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于公元前六世纪由释迦牟尼在古代印度创立。两汉之际，经中亚细亚进入中国。公元67年（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在我国出现了最初的印度佛经汉译本，以后，佛教典籍陆续被翻译介绍到了中国，随着佛典介绍翻译的增多，中国学者对佛教义理的理解也逐渐深入，并渐渐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开始自己撰述佛教著作，加快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丰富发展了佛教“经、“律、“论、“三藏的内容，到了唐代，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融为一体，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和佛教哲学体系，出现了大批国人撰述的佛教典籍。据有人统计，历史上中国佛教学者撰述的汉文典籍有582部、4172卷（请参阅吕《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这些外来的本土的佛典，通过历代的传播，加上一些统治王朝的积极提倡佛教，尤其是当佛教被中国化以后，它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在中国社会的主要方面，尤其是在文化思想方面，都刻下了佛教的印记。完全可以说，佛教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塑造民族精神、培养国民性格的重要手段。因此，要透彻把握中国文化的实质，要了解中国的民族性格，就必须从知识、学说体系等层面去认识掌握佛教。从鲁迅在大量阅读佛经之前来看，其知识结构中缺少对佛学了解这一层次。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九一四年开始的进入佛学领域的读书活动，无疑在佛学的基本知识、主要思想体系及其在中国演变发展的过程等方面，补上了扎扎实实的一课。这为他后来致力于对传统文化的批评与剖析，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的伟大工程，致力于小说创作并以小说来研究民族性，致力于开展广泛深刻的文明、社会批判，作了文化方面的准备，也为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开拓了新的空间。就鲁迅个人生活态度来看，也多少受到佛学的影响，当然他是从积极的角度去接受的。他一生都能吃苦，甚至是以苦为乐甚或苦中作乐的生活态度，关心他人舍身取义的博大而仁慈的胸怀，尤其是在极端恶劣的物质精神环境中，坚韧不拔、韧性顽强的人生态度，甘于清贫、不求闻达、默默无闻为他人为社会劳作的精神，简朴甚至有些苛刻的物质需求……其间主要是受传统文化优秀精神的熏陶，但不能说没有佛教精神的浸润。
对鲁迅思想上的影响，是他读佛经的另一收获。读佛经，有的人是出于信仰，有的人是出于寻找精神的停泊处，有的则是从学理方面以科学的态度去认识。如前所述，鲁迅最初的动因就在于后两者，越到后来，则主要是最后这一动机在起作用。所以许寿裳说：“他对于佛经只当做人类思想发达的史料看，藉以研究其人生观罢了。别人读佛经，容易趋于消极，而他独不然，始终是积极的。他的信仰是在科学，不是在宗教。斯言甚是。佛学和其它宗教学说一样，本质上都属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但在中国古代学者撰述的有关讨论佛学的书中，并非都是唯心主义的，有时却闪烁着唯物主义的光芒。
如南朝的范缜，唐代的傅奕、吕才等人，就表现出了无神论的思想。这些人中，范缜对鲁迅是较有影响的一位。周作人对此有过说明。他说：“他由此引伸又多读佛经，本来并无宗教信仰，只是去当作古书来看，因为中国自后汉起便翻译佛经，到六朝为止译出了不少，所以当作六朝文来读，也是很有兴趣的事情。佛经倒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只是作为印度文学的一部分好了，可是在本国‘撰述类中却有一部《弘明集》，是讨论佛教的书，中间有梁朝范缜作的一篇《神灭论》，这给了他很大的益处。中国的唯物思想在古代诸子中间已有萌芽，后汉王充的《论衡》里也有表示，不过未能彻底，到了范缜才毫不客气的提出神灭论来了。大意是说神附于形而存在，形灭则神亦灭，他用刀来作比喻，说刀是形，刀的锐利是神，因刀而有，刀如毁灭则利也自然不存了。当时轰动一时，连信佛的梁武帝也亲自出马，和他辩难，可是终于无法折服他。这便给鲁迅种下了唯物思想的根，后来与科学知识，马列主义相结合，他的思想也就愈益确定了。
作为文学家，读佛经，使鲁迅获得了有益的养料。正如前面引周作人所说，鲁迅读佛经很大程度是从文学着眼的，他耽于欣赏六朝的文学作品，自己也受六朝作家文风、人格影响甚深，故刘半农有“魏晋文章之说。爱屋及乌，对六朝佛经译文也喜欢上了。从实际情况看，佛经中确有许多文学性强的文字。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中说道：“试细检藏马鸣所著之佛本行赞，实一首三万余言之长歌，今译本虽不用韵，然吾辈读之，犹觉其与孔雀东南飞等古乐府相仿佛。其大乘庄严论则直是儒林外史式之一部小说，其原料皆采自四阿含，而经彼点缀之后，能令读者肉飞神动。马鸣以后成立之大乘经典，尽汲其流，皆以极壮阔之文澜，演极微妙之数理，若华严、涅等，此等富于文学性的经典，复经译家宗匠以极优美之国语为之移写，社会上人人嗜读，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必醉于其词绩，故想象力不期而增进，诠写法不期而华新，其影响乃直接表现于一般文艺。周作人在引用了梁启超这段话后，接着说道：“这一段有地方不免稍有夸张，但大体说得还对，现在借用了来作为鲁迅读佛经的说明，倒是极为适合的。
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鲁迅专门出资刊行了《百喻经》。该经编撰者是印度（天竺）佛教大乘法师僧伽斯那，他从《修多罗藏》十二部经中抄出这近百个寓言故事，是为了向新学者宣传大乘教义。此书又名《百喻法句经》。将此经翻译到中国的，是僧伽斯那的弟子求那毗地。译者是一位学识渊博在印度颇负盛名的佛教学者。求那毗地于南朝齐建元初年（公元479—482），来到中国的建康（今江苏南京），齐中兴二年（公元502）病逝于中国。《百喻经》是他在齐武帝永明十年（公元492）翻译成汉文的。这本经书因其故事性强，比喻生动，深受鲁迅喜爱。一九一四年七月，为给母亲祝寿，专门出资委托当时国内规模大校刻精确所刻佛经在亚洲各国都很有影响的南京刻经处，刻印《百喻经》一百册，一九一五年一月印成。刻成后的书，是雕板印刷的毛边纸线装书，全一册。第一批到书三十册，到一月二十一日，鲁迅就送给友人二十九本，后来书到齐后，又陆续赠人。该书印成后半年，鲁迅又以高丽本《百喻经》对校刻本，可见他对此书的偏爱与重视。到了一九二六年，原北京大学学生、当时在孔德学校任教、常与鲁迅来往的王品青，在鲁迅的支持和影响下，又校点了《百喻经》，并除去原故事后的教诫，以单纯的寓言故事的面貌，且以该书原名《痴华》为书名，交北新书局出版。鲁迅在为这本书写的题记中指出了该书的特点及影响：“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这几句话，恰好点出了鲁迅对此书喜欢的原由，也间接地道出了他读佛经是从“艺文着眼，吸收其文学养分的重要目的。《百喻经》名为百喻，实际上只有九十八喻。鲁迅说：“尝称百喻，而实缺二者，疑举成数，或并以卷首之引，卷末之偈为二事也。
该书既为“百喻，设喻之妙乃是其一大特点，以生动的故事来宣传教义自然比高头典章，板着面孔的说教更能征服人心。如该书的“引就十分有趣，把佛法的玄妙以故事和比喻形式写出，文学性就很强。“引的故事是：佛在王舍城鹊封竹园聚会，与会者有诸大比丘、菩萨及诸八部三万六千人，还有“异学梵志五百人。“异学梵志提出问题，佛一一解答，故事在一问一答中展开。如问“人从何生？答“人从谷而生；问“五谷从何而生？答“从四大火风而生；问“四大火风从何而生？答“从空而生；问“空从何生？答“从无所有生；问“无所有从何而生？答“从自然生。佛的回答，使问者“开心意解，求受五戒，大家“复坐如故。接着就是佛说“汝等善听，今为汝广说众喻。接着他就说出了后面的九十八喻。这种解释人之起源的问题，用层层深入，且以问答方式展开，自然是吸引人的。由此可见，鲁迅重视喜欢的理由之所在了。
在鲁迅的杂文里，他往往用各种文体，自然也包括寓言，采用形象生动的比喻，富有逻辑的思想方法，来阐明一种观点，或批评某一现象，显然可以见到佛教典籍的影响。
佛学进入中国以后，经过历代人士的努力，已经中国化了，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因此，它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对此，当我们去接受这笔遗产时，鲁迅读佛经的态度，就已给我们的选择作出了提示。
功不可没的古籍整理
如果认为鲁迅自归国以后的如醉如痴的抄读古籍的活动，仅仅是为排解寂寞，消除苦闷，是躲进书斋以避黑暗之社会的话，那就是不全面的认识。他出入经史，广涉诗文，旁及杂览，既为自己积累了深厚广博的中国文化知识，也为后来成为一代文化巨人奠定了必要而深刻的文化底蕴。即使看到这一点，也仍然是不完整的认识。只有加上他通过阅读古书，从而形成了对传统学者所忽视的内容加以整理的热情，并为后世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才算是比较客观公正的理解。鲁迅在整理古籍方面是功不可没的。介绍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了解他作为一个学者的辛劳及其超越前人的成就，可以更进一步地认识他读书之多涉猎之广的情形。
鲁迅自日本回国以后，就开始了这一工作。从一九〇九年六月开始，到一九二七年间，鲁迅辑佚、点校过的古籍，有据可查的就有二十多种，涉及的有文学、历史、笔记、地方志、考古等方面。下面就其主要的作一介绍。
《古小说钩沉》。这是一部我国隋唐以前小说的辑本。大约从一九〇九年六月回国开始，到一九一一年底的两年多时间里，鲁迅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将古代散佚的小说材料，悉心搜罗，加以考订，编成了这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小说史料著作。生前未得以印行，一九三八年六月首次印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鲁迅全集》第八卷中。
全书收小说三十六种。它们是：周代青史子著的《青史子》，东晋裴启的《语林》，东晋郭澄之的《郭子》，魏邯郸淳的《笑林》，梁沈约的《俗说》，梁殷芸的《小说》，隋杜宝的《水饰》，魏曹丕的《列异传》，宋袁王寿的《古异传》，东晋戴祚的《甄异传》，齐祖冲之的《述异记》，东晋荀氏著《灵鬼志》，东晋祖台之的《志怪》，作者不详的《神怪录》，东晋孔氏著《志怪》，梁刘之遴的《神录》，宋东阳无疑著《齐谐记》，宋刘义庆《幽明录》，谢氏（据林辰先生推断，谢氏当为晋宋间人。见林辰著《鲁迅述林·古小说钩沉所收各书及其作者考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著《鬼神列传》，晋殖氏的《志怪记》，北齐颜之推的《集灵记》，齐王俭《汉武故事》，宋虞通之的《妒记》，后汉陈实著《异闻记》，作者不详（林辰先生认为作者当为东晋末人）的《玄中记》，晋陆氏的《异林》，东晋曹毗的《志怪》，宋郭季产的《集异记》，晋王浮的《神异记》，作者不详（林辰先生认为作者当是梁、陈间人）的《续异记》，作者不详的《录异传》，许氏等著《杂鬼神志怪》，作者不明（林辰先生认为当是萧梁时人）的《祥异记》，宋刘义庆的《宣验记》，齐王琰的《冥祥记》，隋侯白的《旌异记》。
这本著作虽是辑本，但所录各书，多数并没有为前人完全搜集成卷，大量的佚文散见在各类书中，鲁迅就是从这些书里，认真翻检、悉心考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林辰先生对此作过认真研究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当我们接触到《古小说钩沉》这部书时，首先便不免惊异于它的规模之宏大，搜罗之广博。就全书所收种数说，过去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大量辑录过小说，……就每一种中所收佚文的数量来看，鲁迅辑本一般也较前人所辑为多。林辰先生举例说明了这一点。经他与其它辑本比较，如《雨林》，《钩沉》本比《玉函山房辑佚书》多了二十八则；《玄中记》，《钩沉》本比马国输的辑本、叶德辉《观古堂所著书》本，多出三则；更加突出的是《幽明录》，清胡《琳琅秘室丛书》根据钱曾“述古堂旧钞本校印过，但此书仅收一百六十一则，而鲁迅所收计二百六十七则，超过胡本达一百零六则；《郭子》一书，鲁本比玉函山房本多九则，《青史子》、《笑林》和《俗说》数种，也各有增加。
在整理佚文的质量上，林辰认为：“一般说来，字句完备，文义优长，大多数条文的内容都比较充实。这是鲁迅辑本的重大成就，也是它超越旧有辑本的主要所在。他往往能从众多的书籍中发现材料，使故事更加完整，内容更臻完美，去伪存真，纠错匡误，在尽可能的条件下避免为后世留下误人之文字。
卓越的成就来源于阅读的广泛，来源于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求实求真的精神，这确实是值得后世之人引为楷模的。
《会稽郡故书杂集》。这是一部鲁迅早期辑录的古代逸书集。最早有辑录此书的念头大约起于鲁迅十八岁之前，他看过一部清代著名学者张澍所辑的，以其故乡甘肃古代文献为书之内容的《二酉堂丛书》，可能在那时就萌发了把自己家乡会稽郡佚散的古代文献加以收录的意愿。此书在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一年间，即鲁迅在绍兴工作的两年间大体辑录完成，一九一二年到北京后，又继续搜集编订，到一九一四年十一月间，完成定稿。该书收了三国、晋、宋、陈、隋间的有关绍兴人物、山川地理等方面的著作八种，有谢承《会稽先贤传》、虞预《会稽典录》、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贺氏《会稽先贤象传赞》、朱育《会稽土地记》、贺循《会稽记》、孔灵符《会稽记》、夏侯曾先《会稽地志》。前四种是记载古代会稽人物事迹的，后四种记载的则是古代会稽的山川地理、名胜传说、风俗物产。鲁迅所录的佚文，大都散见在唐宋类书和其它古籍中，鲁迅不厌其烦，披沙拣金，在大量阅读文献基础上，经过相互校勘补充，使本书在体例、资料、考订等方面，具有完善、丰富、精详的特点，非清代学者所辑同类书可以相比。如其中的虞预的《会稽典录》，曾被张寿镛收入《四明丛书》。张之所以将鲁迅所辑的该书收入丛书，其间就有这样的一段佳话。《四明丛书》以木刻本印行于一九四0年。在丛书的早先计划中，并没有鲁迅所辑的《会稽典录》，而是拟收冯贞群的辑本。但冯贞群后来在浙江图书馆书目中发现了鲁迅辑本，便驰书于张，称此书“体例极善，胜于其自编者实多。张寿镛读了鲁迅辑本后，大为赞赏，后来在该书印行时的序中，认为鲁迅辑本体例精，材料丰富；而冯贞群则在跋语中说鲁迅的辑本“搜集广博，编次精审，远非拙著所能及，表现出了钦佩之至的感情。《会稽郡故书杂集》最初印行于一九一五年二月，署名周作人。鲁迅逝世后，于一九三八年将此书编入《鲁迅全集》第八卷，使之回到了鲁迅的著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