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召开，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国共第一次合作在这一刻开始。但孙中山却因操劳过度，在第二年春天辞世。当人们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来送别中国历史上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时候，黄埔军校的学子以豪情和热血来祭奠这位“国父”。
古有诸葛亮五次北伐，屡败屡战，饮恨而终。一千多年以后，中国同样面临群雄割据、内忧外患的窘境。孙中山立志北伐，打倒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但壮志未酬身先死。不过，完成国民革命、实现国家独立和统一的宏愿却并未因伟人的离去而消失。国民党建立的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的军事人才，以这些学生军为主干的队伍开始了远征北伐。1926～1927年，北伐军席卷东南各省，连克武汉、南昌、南京和上海，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战斗之烈，取胜之速，实为中国现代史上所罕见。随着前方北伐军的一路凯歌，中国南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发起了空前的工农解放运动，给予最大的后方支持。
正当国内革命形势大好之际，蒋介石却排斥国共合作，以“清党”之名屠杀共产党人，在1927年4月12日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批的革命党人被害，其中包括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国共第一次合作至此破裂。
残酷的现实让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更加清醒地看清现状。倘若我们能够乘坐船只航行沙海，翻越千里之境，走遍亚洲的南方国家，便可以看到凡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欲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都采取军事行动和工农罢工两种形式，中国亦不例外。但是中国竟也在此大受挫折，人们不禁对过去这数十年来的求索进行更彻底的反思。
维新变法等非暴力改革运动的展开，不能改变这个国家；暴力革命和战争使中国这艘破船更加破败却于事无补；北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也没有使国家发生大的转机。看来只有一个不被任何外力干涉、一个一心争取国家独立、不信赖任何国际力量的政党夺取全国政权，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而在夺取革命领导权的过程中绝对不能软弱，因为当枪杆子架到对方的脑袋上时，才有发言权。无论在中国历史还是在世界各国的历史当中，都印证了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才能取得关键性胜利这个道理。
通过开展工农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深受工人和农民的拥护，但这距离取得革命的胜利尚远。当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枪杆子出政权的时候，蒋介石也同样对军队非常重视。毛泽东曾笑称，军队之于蒋介石，如同“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军队和武装力量却是可以培养的，而共产党把精力集中在了中国的最大民众群体——农民身上。
古希腊作家色诺芬在几千年前就意识到：“最富足的人也不能离开农业。”中国数千年皆以农业大国屹立于东方，历代为政者皆知农业乃“王者大用，政之本务”。到了现代，相较于新兴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是与生俱来且庞大无比的，国民党疏忽了工农阶级，中国共产党则进入后方，走入农村，为以后的革命之路寻找转机。
俄国夺取城市领导权的革命方式不适合中国，中国本身就没有足够强大的工业资本，反而是偏远的农村有更大的革命动力。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眼见封建王朝因为自诩“天朝大国”而不知放眼看世界，最后沉船于海底；眼看多次学习西方各种制度而调整国家舵盘时险些触礁，就该把思想的固执硬伤剔除，寻找一条最适合无产阶级政党走的道路。自大是泥淖，过于仰赖他人则更加是泥淖。与其选择在世界其他国家的指导下进行革命，与其到处寻找合作伙伴，还不如走自己的路，在农村中寻找革命生机。
蹒跚步伐考验引路人
横亘于西藏小金县达维乡与雅安地区宝兴县之间的夹金山，地势险峻，山脉延绵，层峦叠嶂，危岩峭壁。由于海拔在4000米以上，因此这里空气稀薄，寒冷异常。在藏语中，“夹金”就是高陡之意，纵使南栖的鸟儿，也不肯越过它，生怕变成“寒号鸟”。在这里流传着一首民谣：“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其环境之恶劣，不言而喻。但是纵有千山万水、冰山泥海，中国的工农红军却徒步翻越了这座大雪山。这样一个没有人愿意涉足的地方，许多红军战士以生命祭奠山灵，山风凛冽而来，呼呼作响，仿佛一曲镇魂之歌，耳中聆听，自有一番心酸。
1934年4月，本着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不顾在东北活跃的日本侵略者，全力清剿中央红军。作为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江西遭遇敌人猛烈的炮火攻击，红军连连失利，决定沿南方各省交界撤退到西北地区。一场革命战争史上最伟大的史诗——二万五千里长征被迫开始了。
自从1927年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之后，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的屠杀策略，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旗帜。但随着各种起义的失败，走大城市武装反抗的路线不是中国共产党所能承受的，进入农村已是必然的选择。毛泽东意识到了这一点。
毛泽东出生于湖南韶山冲的一个农民家庭，对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苦难有着亲身的体验。面对复杂的国内环境，他的头脑非常清醒，抓住了中国革命的核心路线——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为此红军建立了数处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把土地交还给农民，调动其积极性。1933年日本的《每日新闻》对当时的情况进行报道：“中国苏维埃政府区域人民的生活条件，比红色势力没有到那些地方以前要好些。”足以证明毛泽东这一策略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可是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急速发展，国民党的恐惧日益加深，开始对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前四次反“围剿”，毛泽东等人运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取得了胜利。但中国共产党内部却发生了线路之争，全面反攻取代了毛泽东的游击战略，但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对敌，显然如鸡蛋碰石头，失败无可避免。因此，相当于大撤退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开始。此时，毛泽东的且战且打策略终于被中共中央重新重视起来。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各路红军翻越了陡峭险峻，甚至终年积雪的座座高山，跨过了汹涌湍急、难以度过的条条江河，穿过了沼泽遍布、神秘莫测的茫茫草地，冲出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层层包围。他们顶寒风、冒酷暑、迎雨雪，忍饥挨饿，甚至吃草根、啃树皮，经受了人类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才到达西北边陲会宁小镇。
1937年10月，《西行漫记》（直译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美国出版，引起全世界的轰动，它的作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作为战地记者，斯诺并不是以兴奋的心情来到中国的。当他已经准备好将中国战场上的惨烈状况呈现于报端时，却亲眼见证了长征的整个历程。整个长征是一次无比残酷的历练，30万红军仅有3万人会师于陕西会宁。鲜血染遍了西南各省，随大江大河东流去。但是其对人类意志的锤炼，却是无与伦比的。斯诺心潮澎湃地执笔，记述了整个长征的故事，把它献给那些为民族独立、革命胜利而不懈努力的世界各国共产主义者。
当二战开始时，整个欧洲沦为人间地狱。西班牙人民反***斗争正处于极端艰苦的时刻。此时的西班牙青年却以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来激励自己：“我们曾经从中国红军的长征中学习了英勇的行为，今天，我们也随着中国人民的榜样洒着我们的鲜血，来保卫我们的领土完整、国家独立，来保护自由和国际和平。”南斯拉夫游击队曾两次印刷介绍红军长征的小册子，以此鼓舞战士们的信仰与斗志。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巴叶塔也曾向世人表示，中国红军的长征一直鼓舞着意大利共产党人的反***斗争，“使我们的抵抗意志变得更加坚强”。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在《一九三五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幸存者的史诗》一书中说：“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长征对世界上一切正义之师给予了鼓舞，却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一次最严峻的考验。在曲折艰辛的道路上，一个革命政党排除了一切不切实际的思想和各种不良倾向，从迷惘到清醒，在千锤百炼中成长。毛泽东曾盛赞长征是历史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无疑成了一种激励民族勇往直前的精神，在一切难与险中奋发进取。
生死存亡的历史拐点
“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遵守承诺护送蒋介石回南京，随即被扣留。这是他写给杨虎城的一封信，短短两句饱含了英雄无尽的无奈和广阔的胸襟。中国的抗日战争因为这位爱国将领而迎来转机，他却用自己后半生的自由和权贵换取了余生的孤寂。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卫队抵达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的卫队交火。蒋介石听到枪声后，仓皇越墙逃窜，结果在后山被人抓捕扣押。从此，“华清池兵谏”成为历史上精彩的片段，史称“西安事变”。
张学良在口述中国抗日革命历史时曾谈到此事：“我敢跟你说，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并不是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考虑，而是为一个国家的前途和未来着想，也绝非逞一时之勇。在此之前，对于抗战还是剿共，国民党内部已经有了纷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