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阶段，兴趣在读小说，当然是苏联的多，中国作家中读得最多的是鲁迅，对他非常佩服，虽然理解甚为浅薄。比较有兴趣地读古文诗词，已是高中阶段了。好像是一九五四年秋季开学时，语文课改用了《文学》、《汉语》分开的教材。《文学》教材是张毕来先生主编的，从《诗经》、《楚辞》、《史记》、《乐府》到唐诗、宋词、元曲及古文辞、小说，都有选目。作品选得好，老师也讲得好，于是便产生了兴趣，除了课文外，又去找了些其他作品。《诗经》读的是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译》，《楚辞》读的是沈德鸿（即着名作家茅盾）选注的《楚辞》，唐诗、古文则主要是一本《唐诗三百首》和一本《古文观止》。读，也不是从头到尾读，翻到哪里一看，读不懂就跳过，大致读得懂就看下去。因为喜欢，所以有些诗文读着读着就背下来了。
读得稍稍多一点，觉得无论古文还是古诗，都有一个调调，念起来抑扬顿挫，好听得紧。经过父亲的指点，知道了字有平仄，平仄错杂，才能铿锵有致。辨别平仄，还有四句口诀：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平声之外的三声，统归于仄声。好在我是南人，除了现代汉语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外，还辨得出也读得出现在已经派入“平、上、去”三声的入声字。古代诗歌，尤其到了律诗、绝句以至词、曲，平仄相当严格。古文虽然没有格律，但一样要平仄协调，读着才好听。譬如《滕王阁序》中“时维九月，序属三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吊古战场文》中“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念起来高低抑扬，自有一种美感。而短句的急迫，长句的舒缓，错杂为用，更有一种特别的情味。读一读《阿房宫赋》起始那几句——“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自然体会得出。进入大学之后，阅读的范围更广，眼界也就更为开阔，知道用文言写作的各种不同文体也各有自身的格式与规矩。
读古代作品，可以有不同的目的。作为研究，需要集中心力于研究的领域，虽可旁涉，不能太泛，好处是专精，缺点是往往专注于思想内容而忽略了对作品形式的欣赏。由于离开大学之后并不专注于学问，我的阅读多半是为了爱好和兴趣，所以那些艰涩难读的东西我并不喜欢，更多的是读那些古代作品中有趣的篇什。孟子的雄辩，庄子的恣肆，司马迁的叙事，《世说新语》的简洁与趣味，都吸引着我。还有那些“史笔记、书信、语录、联语、笑话、文言小说，思想活泼，文字随意，情味盎然，远比坐而论道的东西有趣，也都是我喜欢的。我的照猫画虎，多半是从这些“猫”处得来的底样，若是真要去做八股，就算应童生试，怕也非被黜落不可。我之所以说，我写的是些“聊斋体”的文言，就是向读者坦白（源所自，以免读者不明底细，以为我真有出经入史、熔铸百家的本事。现在动不动就夸人“学贯中西”或“学贯古今”，其实是很少有人当得起的。
以我的经验，文言作品读得多了，对那声口有了感觉，模仿也就不难了。“照猫画虎”之际，只要照那声口落笔成文，然后尽量减省文字，那么虽不中，亦不远了。鲁迅先生谈到作文，有一层许多人都知道的意思，就是“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答北斗杂志社问》）又说，“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可惜很多人并不照他说的去做。这两段话看似平易，其实是很有用的。无论做白话文还是文言文，道理都是相通的。我没有鲁迅的才情，所以写过之后不是看两遍，而是尽可能多看几遍，待到觉得文字已经不好再减省，读起来也不觉得拗口时，这“猫”“虎”就有些儿相近了。当然这主要是指文字，至于思想、情节、结构的思索、组织与提炼，那是另外的功夫。
二十多年前照猫画虎地用浅近的文言写了二百多篇寓言，后来就很少再用文言写作。许多话已经可以明白直说，无需借助古人衣冠。文言可以读，可以作为今天写作的借鉴，可以滋润今人的文笔，但似乎也不必提倡什么“新文言”，因为这种文体拘系太紧，容易束缚思想。至于文言词语，许多还活在今人的口头笔端，用得妥当，表现力要比那些生造出来的、谁也不懂的词语高妙得多。
今天的中学生，要学的东西太多，科技发展的速度，紧紧追随尚不可及，哪能整天浸淫于四书五经！就是立志承继与整理古代文献，也必须有现代的知识、现代的思想和现代的眼光，否则难有新的创获。至于如我这样照猫画虎，若有兴趣，窃以为只需闲时浏览足矣，不必听信那些当代“经师”的忽悠。今日穿唐装、蓄髭须，摇头晃脑大赞其国学者；译过几篇古诗或发过一些议论便莫名其妙被捧为大师泰斗者，真有资格谈论国学的，实在有限。至于什么立等可取的国学班，装模作样的国学堂，就像几天可以减肥、几天可以长高的广告，照我看不过是骗钱的花样——信不信由你。
非常岁月的生存实录
古今
人到了晚年，总有一些难忘的记忆在脑海里时时浮现。如果是属于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那么，这种记忆本身就是历史，其价值无容置疑；即使是属于个人或一个群体的回忆，也有宝贵的社会信息在内，决不是毫无意义的。我自参加工作到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为止，在极左路线统治下遭受了许多屈辱。这种遭遇既有一般知识分子的共同性，也有个人的特殊性。我以回忆录形式记下来，力求真实无误，也算是留下那个时代的一点雪泥鸿爪。
一九六○年九月，我从上海华东师大毕业，服从组织分配到宁夏大学（原名宁夏师范学：）政史系任教。其时学校初创不久，两座教学楼孤零零地矗立在贺兰山下的荒滩上。时届国家处于“暂时困难”时期，每人每月粮食供应减至二十五市斤，副食极差，全凭票证，每人每月定量油四两，豆腐一斤，带骨羊肉半斤，蔬菜极少，每人每天估计不足半斤。开头三个月，大家都用革命意志克服困难，无人叫苦，照样积极工作。时间一长，许多人渐渐体力不支，没有力气多走路，多说话。后来浮肿病日益严重，病倒的人多起来了。上面终于发现情况不对，提出“劳逸结合”，学生可以不上夜自修。自由市场也逐步开放，许多人不惜“血本”，假日去自由市场高价买点青菜、土豆、鸡蛋之类补充营养。副食品店有高价点心供应。但大家工资很低，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那时，谈吃成风，一坐下来都在谈吃，对别的话题已全无兴趣。每次上食堂排队买饭，总是两眼直愣愣地盯着馒头的大小、份菜的多少。吃饭时连一粒面包屑、沾在碗上的一点糊糊、一片菜《都舍不得落下。吃过饭一个小时内，心里总是空荡荡的，惶惶不安，无法把食欲控制下去。读书作文，很难集中思绪。晚上做梦老是在吃东西，醒来备感怅惘，还怀疑自己是否革命意志衰退、道德品质堕落了。
政治思想工作却一点也没有放松。每次小组会上，大家都要谈如何对待“暂时困难”。一致谴责“苏联修正主义背信弃义”给我们制造灾难，同时要我们相信此乃“百年未遇”天灾造成的困难。领导还严正地告诫我们：今天的困难算不了什么，比起旧社会贫下中农受的苦小多了。那时贫下中农连糠菜半年粮也吃不上，不像现在国家每月还供应我们二十多斤口粮。于是我们只好负罪自责。自己出身不好，没有吃过贫下中农的苦，觉悟不高，革命性不强，看来只有加紧自我改造才行。有一次，偶然在图书馆看到一本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梅里奇的作品《人是机器》。书里说：人和机器一样，机器转动要加油，油就是能源。人是以粮食为能源的，不吃粮食，人也会失去劳动能力的。这一下使我似有顿悟：贫下中农和我都是人，人要吃饭才能劳动，这一点肯定是共同规律。如果贫下中农在旧社会比我们现在还挨饿，那他们如何坚持劳动呢？如何生产出劳动成果供统治者剥削呢？天灾和苏联破坏的说法是否在说谎和别有用心啊？我在内心深处对官方的话语霸权产生了反感。明知道这种反感情绪可能埋伏着杀身之祸，但思想总是转不过弯来。
一九六一年十月，我去四川大学进修。那里的饥天恶地竟比宁夏过无不及，使我对“天府之国”的奢望彻底破产。川大的学生看上去个个面黄肌瘦，面带菜色。每到周末，可看到学生宿舍墙上贴满字条，上写：某号宿舍某某某有毛衣一件或裤子一条，愿与回家同学换取星期天的餐券。星期日下午，学生返校，发现有的人冻得全身发抖，原来身上外衣外裤脱下来，在路摊上换饭吃掉了。
我在川大有幸追随史学名家蒙文通、缪钺先生读书，并受到二老亲切的关怀指点，内心升腾起走学者道路的强烈愿望。可是因为饥饿的威胁，我无法长久地专心读书编讲义。我强迫自己每天读多少书，抄写多少卡片，如超额完成任务，每天晚餐加一小两粮，如完不成，每天减一小两（“小两”指一市斤合十六两，现已改为一市斤合十两）。这样强制执行了一段时间，收到一定效果。到了周六下午和星期天，川大校园变得冷冷清清，空空荡荡，我也就放纵一下自我，带上半斤粮票，些许零钱，上街漫无目的地闲荡，主要是在成都的一些小曲巷中东张西望，寻找食物小摊，特别留意低价又少收粮票、数量较多的食物，如二两大盘盐米泥，即米粉糊糊，或二两一盆熟番薯。这样转悠两小时，把半斤粮票消耗完了，身上有饱暖舒畅之意，漫步转回校内。当天夜里往往能比较专心地多读两小时书。可第二天又悔恨无穷，因为我毕竟过多地消费了口粮，预示着更大的饥饿威胁。于是以忏悔的心情命令自己再不许胡思乱想，多做学业，将功补罪，今后决不再如此放肆，必须改过自新。但往往坚持不了两三个星期，难免复辟回潮，故态复萌。为了吃饭和读书，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在自我煎熬中度过了半年。
人只有经过了许多事实的教训和考验才能真正明白一些深奥而又简单的道理。晚清民国时期，中华民族曾造就了一批气质高贵、人格尊严、秉性耿直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此后的时代变得灵魂软伏、思想平庸、人格萎缩。什么缘故？领导人有过这样的话语：“饿饭三天，改造知识分子便没有不成功的。”原来真的如此。
大约到了一九六三年春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长达三年的饥荒渐渐结束，食物相对充分了一点，至少肚子渐渐可以塞饱，知识分子不再为每天饥肠辘辘而痛苦不堪。但紧接着运动接连不断，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日子更不好过。
说来话长，一九六○年九月，我初到银川宁夏大学，置身西北荒原，学校四周平沙莽莽，碎石遍地，与江南山青水秀的风光大异其趣，心情难免荒凉沉重。偶然在宋人笔记小说罗大经的《鹤林玉露》一书中，看到描述南方隐士生活的一段美文，有“余家深山之中，门无剥啄，落花满地，苔癣盈阶……拾松枝，汲清泉，煮茗自啜……漫步芳径而归，牛背横笛，月映前溪……”之类的描写，颇为欣赏，随手抄下压在书桌玻璃板下。一日，历史系领导兼校长秘书L来看我，见到这张卡片，后来他对我有了议论，说：“CBG这人思想感情不健康，有封建士大夫情调。”可我并不知道。只觉得系领导为人颇有城府，面笑肉不笑，深沉莫测。那时，学校正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政治运动，大字报贴满拐角楼墙壁。有一位姓陆的食堂管理员被揪出来批斗，让他站在条凳上低头坦白交代，群众在下面举拳高呼口号，气氛相当紧张。这种场面使我感到突然异样。过不几天，一个姓张的体育教师被戴上手铐带走，说是反革命，没过几天，传来消息说被枪毙了，学校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心里也有些害怕。宁大这样一所高等学校竟暗藏不少坏人反革命，情况如此复杂，环境有些险恶啊！当时和我住一间房的老教师姓G，我虽和他同居一室，但对他的情况全然不知。组织上也从未和我说过他的历史。只晓得他解放前在东北长白师：任副教授，通日文，调宁大后教世界古代史，说话做事十分谨慎。我们相处数月，关系和谐。我一直有尊重老人的习惯，他也十分器重我的业务能力，这样，平时比较融洽友好。姓张的体育教师案发后，我隐隐约约听到组织上有人在背后议论我，说：“CBG是共青团员，让他住进G的房间，是让他充当党的耳目，考验他对党是否忠诚，可他从未向党反映半点G的情况和问题，反而相处得很好，可见此人政治上缺乏敏感，思想觉悟低。”这真是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里顿觉非常委屈和烦闷，原来组织上用这种方法来考验我，让我充当暗探特务，而又不让我知道真相。我怎么扮演得了这种角色呢？好在“暂时困难”形势日益严峻，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阶级斗争的弦松了下来，事态也就渐渐平息下去了。
一九六一年一月，是我到宁大工作的第一个学期的期末，放假前，全校召开工作会议，校长作期末总结报告，全校教职工参加，总共也不到百来人。校长姓刘，资格很老，是一九二四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入党的老党员，由西北民族学：调来。他先就总务部门发糕点票的事发了一通奇妙的论调，然后话题一转，说历史系有的青年教师，教学观点有问题，“把皇帝说成伟大人物”，“把资本家和工人说成兄弟一样相依为命”，还对粮食定量低标准有看法，借题发挥，公然说“粮食低标准，对学生学业要求也可低标准”，等等。大家听了有点吃惊，这青年教师是谁啊？我也是一头雾水，茫然无知，心里可有点忐忑不安。在全校大会被点名非同小可，历史系青年教师，会不会和我有关？当晚失眠，转辗反侧，思前想后，突然心惊肉跳起来，不错，说的肯定就是我！
终于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件件联想了起来。一次，校长秘书兼系领导L听我上明清史的课，内容是评价朱元璋明初治国方略，我引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在《简明中国通史》中的一句话：“朱元璋建立明王朝，采取与民休息政策，很快发展明初生产力，是一位比较伟大的皇帝。”又有一次，讲明中期以后江南地区已有资本主义萌芽产生，高校所用所有明史讲义几乎千篇一律都引用《苏州府志》中一条资料：“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说明雇佣关系、劳动力市场已出现，当时是进步现象。又记得贯彻劳逸结合方针后，大大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一次L问我：“宁夏学生与上海学生比，程度如何？”我说：“基础不一样，当然会有点差距，但宁大历史系学生一般很认真努力，一下要求也不能太高。”肯定是L把这几件事经过他的筛选加工，上纲上线，一一向校长作了汇报，我也因此成了宁大教师队伍中观点有问题的反面典型了。想到这里，泰山压顶，寒气逼人，心里恐惧起来。这不是有点故意陷害我的企图吗？我最反对背后打小报告整人，别人却在打我的小报告，而且这打报告者竟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可危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