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军队，走出国企，走进社会
时光不能倒流，如果人能够从80岁开始倒过来活的话，人生一定会更加精彩。
——任正非
每每提到华为，人们自然会想到任正非。作为一家电信企业，华为已经成为欧美巨头闻风丧胆的业界引领者；而作为一位企业管理者，任正非亦是备受瞩目的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之一。然而，与多数人一样，他的成功之路并非坦途。
1982年，对于任正非来说是有着特别的意义。这一年，他结束了自己14年的军旅生涯，开始走向不一样的人生。
这一年的8月，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关于撤销基建工程兵的决定》，随后中央军委便提出了《军队体制改革与精简整编方案》。这两项文件的出台，被后来人视为八十年代百万大裁军的先声。按照国家的整编方案，基建工程兵部队被取缔，变更为中建总公司各个工程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整编属于集体转业。而任正非的兵种正是基建工程兵，于是已是副团级干部的他不得不面临一个选择。
国家的裁军决定让很多人都陷入了迷茫，任正非更是如此。大学毕业后，任正非就一直待在部队，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早已习惯了军队生活。虽然部队的生活也很艰苦，而且十分单调，但并没有生存压力，也不用为了生计而犯愁。更重要的是，他舍不得离开军队。
相对来说，任正非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他是部队里的技术骨干，部队当然也希望能够留住人才，因而领导打算把他分配到一个军事科研基地。不过在做出决定前，任正非可以按照惯例到被安排的基地参观，参观后可以自由选择去留。另外，此行还可以携带家属。多年来，任正非一直与家人两地分居。不管怎样，这次机会倒意外地让他们一家人团聚在了一起。
任正非把两个孩子也带到了基地，新的环境对他们来说充满了新奇，但两个孩子的心态却大不相同。儿子还小，只觉得周围的山很好玩，于是撒了欢地到处乱跑。而看着这里的环境，女儿却说道：“爸爸，这地方好荒凉啊。”女儿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却重重地打在了任正非的心上。
对待女儿和儿子，任正非一直觉得有亏欠。他在部队一待就是十几年，没给孩子多少父爱。如今听到女儿这样说，他的心里更不好受。虽然不愿离开军队，但在艰难的抉择中，亲情还是占了上风。任正非最终放弃了部队的安排，决定转业到地方。任正非的这一选择不单单是告别了他热爱的军队，更是割舍了他十几年的生活方式。
1979年4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道：“还是办经济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钱，你们自己去搞，争取杀出一条血路来。”
没错，南海边的“那个圈”就这样诞生了。当时还是一个小镇的深圳成为了我国建设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一时间便成了全国瞩目的焦点。任正非新的人生也被定位在了这里，从此开始了人生的另一段征程。
面对这座新兴的城市，除了陌生，任正非还感到非常兴奋。他虽然还没有完全适应过来，但不同于部队的花团锦簇的外部世界，一下子便激发出了他的雄心壮志。虽然才刚刚来到这里，但他有自信可以在这里闯出一片天地。
任正非的夫人先进入了深圳的南油集团工作，随后他自己也到了这里。据说，在南油集团工作期间，任正非曾主动提出，请求南油老总将其旗下的一家公司交给他打理，他为此还写下了“军令状”。结果可想而知，老板自然不会同意。
与此同时，任正非开始注意到市场上出现的一种高科技产品，即数字式程控电话交换机。更准确地说，任正非注意到的是市场上那种强烈变化着的经济趋势。
1876年，世界上的第一部电话在美国的贝尔实验室诞生了。电话的核心设备就是交换机。也就是说，有了这个交换机，电话才能打通。1965年，世界上第一部计算机控制的电话交换机——程控交换机，也在美国问世了。这一技术的发展进步成了电话产品研发的一个重大突破。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电话的普及率还不到0.5%，而原有的固定电话网设备，即传统的步进制、纵横制等均面临淘汰，于是开始引进数字程控交换机。这个时期的中国，正在大兴土木搞建设，对电话的需求也在大幅增加。特别是，生意人对电话的需求量尤其大。不过，中国此时还没有掌握这一项技术，不能生产程控交换机。
西方对中国技术出口的限制也非常明显，因而要想将先进的技术引入国内十分困难。不过，各国生产程控交换机的厂商均看到了中国市场所蕴含的巨大商机。因此，中国通信领域还陷入了“七国八制”的局面。当时在国内，省级和县级的电信局都具有采购权，而且大部分国外产品都享有政府贷款的政策，因而网络设备一旦建设起来，就可以立即投入使用。另外，当时的一种说法是“买机器就可以出国考察”，电信部门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契机，纷纷引入了不同国家地区的电信产品，一时间造成了混乱的局面。于是，中国通信史上非常有名的“七国八制”就这样出现了，即引进的产品包括日本NEC和富士通、美国朗讯、加拿大北电、瑞典爱立信、德国西门子、比利时贝尔和法国阿尔卡特等七个国家的八家产品。来自不同国家和制式的交换机互不相通，还一度造成了中国通信市场的混乱。
外国引进的设备，价格都极其昂贵。欧美厂商提供的报价是每线300~400美元，哪怕是相对要便宜一些的日本，每线也需要180美元。很显然，这些跨国企业就是看准了中国缺乏技术，从而形成了技术上的垄断，也才敢如此漫天要价。那时，在中国一部电话的初装费就要5000元（后逐渐降到3000元、2000元以下），这在当时来讲，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而且装个电话还要排队，甚至要等上几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国内市场不断地被过量进口、低价倾销和走私进口的交换机冲击着，大大影响了国内企业的生产运作，而国内原有的纵横制交换机技术产业的发展自然也受到了阻碍。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中国人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市场全部都被外国企业占领了，但技术这一项就成了最大的阻碍。
任正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对国外形形色色的交换机充斥国内市场的现状感到不满。在他看来，商机应该掌握在自己人的手里，国有企业应该在这一市场上有所投入，并在这个领域里充分发挥作用。技术兵出身的他当然知道产业技术的重要性，而这一领域也深深激发了他的兴趣。于是，他向公司递交意见，研究数字程控交换机，并申请成立研发小组。
任正非成功地说服了领导，公司也拨了款项投入数字程控机的研发，任正非也积极地投入到了研究的热潮中。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公司为此消耗了100万的资金却没有见到任何成果。任正非再次提出申请，请求公司再给一年的时间进行研究，同时将研究经费追加到了200万。然而，一年的时间再次过去后，等待任正非的依然是失败。最后，任正非辞职了。
在南油集团工作的这段时间，或许是任正非人生中最不顺利的阶段，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始终都处在不和谐的状态中。
对于军人出身的任正非，其最大优点是敢于打硬仗，啃硬骨头，吃苦耐劳，有着强烈的领导和服从意识。但在社会环境中，这些偏偏都是缺点。商品经济环境的不适应，只会抑制其个性的发展。在任正非身上出现的这些矛盾并不是个别的，而是一代人普遍要面对的问题。1982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曾调两万多名基建工程兵到深圳执行基建任务，目的是支援经济特区建设。次年，受到整编政策的影响，这些工程兵被集体转业，原有的工程部队也变成了地方国有建筑企业。这些建设者们脱下军装面对新的经济环境，都出现了不适应的症状，一度几乎无饭可吃。
如此看来，任正非走出国企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在各种背景因素的影响下，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而至此，任正非便正式踏入“江湖”，开始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闯荡。
创业只是“走投无路”的选择
市场已没有时间等待我们的成长。它不是母亲，没有耐心，也没有仁慈。
——任正非
对于任正非来说，如果离开军队算是初入社会的话，那么，从南油离开才使他真正融入社会。任正非虽然心有抱负，但初到深圳时并没有什么复杂的想法。于他而言，首要考虑的还是“生存”二字。而离开南油后，这也是他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任正非在南油的交换机项目失败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丧气，反而对电子产品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于是，离开南油后，任正非就开始着手做电子产品贸易。然而，上天似乎总要给那些满腹热情的人一些打击。虽已人到中年，但任正非毕竟涉世不深，为人坦诚还轻信他人，因而上当受骗是在所难免的。
经历过种种的挫折之后，任正非决定自己创业。此时的他早已过了而立之年，本身就处于困顿之中，又没有任何家庭和政治背景可言，由此便可想象得出他所面临的困境。
创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方向，那么，到底要做什么呢？做产品？任正非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方向，就只能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不过，在误打误撞的情况下，任正非还是抓到了一些契机。
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个朋友让任正非帮他卖些设备，而他的这个朋友正是做程控交换机的。那个时期，程控交换机刚进入中国市场不久，任正非对此也相当关注。
当时，很多人都在做程控交换机生意。他们从港台找到供货渠道，把各种各样的交换机弄进海关，然后转手倒卖，有的甚至还会做个加工，贴个标签什么的。早期，北京中关村的风云人物、华科公司老板许瑞洪就在这样的契机下大赚了一笔。他趁学生放暑假的时候在学校找到空教室，弄了一些进口的组件。之后他找来一帮学生，教他们插元件、做电焊，然后将这些组件组装成机器。成型的机器贴上“华科100”的标签后就进入了市场，他们连生产许可证都没有，却创造了供不应求的局面。
于是，在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下，任正非也做起了代理程控交换机的生意。1987年9月，任正非和他人合伙投资21000元，在工商局以“民间科技企业”身份注册为集体企业，取名“华为”——华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意为“中华有为”。最初，华为的企业性质是“集体所有制”，挂靠在深圳市科技局创业中心，这主要得益于当时特殊的政治条件和市场环境。而在这样的前提下，华为获得了很多便利。因为，当时办企业的限制还比较严格，很多经济领域都是私有企业不能涉足的。
1987年10月，华为就在深圳湾畔，一个杂草丛生的两间“简易房”里，正式落成了。不过，谁也不曾想到，如此落魄的一个小公司，会在几十年后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大企业，甚至创造了通信制造业的奇迹。
当时的华为仅有14个员工，由任正非等6位发起人均分公司股权。公司主要经营小型程控交换机、火灾警报器、气浮仪开发生产以及有关的工程承包咨询等，而深圳当时至少有上百家这样的公司。不过，任正非却并未对此表现出过分的担忧，而是充满信心，甚至在华为诞生后不久，提出了“做一个世界级的、领先的电信设备提供商”的目标。那时，他逢人就讲：
十年之后，世界通信行业三分天下，华为将占一分。
华为成立的最初两年，公司虽然也有其他业务，但主要还是以代销香港的HAX交换机为主营业务。
处在那个时期的中国，商品短缺的现象十分严重，而交换机就是市场需求最大的商品之一。而“供不应求”正是当时中国电信市场的最真实的现状，在厂家外面，随时都能看到一些经销商或大型用户的采购人员在排队。当时，珠海的一家台资企业订购的交换机设备甚至排到了第二年。
华为通过代理交换机设备从差价上获取利润，经过几年的发展，便获得了第一桶金。但是，任正非并没有为此欢欣鼓舞。
当时，无论是大型局用机还是用户机，大多的通话网设备都来自国际上的跨国公司。很多人都深知通信产业潜在着巨大的商机，但同时他们也都非常清楚，这个行业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于是，很多商人都安于做代理，既没有大风险，又能获取较大的利润。然而，任正非对这样的现状并不满意。更确切的说法是，他不甘心。作为代理商，这种商业交易确实让他赚到了钱，但他却不想为他人“做嫁衣”。因为，获益最大的始终是那些外国人。任正非意识到，做代理是没有出头之日的。于是，他开始思考，要为自己、为华为、为国家找出一条可以发展的道路。
至此，任正非便确定了华为的发展方向，即钻研技术，自己做产品。于是，他们重新租用了一个仓库，专门用来搞研发。作为办公环境，这里甚至有些“惨不忍睹”。他们仓库的一头是用砖头垒起一面“墙”，借此隔出一些单间，员工吃住都在这里。里面还到处堆放着各种交换机配件，也有组装好的整机。
在这里，任正非和他的员工们开始了艰难的研发之路。硬件环境虽然简陋，但任正非和同事们充满了信心，准备在这陋室里大展拳脚。
无论成功与否，创业对人生都有着重要意义，是一次难得的磨炼。创业存在巨大的风险，而且过程充满了艰辛。它是对勇气的考验，亦是对意志的锤炼。因而，一般人不会贸然地做出这样的决定。
任正非本人也曾多次提起，他选择创业的时候正是无处就业之时，无奈之下才不得不创办华为。任正非虽然这样说，但他本人的野心和抱负肯定也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于是，他才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做出创业的决定。虽然经历了千辛万苦，但华为最终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足以令人安慰。
没有人才增值就不会有资本增值
我们处在一个电子产品过剩的时代，而且会持续过剩，过剩的商品绝不会再卖高价。而制造这些复杂产品却需要更多的优秀人才，需要更多的人力成本。
——任正非
一个企业要谋发展、求成功，没有优秀的人才是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得人才者得天下”，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都一样，拥有人才并有效地任用他们，是在眼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取胜的关键。
不重视人才发展的企业终有一天会走向灭亡。而对于华为这样的高科技企业来说，人才更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攸关命脉。华为总裁任正非正是因为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才把人才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甚至达到了其他企业无法企及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