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的生产方法就是书籍的制作方法，和书籍的制作材料一样，各个历史时期，其制作方式有很大不同。我们知道书籍的制作并不是一开始就用雕版或者活字印刷的。印刷术之于书籍的制作方法正如纸张之于书籍的制作材料一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因此看书籍的制作方法，也就可以将印刷书籍作为断限，分开考察书籍的生产方法。
（一）印制书籍问世前的生产方法
我国古代的印制书籍大约从唐代就有了，五代时期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到了宋代已经非常兴盛。但是在唐代印刷术出现以前，中国古代书籍的制作方法主要是根据书籍的制作材料不同而采用相应的方法。
我们讲书籍的制作材料时，首先接触的是龟甲和兽骨，从出土的甲骨文来看，文字是用刀刻上去的。之所以用刀刻，主要是因为甲骨这种材料的质地比较坚硬，而且墨水写在上面保存的时间不能久远。甲骨的面积也不是很大，除掉占卜时形成的裂纹，空间更是所剩无几。用刀刻的话就有很多优点了：刀刻的字迹能保持久远，笔画又能保持匀称，线条较细，在有限的空间上能写出较多的文字。陕西周原出土的周代甲骨，需要五倍的放大镜才能看清楚字迹。
初期的书籍也有刻铸在青铜器皿上的，现存的青铜器铭文一般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阳文，字是高于器皿表面的，一种是阴文，字是低于器皿表面的。文字不同，制作方式也不相同，阴文是怎样出现在青铜器皿上的，目前尚无定论，有的专家认为是铸在上面的，有的专家则认为是刻写在上面的。在青铜器上铸造阳文，事前就要有周密的计划，一个青铜器上需要写多少字，每个字有多大，这都是需要认真考虑的，这点非常类似今天的排版。作为浇注青铜器的模子要求是非常高的，模子内壁的真迹必须是凹陷进去的阴文反字，浇注出来的才能是我们看到的凸起的阳文正字。于是，疑问出现了，模子内壁上的阴文反字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我们现代人手刻图章的时候一般采用正写、反贴，然后勾勒出来反字的轮廓，进而刻字。古人是否掌握了这个方法呢？考古学家根据青铜器中相同字的字形近乎相同而推断：模子内壁的阴文反字很可能是用事先做好的阳文正字挤压而成的。如果这种假设能够成立的话，可以推断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掌握了制造活字的原理了，只是制造活字的技术并没有用到印刷上，而是为了满足铸造青铜器铭文的需要。
再有就是早期刻在石质材料上的文字了。中国古代将文字刻写在玉片、石鼓、石片上是司空见惯的。这些石质材料上的文字有的是用笔书写出来的，有的是用刀刻写出来的。书写的石质文书，现在我们知道的就是出土于山西侯马的盟书。这些盟书都是用红色或者黑色墨水书写在玉石片上的。为什么这些文字是书写上去的呢？考古专家对此进行了大胆的猜测：春秋晚期，社会动荡，诸侯之间征伐不断，结盟也屡见不鲜。结盟一般都是有一些紧急的事情，而且结盟的信物——盟书要一式两份，一份放置于盟府，作为证据；另一份埋藏于地下或者沉到河里，以示由大地作证，永不毁盟。事情紧急，又要两份，刀刻可能无法满足急需，索性手写。但手写的石质文书毕竟是少数，从流传下来的石质文书来看，绝大部分都是用刀刻的，比如碑文、刻写在石头上的宗教经典、摩崖石刻等等。刻写的这些石质文书一般都是裸露在户外，或者本身就是就地取材依山刻写的。如果这些文字用笔书写出来的话，经过长时期的风吹日晒，字迹往往会模糊不清，甚至是毫无留存。所以古代的石质文书还是首选刻写。
随着正规书籍的出现，甲骨、青铜器皿、玉、石这些材料已经不能满足需要。竹木简渐渐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书籍的主流制作材料。从目前出土的大量竹木简来看，竹木简上的文字基本都是用笔书写出来的。古时有“刀笔吏”的说法，说竹木简是用刀刻写出来的。实际上刀、笔、墨、砚都具备，才能在竹木简上写出字来。这里的刀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有的人认为刀是用来刻写文字的，有的人认为，刀具有“橡皮”的作用，现在我们写字一般都备有橡皮，以便改正错误。古人在竹木简上写字时，身旁要备有一把锋利的刀，当竹木简上的字写错了，就及时用刀将错字刮除，然后再将正确的文字写在上面。因此将“刀笔”放在一起理解，认为是用刀替代笔，是不对的。唐代张守节撰写的《史记正义》中说：“古用简牍，书有错谬，以刀削之，故号曰刀笔吏。”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古代的时候人们用竹木简写字，有书写错误的时候，用刀将错字削去。
与竹木简同时存在的还有用丝织品作为书籍制作材料的，这种丝织品被称为帛。以这种材料制作书籍，文字不是铸造、刻写，而一定是用笔书写。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了帛书，这些帛书放在一涂漆木匣中，分写在整幅帛上的和写在半幅帛上的两种。内容包括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学等各方面，有重要学术价值，又可作为校勘传世古籍的依据。它不仅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也为研究汉代书法及书法演变、发展提供了珍贵的依据。现今留存的汉代书法，大部分都是石质材料的刻石。这份帛书让我们一睹汉代墨迹，实为幸事。因没有经过人为的修饰刻凿和传拓的因素，让我们清楚地认识了“古隶”的本来面目。其书风古朴、自然，笔墨饱满流畅。用笔已规范化，挑笔形成了特色，字体富于变化，错落有致而又气脉贯通。
稍后出现的纸张，不仅改变了竹木简使用笨重和布帛成本昂贵的现象，而且纸张更适合用笔蘸墨水书写，自汉代以来，纸书有很多都是用笔抄写而成的。自唐以后，纸张也成为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的重要材料。
（二）印制书籍的出现和发展
中国是拥有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印刷术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国的雕版印刷术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藏于大英博物馆的《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从藏品来看，当时的雕版印刷术已经相当成熟。这部《金刚经》由7张纸组成，长达15.2尺，完整无损。释迦牟尼端坐莲花上，对众僧说法，庄严传神。文字端庄，刀法稳健，印纸精良，墨色精纯。进入五代，官方已经开始采用雕版印刷术来印制儒家经典，并且出现了私人主持雕版印制自己文集的现象，开创了版本学史上“自刻本”的先河。地方政府和民间雕印的佛经、佛画更是层出不穷。进入宋代，雕版印书成为印制书籍的主流方法。两宋时期，官府、寺院、家塾、道观、祠堂等都竞相刻书。刻书之多，规模之大，流通之广，刻板之精，都是前所未有的。
雕版印刷书籍与手抄书籍相比已经是莫大的进步了。只需雕刻一套版，印制的数量就可以随心所欲了。但是雕版印书只能是印制一种书籍就雕刻一套这种书籍专用的版，因此劳师费神，成本还过高。特别是两宋时期，书籍印制数量急剧增加，雕版印书的缺点亟待解决，怎样才能让印版一版多用呢？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平民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细记录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而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为余群从所得，至今保藏。”
这段文字对活字印刷术的介绍是非常全面的：制字、排版、常用字挑选、生僻字临时制作、收藏方法等都涉及到了。毕昇发明的活字从原理上讲已经和现代排字印书的基础非常接近了。直到四百多年以后，德国的古登堡方采用活字印书。
进入元代，在泥活字原理的基础上，王臻又试制成了木活字，并且改进了选字手段，采用转轮选字，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的木活字也被制作成功，现存的有西夏文和回鹘文的。回鹘文与汉字不同，它不是方块文字，词组的字母构成不同，词组的长短也不一样，因而要求木活字的长短也不一致。长短不一的木活字对排版的要求就更高了。但是元代初年已经掌握了这种复杂的工艺，这为后世拼音文字的排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明代，木活字已经普及到江南地区。明朝用木活字印制的书籍可考的有百余种。到了明末，朝廷发布的朝报，也改用木活字印书了。清代，木活字已经通行全国，朝廷、官衙、书院都自备木活字以方便印制书籍。乾隆年间，用木活字印制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收录图书134种，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工程。
金属也可以用来制作印刷使用的活字，这些金属一般有铜、锡、铅等。铜活字使用得比较广泛，大约在15世纪明朝弘治年间在江南就已经出现铜活字排版印刷的书籍了。清雍正年间，用铜活字排版印刷的《古今图书集成》多达一万卷，仅目录就有四十卷之多。
用锡作为活字印书，可能在元代就已经出现了，只是现在尚未见到当时的锡活字印刷品。清代，广东佛山曾一次性造锡活字二十余万个，用来印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清朝晚期，西方铅字排版技术传至中国，中国书籍的制作方法也与世界接轨，开始采用铅活字。当今世界，激光
照排等新方法不断出现，书籍生产技术面临着极大的机遇和挑战，作为毕昇的后代，还有许多新的印刷技术等待我们发明和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