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凤凰》作为收尾之作，留下了明显的缺憾，尽管在篇幅上有40万字，占据着四卷之首，但整个节奏明显松散下来，头绪繁多，各种人物不断地上场下场，难以将视线全部聚焦到到张居正身上。笔墨用得分散，也就不能集中调动读者的情绪。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应该浓墨重写，对读者做详细交代的地方，却用笔不足，像张居正与皇帝之间的关系。是他将皇帝从小培养起来的，是老师也如同父亲，又忠心耿耿地辅佐皇帝开创了万历新政，但张居正和皇上之间多年相依相存的情感，以及被世人所称道的圣君贤相的鱼水情深，何以转目之间变成了不共戴天之仇，几乎到了要掘墓鞭尸的地步，甚至连有利于社稷江山的万历新政的改革也要全部推翻。书中提到的几点，比如张居正代拟“罪已诏”，使皇帝心生怨隙而报复；对母亲李太后、张居正和冯保铁三角钳制的痛恨；还有对母亲与张居正关系的嫉妒，但这些理由都未能充分展开，仍然会让人心存许多疑惑。作为一个当代作家，又是用文学之笔来摹写历史人物，熊召政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思考，去把握去洞穿历史，表达出自己对张居正命运的独特发现和理性阐释。
这一卷在写法上有些急促，上场的人物太多，牵涉的问题和事件也太多，许多事匆匆带过。又因忙于给众多的人物退场逐一地做交代，从李太后、冯保、玉娘、高拱、金学曾等主要人物，到张居正所重用的官员、以及门生家人等等，所以叙事显得过于直接和粗糙。有时候小说的结局并不重要，人们更关注的是人物在其命运路途中的精彩纷呈，正因为性格、情感和细节的吸引，才会去关心结局，才会在没有结局的文本的空白中去充填想象。
张居正的身份极为特殊，身为首辅他握有扭转乾坤的摄政大权，在任上达到了人臣之极，受封为太师、上柱国，其声望从朝廷到民间都达到了巅峰。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悲剧人物，这并不仅是以他死后削爵抄家平坟为印证，而是生前他就有着清醒的自我意识，从一开始推行新政时就已经看到了自己身后的悲剧，“破家沉族”、“机阱满前，众镞攒体”、“溲溺垢秽”，从这些史籍中他本人留下的文字中，已透出了他清醒的预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任时，他就坚决地拆掉了在家乡荆州已建好的大学士牌坊。当然，最令人感慨的是，张居正的结局以及他所推行的新政的失败，更多的不是败于政见，而是败于自己的身体，以他的死为转折。但作品未能充分挖掘这种悲剧性所具有的撼人心旌的冲击力，也没有从这些传世的文献记载中渲染出更多的有血有肉的内容。
书中集纳了二三十个命运各异的人物，总体感觉上显得比较平。读历史文学，读者总渴望看到几个让人过目不忘的人物，能留存于记忆成为伫立于文学画廊中的形象，像小说中高拱以谋略胜出；金学曾以锐气逼人，以及斗蟋蟀赢得万两银子解国家之困，买蜜蜂蜇翻一地闹事文人的所作所为，都让人印象深刻。还有癫狂孤傲放浪的大儒何心隐等，但这种好与坏都能撼动人心的人物并不多，对人物个性典型化的提升还不够。
《张居正》在笔墨趣味上有需要批评的地方，如写男女之事，在写人叙事中常夹杂一些荤诗荤话荤故事，若的确是营造特定的情境场合或是显示人物秉性所必需，写写倒也无妨，但不应过多渲染，或是以把玩的心态投入对这种非健康的人性的叙写中，像何心隐和李阎王在牢里的那一回，完全可以不要，或是略写。此外，整部文本中闲笔过多。本来以闲趣的笔调侃世说物，用以表现文人的智慧禀赋，以及展示作家丰富的杂学知识倒也没什么大碍，但一定要有节制，不要将太多的个人趣味沉入其中，以免横出的枝蔓太多，遮蔽了主干，甚至完全成了游离于人物形象塑造之外的赘物。这种闲笔过多，加大了小说的篇幅，但并不一定能够提高文本的质量，反而轻而易举地消解了系列长篇历史小说所具有的史诗性品格。
张居正形象的塑造，从总体评价上是成功的，对这一形象的创作中，始终贯流着熊召政的理性透视。他站在历史审视的角度，研究历史并从中寻找历史的潜在暗示，以“楚狂人”为思考契机，从而确认了写这个人物的总体基调和大致走向。在我看来，张居正形象的塑造在“狂”上还着力不够，作为大明开国以来屈指可数的中兴名臣，其成于“狂”，也失于“狂”。“狂”，既是张居正成就功业之本，也是其政敌所大加指摘之处，既体现在内在的个人性格上，同时也是外在的社会情势所逼就，两方面都还有可深入开掘的地方。
发掘和重拾古楚文化根脉
映泉的《楚王》系列小说，是21世纪以来湖北当代历史小说最重要的收获，是在当代语境下为数千年前曾经繁盛一时，却在后来的历史变迁和纷繁浩劫中风流云散的古楚文明的招魂之作，也是发掘和重拾楚地文化根脉的文化寻根之作。
《楚王》三部曲，以当代人的想像去激活历史的意象，从楚武王写到楚庄王，将两千多年的楚史碎片连缀生发成一部恢弘的文学巨制。可以想像这一营构过程中的种种挑战和艰辛。由于五千年的古老文明的代代传承，更由于重视修史写史的文化传统，汉民族所拥有的历史资源之丰富，为人类文明中所仅见，这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历史小说繁荣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重视历史叙事的民族。在官方，修史一直被视作关乎历代王朝根本大计和命运前途的“国本”，统治者既出于现实政治需求重视写史，力求“以史为鉴”，治国平天下，同时也出于更深层的巩固意识形态大一统的需要，将官方修撰的“正史”作为历史叙述不二的权威版本，依据统治需要将历史话语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将历史官方话语化，“以史为鉴”也就在为统治者提供施政参考的现实意义之外，获得了第二种意义，即为王朝塑造一个能够留诸后世、光照汗青的历史形象。在这种官方意识形态支配中国历史叙事的悠久传统之下，中国民间文学中的历史叙述也秉承了对帝王将相的演义叙事的热衷和迷醉，从骨子里体现出对权力话语和权谋文化的高度认同，与之相对应的，是对个人化叙事的淡漠和无视。权力话语和权谋文化，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故事因素，成为中国历史小说中主要的消费点，而对人物性格、心理的塑造和刻画却并不被置于重要的位置。因而，在《隋唐演义》、《三国演义》等民间流传最广，被认为成就最高的历史小说中，人物形象也基本是类型化甚至脸谱化的，而高度脸谱化、类型化的人物也无碍小说受到广泛的接受。权谋文化加上草莽文化，构成中国古代历史小说的深层文化底子，成为其在中国民间普遍接受并且历史悠久的文学趣味。
这一渊源已久的文学趣味，与当下社会日渐深固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念相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下的历史文本的写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历史题材的影视剧的兴起，历史文学创作受到影像化和商业化的冲击，不少作者放弃应有的人文立场和基本的历史审视角度，转而以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权术斗争为卖点，以浅薄媚俗、迎合大众的娱民化情境为噱头，将历史题材创作带入到以丛林法则为价值指针、以浅俗情节消解历史反思的文化消费中去。近年来颇为流行的对古代历史小说名著的改写，以及大量古装影视剧的翻拍，不惜构建完全背离历史真实和生活逻辑的情节，生造一些非古非今的人物，使历史书写丧失了自身的文学传统和品格。让人略感欣慰的是，在这样浮躁而功利的时代空气里，仍有人在历史小说的创作领域，坚持严肃深沉的历史文化寻根，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碎片，发出沉重而执着的询问之声，叩响古老文明埋藏在人迹罕至的岁月深处的悠长空阶。仍有人矢志不移，在数千年古楚文明已是日薄残阳的荆楚大地，去触摸千年之前楚地先王涌动的脉搏，再一次为古楚文化展开筚路蓝缕的历史画卷，并试图为新时代的楚地开拓一条文化传承和自我更新的修远长途。
映泉的《楚王》系列小说，就其已完成的三部——《和氏壁》、《先王剑》、《鸟之声》而言，就是这样一曲浩浩九歌。映泉截取楚武王熊通到楚庄王熊侣这一段楚国上升时期的历史作为书写对象，根据有限的传世史料的记载去铺陈演义，在文化之流、意识之流和情感之流上与中华历史巨川相贯通，并且承接这种文化底气去生发艺术想象，通过对武王熊通、文王熊赀、庄王熊侣这三位在楚国发展壮大过程中功业彪炳的楚王的刻画，打造出一部雄壮瑰丽的楚国史诗。
一、历史空间的创造性重构
历史小说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的历史观念和历史视野，以及在历史书写中呈现出来的创作态度。而作者的历史观念是否先进，创作态度是否严肃，最直接地反映在他对待史料的态度和方式上。优秀的历史小说作家懂得，好的历史文学作品，一定有深厚的史料根基，若对史料的吸收和发掘不够，则作品十之八九水分太重。史料是写历史小说所必须依据的基础，史料愈丰富愈能为复活历史人物提供更宽阔的周旋空间。写历史，先要读懂历史，读透史料，这样才会有沛然的底气去生发艺术想像，才能文思纵横，召唤逝去的历史时空，挖掘和重构立体化的历史小说空间。
《楚王》的历史故事，至今已有数千年之距，那么留存于传世文献中的记载也就及其有限，遍寻史册，钩沉典籍，所得可能只是稀疏的段落，而且年代久远，对史料的考辨也就尤为重要。对于《史记》、《左传》、《战国策》等零散细碎的楚史记载，如何在其中梳理出一条楚国发展的起伏脉络，兼顾历史真实和文学价值，确实是一道难题。通读《楚王》，无论是从风云变幻的历史大事，还是从一枝一叶的细节小处，都能体会到映泉对于史料所下的扎实功夫。只有积年累月沉浸到历史文献当中，对史实掌故如数家珍，才能在笔下徐徐展开庞大繁复的历史事件，才能收放自如举重若轻地布局宏大的小说叙事。更难能可贵的是，映泉对于史料并不是亦步亦趋，而是敢于突破史籍，在尊重历史逻辑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想象力，对历史记载进行视角新颖而又合情合理地改写，将历史文本创造性地二次书写，重构了一个意蕴丰富的历史叙事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