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在“向党交心”之后，便开始“清算”了。实际上这场“交心”运动同1957年“反右”进程是一样的，也是一场“阳谋”，只不过是用在幼稚的学生身上未免有些残忍。
总之，顷刻间我成了众矢之的，受到毫不留情的批判，我自以为是根据所见所闻提出问题，却成了利用“向党交心”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丑化社会主义现实。等等。自我读书识字以来何曾见过这样阵势，我思绪纷乱无从分辩。其实我写的仅是表象皮毛，当时涌进武汉的河南灾民难以数计。后来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一篇谈饥荒的文章，曰：在1960年，仅河南信阳一地就饿死百余万人，甚至有人食人的现象。
当然，这是后话。我在当时必须接受批判，深刻检查。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这辈子最痛苦的时刻之一。因为不明白究竟错在哪里。不过，这场风暴总算过去了。校方也手下留情，没有在学生中“划右”。但是，后来得知，并未完全放过——过了数年，我在一所中学教书，“文革”爆发时，学校当局将一位喜欢提意见的青年教师打为“漏网大右派”，并公布了他的“十大罪状”，这些“罪状”完全是无中生有，无限上纲。也许是打抱不平，我认为这是一场政治陷害。这种愚不可及的行为当然引火上身，我成了“两家店”的成员，为了证明我的“反动”，还公布了我的“档案”（档案可以公布么？）。我惊奇地看到：我在读大学时就“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等等，我这才知道：当年“向党交心”的成果已进入“档案”，这辈子是永不离分了。至此，我也知道中国人的档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总算多了一点见识。
时至今日，经过拨乱反正，中国进入新的时期，庐山会议已遭否认，为民请命的彭大元帅早已平反昭雪，我档案中的大学“反党罪证”，只是一张废纸。留在那里，只说明我在那年月糊里糊涂说了一些真话。我也不怪当年的同窗，因为“交心”的闹剧并非是他们发明创造，他们只是奉命而为，不可能抗拒的。所以，现在偶然见面，也是“渡尽劫波，相逢一笑”罢了，不曾提及五十年前的旧事。不过，我觉得，知其内情者，如果勇敢地把“全过程”写出来，对研究上世纪60年代初大学教育和大学生活未尝没有好处。我也觉得，这也不能怪当时的系领导乃至校领导，当时全国都在“反右倾”，他们也只能紧跟形势，闻风而动。我后来听说，那时校一级领导中也揪出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上层的斗争也许更为残酷。
当年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可见“劳动”和“政治”同等重要。在我的记忆中，大学生活好像除了“政治”就是“劳动”。可以肯定的说，对中文系的劳动安排远比其它系多。因为其它系必须按部就班地学习，而中文系则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少读点唐诗宋词是无关大局的，何况封建主义的东西学多了反而有害处。于是乎劳动便多多益善。在我的记忆中，有两次劳动印象深刻：一次是在桂子山平山头搞基建，因为山上没有一棵树，烈日炎炎，无处可躲，我背上被晒起了一溜水泡；一次是打起背包，长途跋涉去修汉丹铁路。时间都是月余，而且劳动强度相当大。要知道那是在1960年，我们都在长身体但却吃不饱的时候。正因如此，班上出现了有人偷粮票、饭票的事件。被逮住了。开会批判帮助，这位犯错误的同学检讨时，我是很同情他的。顺便说一句，我高中的一位同学，而且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他进了另一所大学，也犯了这种错误，在受处分后精神失常了，退学后郁郁以终。回想起来，这都是令人痛心的事……说什么呢？今天的大学生们是幸福的，至少他们没有尝过饥饿的滋味。
在昙华林，我唯一的乐趣是读书。图书馆在一座山坡上，堡垒般的书库至今还在。那时一次可以借4本书，而且可以让学生进入书库自行挑选。那时读什么书尚无禁令，中文系和历史系的藏书混杂在一起，一排一排的，颇为丰富。所以在书库里选书是件非常快乐的事。加之我发现老师讲课不如他写的讲义详尽。于是我用月余时间看完所有的讲义，上课时我便进入书库读书了。我把我挑选的书籍放在一个角落里，坐在地板上一本一本地读。这是我这辈子读书最多的时候。
就这样，时间进入到1961年，这年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开始“反修”。记得好像是把“反修”和“科研”结合起来，要学生们批判一些有问题的文学作品，批“人性论”，批“人道主义”等等。每个人都要写“论文”。而在这个时候，我父亲因胃癌突然去世，家中遗留下年迈的祖母，没有文化的母亲，还有五个幼小的弟弟。我就只好办理退学手续，挑起家庭重担，走进一所更大的大学——社会大学。
走进昙华林时，我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单纯的18岁的高中学生；走出昙华林时，我是一个开始懂得“政治”、经受过劳动锻炼，有承受力的青年。
新的生活开始了。
如今，我已过古稀之年。离开学校后，经过一番升降沉浮，我成了一名专业作家，也算是为自己打了一个有喜剧色彩的句号。后来曾遇见华师的同学，他们笑曰：如若我不退学，留在华师，未必能成为作家的。
这话有些道理，离开昙华林，进入广阔无限的社会，也许有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有更多的挑战和机遇。
回首当年，我要说，在昙华林那样的地方，那样的“教育方针”，那样的政治氛围，很难培养出卓绝的人才，很难培养出“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
人入老境，我明白，在岁月的长河中，一个人的遭际、一个地方的变迁，均微不足道，但不管怎样，我在昙华林呆过两年，时间虽不长，它却存于我的记忆深处。我不清楚华师建校以来昙华林有多少届中文系，也许每一届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直至80年代，上层建筑无不打上“左”的深刻烙印，昙华林并非是不知魏晋的世外桃源，当然就不能幸免。我就不清楚1957年华师有多少老师和学生被打为“右派”，他们的命运如何。当然，今天回忆起昙华林，也会因人而异，有的觉得甜蜜，有的感到苦涩，有的认为当年莺歌燕舞，有的视作雨骤风狂——总之，地位不同，处境不同，遭遇不同，性格不同……对大学生活感受就不一样，这里不存在什么“立场”问题，都有其真实性和合理性，不必强求一律。我写的也只是我个人当年的经历和感受，目的是希望汲取教训，让今天的大学生们有宽松的学习环境，校园有亲密和谐的气氛。
我说过，昙华林像一个远去的梦，奇怪的是，它从未出现在我的梦中。我希望，我能在梦中走进绿树萦绕的昙华林，走上不高的山坡，走进堡垒般的书库，然后走向一个僻静的角落，在高高的书架下，地板上坐着一个头发蓬乱的青年，他正在专心读一本他挑选的书，他忘了周遭的一切，没有发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站在他的身边，以怜悯的目光注视着他。
（周翼南，1959年入中文系。武汉市文联作家书画院院长，国家一级作家）
脱胎记
【王一民】
说起“脱胎换骨”，如今六十岁开外的知识分子当会条件反射地想到“思想改造”。“脱胎换骨”与“思想改造”本各有所指，互不相干，但在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它们却既能互相替代，又可并列为一个整体，成为共和国一段历史的一个小小的标识。
就在那个年代，我，一个大学女生，本只算是个知识青年，却和同龄大学生一起，经历了建国以后知识分子无法逃避的思想改造、脱胎换骨运动，演绎了各各不同的脱胎故事。
我的故事源于我的出身、我的性格。故事的演进一路跌宕起伏，一路细雨微澜；故事的情节虚虚实实、枝枝蔓蔓，小提琴的欢快、大提琴的忧伤、打击乐的苍凉混杂其间；故事的结局既像喜剧的尾声，又像欧？亨利小说出人意料的结果，杂陈五味，一泻如倾。
一言以蔽之，我的故事还算有那么一点讲述的意义，是以记之，名之曰“脱胎记”。
还是按中国传统的讲故事的方式，从头说起吧。
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原是一名中学校长，50年代初，经他的老同学、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的张执一邀请，到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一生清高孤傲而又胆小拘谨且执拗非常的父亲，哪里适应机关工作呢？两年之后，便几番请辞，欲重返教坛。挽留不住，张执一只得不无惋惜地介绍父亲到中央民族学院分院（后改为中南民族学院）任教。
1957年春天，大鸣大放，热火朝天，花儿朵儿空气流水都蓬蓬勃勃，学院邀集了术有专攻的教师，召开“神仙会”，请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帮助党整风。会上各路“神仙”脸上写满了“神圣”和“责任”，滔滔不绝，畅所欲言。父亲欲言又止，止而欲言，终于不知是哪位菩萨保佑了他，最终走出会场时，他到底保持了一向的沉默寡言乃至一言未发。“右派分子”的帽子就这样与父亲绝缘了。
家里有如蒙大赦一般的喜气，我在华师一附中的高中生活也充满了阳光。武汉市中学生俄语演讲比赛，学校作文竞赛，写诗歌放卫星，都是我的舞台。母亲不无爱怜地说，真像一只快乐的陀螺。
高中同学引为经典的笑话，正是这一只快乐陀螺的一次演出。那是在郊区给农民表演，我们文科班的保留节目——舞蹈《花儿与少年》渐近表演高潮，一长溜“花儿”围着唯一的“少年”轻歌曼舞，我后面的一朵“花儿”突然发现前面的“花儿”无影无踪，像土行孙遁地了。怎么办？敬业的演员在敬业精神的驱动下继续敬业，继续演出；敬业的我因为多看了两眼扮演“少年”的李毅——其时他的右脚右手同时上举，格外别扭——忘了台上有洞咕咚一声直筒筒掉了下去。幸亏台下垫了厚厚的稻草，我毫发未损，连身上的尘土都不及拍落，又爬上了后台麻利地溜到前台，躲过了观众的视线，归队再演。演出收获了一片喝彩，我的舞台历险也成为众同学记忆里永远的快乐。
1961年秋天，我这个出身于知识分子——非劳动人民家庭的高中毕业生，运气还不错，考上了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这里的“运气”主要指家庭出身——又和我的父亲当了一次“神仙”而没有由“神仙”变身而堕入“右派分子”的泥潭有关。知识分子虽非劳动人民（当时政策如此界定），其子女尚具备报考大学的资格。我的几个理科班的同学，因为亲属是国民党高级军官或家里有“杀、关、管”的对象，参加高考的资格都被取消了。
倍感幸运，我沐浴着黄澄澄的秋日阳光，踩着《拉德茨基进行曲》的节拍，迈进了华师中文、历史两系的所在地昙华林。
我用我年青的目光环视这蕴含着一抹宗教色彩的圣地，但见佛光普照，楼阁皆染，连片成林的香樟、银杏似乎都撑起了一树树炫目的金枝玉叶，辉耀着昙华的精魂，播散着桂子的浓香。
善哉昙华林；美哉昙华林！你将用你托举的文学殿堂，让我和我的同学修行致远……当“三年困难时期”成为一个象征性的符号渐行渐远，当昙华林的钟声与福音交叠，每日穿越芸窗飞入高天流云，文华楼环列的教室里，老师们用学识和人品交融的艺术魅力，开发了学生的潜能与智慧。虽然我们肚腹依然清贫，学业却都有收获，精神相对富足。课外，则不但可以畅游于书海，还有诗歌朗诵、周末舞会、文艺会演、话剧演出，更有墙报板报，使我们的文学之梦浸润着青春的嫩绿。
尤其难忘的是话剧演出。于我而言，话剧演出，既是课外作业，又是对生活和艺术的进一步感悟。小小的舞台浓缩了人生的多种精华，引发了我灵魂的阵阵悸动。61级的文艺晚会上，我班演出《雷雨》片断，我扮演繁漪。在通过表演诠释曹禺笔下这一性格被扭曲的女子的幽怨愤懑时，从繁漪的视角审视周朴园的家庭伦理悲剧，我几乎被诡异的宿命所窒息。当舞台的大幕徐徐合上，昙华林的钟声缓缓响起，“涅槃”、“轮回”、“脱胎换骨”，竟令我肃然，悚然，一种深达魂魄的震撼久久不能平息。
不久，60级李昆麟从京剧《西厢记》里撷取一个唱段，很有创意地编排了京剧表演唱《红娘群》。一群红娘咿咿呀呀唱着“日初出，春薄寒”，袅袅婷婷，活泼调皮而又妩媚俏丽，我也混迹于其中。一天晚上，去武昌区委礼堂演出，卸妆后的红娘一人一碗漂着油星和葱花的萝卜汤。冬夜刺骨的寒风裹挟着萝卜汤的香气扑鼻而入，让我们只熟悉清汤寡水的每一粒味蕾都得到了顶级享受，感知了具体幸福。
昙华林文学殿堂的阵阵清风就这样推着我们青春的脚步一路前行。我的心灵一如清澈的溪流，洁净、恬淡，我满足于我的凡胎凡骨，我的简单、平常，非常满足。所谓的超凡胎而得圣胎、换凡骨而为仙骨的追求，只属于那些渴盼长生不老的帝王将相。
假如不是反修防修的号角吹响，我们后续的昙华林之旅将会与我们这第一、二学年（1961－1963年秋）的经历类似，生活既如蓝天下碧绿的湖水，清风阵阵，涟漪微微，又宛若交响曲中的行板，如诗如画，色彩斑斓。
“假如”二字终究定格，它没有成为学子希望的现实。1963年9月，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吹响了反修防修、改造思想的号角，昙华林的钟声里平添了一种肃穆。
同学们纷纷结成了“一帮一”、“一对红”小组，交心谈心表决心，课余，楼前厅后坡上树下，三三两两谈话不止。不知为何，我竟超然于外，没有行动。
班长找我谈话了，以谈心的形式（后来才知道，这正是我“脱胎换骨”的序曲）。
班长时断时续地说，我虚怀若谷地听。
长达四十分钟的谈心，和风细雨，听起来语重心长，归纳为两点：其一，独来独往，孤芳自赏，人称“骄傲的公主”，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其二，写札记丑化欧阳德威老师，是资产阶级思想作祟，属修正主义思潮的苗头。
反复检查的结果，是没有“结果”，因为我认为所谓的“形而下”与“形而上”之间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独来独往不过是一种习惯，一种个性。习惯于前呼后拥的，大都是领导，是人物，他们身前身后必须有人服务有人护卫；热爱成群结队的，要么是性喜热闹，要么是永远需要互助或互动。而我，习惯于独来独往，当我独来独往的时候，没有任何干扰，心境格外淡泊悠远，最容易感受一种本真的人生境界。
在人眼里，这种独来独往也是一种傲慢，一种清高。“傲慢”固不可取，“清高”强调的则是一种人格力量和人格精神，有父母亲的潜移默化，我和哥哥弟弟从小就注重“慎独”，有什么不对呢？
“孤芳自赏”于我来说，其实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大千世界，茫茫人海，我特别喜欢陆游，“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让我咀嚼出味外之味；我非常喜欢海涅，“海，蓝色的思维，奔流在我心里”，令我看到了境外之境。虽然时空相错，尽管语言有别，但心灵的对话是何等的畅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