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切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师迹是刻写在记忆里的。失忆的一切仿佛都不曾发生。
不记得具体的日期，却永远记得出现在《武汉晚报》上的那个显赫的标题——《邵阳出了个陆耀东》，更牢牢地记住了在陆师家提及这个标题时他那意味深长的笑意。
记得不是八七年就是八八年，在武汉大学行政楼的一个会议室里，陆师以长辈的口吻对我们一帮刚刚跨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门，正沉迷于疯狗似的追新逐异的狂潮中的研究生说：“我赞成年轻人运用新理论、新方法。年轻人应该追求新东西。”那时的年轻人对于前辈的治学门径多持不屑一顾的态度，立意高远，意气风发，一路向西，因而经常引来一些长者的非议。陆师不在此列。陆师未必熟悉西来的种种新说，但他不排斥，主张宽容待之。观察陆师宽厚得近乎童稚的面容，揣摩陆师类似于学术掌门人的语气，便能领悟到陆师何以要出示一种高调的宽容姿态。
有一个联想记忆。两件事最为突出。一件事是八七年暑期把从北京带回来的一捆《二十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交给陆师。去北京是参加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讲习班。讲习班分两期，我是第一批去的。陆师托我为他取回一批样书。这批样书取自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室主任的白烨之手。那时陆师还住在武大南三区靠近八一路的一栋楼房里。已故吴林伯先生也住在这栋楼里。吴先生退休已久，但仍在做他的《文心雕龙》研究，怕吵，想换一个清静点的住处，多次与校方交涉未能如愿。不过陆师似乎并不在意。交书是在晚上。永远忘不了进去时的情景。厅非常小，一张饭桌几把凳子一放，就占去了三分之一的空间，两三个人往那儿一立，就让人感到窒息。只见陆师上着一泛黄的白背心，下套一短裤，左手不停地摇着蒲扇，右手搭在一张饭桌上，饭桌上摊着几本翻开的书。他迅速接过书，非常高兴，连声称谢，敏捷地随手抽出一本，拿起饭桌上的笔刷刷签上名递给我。
另一件事是前年春节去陆师家里拜年。这个家安在背靠珞珈山的一座资深楼里，搬来大概已近十年。看起来比原来阔气多了，不仅大了一倍还要出头，光是一个厅就有二十多平米，而且还供有暖气，装修过得去，家具也好了许多。二十年过去，换了天地。还是那种热情，还是连声称谢，但动作明显迟缓了，不再有当年“赤膊上阵”透出的锐气。可是，一旦话题转向他那拟出三卷的《中国新诗史》，陆师就眼放灵光，说话也利索了。陆师说第一卷出来后，在北京开了研讨会，严家炎和孙玉石等老友给了很高的评价，现在第二卷也基本写完了。陆师说他不按流派写，流派往往是靠不住的，像九叶诗派就是后人的命名，原来有没有这个流派都是一个问题；按人头写，这样做最可靠。退下来六七年了，还是一天到晚关在家里做学问，实不多见，要说可比的，陆师原来同住一楼的吴先生可算一个。此后，每次与陆师谈及《中国新诗史》，我都会联想到这次谈话和二十年前送书给他的那个夜晚。
陆师是为学术而生的，学术是他在世的生命象征。
可能陆师并不知道近些年来伪劣学术泛滥成灾的环境，也不知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翻烧饼和追逐海外新说的状况。外面的世界在变，陆师家里的世界却没有变。他不可能关心他那样做合不合时宜，成算几何，他只顾按着自己的路子走。材料，对，材料，一切都要服从材料。相信每一个了解陆师的人都会知道，他所掌握的中国新诗的材料之多，在国内几乎无人能出其右。这也是他引以为自豪的。好几次去陆师家，他都拿出装订很好的手抄本，说是以前在北京一字一字抄下来的。陆师论四十年代的叙事诗，材料之富赡，论述之细致，都令人叹服。他谨守论从史出的原则，强调学术研究的“水磨工夫”。虽然他不喜欢言之无据的高论，但是他喜欢持之有故的创新。他引用过宋人戴复古的诗句：“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他说，一篇文章，哪怕有百分二十的新意，也比那些四平八稳的文章强。当然，他有他的原则和套路。时代大背景，诗人小背景，内容形式二分，每个诗人都得分享他给出的这几大要素的文字，不同之处只在于大诗人多些文字，小诗人少些文字。陆师坚信政治不能代替也代替不了艺术，但他论及艺术却常常牵连政治，会使用左、右之类的断语。
只要听陆师谈《中国新诗史》，我就会想到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五六十年代是他们那一代学者治学的成型期，而八十年代则成就了他们那一代学者的辉煌。由政治而艺术，或由艺术而政治，这是他们那一代人运思的惯性。五十年代陆师参与《狂人日记》的论争，写分析狂人形象的文章，既顾及作品虚化的艺术特点，更关注狂人形象实载的政治意蕴。陆师大学毕业留校后曾前往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在那里写了不少政治味极浓的文学评论。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段在他们那一代学者身上刻写的印记，不是谁想抹去就能轻易抹去的，不抹去反而更能彰显其学术成就和成色。八十年代是陆师的黄金时代。为“拨乱反正”，一面研究鲁迅等作家，一面研究中国新诗，双管齐下，陆师很快便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思路还是原来的，只是政治判断倒过来了，换了个方向。他清理鲁迅论述尼采的线索，探讨鲁迅与“拉普”的关系，他评析冯至的诗作，毫无疑问，其着眼点都在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他的《徐志摩评传》出得早，适得其时，影响也不小，在推翻强加在徐志摩身上的种种不实之词的同时，重新勾勒了徐志摩的人生和艺术轨迹。运思的工具仍然是阶级之类的概念，既看取其人其诗所含有的民主思想在“五四”时代的积极意义，也看取其人其诗所含有的情感迷惘在二十年代末的消极作用。与茅盾一样，“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被陆师做了政治上的解读，阶级理性控制了陆师的运思，迷醉于“梦”里的爱情和“梦”破所生的“悲哀”，被陆师看成了小资产阶级的幻灭情调。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陆师那一代学者的学术是政治学术、革命学术或阶级学术。离开政治、革命或阶级，离开政治等统辖下的如左、右，如进步、反动，如小资产阶级、小农经济之类的概念，我们将想象不出他们究竟还能做什么，我们将找不到“同情”的对象，将无法理解他们的学术命运和价值。否定历史是蛮横粗暴的，毫无意义。必须承认，陆师是他们那一代学者中的佼佼者。陆师在严格限制的思维空间里所做出来的成绩相当可观。他持续约三十年的中国新诗研究，历史地看，怎么说都是十分出色的。既然知书明理，陆师当然明白知有所限的道理，感觉他也做过跳出旧框框的尝试。他反复鼓励年轻人大胆创新，未尝不可解释为一种自我印证的方式。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近几年来，陆师不知多少次对我提到好诗的话题，说好诗极少，有超越性，形式完美，富有艺术魅力……说实话，就师承而言，从陆师问学，我所得到的并不是他的那些观点，也不是他使用的理论和方法，我最佩服的是他持之以恒对待学问的那份真诚、严谨、执著和勤奋。那是非常可贵的一种精神。我想，在八七年暑期的那个夜晚，在零七年春节的那次拜年中，我所见证的便是这种精神。在“文革”后醒悟过来的陆师那里，学术不再是政治的应声虫，更不是好玩的游戏，甚至不是生存的手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存本身。现在回想起来，与陆师接触了二十多年，却完全不知道除了学问他还有其他什么特长。有嗜好但不多，也就是每天喝点酒，有时看看足球，偶尔跳跳舞而已。平时与陆师聊天，不管在哪里，聊不上两句就会被他硬扯到学术上去。而一旦上了学术的路，他的眼睛便随之生动，神情便随之专注，劲头便随之增大，态度便随之认真，语言便随之流畅，此时即使有九头牛，也休想把他拉回来。
陆师已入耄耋之年。去年就少见他出来散步了。今年春节去拜年，见陆师说话也不如原来连贯了。不过，令人欣慰的是，他念兹在兹的仍然是他那部未竟的《中国新诗史》。正所谓心存“念想”，“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我相信，诗史可缀，师脉可续，师迹可存。
2009。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