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登上江轮，再是火车，又是汽车。在罐头盒般的车体里压缩了12个小时，他像是吐一口痰被吐在了一个名叫胡集的小站。一个沙着嗓子、黧黑、枯瘦的小妇人走上前来，领着他走过一片又一片了无生气、薯叶摇瑟的荒土岗。他难以置信这竟是先他而来的姐姐。进村后姐姐“嚓”地划着一根火柴，一朵颤抖的小火苗默默地告诉了他一切：裂着缝的泥墙，片片剥落的棚顶，遮着塑料布的窗户，得屈成个虾腰才进得去的矮门……不知怎的，那小火苗突然在他眼里变成了一个星星火炬，对了，那是在上海市少年宫，他和姐姐学跳芭蕾。纱裙。大蝴蝶结。清亮的眸子，宛如一枝带雨的梨花。腾挪的双腿，好似檐下剪春的紫燕。轻盈摆动的两臂，恰如湖风徐来时荷花那舒展的杏黄色花蕊……他几乎失声叫道：姐姐，姐姐，这才是我亲爱的姐姐啊！姐姐端上了一盘馍，这是房东大爷大妈特为他的到来而做的，掺着麸子和秕糠，粗糙得像是沙子捏成的，他咽不下去。他注意到姐姐拿馍的右臂上露出的一道道伤疤。此时，他还不明白童年与自己耳鬓厮磨的姐姐，现在怎么能几乎毫无怨尤地接受这块土地的贫瘠与荒蛮，正像眼前她在默默地口因下那发黑的粗馍……
后来他回到上海，在工厂找到了工作。尽管天不亮他就得离家，因为去厂里有十余里路的奔波；尽管上班8个小时他得象根木桩似的站在打浆池边，灰尘涌进鼻子，涌进耳朵，涌进每一个毛孔，下班时一个人就像是刚从灰堆里爬出来似的；可只要回到家，一洗完澡，他就要走去西墙下的钢琴边，发疯似的练着琴，五指犹如水浪般永不疲倦地波动着。眼神，形形色色的眼神：阴郁，痴醉，嫉愤，迷茫，憧憬……在琴键上雨点般抛撒着，弧光般跳跃着，舟筏般起伏着。这里有令人窘悚的发泄，也有一往情深的寄托，还有精卫填海似的追求。几年之内，他攻下了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古典大师众多的作品。从1968年到1978年，他报考文艺团体20多次，总政、长影、南京部队、广州部队……几乎每一次，考官们都惊讶得像是从千年墓穴里挖出了一颗还能绽蕾吐香的古莲子般兴奋；然而每一次，他那刚刚萌生几许毛茸茸绿意的希望，又被一阵暴风雨给劈头盖脑地摧残了！
魔鬼追逐过他。魔鬼也塑造了他。他不再那么容易冲动了，他终于明白了生活将一个扎大蝴蝶结、跳芭蕾的少女变成一个黧黑、枯瘦的少妇的严酷力量。他取了这严酷，用一块牛皮将自己血口拉碴的心给结结实实包裹了起来。以至于1978年，现在他所在的音乐学院来上海招生，在400多名考生里最后录取了5名之时，他竟然不去看榜。
“有你呀，孩子……”他母亲泪眼滢滢，喃喃道。
上帝青睐了他。
由于他学音乐的条件得天独厚，4岁便学钢琴，接触的音乐文献比任何同学都要多，一进校他就是高才生。奏鸣套曲繁复的结构，对别人好似北京迷宫般的大小胡同，对他则似在金秋十月的长安街上潇洒、恬适地散步。他手里像攥了一大把五颜六色的丝线，历史与命运在他的心灵上曾有过怎样的沉思和躁动，他就能据此织出怎样的音符和色调……他是学院里名冠京华的四大才子之一，其他三位渐渐又调了一拨，而他的才华与成就则始终被牢牢铆住。
他的取材于琴曲《广陵散》的大提琴曲《中国之诗》，别致新颖，“像是于嵇康式的洒脱之中揉进了黄河流域百姓那含而不露的机智”。这只曲子获著名俄罗斯作曲家亚历山大·齐尔品之遗孀主办的东方弦乐比赛大提琴作品一等奖。
1982年，香港交响乐团和唱片公司向国内征集作品，讲定由日本著名小提琴家西崎重子演奏。他拿出了《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在灵魂的大痛苦、大不安之后，他已经能相当平静甚至面带微笑地俯视1956年至1976年中国的大地。因此这协奏曲里溢透一种俯视苦难、超拔苦难的高贵气息，令人颤栗，又令人沉迷；令人凄婉，又令人向往……接受过世界上多少著名作曲家作品的西崎重子，这回接过他的作品时，诚实地、不无遗憾地说道：“要演奏它太难了……”
1984年，他代表中国作曲家参加在悉尼举行的亚太地区音乐节，他的《西江月——为小型乐队及打击乐而作》由新西兰国家交响乐队首演。总谱的扉页上，他写下了这样一句提示：“人的内心与宏观世界的交流及生活中的诗意。”曲终，日本著名作曲家服部公一第一个跑到他的身边，称赞道：“你的音乐很充实，有坚实感，发自内心。我很惊讶，我第一次听到中国有这种作品。”来自台湾的众多作曲家们，一改对大陆代表团的冷漠态度，首席代表许常惠先生走过来热情地说：“想不到你们派了这么年轻的作曲家来开会，由此看出你们那边情况很好。”另一位代表告诉他：“听了你的作品，我对大陆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他用这宏扬于世界乐坛的音符在人们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1985年12月11日，他的作品音乐会在北京举行。他推出了一部最新作品《地平线》，这是一部包含管弦乐队与人声的单乐章交响作品，由中央乐团交响乐队演奏，黎信昌、胡晓平担任人声演唱。这是他创作风格的一次重大突破，即使是不懂交响乐的人，也能感到它那扑面而来的宏大、洒脱的气势，豁达、明朗的情愫。听过这部作品的女作家戴晴做过这样的描述：耳朵里“触到的一切皆是生命：黎明前的暗夜，暗夜下静谧的原野，原野的野蛮和她蕴含的生机，第一片颤抖的曙色，曙色漫上天际时大地的骚动……大鹏来了，来自遥远的天际，象征了世间万物不可亵渎的自由与高贵。接着是天地间的苏醒，出现了亲切的劳动的节奏。一片澄明之中，太阳磅礴而出。草木繁盛，五谷丰登，田野山河如美丽的新娘……”一向苛求于他专业与做人的父亲，这次来信评价道：“《地平线》是你开始真正成熟的标志。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压抑的心情，小我的牵挂，在这部作品中完全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宏观的构思，豪迈的气势与哲理性的思考……”
上帝青睐了他。不，上帝就在他心里。
他相当自信，且又坦率，坦率到咄咄逼人。他告诉我们：“音乐不像文学、绘画，现在文学界、美术界新人还是挺多的，在作曲这个领域，我敢说再过20年，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出类拔萃的人才超过我们几个。我们学院是中国音乐界的最高学府了，可从一年级至五年级我接触下来，要出特别出类拔萃的人才很难。我深信，我就是出去10年、20年，回来之后，我的光芒还是不会减弱……”
他拥有上帝。但在中国，在相当一部分人眼里，要服膺于某个专门领域里的“上帝”，比服膺于权势的“上帝”、金钱的“上帝”要难得多。他拥有上帝，上帝却无法保证他享有天国般的宁静……
在他的那次作品音乐会上，一位音乐界的知名人士上台讲了话。讲话非常吝啬：“我们希望支持我们的青年作曲者……”吝啬到就是不肯吐出一个“青年作曲家”来。音乐会结束时，中国新闻社的一位记者采访此公：“今天，学院的四大才子的最后一个都开完了音乐会，请问您有什么感想？”答曰：“什么四大才子？我不知道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很俗的说法……”记者为之愕然。
去年评定职称，他的专业成就有声有色地摆在那里。论教学，他教的是作曲系的主课，是作曲系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本科毕业生教本科的人。他教的学生，在去年全国音乐创作比赛中获得第一名，正式参赛的作品便有88首，一等奖仅有两名……结果，别说破格提拔，他连讲师也没评上。在四川音乐学院，一位影响尚不及他的青年教师，今年评了副教授；而他，今年第一批名单里仍没有，直到临放暑假前，他和另一位才子，才勉勉强强地评了个讲师……
整个3层楼，22户人家，七八十口人，共用一个水房，一个卫生间。幽暗的楼道则变成了一通到底的厨房与垃圾箱。在这里，他享有一间朝北的小屋，光线暗得白天都得开灯，窗下又是一个幼儿园。白天楼道里静悄悄的，可孩子们的唱歌声、游戏声、做广播操什么的，拉锯似的在脑幕上来回扯着，甭说工作，就是睡觉也不安宁。好容易窗下静悄悄了，楼道里又煎炒烹炸，吆五喝六声蝉雨般大作……作曲时，他的全副身心都必须沉浸在茫茫无际的音律世界之中，那份严谨，那份纤细，连一池碧水边的纤纤春草的拂动都能感应，连少男少女们心灵里的第一次神秘的颤栗都能捕捉，他容不得半点杂音去冲撞脑海里那正渐渐明晰起来的音符，去惊飞耳朵边那正渐渐嘹亮起来的韵律。他只好在晚上9、10点钟后才开始工作，常常干到凌晨2、3点钟。他今年5月才新婚的妻子，是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这几年演了不少电影、电视剧，北京也有单位愿调地来当影视演员，可她不愿来，她觉得当话剧演员才能出真功夫。常年在外面拍戏，来一趟北京不容易，每一趟来她都想多住些日子，“久别胜似新婚”，何况又是新婚后的久别！可每一次来见他都是如此——白天莫名地烦躁，夜里如痴地作曲，她不得不住上个3、5天便提前离去。她钟爱自己的事业，因此也理解丈夫的事业。
他去找管房子的部门，要求调换一间朝南的房子。“你房子不错嘛，一个人一间，又不用上班，在家里呆着，这不挺好吗？”那口气，仿佛他在家里呆着不是作曲，而是和孩子一样只是在纸上画着一串串蝌蚪玩……“我那间房光线太暗，老开灯，我的眼睛受不了。再说楼下也太吵，白天根本无法创作。”一句话把他撞上了南墙：“你创作和我有什么关系？该给你什么房子，就给你什么房子！”一位在刚盖好的教授楼里拥有两套房的管行政的负责人，讲得更叫绝：“就这么个条件，爱呆就呆，不呆就走人。你要走我们学院不会留……”《人民日报》的记者采访过他，《亚洲周刊》的记者采访过他，日本驻华使馆的官员拜访过他。他们发现向海内外奉献上一座神圣瑰丽的音乐殿堂的人，竟住在这样一个不见一点神圣瑰丽气息的角落，无不感到震惊！这倒使他悟出自己住得太差多少还影响了国家的脸面，中国不是一个很讲面子的国家吗？有段年月百姓们穷得都快揭不开锅了，可国宴上总是美酒如水，奇珍似林；国家折腾得经济都要崩溃了，广播里却总是“莺歌燕舞，流水潺潺”……他又找去了，口气颇是强硬：“你们再不给我调房子，我就要请一批中外记者来参观我的住房。”岂料口气再硬，也硬不过权柄，“你找中外记者没用，你还得找我！”权柄的力量充分显示了！到我们采访他时，他住的仍是那间黑昏昏的小屋。
在别人眼里，他早成了“万元户”。这几年，约他写作品的纷至沓来，电影、电视剧、舞蹈、舞剧，仅电影乐曲，他就写了6部，还有各种国内外音乐团体约他写的作品。但很少有人知道，当今百物皆比50年代涨了几番，稿费却比50年代还低，尤其是作曲的稿费。而且，越严肃、越凝重、越耗去心血的，越是贬值；越轻松、越肤浅、越搔首弄姿的，越是走俏。某些明星们晚会上唱上几支歌子，就能弄个千儿八百的；他跟着摄制组跋山涉水下生活，回来又心力交瘁投进去几个月，一部电影乐曲的稿费不过400元。中日合作创作、演出的大型舞剧《浩浩荡荡，一衣带水》，其音乐是由他和日本现代音乐协会主席共同完成的。他承担2/3，中方付给的稿费是300元；那位主席承担1/3，日方付给的稿费是1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6000元……
照理，作曲得有钢琴，他却买不起一架钢琴，现在，好点的钢琴要6000元。为了用一下钢琴，他不得不从靠后墙的宿舍跑去靠学院大门的一幢十几层大楼里，这一来一回，一上一下，常常跑路的时间甚于弹琴的工夫。为了省时间，现在他给逼出来了，不用钢琴，提笔便能进入一个想象中的音律境界，一串串写上五线谱的音符，好似龙头一开自来水哗哗流淌。有的东西他倒买得起，比如一张像样的书桌，房间却狭窄得摆不下，他只好用一张小圆桌，吃饭在上面，作曲也在上面。再有生活必需的煤气，他更买得起，可要配给，他还不够配给的资格，于是有时用电炉烧壶开水，冲方便面吃，有时厚起脸皮“借”邻居的煤气灶使；更多的时候因为生活规律和一般人颠倒了个儿，食堂吃不上，他就上街去吃，大店、小店，见什么吃什么，随便吃，乱吃。在1984年去参加亚太地区音乐节之前，他竞闹出了一场急性肝炎……
他害怕与人打交道，昔日，是因为他和他家庭的命运都如同一块端在别人手里的豆腐，摔下来说碎就碎了。现在，他害怕与人打交道，倒不是因为命运仍掌握在别人手里，而是因为有些与自己打交道的人，常常长有一副橡皮面孔，你就是什么事不干，全副心力都铸成一个夯，砸了上去，上面也难见一个坑；你就是生雷霆之怒，它隔音性能极好，还能反弹回来，让你大伤了自己的脾胃……可是，为着自己的事业能得到起码公正的对待和具有起码的物质条件，他又不得不与这类人打交道。
有次看美国话剧《小镇风情》，里面有句台词“刚结婚，刷一下，就70了……”一说出来，坐在他身边的美国驻华大使夫人包柏漪笑了，许是她觉得这台词挺逗的；他也笑了，笑声里却不无几分苦涩。是的，人的一生太短暂了，自己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与形形色色的官僚们耗下去，陪进去的是自己的时间与精力，受百般牵扯的，是自己如日中升的事业。官僚们却不会有什么损失，能吃的，皮带上绝不会为此缩下去一个眼儿；会打鼾的，做梦时也不会因此而少打一串呼噜……
在国度之外，中国的官僚们是很难生存的。他因而想到了出国。
他去年就可以出国。著名的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来函通知他：鉴于他的成就，愿提供一笔奖学金供他来学院深造。到了开学的日子，他没有去，该院又来函通知他：考虑到他的才华与造诣，那笔奖学金将为他保留到明年。这在美国是特殊的，对沙特阿拉伯、南朝鲜、台湾等地区来的留学生绝不会这样做。美国人颇了解中国，知道在中国一个人经济状况的好坏不一定与才能的大小、成就的高低成正比，伊斯曼音乐学院不愿意因为经济的拮据而使他丧失成为该院学生的机会。可惜该院不在中国，若在国内，记者们一定会趋之若鹜，奉为重视人才、吸引人才的典型了……
他一直犹豫着，磨蹭着。
自己用得着匆匆忙忙出国吗？有人看他不舒服，可毕竟是他而不是别人从国际乐坛上捧了奖回来；有人不承认他是青年作曲家，可海内外各方面委约他写作品的越来越多。今年9月、11月，日本要上演他的《三迭》和一部钢琴曲；明年1月，他要为香港写部舞剧；6月，他要去芬兰参加一个音乐会的首演式，首演式上将演奏他的作品……如果把为电影作曲视作扩大名气的最佳途径，他一下便能同时接过三四部电影。长影厂、八一厂、青年厂、潇湘厂、芭蕾舞团……从领导到下面具体的办事人员，对他都挺尊重，他也工作得十分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