，聪明能干，在当时很有名气，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爱听赞扬话，好大喜功，听不进去意见。
尽管诸葛瑾经常给他指出这个毛病，可他总改不了，在父亲面前，有时收敛一点，过后又旧病复发。后来经大臣孙竣的推荐，孙权招用诸葛恪为太子太傅。临行前，知道他为人的大司马吕岱告诫说：“世方多难，你进宫后，要谦虚谨慎，每遇事必十思而后行！”诸葛恪听了此话觉得怪不入耳，很不高兴地说：“古时候的季文子主张三思而后行，孔夫子讲再思就可以了，你今日却让我十思，分明是看不起我！”吕岱一看他这么骄傲，也不好再劝了。他父亲诸葛瑾更是为这个刚愎自用、听不进批评意见的儿子感到担忧，常对家里人和亲戚朋友们说：“我的儿子太骄傲了，非保家之子。”到后来，当了太子太傅兼大将军的诸葛恪果然因骄傲自负、专国政，得罪了不少文武大臣，结怨甚多，被皇族孙峻所杀。
在古代，尽管有像赵奢夫妇和诸葛瑾这样能知子之短，不为子隐的严父、慈母，可往往无力挽救他们那些走上错误道路的子弟。而像赵括、诸葛恪那样的一些骄子，连他们的父母都信不过他们，往往却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用，这不能不说是当时社会的弊病。对此，连一些封建士大夫也心怀不满。对子女的过错和缺点不姑息迁就，不听一面之词，这也算是一种“不为子隐”的具体表现。而在那种“父贵子荣”“子仗父势”的社会环境中，能做到这一点的确是值得称赞的。唐代名臣、洛阳王郭子仪在河中时，规定了一条军纪，禁止马匹踩踏农民的田地，违反者处以死刑。可是偏偏有一天，郭子仪的爱妻南阳夫人最宠信的一个奶妈的儿子却违反了这条军纪，被郭子仪手下的一名军官发现后，按律处决了。这下子，南阳夫人生气了，从小吃这个乳母奶的几个儿子发怒了，都跪在郭子仪面前哭着告状，说这个军官太不像话了，连他们乳母的面子都不顾，根本不把他们郭家的人放在眼里，还添油加醋地说了一些这个军官的坏话，主张惩办。郭子仪一听，把儿子们大骂了一顿，训诫道：“你们不奖赏这个秉公执法的军官，反倒来告他的状，只知袒护自己家里的人，就不知道敬重将士，维护军纪，保护百姓庄田？真是些没有出息的人！”儿子们一看父亲不偏向自己，也就不敢加罪于那个军官了。为了以此为戒，进一步教育家人和部下，到了第二天，郭子仪还有意把这件事情公之于众，表扬那个军官做得对，并当众宣布了自己儿子徇私的错误，部属都很受感动。
为人父母，一方面对自己儿女的缺点、错误要正视，不要袒护；另一方面，对他们也不应苛求，能允许其有一个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过程。人人都会犯错误，俗话说得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犯错误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能认识到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并能及时地改正它，这样才能使子女进步，更加成熟与完善，才能成为有用之才。
父不为子隐，不掩饰子女的缺点过错，一般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而当子女触犯了法律，甚至要杀掉脑袋时，做父母的应采取什么态度，这的确是个事关重大的问题。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秉公执法的最大困难来自于统治阶级内部。表面上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实际上是“刑不上大夫”。在那时，平民百姓的子女犯了法，纵然父母想庇护也没有机会，因为国家机器全部掌握在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手里，对处于统治阶级地位的豪门贵族子女来说，法律往往是不起作用的。这里举个例子来说明：唐景龙年间（707—710年），中宗李显的几个女儿，常常纵容自己的家丁奴仆抢劫老百姓的钱财，触犯了法律。当时的左右御史袁从之是个比较公正廉洁的检察官，便依法将这些恶奴拘捕入狱，准备判刑。这下子，皇帝的女儿们火了，认为这样做有伤皇家子女的“尊严”，便到父亲面前说情。糊涂的中宗皇帝为了女儿的颜面，早把国法置于脑后，尽管袁从之苦苦劝谏，他也听不进去，硬是下令把女儿家的奴仆放了。在那种社会环境中，不要说封建地主阶级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了，就是地方上一些官宦子弟犯了法，也是“官官相护”“为亲者隐”，该问罪的不问，该严惩的轻判。封建的法典制度上，就有专为官宦人家实行庇护的诸如“官当”“八议”之类的明文规定。
当然，凡事都不是绝对的，万事都有它的两面性。在封建阶级统治内部，也有一些有头脑、有远见的官吏，出于维护封建阶级的统治地位和缓解阶级矛盾的需要，在对待亲属子女问题上，能够“忍所私以行大义”，坚持按法律办事。《吕氏春秋》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有个叫腹吞的大臣，他的儿子在外面杀了人。当时朝中有两种意见，平时跟腹吞不和的人幸灾乐祸，说：“哼！他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儿子，这次看他怎么办！”另外一些大臣则替他担忧，在秦惠王面前为他求情。秦惠王平时很器重腹吞，又见他年老，只有一个儿子，心想要是斩了这个儿子，腹吞一定会伤心得不得了，于是当着许多大臣的面对腹吞说：“你年纪大了，又没有别的儿子继后，我已经下了命令，免你儿子的死罪，你就放心吧。”腹吞听到这话以后，差点掉了泪，觉得秦惠王不了解他的心，便回答说：“大王啊，国家定的法律，人人应当遵守。杀人的要偿命，才能警示别人不能随便杀人。大王为了照顾我而免了我儿子的罪，以后对别的杀人犯应该怎么办啊？我感谢你的好意，可不能为私情而不顾法律，还是请大王赶快下令把我的儿子处死吧。”旁边的大臣都觉得这个年老的腹吞太固执了，就说：“难道你不爱儿子吗？”腹吞说：“怎能不爱呢。可是被我儿子杀死的那个人也是别人的儿子啊！我要是不依照法律办事，怎能对得起别人的父母呢？”秦惠王见他说得有理，就下令把他的儿子杀了。
王子犯了法，有没有实行“与庶民同罪”的呢？尽管这种现象很少，但是也的确有。汉武帝刘彻就非常注意从自身做起，维护国法的严肃性。据史载，汉武帝的妹妹隆虑公主年岁很大时才生了个宝贝儿子，称昭平君。昭平君小时受娇宠，长大后横行霸道，狐假虎威，干尽了坏事。隆虑公主病危时，担心儿子将来会犯死罪，便想出一个以钱赎罪的方法，对自己的哥哥汉武帝说：“陛下，我欲以黄金千斤，钱一千万为昭平君赎死罪。以后他若犯了法，请你开恩，不要问罪。”隆虑公主病故后，昭平君更是无所顾忌，胡作非为，在一次喝酒时行凶杀人，被收押在内宫监狱。因为是皇上的外甥，主管官员不敢做主，奏请汉武帝处理。汉武帝想到妹妹临死前的嘱托，心里觉得不忍。那些喜好阿谀奉承的大臣也纷纷劝说汉武帝免了他的死罪。汉武帝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终于下定决心判了昭平君的死罪。他说：“法律是朝廷制定的，如果我徇私情，那我怎么号令天下万民？还有什么颜面进高祖庙！”
“可怜天下父母心”，天下的父母没有不爱自己的孩子的，古往今来，每一个父母都寄希望于自己的孩子。“望子成龙”这个成语，就能够形象地概括天下的“父母心”。
“龙”，历来是炎黄子孙所崇拜的图腾，一直被人看做是高贵的象征，所以，历代的封建帝王都自称是“真龙天子”。在以等级制度为重要特征的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人们望子成龙，就是希望孩子能走上“仕途”，能够金榜题名，成为达官贵人，以此来光宗耀祖。望子成龙，人之常情。但“望子成龙”不如“教子成龙”。从小就在家庭中对孩子进行良好的教育，不但有利于孩子成功，而且家长也能跟着进步，在教子问题上，有人相信那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宿命论，认为只要生活在好的家庭环境里，不教也能成“龙”，认为“将门出虎子”。其实。能不能出“虎子”，能不能成“龙”，关键不在于是不是“将门”，而在于教育。光有“望子成龙”之心而失教不行，依靠优越的家庭条件任其自然发展也不行，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望”中有“教”，“望”“教”结合。希望与教育结合起来，在对孩子充满希望的基础上教育孩子，才能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
在古代的家庭教育中，有一些落后的思想存在，但是它对于学校教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推动了学校教育建设的进程，甚至对于处于21世纪的我们都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在历史这个大舞台上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在历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