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露“拾花”
【黎笙】（李富生）
我是1962年秋考入华师中文系的，在昙华林就读三年后随着文史两系迁址到桂子山的大学本部，搬迁初时的欣然，不久便代之以一缕怀旧、怀念昙华林的难言的怅然。桂子山上固然有秋日寻桂的乐趣，然而期待着百年难遇、瞬间绽放又即刻凋落的昙花确乎更加撩人。
拾花者拾的是哪一种、哪一朵花呢？昙花吗？它的过眼烟云般地绽放好像也象征着拾花社的命运。
“拾花”社是六一级几位学兄创办的。我迟来一年，似乎错过了它最繁盛的花期。在我眼里学兄们好像早已谙熟办报之道，很老练——老练便有一种成竹在胸的平淡，比如主笔杨昌庆随意一句：“下星期再出一期吧”，其他成员便先后点点头，分头准备去了，或临时赶稿或找出现成的文章，凑齐了一期便适时推出了。从筹稿到誊写到贴上食堂门口的墙上，一路行云流水般顺利“出版”，都令我暗自惊讶，没有我想像中的大张旗鼓、摩拳擦掌，略感失望的同时又暗生敬佩。
至今想来“拾花”社的文章还是有些讲究的。杨昌庆文如其人，清新中不乏细腻，把心中的感触如蚕儿吐丝一般徐徐述来，那种绵长兼具着丝的某种光感便不时闪现。这是我当时的感觉。佘斯大则以平仄合度的旧体诗见长，时而吟哦时而高歌，把“拾花”的传统文学的功底尽数显现。加之他的娟秀小楷一番书写，又加之篆刻之功，常有一方红印跃然于刊首，使“拾花”每到出刊便有围观景象，观者从食堂出来，端着碗边吃大麦粑，边看浆糊未干的“拾花”墙报边议论，不能不说是令人心头一热的盛况。不能漏说以“梅影”为笔名的冯锡锳，他专攻新诗，诗风印证着笔名——果然如一缕浮动的暗香，诉说着“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情愫。他爱弹三弦，把这种颇有几分刚性的民间乐器弹得柔情似水。相比“梅影”，以徐臻为笔名的徐志祥就刚性多了，他操起比三弦更雄性的鼓，那是说他的诗“送你一面非洲鼓”，已刊载于湖北日报副刊上。还有，他的姓名与徐志摩仅差一字，或许平添了一份跃上诗坛的动力和自信。眼镜片后面一双圆睁的眼睛时而得意时而愤慨，好像都在表现他的底气。拾花社中坚分子刘继馥地位特殊得不可思议，既在核心又不时自处边沿或者以局外人自居拿“拾花”社的文章、诗等“开涮”。他很少动笔然而“点子”多，颇能开启思路，此类人当今被称为“策划”，属智囊人物，当年无此称谓，那是谈“策划”而色变的年代，“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毛泽东以此名句指斥当年的“右派”分子。继馥兄开“悟”最早，在校方三令五申禁止谈恋爱时，他敢于公开地示威一般地宣布其暗恋谁，经常在寝室门口的青石板铺就的走廊上拦住去厕所的我，以极大分贝的低语说“今天第三次看到某某女生了，嘿嘿嘿！”寝室里所有竖起的耳朵都听清了每个字，奇怪的是竟无人能制止这位自由主义战士的言谈。从某种意义上说继馥兄是双重地“拾花”，文学上和爱情上。无独有偶，昌庆兄也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他恋上了同班女同学吴尚白，一个眉眼端正、一看就将会“相夫教子”的传统女性。“闷鸡子啄白米”的昌庆，比继馥更“狡猾”，或仅仅是性格内敛不事声张使然，他长期在校外约会未被发现，也许偶有发现而未被深究。记得昌庆兄每次约会回来脸上便写满了矜持和小小的得意。不像继馥兄风雨大作却没湿一点地皮。
以上介绍了“拾花”社的基本成员，我也忝列其中，只是敲边鼓的时候居多，跟着起劲跟着忙活但没有写出过有份量的文章，在他们眼里恐怕我充其量是个“票友”。在昙华林我沉溺于鲁迅的杂文，走不出他那座典故林立、无处不冷嘲热讽的幽暗的迷宫。有时试着写写散文，不料写着写着便冒出了讥讽的尖角，将抒情的文字拱翻，便喟叹一声作罢。好在还有个中文系戏剧队向我招手，我将一半精力投在了舞台上。记得一年级时演出鲁迅先生的“过客”，我扮演过客，同年级的周家宝将头发盘成两个向上翘的“小丫辫”演“小女孩”，剧中的老者由60级的一位同学饰演，他的模样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可惜名字忘记了。演出挺成功，得力于鲁迅的文本和鲁迅研究专家陈安湖老师的场外指导。我那时瘦得出奇，恰合没吃没喝的跋涉者的角色要求，在拾花社便受到毁誉参半的评价，称呼我有时就不叫李富生而是戏谑性的“过客”。“伙计，莫看你瘦，是个瘦巴精子，还演了主角咧！”刘继馥嘻开蓄着细细唇髭的嘴，唇红齿白地嘲笑我。杨昌庆出面打圆场：“还不错、演得不错嘛！”他说话虽略带口吃，却让我心生感激。
1962年12月31日是我最难忘的日子，在昙华林第一次迎接元旦。白天依然如平时一样上课下课，钟声照常按点响起，当当当，音量宏大而尾音悠长的古老钟声从长方形的旧红砖的高楼飞起，鼓着宽阔如鹰的双翅，盘旋着历久不下。谁都巴望着时间快点过去，钟声尽早敲出钟楼背后的晚霞，而后镀亮武昌城的万家灯火。手握长绳的敲钟女莫非在磨洋工？谁都知道她虽已中年却身手敏捷，尤其在舞场上大大方方地邀请男生共舞，踏着“喜洋洋”或“金蛇狂舞”等曲子的节拍如风地旋转，但今天怎么啦，不紧不慢地拽着那根粗似手指的钟绳，好像在打瞌睡，慢悠悠慢悠悠……终于夜色降临，我和湖艺美术系的万学道一起，踏着各班级张灯结彩、充盈着欢声笑语的元旦晚会的灯影，兴冲冲赶往他们的公共画室。今夜将要推出庆祝63年元旦的“拾花”特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稿子早已凑齐，“凑齐”二字不对，是精心准备严格挑选，谁都拿起了真刀真枪，暗中较劲，既在“拾花”社内较劲又同别的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同人刊物较劲，颇有打擂台的火药味儿。记得昌庆为“拾花”在关键时刻能一枝独秀还专门邀约了外稿，被邀对象名金宏达，就读于北师大中文系。宏达兄中学是在武昌湖北省实验中学读的，与昌庆同在试验性的文科班，我则在低他俩一届的文科班；该校共试办了两届文科班便中止了分科试验，因此我们的校友之谊亦带点孤绝的惺惺相惜的意味。我考取华师中文系后便是经由宏达介绍认识了高我一届的昌庆，由此又有机缘参与了“拾花”社的文学活动。中学毕业后一直与昌庆保持通信联系的宏达应约寄来了一组新诗，记得写的是北师大校园里的白杨树，在既高又挺拔的排列成行的树荫下漫步，感受到一种旷远的意境。我挺喜欢这首诗，它没有对那些名诗人的模仿，作者倾听的是自己的内心。这首约稿诗理所当然地占据了“拾花”元旦特刊的显著位置。“显著”好像是宏达的惯有特权，他初中时候在武汉晚报连续发表国际杂谈，名满校园；文革伊始尚在北师大读书的他又以“时汉人”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逆反文章，为已成为大批判对象的吴晗辩护，引火烧身地遭到由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的全国性声讨。文革结束后恢复招考研究生制度，他又成为陈安湖老师门下的硕士生，专攻鲁迅。这么一番经历，宏达亦属华师中文系校友，论资排辈该屈尊为“学弟”了。
包括金宏达的诗在内的所有入选稿件，无论诗文，统交佘斯大一并誊写，他便埋下头握七寸之管扒在写字桌上挥起毫来，工整得犹如印刷品的小楷列队而出，让人禁不住啧啧赞叹。
排版照例体现“拾花”的一贯风格，即依当年《光明日报》的疏朗有致、眉目清晰的版式，宁可字数偏少以免造成版面黑压压一片的拥塞之弊。
锦上添花的是刊头该有一幅好画，要专业，要美，要一眼之下就引人入胜，非一睹为快不可。
恁高标准的刊图设计任务就交给湖艺美术系的万学道了。彼时湖艺美术系（现已改为湖北美术学院）亦在昙华林，相隔咫尺，出中文系院子东门穿过一条叫做云架桥的小路，即进入无院墙而林木蓊郁的湖艺美术系。那夜我便领命随万学道去赶制刊图。他掏出钥匙开门顺手拧开电灯，那一排长管日光灯便将公共画室照得雪亮。学道从抽屉里取出的刻图木板，既厚且重，我协助他涂上颜料再敷上宣纸，像推油印机似地两手按压着，缓缓地推那个带柄的圆滚筒，推到尽头须极小心地将宣纸徐徐揭开，这该是一幅曾在汉口荣宝斋见到过的水印木刻了。画面是一个盘腿而坐的小女孩在吹一支拈在手上的蒲公英。身旁放着一只带圆把的小竹篮和一柄弯弯的镰刀，她热爱劳动且对劳动将带给她美好的未来充满向往、憧憬，她的吹拂便心神俱往地撮起了嘴唇、鼓着腮，让轻若丝绒的蒲公英之花纷纷四散着飞向远方。这是一幅当年非常流行的木刻，题目好像就叫《蒲公英》，画家吴凡的名字我至今还记得。学道翻刻得惟妙惟肖、几可乱真。学道兄后改名万方，退休前任河北省委宣传部外宣局副局长。2001年我在石家庄见到他，话题又回到“拾花”，不胜感慨。
印了若干张，我俩便收拾好赶往中文系。早已翘首以盼的“拾花”社同人莫不兴奋异常。大家商议着选了一幅印制效果最好的做了刊图。余下的皆做贺年礼品，分赠给为“拾花”耕耘而付出心血的“园丁”们。每幅都有斯大临纸挥毫题写的贺词，我的那幅题的四个字为：“富荣生发。”把富生二字嵌了进去，好吉祥好美妙，历来人们说的俗不可耐的“富裕生活”——一边去吧。喜不自禁的我向斯大鞠了一躬，为了既吉又雅且言简意赅的这四个字！
好啦，这精美的元旦特刊该上墙了，——连夜贴到食堂斑驳的旧墙上。于是全体出动！刷浆糊的，举墙报往上贴的，指挥“往上一点、往下一点”的，好不热闹好不紧张。贴毕离去时还忍不住一步一回首。湿答答的浆湖粘得牢不牢？巴望明朝早早到来，“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不不，花重昙华林！
假如拾花时兴致勃勃，却拾到一株毒草，还高兴得起来么？还能勃勃焉嘻开嘴笑吗？
一步一回头地看着新出的“拾花”，巴望明朝尽早到来好收获同学们的好评、称赞，孰料那个“明朝”半年后（或稍长时间）来了，竟是霜风乍起吹得落红遍地，“拾花”被令停刊。
我不知内情，只是感觉一盆冷水兜头泼来，浑身被淋透冰冷异常。当时说不出话来愣在那里，“呆若木鸡”恐怕最能形容我的模样。
原来这股霜风起自北京，据说中宣部召开了一次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会议，阶级斗争的弦再度绷紧。“拾花”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大学泛滥的典型，进入中宣部严加看管的视野。妈的，被盯上了！刘继馥恨恨地说道。他是第一个向我传递坏消息的人，作为我们中间唯一的干部子弟，第一时间就得知了当时严格保密的会议精神。
杨昌庆无奈地摊开两只苍白的巴掌，“什么资产阶级、什么自由化，简直莫名其妙！”还想说些什么但一时接不上话来，便努出一个不屑的微笑。徐志祥言辞最为激烈，满脸涨红好像喝酒喝高了，一番慷慨陈词后突露坏笑，说老子才不怕咧！查三代，本人出身工人阶级，查唦查唦，个板妈养的！
“梅影”冯锡锳可能出身不如他过硬，无此强硬的表白，见到我只是远远地点点头又摇摇头勉强一笑，然后静悄悄地踅进寝室。他变得沉默，脚步更轻，在青石板上也不留声响。这个来自广东新会的有着诗质的青年，眼见文学之梦的幻灭，竭力隐忍着不让人发现他内心的某种碎裂。那段时期很少听到他弹心爱的三弦。
张国伟却抱紧了多弦的琵琶。张国伟亦是61级的，中文系举办的文艺晚会上常见他的琵琶独奏。对我来说，张国伟应该是中文系音乐专业的学生，他从不谈唐诗宋词，话题永远是音乐音乐……他硕大的脑袋总使我想起贝多芬，脾气却比暴躁的贝先生温和多了，圆鼻头上架着的深度近视眼镜一圈又一圈地缩小，像靶纸似地在十环那个圆心嵌着笑眯眯的小眼睛。不过在那个月色如幻的夜晚，他没有平时常见的笑容，邀我们去校园一隅的大樟树下听他弹琵琶。“十面埋伏”！在被批判的阴暗的日子里，此曲听来十分惊心。呼呼喝喝，急急惶惶，初而小心翼翼终是大祸临头，在绝望的奔突中杀声四起人仰马翻……国伟兄那夜手指套了金属指套，撞击众多的琴弦时其声便如裂帛一般。此后尽管听过各名家演奏“十面埋伏”（我1973年调武汉歌舞剧院搞创作，有机会接触各类版本的《十面埋伏》），唯独这次的演奏听来如陷铁桶、倍感孤绝无援。听者无语，默默起身依次同国伟握手，像一次诀别。本来就是哑嗓子的国伟嗓子更哑地干笑两声，听上去好不怆然！
后来，哪一年记不清了，偶而在汉口街头见到国伟兄，但见他两腋支着拐杖蹒跚而行，交谈中方知他在汉口一所普通中学教书，不幸在一次车祸中受伤，一条腿被锯。目送他艰难缓行的背影，我再次想起他弹奏“十面埋伏”的那个夜晚……谁能预知“十面埋伏”在何时何地会陷你于孤立无援呢？命运无常，一场政治风暴或一次疾病或一场车祸或……都可能带来难以逆料的人生困境以至于死亡……冯锡锳病故于几年前一场疾病，好像是闻之色变的癌症。我因20年前辞掉了电视台的工作，独自闯荡江湖，行踪难定，与友人的联系也就陆续断了……得知任教于湖北公安大学的锡锳兄病故的噩耗是两三年后在海洋那里。海洋兄退休前曾任《武汉晚报》常务副总编，消息自然比我灵通多了。
所幸其他几位“拾花”同仁还健康地活着，偶尔还能听到他们的消息。杨昌庆退休前曾任武汉理工大学宣传部长，与不问政治的大学生的他反差很大。其余几位均在大学任教，佘斯大在华师大，刘继馥、徐志祥则在以樱花闻名的武汉大学。
在自然灾害和人为原因共同造成的三年经济困难刚过时，极左思潮趁机卷土重来，黑云压城的低气压带来难耐的窒息感。
比“拾花”更受打压的是《碧桃》社的“生活的涟漪”。这是62级傅生文同学创作的长诗，记得此诗甫出，就受到围观，议论声四起，沸沸扬扬，有人叫好亦有人嗤之以鼻。说好的是指诗里显露出的才华，伤感低徊地抒写了初恋及其失败。说不好的也在同一点上——“灰暗的人生观”……被惊动的校方很快介入，并做出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劝其退学。犹如遭到雷击的傅生文小脸煞白、长发低垂，进出食堂经过刊载“生活的涟漪”的墙报时（那首诗保留了一段时期供批判）加快脚步，简直像逃命一般。而后他消失了，退学回到农村种田。文革后他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生班，与62级的周光庆、何念龙以及后来在央视“百家讲坛”走红全国的易中天成为同窗。记得易中天这位能言善辩之士一次接受电视台采访时特意谈到傅生文的不幸命运：他由于劳累过度——好几个孩子（老大刚成年还未工作，其余的都在读书：共三个或四个记不清了），老婆从事工资低微的体力劳动。家中所需的种种开支，指望的是他多讲课增加一点收入。傅生文终于累死，一天在课堂上突然晕倒，经送医院抢救不及……往事如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