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董其昌生平
董其昌（1555—1636年），字玄宰，号思翁，又号香光，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万历十六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后赠太子太傅，谥号“文敏”。其诗、文、书、画俱名噪一时。
在当时，董其昌的政治地位虽称不上是权倾朝野，但也称得上是显贵。他虽有一定的政治抱负，思想较为激进，但在派系林立、党争酷烈的朝廷斗争中，又能左右逢源、见风使舵。在党祸惨烈、友人遭殃的险境中，他利用书画之能，竭力结好魏忠贤的同党，使他不仅没像他的东林党好友那样被黜免职，还获得了更高官阶的职位。
身为享有乡宦特权的明朝官员，和许多乡宦一样，他荒淫无耻，残酷压榨百姓，欺男霸女，纵容子弟奴仆横行乡里，最后激起民愤，发生了记入史料的“民抄董宦”事件，被老百姓称为“兽宦董其昌”。在历史上，任何一位书画家都没有像董其昌这般遭到百姓的痛恨。
然而，在文化艺术上，他又才学出众，识见卓尔不群，其书画成就在明末可称得上是一代宗师。董其昌曾自负地说：“《图画谱》载尚书能画者，宋时有燕肃，元有高克恭，在本朝余与鼎足。”他认为官至尚书，又擅长画画的，历史上只有三个人，那就是宋时的燕肃，元代的高克恭，另一个就是他自己。
董其昌的远祖是北方汴梁（今河南开封）人，宋室南渡时迁至南方，居住华亭。董其昌祖上本是显宦，后中落，至董其昌时家境寒微，只有瘠田二十亩。在捐税的压力下，董家举家避入邻县华亭。少年时曾在莫中江（方伯）家读私塾，并随其学书法，又受同郡顾正谊影响学画。万历七年、十三年秋，董其昌两次赴南京参加乡试，均落第。
万历十六年秋，董其昌第三次赴南京乡试，最终及第。万历十七年（1589年）春，董其昌赴北京会试，35岁的董其昌考中进士，封为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供职于翰林院。从此，董其昌永远脱离了平民的身份。
董其昌的仕途生涯虽然曲折，但在那个充斥着政治阴谋、党祸酷烈的年代，他历仕神宗、光宗、熹宗、思宗四朝，宦海沉浮长达四十六年，直至官封礼部尚书，可称得上是一生显贵。
董其昌考取进士三个月之后，被选入翰林院学习。翰林院主要承担朝政文书的起草和历朝官史的编纂，并从翰林院士中挑选讲读官，负责向皇帝讲述经文和历史。当朝四位大学士之一的王锡爵，在当时被誉为大书法家，王锡爵在批阅了董其昌的翰林阁试卷后，赞扬他深得唐代书法家欧阳询和柳公权的精髓。而董其昌的政治才干更给这位大学士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万历十九年至万历二十六年之间，董其昌错过了晋升的机会，后来又因得罪了权臣而被明升暗降，对董其昌个人的政治抱负而言，不啻为一个残酷的打击。
后来他索性告病，在家研习书画。在江南闲居期间，他纵情山水，先后与友人陈继儒、王衡、陶望周等人游览宜兴、苏州、南京、杭州、嘉兴等地。每到一处，必造访历代名人字画，并为其题签写跋，或者自书自画。他游南湖、太湖、洞庭湖，观湘江、长江，登石钟山、灵岩山、黄山，他完全徜徉、沉浸在江南山水之间。后来，他又多次辞官，居乡赋闲二十多年。
董家此时也非往昔可比，董其昌霸地万顷、家资丰饶，成了一个妻妾成群、奴仆列阵的富豪。他忽官忽隐的处世态度，显赫的身份，更使他名声大振，四方求画征文者不可胜计，尺椟片楮皆价重千金。
在家闲居的董其昌由于横行乡里，终于造成了震惊朝野的“民抄董宦”事件。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九月，61岁的董其昌，居然看中了生员陆兆芳家的使女绿英，他的儿子董祖常便带了二百多人，把绿英抢来给董其昌做小妾。时人根据这件事，写了《黑白传》《五精八魂记》等讽喻性话本。董其昌有恃无恐，大肆报复。老百姓愤怒异常，矛盾因此而激化。当地群众和上海、青浦、金山等地闻声赶来的群众，把董宅大厅及数百间画栋雕梁一把火烧为灰烬。
董其昌带着家人逃走，在外躲了一年多。由于有那些大权在握的朋友的袒护，董其昌虽然恶迹昭彰，丑闻震惊朝野，但并没有受到任何实质上的处罚。
天启元年（1621年）熹宗朱由校即位。与董其昌交谊甚笃的叶向高在朝廷任首辅，成为京城政治权力的中心人物。随后董其昌终于被召回京任太常寺少卿，在京城，董其昌和叶向高过往甚密，叶向高对董其昌这位老友也非常器重。
但董其昌深知派系斗争的残酷，他主动提出前往南方，采辑先朝章疏及遗事，找借口避开了京城这个是非之地。在江南的十八个月中，董其昌殚精竭虑地广搜博采，撰成《万历事实纂要》三百卷，编成了《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四十卷，并仿照写史赞的旧例，在每篇后加以评论。这些评论体现出了他对时政的见解，借此寄托他的政治抱负。《神庙留中奏疏汇要》深受皇帝的赞许。天启三年（1623年）春，董其昌被晋升为礼部右侍郎，第二年又升为协理詹事府事，同年秋又擢任礼部左待郎。
天启四年（1624年）春，董其昌返回京城任职。
然而，就在同年七月，叶向高的家宅遭到魏忠贤指使的一群宦官的强行搜抄。叶向高愤然辞官，致使东林党蒙受了致命的打击，东林党也在魏忠贤日益膨胀的权势面前节节失利。而魏忠贤此时也已完全左右了年轻的熹宗皇帝，并且巧妙地与那些不为东林党所容的朝官结成了联盟。十月，东林派遭到大规模的罢黜，其中包括东林派的显要人物、董其昌的好友赵南星和高攀龙。后来，这种驱逐演化为全面的清除。东林党人遭遇的不仅仅是罢官免职，而且常常是贬谪、流放、监禁、拷打、处死。
眼见党祸惨烈、友人遭殃，董其昌在惊恐忧惧中，只好想尽办法讨好魏忠贤。由于魏忠贤很喜欢董其昌的字画，董其昌便投其所好。在董其昌的同乡章有谟著的《景船斋杂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当魏盛时，尝延元宰书画……魏每日设宴，元宰书楹联三、额二、画三桢……魏喜甚。”这样，董其昌利用自己的书画才能，赢得了魏忠贤的好感，他不仅没有被罢黜免职，还在天启五年（1625年）一月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
在古代礼部尚书称“大宗伯”，此后也有人尊称董其昌为“董宗伯”。他自己也有一方刻着“宗伯学士”的印章。
南京是明王朝的旧都，迁都北京后，正式官员皆任在北京。董其昌拜南京礼部尚书，也只是官阶上的一种荣誉，并不掌握实权。在党祸酷烈、纷争不已的政治形势下，躲过一劫的董其昌唯恐再被牵连，第二年即请告归。
他寄兴笔墨与山水之间，往来于无锡、苏州、嘉兴、金坛、杭州、南通、丹阳等地，与陈继儒、沈士充、王时敏等鉴赏、品评书法绘画。这其间，董其昌也着手编辑他以前的诗文成《容台集》，意即“礼部尚书全集”。
陈继儒在文集的序中对古稀之年的董其昌作了这样的描述：“公七十有五，至今手不释卷，灯下能读蝇头书，写蝇头字。”可见此时董其昌沉浸书画、心无旁骛的恬淡心境。
天启七年（1627年）末，熹宗皇帝驾崩，思宗朱由检即位，魏忠贤自缢身亡。被阉党清除的东林党人渐返朝廷。崇祯四年（1631年），77岁的董其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召回京，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这是他个人政治生涯的巅峰。
崇祯六年（1633年），董其昌在内阁中的两位朋友周延儒、郑以伟先后被迫弃官和死于任上，他的政治处境再次陷入困窘和艰难之中。年届79岁的他，患有各种老年性疾病，对于擢升已很淡泊。崇祯七年（1634年）夏，在董其昌再三上书乞休下，皇帝准他辞官返乡，诏赐为太子太保。
在彻底结束仕途生涯之后，董其昌回到松江，居于卢鸿草堂，以著书教孙度日。董其昌于崇祯九年八月病逝。翌年六月，思宗朝廷予董其昌祭葬之荣，并赠太子太傅。葬于吴县震泽香山渔洋湾。在董其昌逝后第九年，南京明福王政权予董其昌谧号“文敏”。
（二）董其昌的书画艺术成就
董其昌淹通哲学、诗文、书法和绘画，其才艺超越了一般的书画家，卓然鹤立于当时的文苑艺坛。对于董其昌的书画成就，《明史》这样记载：“初，华亭自沈度、沈集以后，南安知府张弼，詹事陆深、布政莫如忠及子是龙皆以善书称。其昌后出，超越诸家。始以宋米芾为宗。后自成一家，名闻外国。其画集宋元诸家之长，行以己意，潇洒生动，非人力所能及也。四方金石之刻，得其制作手书，以为二绝。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这是说董其昌书画在当时的影响力。
17岁那年，董其昌参加松江府学考试，知府衷贞吉认为他的书法不好，取为第二名。这是个教训，也是个契机。董其昌从此发愤研习书法而步入艺术之途。
他开始发愤临池学书，起初从颜真卿《多宝塔碑》入手，后又改学虞世南，随着临池的深入，他渐渐感觉到唐书之循法不如魏晋之尚韵，从而上追钟繇、王羲之。由于年轻气盛，学了三年，自己以为与古人很接近，甚至有些瞧不起当时的名家文征明和祝允明了—“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征仲、祝希哲置之眼角”。
后来，他接触到了大量的古代真迹，这才意识到，自己学的只是表面的形似。在京任职期间，他得以观赏宋人及晋人的真迹，如米芾小楷跋《西园雅集图》《天马赋》《破羌帖》以及韩宗伯所藏《曹娥碑真迹绢本》《十三行帖》和《黄庭经》等名帖珍品，他自己叙述说，又用了二十年学宋人，才领会了用笔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