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振伦】
1957年5月初,中央发动党的整风运动。21日,中共北京市委邀请各界民主人士座谈,征求对共产党的意见;27日,又广泛征求党外人士的批评和建议,以帮助进行党的整风。中国农工民主党李振球在中山公园纪念堂主持文物界座谈会。我因在去年9月22日向党组织递交过入党申请书,也响应党的号召,应叶恭绰、齐念衡之邀,本着“知无不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继王雪涛之后,慷慨陈词,作了10分钟的发言,如实汇报了历史博物馆党组的情况。不料有人添油加醋,报告了文物局整党小组(据徐彬如透露)。后来这个人不但邀功入了党,还越级提升了官。
1956年5月26日,我曾在中南海怀仁堂聆听陆定一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报告,至8月11日,文物局又布置学习这一重要材料。马非百应邀到文物局发言,次日邀我和沈从文发言,都由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主持座谈。沈从文说了一番肯定成绩的话,我也接着说了正面的话,夏衍插话说:“今天我是只带耳朵来听逆耳之言的,正面的话不必说,昨天马非百的发言就很好。”夏衍说完话,我又接着说:“文物局把一批收到的古印玺600多件,本来该拨给历史博物馆。不应拨给故宫博物院。领导要尊重专家。马衡先生办博物馆多年,在生前,因事调到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死后才受到重视,组织人力整理他的遗稿。考古发掘出土的残砖瓦、五铢钱等物很多,该和国外博物馆交换或处理,同时建议恢复中国博物馆协会”。
此后,在大小批判会上,我因此作了几次违心的检查。9月20日,在文化部大礼堂召开大规模的批判会。王冶秋批判我“对领导不满,妄想篡夺领导权,想与组织平起平坐;参加文物工作而不知爱护古物”等,还说我集右派言论之大成来传播,是个“文抄公”。他还说我收藏着12件成化彩碗,想出让谋利(按:非事实,我无力购这些珍品),斥我为第三类右派,当降为副研究员。
1958年3月对我作结论时,王冶秋说:“自1936年以来我就认识了傅振伦。他是个有正义感的人,就是解放后不重视学习。说了些过头的话,倒不必划右派吧!”可是康生,这个对党怀有野心、与江青同流合污的大坏蛋,1942年7月15日在延安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后,就大搞逼供,扩大“反特”。1945年中共七大开会之际,清算彭德怀同志历史问题,又是他。这次他又唯恐天下不乱,搞极左主义,胡说“历博傅振伦和马非百,知识最大,待遇最高,若不划为右派,岂有此理”,便给我戴上“右派”的帽子。从此,着凉倒不患感冒了,反把我降级又降级,从研究员降为助理员。王冶秋不敢得罪他,乃默而不再说话,于是划马非百为右派三级,把我划为五级。在宣布结论时,陈列部书记王镜如用一口清丰土腔土调说:“你傅振伦号称专家,我们是‘大年初一捡个兔子——有你也过年,没你也过年’,你有什么不得了的?”
1957年9月,我们就被赶出天安门“红区”,调到中华书局整理古籍。在历博陈列部书记王镜如倡议下,单位迫令我让出阜成门内宿舍北房4间,迁到外院原军委托儿所浴室阴暗的小屋里。一家五口,局促于一间之内。邻居呼我为“老右派”,呼我老伴为“女右派”,呼小儿永光为“小右派”,时加凌辱。1964年,又迫令我迁出阜城门大街51号宿舍,乃在东总部胡同42号中华书局宿舍里住了20多年。
中华书局本是1958年7月27日与同列40多单位从文化部下放到北京市管理的。在周扬倡议组建40万大军整理中国古籍时,又回到文化部来。1958年9月,党组把马非百和我从中国历史博物馆调到中华书局,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分配我在古代史组工作,曾出版了我旧作《刘知几年谱》,这是第四次再版校定本;又整理印行了马衡先生《凡将斋金石丛稿》,郭沫若写了序文;负责编审了何竹淇、马长寿等著作。但人事室主张右派分子应以劳动锻炼改造为主,所以我经常被派去服杂役,如帮厨、种菜、割麦、养鸡、开荒。
三年困难时期,党照顾知识分子,每月补贴白糖、黄豆。号称“糖豆干部”,我也受到优待。冬季下放到南口农场,挖石填土以种苹果树,还冒寒负筐到处捡粪,往往见不到马粪,步行几十里,常常走到沙河边。有一天忽然接到市府通知,因生活资料缺乏,减少干部劳动,要求提前晚饭,7时上床安眠,也停止了学习。不久,回到了书局编辑的岗位。
1964年1月,全国农村开展“四清”运动,贯彻农村社教“二十三条”,中心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华书局干部下放到河南林县(今林州市)。1966年3月,我则参加了文化部的四清参观团。至党中央公布(五·一六通知),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华书局下放者回京大搞运动,抓黑帮,破四旧,批斗“公安六条”分子及当权派,打、砸、抢风行一时。9月6日、学习“十六条”(即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次年部队参加“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
1月5日,工人宣传队进入了商务、中华两出版社,工人造反夺权,2月1日成立革命公社。书局黄葵(名守义)揭发我曾到历史博物馆串联。诬为“公安六条人员”,都关在农业大学(今翠微路2号)的大楼里,而派我为“黑头”。我天天领着大家早晨向毛主席“请示”,晚上“汇报”,背诵“老三篇”,吃饭前,先“认罪”,开会时,唱《毛主席语录》歌曲。每次开会时,他们争抢立后排,怕站在前排受到“造反派”的踢打、辱骂。因奉行“毛主席语录不过夜”的指示,接到新语录,即列队外出高呼,走到公主坟才回来,深夜亦如此。每星期六才准回家,回家期间还要向街道办事处汇报。工资也只发生活费。
两出版社的运动,一时达到了高潮。其后为了恢复工作,两社联合成立业务和行政两个办公室。5月11日,宣传队澄清我的问题,才得到解放。解放前我曾患绝症“对口疮”,医务室张俪容以为疮重口深,难以割治,乃由造反队证明“黑帮”身份,去永安大街医院诊治,因是“罪人”不打麻药,即行割治,我疼痛难忍,抱头回出版社。
在全国“大串连”时,经常借衣借被招待串连人员。还经常应外地革命团体“外调”人员的要求,写些材料。
1967年4月20日,中华书局革命委员会奉令“抓革命,促生产”,又以10人设业务小组,毛主席号召“做好出版工作”的18周年之日开始,重整故业,继续校点二十四史(约计4500万字),计划组织社40人及社外30人办理,派我和卞孝萱、汪某整理《唐书》,要我在每周完成9万字,限一年之内校点250万字的《旧唐书》,交卷后也未见下文。
在康生、江青乱党乱政期间,无辜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者达45万人。我在中华书局戴“罪”工作,孜孜不息,弥补多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蒙受的损失。在“评功摆模”的运动中(这次运动不谈缺点、错误,只讲成绩与贡献),摘去我右派帽子并由群众推选,经过“三榜定案”,提升两级。
1969年,我虽年逾花甲,中华书局仍强迫我带着锅碗瓢勺和家具,携患有精神病的爱人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在向阳湖畔围湖造田,搭棚住下,一同下放的文化部所属机关学校、剧团干部和家属有六千余人。出版口的商务和中华按军事编制编为第十六连。
1971年7月,干校奉上级指示,一部分所谓“五类分子”迁在丹江口“五七”干校准备安顿,6日,先遣我和文学出版社两人押运家具搭火车前往,不久全部来到。规定半日劳动,半日休息。我乘暇整理旧稿,补充修订。文学出版社赵少侯和汤浩等都有所协助。10月,与姚绍华等老人游历襄樊、隆中。
文化部“五七”干校分校在湖北丹江口水库之北,附近有烈士墓,其纪念碑载红三军在湖北活动情况。校西北有石碑及石兽,系“文革”时迁自均县武当山(太和山)玄岳门者。因邀70岁同仁姚绍华、姚坚由东麓同登武当山,宿紫霄宫,山高缺粮,游山者必交粮票。
1974年1月18日,江青一伙发起“评法批儒”运动,在清华、北大设大批判组(所谓“梁效”),还将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推为法家,由师大历史系注释他所作的《史通》,因买不到我撰著的《刘知几之史学》和《刘知几年谱》,遂找我协助注释,两年定稿,由师大交北京出版社付排,但迄今未见出版,原稿恐随“四人帮”垮台而付诸东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