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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雨丝风片(2)

果然,在“向党交心”之后,便开始“清算”了。实际上这场“交心”运动同1957年“反右”进程是一样的,也是一场“阳谋”,只不过是用在幼稚的学生身上未免有些残忍。

总之,顷刻间我成了众矢之的,受到毫不留情的批判,我自以为是根据所见所闻提出问题,却成了利用“向党交心”反对“大跃进”、反对“三面红旗”,丑化社会主义现实。等等。自我读书识字以来何曾见过这样阵势,我思绪纷乱无从分辩。其实我写的仅是表象皮毛,当时涌进武汉的河南灾民难以数计。后来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一篇谈饥荒的文章,曰:在1960年,仅河南信阳一地就饿死百余万人,甚至有人食人的现象。

当然,这是后话。我在当时必须接受批判,深刻检查。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这辈子最痛苦的时刻之一。因为不明白究竟错在哪里。不过,这场风暴总算过去了。校方也手下留情,没有在学生中“划右”。但是,后来得知,并未完全放过——过了数年,我在一所中学教书,“文革”爆发时,学校当局将一位喜欢提意见的青年教师打为“漏网大右派”,并公布了他的“十大罪状”,这些“罪状”完全是无中生有,无限上纲。也许是打抱不平,我认为这是一场政治陷害。这种愚不可及的行为当然引火上身,我成了“两家店”的成员,为了证明我的“反动”,还公布了我的“档案”(档案可以公布么?)。我惊奇地看到:我在读大学时就“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等等,我这才知道:当年“向党交心”的成果已进入“档案”,这辈子是永不离分了。至此,我也知道中国人的档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总算多了一点见识。

时至今日,经过拨乱反正,中国进入新的时期,庐山会议已遭否认,为民请命的彭大元帅早已平反昭雪,我档案中的大学“反党罪证”,只是一张废纸。留在那里,只说明我在那年月糊里糊涂说了一些真话。我也不怪当年的同窗,因为“交心”的闹剧并非是他们发明创造,他们只是奉命而为,不可能抗拒的。所以,现在偶然见面,也是“渡尽劫波,相逢一笑”罢了,不曾提及五十年前的旧事。不过,我觉得,知其内情者,如果勇敢地把“全过程”写出来,对研究上世纪60年代初大学教育和大学生活未尝没有好处。我也觉得,这也不能怪当时的系领导乃至校领导,当时全国都在“反右倾”,他们也只能紧跟形势,闻风而动。我后来听说,那时校一级领导中也揪出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上层的斗争也许更为残酷。

当年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可见“劳动”和“政治”同等重要。在我的记忆中,大学生活好像除了“政治”就是“劳动”。可以肯定的说,对中文系的劳动安排远比其它系多。因为其它系必须按部就班地学习,而中文系则具有很大的伸缩性,少读点唐诗宋词是无关大局的,何况封建主义的东西学多了反而有害处。于是乎劳动便多多益善。在我的记忆中,有两次劳动印象深刻:一次是在桂子山平山头搞基建,因为山上没有一棵树,烈日炎炎,无处可躲,我背上被晒起了一溜水泡;一次是打起背包,长途跋涉去修汉丹铁路。时间都是月余,而且劳动强度相当大。要知道那是在1960年,我们都在长身体但却吃不饱的时候。正因如此,班上出现了有人偷粮票、饭票的事件。被逮住了。开会批判帮助,这位犯错误的同学检讨时,我是很同情他的。顺便说一句,我高中的一位同学,而且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他进了另一所大学,也犯了这种错误,在受处分后精神失常了,退学后郁郁以终。回想起来,这都是令人痛心的事……说什么呢?今天的大学生们是幸福的,至少他们没有尝过饥饿的滋味。

在昙华林,我唯一的乐趣是读书。图书馆在一座山坡上,堡垒般的书库至今还在。那时一次可以借4本书,而且可以让学生进入书库自行挑选。那时读什么书尚无禁令,中文系和历史系的藏书混杂在一起,一排一排的,颇为丰富。所以在书库里选书是件非常快乐的事。加之我发现老师讲课不如他写的讲义详尽。于是我用月余时间看完所有的讲义,上课时我便进入书库读书了。我把我挑选的书籍放在一个角落里,坐在地板上一本一本地读。这是我这辈子读书最多的时候。

就这样,时间进入到1961年,这年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开始“反修”。记得好像是把“反修”和“科研”结合起来,要学生们批判一些有问题的文学作品,批“人性论”,批“人道主义”等等。每个人都要写“论文”。而在这个时候,我父亲因胃癌突然去世,家中遗留下年迈的祖母,没有文化的母亲,还有五个幼小的弟弟。我就只好办理退学手续,挑起家庭重担,走进一所更大的大学——社会大学。

走进昙华林时,我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单纯的18岁的高中学生;走出昙华林时,我是一个开始懂得“政治”、经受过劳动锻炼,有承受力的青年。

新的生活开始了。

如今,我已过古稀之年。离开学校后,经过一番升降沉浮,我成了一名专业作家,也算是为自己打了一个有喜剧色彩的句号。后来曾遇见华师的同学,他们笑曰:如若我不退学,留在华师,未必能成为作家的。

这话有些道理,离开昙华林,进入广阔无限的社会,也许有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有更多的挑战和机遇。

回首当年,我要说,在昙华林那样的地方,那样的“教育方针”,那样的政治氛围,很难培养出卓绝的人才,很难培养出“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

人入老境,我明白,在岁月的长河中,一个人的遭际、一个地方的变迁,均微不足道,但不管怎样,我在昙华林呆过两年,时间虽不长,它却存于我的记忆深处。我不清楚华师建校以来昙华林有多少届中文系,也许每一届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直至80年代,上层建筑无不打上“左”的深刻烙印,昙华林并非是不知魏晋的世外桃源,当然就不能幸免。我就不清楚1957年华师有多少老师和学生被打为“右派”,他们的命运如何。当然,今天回忆起昙华林,也会因人而异,有的觉得甜蜜,有的感到苦涩,有的认为当年莺歌燕舞,有的视作雨骤风狂——总之,地位不同,处境不同,遭遇不同,性格不同……对大学生活感受就不一样,这里不存在什么“立场”问题,都有其真实性和合理性,不必强求一律。我写的也只是我个人当年的经历和感受,目的是希望汲取教训,让今天的大学生们有宽松的学习环境,校园有亲密和谐的气氛。

我说过,昙华林像一个远去的梦,奇怪的是,它从未出现在我的梦中。我希望,我能在梦中走进绿树萦绕的昙华林,走上不高的山坡,走进堡垒般的书库,然后走向一个僻静的角落,在高高的书架下,地板上坐着一个头发蓬乱的青年,他正在专心读一本他挑选的书,他忘了周遭的一切,没有发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站在他的身边,以怜悯的目光注视着他。

(周翼南,1959年入中文系。武汉市文联作家书画院院长,国家一级作家)

脱胎记

【王一民】

说起“脱胎换骨”,如今六十岁开外的知识分子当会条件反射地想到“思想改造”。“脱胎换骨”与“思想改造”本各有所指,互不相干,但在那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它们却既能互相替代,又可并列为一个整体,成为共和国一段历史的一个小小的标识。

就在那个年代,我,一个大学女生,本只算是个知识青年,却和同龄大学生一起,经历了建国以后知识分子无法逃避的思想改造、脱胎换骨运动,演绎了各各不同的脱胎故事。

我的故事源于我的出身、我的性格。故事的演进一路跌宕起伏,一路细雨微澜;故事的情节虚虚实实、枝枝蔓蔓,小提琴的欢快、大提琴的忧伤、打击乐的苍凉混杂其间;故事的结局既像喜剧的尾声,又像欧?亨利小说出人意料的结果,杂陈五味,一泻如倾。

一言以蔽之,我的故事还算有那么一点讲述的意义,是以记之,名之曰“脱胎记”。

还是按中国传统的讲故事的方式,从头说起吧。

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原是一名中学校长,50年代初,经他的老同学、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的张执一邀请,到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一生清高孤傲而又胆小拘谨且执拗非常的父亲,哪里适应机关工作呢?两年之后,便几番请辞,欲重返教坛。挽留不住,张执一只得不无惋惜地介绍父亲到中央民族学院分院(后改为中南民族学院)任教。

1957年春天,大鸣大放,热火朝天,花儿朵儿空气流水都蓬蓬勃勃,学院邀集了术有专攻的教师,召开“神仙会”,请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帮助党整风。会上各路“神仙”脸上写满了“神圣”和“责任”,滔滔不绝,畅所欲言。父亲欲言又止,止而欲言,终于不知是哪位菩萨保佑了他,最终走出会场时,他到底保持了一向的沉默寡言乃至一言未发。“右派分子”的帽子就这样与父亲绝缘了。

家里有如蒙大赦一般的喜气,我在华师一附中的高中生活也充满了阳光。武汉市中学生俄语演讲比赛,学校作文竞赛,写诗歌放卫星,都是我的舞台。母亲不无爱怜地说,真像一只快乐的陀螺。

高中同学引为经典的笑话,正是这一只快乐陀螺的一次演出。那是在郊区给农民表演,我们文科班的保留节目——舞蹈《花儿与少年》渐近表演高潮,一长溜“花儿”围着唯一的“少年”轻歌曼舞,我后面的一朵“花儿”突然发现前面的“花儿”无影无踪,像土行孙遁地了。怎么办?敬业的演员在敬业精神的驱动下继续敬业,继续演出;敬业的我因为多看了两眼扮演“少年”的李毅——其时他的右脚右手同时上举,格外别扭——忘了台上有洞咕咚一声直筒筒掉了下去。幸亏台下垫了厚厚的稻草,我毫发未损,连身上的尘土都不及拍落,又爬上了后台麻利地溜到前台,躲过了观众的视线,归队再演。演出收获了一片喝彩,我的舞台历险也成为众同学记忆里永远的快乐。

1961年秋天,我这个出身于知识分子——非劳动人民家庭的高中毕业生,运气还不错,考上了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这里的“运气”主要指家庭出身——又和我的父亲当了一次“神仙”而没有由“神仙”变身而堕入“右派分子”的泥潭有关。知识分子虽非劳动人民(当时政策如此界定),其子女尚具备报考大学的资格。我的几个理科班的同学,因为亲属是国民党高级军官或家里有“杀、关、管”的对象,参加高考的资格都被取消了。

倍感幸运,我沐浴着黄澄澄的秋日阳光,踩着《拉德茨基进行曲》的节拍,迈进了华师中文、历史两系的所在地昙华林。

我用我年青的目光环视这蕴含着一抹宗教色彩的圣地,但见佛光普照,楼阁皆染,连片成林的香樟、银杏似乎都撑起了一树树炫目的金枝玉叶,辉耀着昙华的精魂,播散着桂子的浓香。

善哉昙华林;美哉昙华林!你将用你托举的文学殿堂,让我和我的同学修行致远……当“三年困难时期”成为一个象征性的符号渐行渐远,当昙华林的钟声与福音交叠,每日穿越芸窗飞入高天流云,文华楼环列的教室里,老师们用学识和人品交融的艺术魅力,开发了学生的潜能与智慧。虽然我们肚腹依然清贫,学业却都有收获,精神相对富足。课外,则不但可以畅游于书海,还有诗歌朗诵、周末舞会、文艺会演、话剧演出,更有墙报板报,使我们的文学之梦浸润着青春的嫩绿。

尤其难忘的是话剧演出。于我而言,话剧演出,既是课外作业,又是对生活和艺术的进一步感悟。小小的舞台浓缩了人生的多种精华,引发了我灵魂的阵阵悸动。61级的文艺晚会上,我班演出《雷雨》片断,我扮演繁漪。在通过表演诠释曹禺笔下这一性格被扭曲的女子的幽怨愤懑时,从繁漪的视角审视周朴园的家庭伦理悲剧,我几乎被诡异的宿命所窒息。当舞台的大幕徐徐合上,昙华林的钟声缓缓响起,“涅槃”、“轮回”、“脱胎换骨”,竟令我肃然,悚然,一种深达魂魄的震撼久久不能平息。

不久,60级李昆麟从京剧《西厢记》里撷取一个唱段,很有创意地编排了京剧表演唱《红娘群》。一群红娘咿咿呀呀唱着“日初出,春薄寒”,袅袅婷婷,活泼调皮而又妩媚俏丽,我也混迹于其中。一天晚上,去武昌区委礼堂演出,卸妆后的红娘一人一碗漂着油星和葱花的萝卜汤。冬夜刺骨的寒风裹挟着萝卜汤的香气扑鼻而入,让我们只熟悉清汤寡水的每一粒味蕾都得到了顶级享受,感知了具体幸福。

昙华林文学殿堂的阵阵清风就这样推着我们青春的脚步一路前行。我的心灵一如清澈的溪流,洁净、恬淡,我满足于我的凡胎凡骨,我的简单、平常,非常满足。所谓的超凡胎而得圣胎、换凡骨而为仙骨的追求,只属于那些渴盼长生不老的帝王将相。

假如不是反修防修的号角吹响,我们后续的昙华林之旅将会与我们这第一、二学年(1961-1963年秋)的经历类似,生活既如蓝天下碧绿的湖水,清风阵阵,涟漪微微,又宛若交响曲中的行板,如诗如画,色彩斑斓。

“假如”二字终究定格,它没有成为学子希望的现实。1963年9月,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吹响了反修防修、改造思想的号角,昙华林的钟声里平添了一种肃穆。

同学们纷纷结成了“一帮一”、“一对红”小组,交心谈心表决心,课余,楼前厅后坡上树下,三三两两谈话不止。不知为何,我竟超然于外,没有行动。

班长找我谈话了,以谈心的形式(后来才知道,这正是我“脱胎换骨”的序曲)。

班长时断时续地说,我虚怀若谷地听。

长达四十分钟的谈心,和风细雨,听起来语重心长,归纳为两点:其一,独来独往,孤芳自赏,人称“骄傲的公主”,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其二,写札记丑化欧阳德威老师,是资产阶级思想作祟,属修正主义思潮的苗头。

反复检查的结果,是没有“结果”,因为我认为所谓的“形而下”与“形而上”之间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独来独往不过是一种习惯,一种个性。习惯于前呼后拥的,大都是领导,是人物,他们身前身后必须有人服务有人护卫;热爱成群结队的,要么是性喜热闹,要么是永远需要互助或互动。而我,习惯于独来独往,当我独来独往的时候,没有任何干扰,心境格外淡泊悠远,最容易感受一种本真的人生境界。

在人眼里,这种独来独往也是一种傲慢,一种清高。“傲慢”固不可取,“清高”强调的则是一种人格力量和人格精神,有父母亲的潜移默化,我和哥哥弟弟从小就注重“慎独”,有什么不对呢?

“孤芳自赏”于我来说,其实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大千世界,茫茫人海,我特别喜欢陆游,“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让我咀嚼出味外之味;我非常喜欢海涅,“海,蓝色的思维,奔流在我心里”,令我看到了境外之境。虽然时空相错,尽管语言有别,但心灵的对话是何等的畅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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