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曹禺
郭启宏
记得那一年，某次全国文代会前夕，我应邀回潮州，为家乡的大学讲课。在我的“词典”里，文代会者，无非是一次“换届”，或日‘重分配、再就位”，代表的作用也就举一举手。北京筹备组的熟人调侃我，你可真牛，文代会都不来。我笑着解释，实在脱不开身。就在开会前夕，我从报上得知，曹禺先生逝世了！我当即给李玉茹先生和万方女公子去电话……当时只是惘然，之后多有怀念。我写过几篇文字，始终不满意，我总觉得自己并不了解这位堪称恩师的前辈。
我与先生的交往其实不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地位悬殊，宛若云泥。先生于我，向来‘危乎高哉”，我始终仰望着先生，我没有瑞士人迪伦马特的勇气，把前辈权威只当作‘对话者”和‘激发者”，尽管我心里明白，迪伦马特的说法不无道理。
在我调入北京人艺之前．曹禺先生会上会下都曾谈到我和我的剧本，特别是那部《南唐遗事》，令我受宠若惊；到北京人艺后，我的首部作品是《李白》，是时只求上演，别无奢望。剧本是于是之大兄带到北京医院给曹禺先生的．不承想竟得到先生的大褒奖，又写信，又题诗，令我大喜过望，但我想起社科院关于钱锺书的一句歇后语，“钱（锺书）赞——不可当真”，在曹禺先生面前．我确实不敢沾沾自喜。
我与曹禺先生第一次比较深入的‘对话”，不是谈创作，而是谈“师道”。应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我去北京医院看望曹禺先生，说起两天后要去广州，参加我的导师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从教七十周年纪念活动，曹禺先生说，他与季思教授有过一面之交，惜无机缘深谈，他说他十分敬佩季思先生的学问，要我见面时一定转达他的问候，然后谈起老师这一神圣的职业．他说他有过很多老师．念起一连串名字，我只记得张彭春，还有巴金，他神情严肃地说，天地君亲师，五伦之中，别的不说，那是无从选择的，唯独这个师，最了不起，没有血缘关系，却把一生的知识无私地传授给学子，师道尊严是批不得的，得有师道！后来，我回到母校，作为季思师受业的学生代表在大会上讲了曹禺先生的这番话，永芳堂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事后，季思师对我说，你替我谢谢曹禺先生，他懂得我的心，生能得此一语，死可无憾！
有一次，我潮州老家的石壁山风景区要搞文化碑林，有关部门选中山顶上一块巨石，通过我请曹禺先生题字。我跟曹禺先生直说，他痛快地答应，你的家乡，应该写的。我为他铺纸溶墨，他忽然问，写什么？我说您写什么都行，人家要的是‘曹禺”二字，他说，你出词吧！我连连摆手，我哪敢呀？他又解释，我一想词，头就疼。无奈．我只好另纸写上三个字——“揽玄黄”，行不？他一看，嗯，山顶上，天地玄黄，好！一挥而就。这三个字如今成了风景区的一帧名片。
交往的多寡究竟有限量，而影响的深浅则属无形。就我个人对戏剧的认识，更把话往绝对上说，中国的剧作家堪称大家的，只有曹禺一人！北京人艺被称作‘郭（沫若）老（舍）曹（禺）”剧院，“郭、老、曹”
并提，且置曹于末后，妥否？当然，学术上的排序不必过于认真，初唐四杰‘王、杨、卢、骆”，当年当事人就有异议，后代后来人更多歧见。倘若论及真正对戏剧艺术规律有精准把握．当推曹头（老北京人艺人对先生的尊称）．郭与老，不及也！更有高风亮节，先生作为人艺一院之长，全力揖让郭与老的作品在人艺舞台上占尽春光，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
我每感到曹禺先生对人对事常有一种伟大的宽容。近几十年来，人们对先生多有批评，这种批评包括为人和作品。比如作品，尖锐的批评集中在他于中国政权易手后写的几个剧本上：而对早年间的名着，偏又肆意劫掠。先生的名着被后来者“改编”的次数几乎不可胜数，他似乎没有反对过，他宽容后来者施行各种各样的“尝试”，他容许后来者站在他的肩膀上向茫昧眺望，与其说他不计较，莫如说他有一种巨人的自信。尊家听说过曹禺先生明白表示过他支持哪一种“改编”（或日“解构”、“颠覆”）吗？换言之，尊家无妨想想，《诗经》《楚辞》需要‘改编”吗？莎士比亚需要“改编”吗？在下说得再直白点，不朽的杰作是不能‘改编”的！许多‘改编”者无非借助曹禺先生的大作“沽”
“钓”时下的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当此际，我相信先生在九天之上当“颔之而已”。（语出《左传》）
中国研究曹禺的专家田本相君，写了一本《曹禺访谈录》，书中披露了曹禺先生的内心世界，他几经斟酌，以‘苦闷的灵魂”为正题。我极口赞同这个正题，并应田兄之邀，写了一篇文论，题目由兹而来——《惟其苦闷，所以伟大》。我认可一个道理，天才原本都是苦闷的灵魂！文章寄到《中国戏剧》，当时的编辑部主任很赞同，主编却压制，说现在是太平盛世，有什么“苦闷”！主任为难了，真有点“苦闷”了，问我可否转给《文艺报》？我说，哪棵树不能吊死？文章便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似也未有诽谤盛世的不良效应。今日重提这桩往事，遑论如烟如铅，鄙人已经出离愤怒了：当下的意图正是着眼于“苦闷”二字，重新解读曹禺先生。
曾听万方说过，好多年前，曹禺先生时常在夜间独坐阳台，问他想什么，他说想跳下去……乍一听，脑袋瓜儿嗡然震荡，似要开裂，如我这般快意朵颐、贪恋残生的主儿简直不可思议！渐渐地，万方的话被我演绎成一个场面，定格了，我也渐渐悟出些什么。
我想起不少人对曹禺先生的批评，自然都是善意的批评，尤其是画家黄永玉先生那封出了名的信。
黄先生在信里首先表示‘你是我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然后指出曹禺先生“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溪流”．语气相当率直．“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也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
听说黄先生是个很有才气且极具个性的人，他的批评似也有理有据；然而，在我看来，似也值得商榷。从表面看，华瞻的文采难掩偏激的立论。所谓“为势位所误”，是不了解曹禺先生的一种误读！先生的内心并不追逐‘势位”，果有‘势位”，他也是‘应该应份”的，中国戏剧界的领袖人物（从前叫“排头兵”，当下时髦语叫“领军人物”），除却田汉、曹禺，还能有谁？
事实上，“势位”问题恰恰是他的无奈和痛苦。比如，与‘势位”偕行的不止是名利，更有永不消停的表态（包括言论和行动）。所谓‘萎缩”，同样似是而实非。天才的海洋依然存在，只不过为更广大的穹庐所覆盖，我们只能偶尔看见海洋的一抹浪花。比如，上述田本相君的访谈录中所记述的曹禺先生的真知灼见，又如，那出有主题先行之嫌的《王昭君》，其中的孙美人的艺术形象便是‘最后一次在我的眼前／滚动着蔚蓝色的波涛／和闪耀着骄傲的美色”。（借用普希金《致大海》）应该指出的失误是黄先生这封信的矛头指向。如果说，曹禺先生‘解放后”的‘不作为”是一种文艺现象，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由绝不仅仅是曹禺先生们自身的弱点，归根结底是曹禺先生们的生存环境使然。钱锺书在《管锥编》里从罗列古代真言引祸、文网飞灾人手，论及中国人的生存环境：“……诸如此类，皆斤斤严口舌之戒而弛口腹之防，亦见人之惧祸过于畏病，而处世难于摄生矣。”倘说钱锺书是在谈论历史教训，未必定与现实挂钩：
可巧，毛泽东答罗稷南问谈及鲁迅的今生来世，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据黄宗英回忆，一九五七年在上海的一次座谈会上，罗稷南问：“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
‘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南方周末》2002.12.5）中国伟大的文化旗手鲁迅先生尚且如此．更何况曹禺先生们！真个是“瞑祸过于畏病，处世难于摄生”。
生存环境的安危缘自社会制度的优劣，我们都从“文革”中走过来，我们不能‘严”要求谁，既无资格，也难实现：我们甚至不能要求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也是被一种远非完美的制度的力量推着走的。
听说曹禺先生把黄永玉的信郑重其事地裱挂起来，我蓦然想起司马光的‘警枕”，光‘以圆木为警枕，少睡则枕转而觉，乃起读书”，（王应麟《困学纪闻》）莫非曹禺先生以此信为警示，一日三省吾身？
我回想这些年来所见所闻曹禺先生行状，不由深深叹服先生面对命运不能自主的生存环境，竟能养成如斯自觉的自我保护意识，而又葆有大海的胸臆、赤子之心！试想，先生没有被打成右派，没有被关在牢里，难道不是‘奇迹”？他甚至比毛泽东眼里的鲁迅更多了一种选择．他尽可以‘不作为”，但听说他逝世前还被内定‘文联主席”的‘势位”，这是多么了得的生存智慧！人们究竟苛求先生什么？
重读曹禺，我渐渐认识到一种胸襟、一种精神、一种境界，叫宽容。
不算昭雪——丁聪生前未结的一桩公案
今年五月二十六日，丁聪的家乡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为他举办了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活动。两位老雕塑家马改户和时宜教授为老友丁聪所塑的石像于那天揭幕．《读书》杂志编辑的《永远的小丁》也于那天首发。亲属、朋友从世界各地赶来，参与了简朴诚挚的追思。没有想到的是，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玛霞女士——一位丁聪艺术的研究者——带来了几帧不为人知的漫画复印件。很容易就可确认，这是丁聪的手笔。
何以这些漫画会流散异国他乡？这些已经笔迹漫漶的画幅又何以值得飘洋过海带来中国？
这桩公案说来话长。
丁聪先生在世时，我曾问及，他参加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几十年，同很多共产党内的朋友相知甚深．一九四九年以后．成了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委员、《人民画报》副总编辑，足见倚重。为什么始终不曾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其中一员？丁先生回答我：“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差一点就入了党。”
为什么‘差一点”？这“一点”差在哪里？这就牵涉他抗战时期不到半年的经历。
共产党有很严密的组织。一个人若要入党，不但要把自己的履历、社会关系详尽交代清楚，还要把祖宗三代的成分、职业以及职务变更、思想倾向交代明白，并有确凿证明，以提供“组织”审查。不要说大人入党，就是我们这些当年的初中娃娃，若要参加少儿队（那时叫少年儿童队，后来改作少年先锋队）、青年团（那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来改作共产主义青年团），也一样得如此这般详加说明。就是不要参加‘组织”，只要身处共产党治下，都要交代，只不过松严有别，审核有异罢了。
这叫对党忠诚老实。十几岁的娃娃，没有什么复杂的履历，但思想审查之严格，不亚于入党。那时听说的一个实例，就是梁启超的孙子要入团，几次未能通过，理由是对其祖父的改良主义思想认识不清。听后很为我没有这样一个有名气的爷爷感到庆幸，不然我哪里说得清什么是“改良主义”？
丁聪早已成年，自然一切都可以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在某地做某工作、任某职务？有哪些社会关系？是密切关系还是一般关系？此人是何政治面目？做何工作，任何职务？现在还有无联系？凡此等等，丁聪坦坦荡荡，无事不可对人言。但是，有一段，大约半年的经历却让他犯难。抗战时期，大约是一九四五年间，确切的日子我已记不清了。他曾在成都驻华美国陆军情报局的心理作战处工作了不到半年。这半年做了些什么，他自然可以说得非常清楚，既不反共，也不卖国，只是画反日的漫画。但到组织审查，要找到证明人却难矣哉了。美国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早就撤回了美国，《别了，司徒雷登》之后，中美断交，美国使馆人员也都夹着皮包走路了。不但无人证明，就是千方百计找到了证明人，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的证言有谁相信？“陆军情报局”，乖乖隆叮咚，这不就像“中央情报局”，是特务机关么？在美国“特务机关”
里干活儿，还会不是干反党反人民的勾当？那时从解放区来的或新参加工作的人，几乎都是这样的逻辑，做组织、保卫工作的更是警惕性极高，不放过每一个可疑的环节。年纪轻的，没在“旧社会”混过，不知谋生艰难，更不知全民抗战时期的各种复杂情况。毛泽东、刘少奇都讲过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之类的话，甚至都喊过“蒋委员长万岁”一类口号，到一九四九年之后这些都已被“甄士隐”了，似乎从来都是“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至于解放区来的，对大后方的抗战情形也所知寥寥。按说，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给中国直接军事援助最多的，好像也只有罗斯福领导的美国。苏联给过一点武器，但为数甚微，而美国陆军到中国来帮助抗日，最多时有十万之众。但在我们所受的教育里，只有《美帝侵华史》，从华尔的洋枪队到‘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从治外法权到十里洋场：从四大家族到中国内战，都是美帝惹的祸。今天，我们又在谈论陈纳德的飞虎队，又在谈论滇缅公路、驼峰航线对中国抗战的意义了，这才知道许多美国健儿是牺牲在中国国土上的，单是牺牲在驼峰航线的就有一千多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抗战的，远非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一人。但在组织审查丁聪之际，谁要谈论这些，起码的“帽子”是‘亲美、崇美、恐美”——这是从思想改造起许多知识分子都反复检讨过的。在这样的教育下，一看到“美国陆军情报局”便疑云顿起，毫不奇怪。
丁聪所在的党组织，已经算是很开明了。领导找丁聪谈：我们准备发展你入党，但是你的这段历史无人证明，一下子也很难找到证明人。不过组织上相信你谈的情况，可以把这些问题暂时挂起，先讨论你入党，以后若是发现问题，由你自己负责。
不过丁聪自己并不“开明”。他不愿意“不清不白”地入党。他说：“那就等问题搞清楚以后再入吧。”不料这一等，直等到人归道山。
此后的丁聪，真个是命途多舛。批‘二流堂”把他捎上：反右派，尽管他只在编辑部讲了一点业务上的意见，仍旧划归另册，于是发配北大荒。“摘帽”之后，“帽子”依旧拿在群众手里，其实是拿在领导手里，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就给你扣上。直至“右派”改正，他也只是分配在美术馆给别人的画展写标签。这次在枫泾，美术馆一位前领导讲话，称丁聪为“我们馆的员工”。初闻此言很觉讶异，后来想想，他也确实只是一名在美术馆领饷的“员工”，除了他的漫画，一无所有。在中国，正式的头衔都要官方授予才算有效，当官的有官衔，治学的有学衔，工艺界也有“大师”的职称，连“领取国务院特殊津贴”，虽然只不过每月一百元，也像煞有介事地印在很多名片上，就因为它有官方色彩，是官方认可的“水准”。称丁聪为“漫画大师”则无人授予，不过是传媒自说自话，他既非教授，又非研究员，也没有什么一级画师的职称，不过是美术馆的一名“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