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中后期盘峰论战就是一个标志，撕开了诗歌垄断的口子。是知识分子精英内部的分裂，一部分继续寻求新诗现代化，侧重于向西方学习，但他们寻求西方诗歌技巧与自身个人生活的联系，探索“叙事性”；另一部分主张要与中国普通民众相联系，吸纳中国本土资源，他们主张“口语化”，自称“民间”，其实他们并非民间，他们只是想代言民间。相当于，一部分强调诗歌写作的专业性，另一部分强调诗歌写作的公共性。
但总体而言，仍然是精英化的知识分子，仍然主要注重对西方资源的吸取借重，但已由中西碰撞转向内部碰撞，是具有关键性的转折点。从这一意义上，盘峰论战值得肯定，撕开了诗歌垄断的一个口子，这个垄断以前是被学院、公开刊物和西方邀请的诗歌节等构成的。是对旧的诗歌体制与机制的突破。神秘感被破除，秩序从此被颠覆，旧有规矩被打破，诗歌再一次迎来众声喧哗的“狂欢”。这一事件，也揭示了原有的一套文学生产、传播、评价机制走入了一个死胡同。当代诗歌在此触底反弹，大撤退后大反攻。从此，拉开了当代诗歌由下而上的反弹。
诗歌界内部竞争碰撞，激发了一个空前活跃的局面，也刺激彼此互相关注吸取对方长处。但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就再也收拾不住，再加上网络、手机等新技术的应用和作用。新世纪以后，进入我称之为“草根性”的诗歌时代。进入诗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互竞争的阶段。现阶段，诗歌追求及主张很多，呈现多种诗歌路径，风格日趋多样化，但互不买账。在这一阶段之后，经过一种自由创造与自由竞争，在大混乱之后，也许就会出现融合性很强的被广泛接受的大诗人和诗歌。
第二个事件则是“打工诗人”的出现，前面说了，诗歌始终是精英们主导的，但其实，随着教育的普及，诗歌悄悄深入乡村城镇，悄悄深入普通中国年轻一代的生活和心灵。我觉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打工诗歌、打工诗人浮出水面，引起关注，比如郑小琼、谢湘南、许强、刘大程等。
这些打工诗人大多出身于偏僻地域，却得益于时代开放，教育普及，能完成和大城市同龄人同样的诗歌启蒙与诗歌教育，接触并学习经典。然后在工业化最迅速的珠江三角洲经历时代风雨的洗礼与个人痛苦感受的抽打沉淀，完成了人生阅历与社会经验的积累，领悟和思考一系列或细微或重大的生活和心理问题。于是，众多外在条件和因素刺激他们的灵感和写作欲望，天赋与才气得到激发，诗歌创作处于一种喷发状态，得到诗歌同仁的关注与扶持。再通过网络，他们的诗歌获得广泛传播，最后也被主流诗歌界接受。这也证明了，只有自由生长并经过真正的激烈竞争后获得的承认，才是基础牢固的。如果只是因为天然占据一个高的起点与位置，即使短暂地获得声誉，也是靠不住的。打工诗人们在没有任何个人背景的情况下，迅速地难得地获得了学院、官方和民间乃至普通底层民众较为普遍的认同，这样的诗歌才有持续的生命力。与盘峰论战比较，打工诗歌和打工诗人的出现，说明新诗已经开始在普通民众之中扎根，并且在这一基础上，由下而上不断提升。
第三个事件就是“梨花体”、“羊羔体”事件，我觉得这恰恰说明不是大众远离诗歌，而是大众开始关注新诗，诗歌正在以一种奇特的形式重返大众的关注视野，重返文化和舆论的中心。同时，人们对新诗也有了自己的要求和标准。外来的新诗要本土化、草根化，必然地，要经历大众化、普及化的检验，在这一检验过程中，一些诗歌、诗人受到严厉审视、挑疵，几乎是必然的现象。只有经历大众挑疵、精英审查，当代诗歌才可能获得一个更广泛的接受面，达到最大的接受程度，才可能出现诗歌的高潮。甚至，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还有来自国际诗坛的认可的问题，新诗必须经历这一切，这也是它的命运。
新诗走到这么一个阶段，产生这么一些新的情况和现象，我个人称之为“草根性”：一种自由、自然、自发的诗歌写作出现了，一种日常化的深入普通人生活和心灵深处的诗歌写作出现了，一种由天空而来的诗歌终于接地气了。我所说的“草根性”，是基于个人的经验感受，针对的是新诗完全从外移植引进过来，因而水土不服，无法深入普通中国人心灵，所以，当代诗歌应该完成其草根化、本土化的进程。因此，我强调一种立基于本土传统，从个人切身经验感受出发的诗歌创作，也就是“草根性”。
所谓“草根性”，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指一种自由、自发、自然的源于个人切身经验感受的原创性写作。但其实，“草根性”并非对诗歌的最高标准，只不过是对新诗的一种基本要求而已。就像当年惠特曼等人为摆脱英国诗歌而强调美国诗歌一样。“草根性”是诗歌的本体艺术自觉的必然产物，就像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发展历程，就是每当文学从高潮走向低潮，面临僵化、模式化、八股化时，文学的本体自觉就会使之重回起点，再度“草根化”，向下吸取地气，再度走向新的创造与辉煌。
在我看来，“草根性”具有这么几层涵义：一、由于教育的普及，为文化民主化创造契机，这一次的诗歌浪潮是从下而上的，具有更扎实的基础，大量底层诗人甚至农民诗人、打工诗人的出现可说明这一点。新诗历经九十年，终于深入中国最底层；二、网络及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为诗歌的自由创造与传播奠定技术条件，开辟一个更大的平台。在理论上，一个身处边缘乡村的诗人和北京、上海、纽约的诗人可以接收同样多的信息和观念，进行同样多的诗歌交流，并且，优秀的诗歌也可以在一夜之间传遍全世界；三、新诗九十年，也是一个不断积累发展的过程，思想上技巧上都有明显变革，再加上开放与全球化背景，当代汉语诗歌在短短三十年中大量吸收消化了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前六十年新诗三大传统，到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一定会有一批突出的诗人横空出世。
这几乎与盛唐初期极其相似，一批具有“布衣感”的贫寒之士，借助唐代的开放氛围和上升气势，积极进取，共同开创了盛唐气象，林庚先生因此称盛唐诗歌为“寒士文学”。
关于“草根性”，用一位诗人最形象也最恰如其分的一句话描述，就是：如果说朦胧诗是当代诗歌的第一声春雷，那么，现在大地才真正觉醒，万物萌发，竞相争艳，生机勃勃。
二、网络与诗歌的“草根性”
在我看来，诗歌“草根性”的出现与网络有极大关系。其实，每一次文学革命的背后都有技术因素。每一次技术革命也必然带来文学的变化，释放文化创造力，创造文化新潮流。
甲骨文时代，文学的读者必然非常之少，作者也不多，因为，能阅读或用甲骨写作，非贵族不能为。因其成本过高，文化成为垄断之物。到了竹简时代，情况有所好转，故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的文化高潮，诸子百家争鸣，但竹简仍是士大夫私有财产，平民百姓难以接触。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使得图书制造成本更为低廉，携带也方便，中小地主得以获得教育机会，其创作也方便传播，大大释放了文化创造力，故积累一段时间之后出现盛唐，刚才说到林庚先生称唐文学是“寒士文学”，有布“衣感”，颇有道理。李白、孟浩然这样出自偏僻之地的诗人，借助新技术的创造，读到流传至穷乡僻壤的文学经典，又能通过个人天才的创造获得认可，迅速进入中心。这些寒士布衣的创造，成就了最伟大的文学高潮。再往后，活字印刷术的出现，使长篇小说创作成为可能，在明清小说广泛流行的基础上，最终出现《金瓶梅》、《红楼梦》……可见，在每一次大的文学创造的背后，都有技术的影子。技术产生两个有益效果：一是教育得以更加普及，培养了创作者，进而释放文化创造力，同时也培养了读者，没有优秀的读者也就无法激发创造性；二是创作得以方便流传，使创作者获得动力与信心，创造更优秀的作品。总之，文学借助技术的翅膀，迅速飞翔。
网络时代的到来，同样带来文学的繁荣与活跃。网络文学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网络，还包括手机，使教育及传播更加便捷。在理论上，全球一体化时代，一个身处乡村的孩子，通过视屏，可以接受和哈佛大学学生同样的教育，同样，他的创作也可以在一夜之间传遍全球。当然，“诗有别材”，文学有其神秘的一面，绝非仅仅技术就能成就，新的文学高潮的出现，还依赖长时期的积累，天才人物的出现，时代的风气与氛围等诸多要素。但是，网络，手机，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化，文化民主，文学大众化，是其必要条件和基础。是伟大创造的催化剂，使其具有可能性。
作为最自由的文体，诗歌尤其受网络影响。网络解构了文化的垄断，使得诗歌更加普及，蔓延至每一个偏僻角落，同时也改变了诗歌的流通发表形式，原来以公开刊物为主渠道的诗歌流通发表体制被无形中瓦解了。
只要你的诗歌特点突出，就会在网络上迅速传播。网络诗歌还打破了诗歌的地域限制，呈现更加自由开放的趋势，非常适合诗歌天然地自发自由生长的特点。网络诗歌发展尤其迅猛，据不完全统计，据说当代诗歌网站近万家。其中有代表性的诗歌网站和诗人有“若缺诗歌论坛”的陈先发、汤养宗、杜绿绿等；“下半身”的沈浩波、尹丽川、朵渔等，这两个论坛的诗歌追求比较明确；“文学自由坛”的臧棣、王敖、孙文波、明迪等，他们构成了一个跨国的诗歌网络；还有“平行诗歌论坛”的张执浩、小引等，以武汉诗人为主，包括杨晓芸等外地诗人；广东诗人俱乐部的宋晓贤、阿斐、沈渔等，是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涵盖港澳台……很多诗歌新锐力量借此迅速冒出，并引人注目。网络诗歌正在成为最具建设性的一支诗歌力量。
当然，网络诗歌的低门槛，过于放纵随意，也经常遭到诟病。但总体而言，网络释放了自由的创造的力量，随着诗歌自身的发展，秩序和标准自会逐渐出现，创造文学新的高潮。
三、地方性诗歌的兴盛诗歌的地方化其实很早就有历史渊源。在历史上，中国地方文化之多样性，就成为奇特的景象。这首先与中国地形地貌之复杂性有关。世界上最具有多样性的国家，仅从地形地貌上来说，只有两个国家，就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同时拥有沙漠、森林、大海、高山、冰川、雪地，几乎所有的地形地貌都有，其他的国家地形比较单一。而我们都知道，文化与地形地貌是有很紧密的关系的。我们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中国文化这样一个概念，中国文化的概念实际上是在遭遇现代性危机，和西方文化发生碰撞后产生的。我们以前说文化，我们习惯性地说有所谓江南文化、岭南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乃至西域文化、藏文化等等，为什么？
其实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文化中心始终在不断移动之中，从未固定在一个地方，这就造成了多元化的各种文化互相竞争、相互融合促进的状况。
我个人认为这种文化的多样化及其自由竞争，恰恰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能够不断自我更新升华的原因，其原由是常常在一种主导主流文化衰落后，又有新的地方性文化注入新鲜因子，激发其内在活力。所以孔子说：“礼失，求诸野”，可以理解为其实说的是“礼”在当时的中心地区衰败后，可去偏僻边缘地区寻找，那些地方也许保存有，并反过来反哺中心地区；近代最典型的例子是清朝的所谓“中兴”，其实是湘楚文化拯救的，因为中心地区早已衰败。当代诗歌正在恢复这一古老的传统，地方性诗歌及其团体及其活跃……这样的局面与情况，与1980年代确有不同，那时候朦胧诗一枝独秀，集中在北京，至第三代，情况稍有好转，但也还是只有四川、华东两三个中心，四川诗人更是靠游走、诗歌串联来自创传播流通渠道。如今，尤其是互联网诞生后，却是处处皆中心，反过来也可以说处处无中心，诗歌在各地顽强茁壮成长，地方性诗歌团体如雨后春笋，向上争夺生存发展空间，充满生气活力。地方性文化保留的元气、阳刚之气，野性，也正是当下萎靡不振的文化重新振兴所需要的。
地方性诗歌团体由于其人员涉及各行各业，可以动用的资源较多，如在公开报刊组织诗歌专版，发起诗会，甚至对外交流，其能量辐射相当强大，力量和影响也逐渐壮大。同时，地方政府也对此种文化发展持支持态度，可以预计在相当时间内，地方性诗歌及其团体会有大发展。
这一情形类似初唐和盛唐中间，就出现过一个地方化过程。地方性诗人结成地方诗歌团体，游山玩水，吟酒赋诗，互相切磋，对外交流，充分地享受生活并表达着、创造着。盛唐初期的第一个大诗人孟浩然就是一个地方诗人，然后由他开始，地方诗歌团体之间通过竞争，逐渐出现一些得到公认的大诗人。这与当代诗歌的现状何其相似，现在已经出现不少地方诗歌团体和地方性的著名诗人，但还缺少得到广泛公认的大诗人，还需要经过一个淘汰与挑选，才会出现为所有地方团体承认与社会广泛承认的诗人。当然，这需要时间。
地方性诗歌团体的兴盛，以前就曾有过，但未像现在这样多而持久，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和平发展时间延续较长，地方经济文化逐渐增长，导致社会相对稳定，诗人也能够潜心诗艺的摸索和雕琢。事实上，现在中国各地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一趋向。在一个相对稳定、和平、发展尤其是上升的时代，人们不需要什么核心、中心的引导。人们以各自的智慧和力量来建设各自的城市家园、完善各自的生活、创造各自的世界，这种时候，地方性资源和文化就会得到弘扬。现在在很多地方，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每个地方的人都对自己的家乡都充满了骄傲感，这跟1980年代是完全不一样的。1980年代的风气，对自己的家乡是很鄙弃的，所以大家都往外跑。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了。每个地方的人总能找出一些自己家乡的优点。比如云南贵州的人觉得自己环境好，广东深圳人觉得自己有钱，陕西河南觉得自己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总之，每个地方的人都自我感觉很好。这种地方性不断得到加强，就会产生很有创造性的文化。比如我们现在一说舞蹈，就会说云南的杨丽萍，这本身就是一种奇迹与创造。比如我们一说民歌，就会说到广西，这也成为了独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