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西伯利亚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却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彻底抛弃了原来信奉的社会主义，认为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那些理想是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见，甚至痛斥早年自己崇拜的对象别林斯基是“俄国生活中最可恶、最愚蠢、最可耻的现象”。以往在谈到他的思想转变时，人们往往强调客观原因，比如闭塞隔绝的监狱环境，《圣经》是唯一能够阅读的书籍等。按照这样的解释，作家没有经受住苦役和流放的考验，屈服于严酷的环境，是沙皇政府的迫害导致了作家的转向。是的，沙皇政府的迫害的确对作家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造成了极大伤害。严酷的气候，恶劣的环境，繁重的体力劳动，日夜戴着的沉重的镣铐，狱吏花样翻新的虐待，将囚犯打得皮开肉绽的酷刑……这里简直是一座人间地狱，即使一般的苦役犯也万难忍受，更不用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了。他本来就患有癫痫症，在西伯利亚这毛病发作得更频繁也更严重，往往突然倒下后抽搐不止，久久不省人事，如同死去一般，虚弱得要过好几天才能恢复。更大的痛苦是精神上的：“我被关押快满五年了，没有一小时可以独处。而独处是人的正常需要，如同吃喝一样。处在被迫的共产主义中你会憎恶人类。共处是一剂毒药，是一种传染病。四年来我由于这种难以忍受的折磨而经受了莫大的痛苦。”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受的这些磨难并不是他改变立场的根本原因。作家明确指出：
不是流放岁月，也不是痛苦的经历摧毁了我们……而是某种别的东西改变了我们的观点……这某种东西就是和人民的直接接触，在共同的不幸中与人民兄弟般的结合……
这种变化不是一下子发生的，而是渐渐的，经历了很长时间……我是比较容易回到人民根基、理解俄国人民内心、承认人民精神的人。
我出生于俄罗斯家庭，而且是笃信宗教的家庭。从我记事起，就感受到父母对我的爱。从很早的童年就开始读福音书了。十岁时就知道卡拉姆津写的所有重要历史事件。每次去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的教堂对我来说都是件庄严隆重的事情。
作家的这番自白，是我们理解他转向的钥匙。从中不难看出，宗教的影响，对俄国历史的深刻了解，与底层人民的直接接触，这是他转向的根本原因。尤其是与最底层的人民的直接接触，起了决定性作用。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反省，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系列观点，并在结束流放生涯回到彼得堡后，在与其兄长共同出版的《时报》和《时代》杂志上提出了“根基论”。
所谓“根基论”，就是要回到民间，回到俄罗斯的传统，回到俄罗斯独特的民族性，坚守俄罗斯的“根基”。具体说来，包括这样几方面的内容：一，彼得大帝的改革是历史的必然，但是没有被人民所接受，有文化的上层脱离了人民；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农奴制改革给了人民新的权利，消除了阶级对立的根源；三，上层应该回到人民的“根基”，即传统的道德基础，而人民需要“文化和教育”，需要“启蒙”；四，俄罗斯民族有其特殊的性格，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与众不同，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之间不是互相敌对和斗争，而是联合一致：“我们不是欧洲，不会有、也不应该有胜利者和失败者”。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家与现实的妥协。对于社会的不公，他依然极度不满，并且通过作品和政论发出强烈的抗议。
“这里的一切我都不喜欢”，“当今的世界面貌我很不喜欢”，“我们现在正经历着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混乱、最艰难、最具过渡性、最不祥的阶段”——这是他对俄罗斯现实的总体评价。
令陀思妥耶夫斯基痛心疾首的首先是社会道德的沦丧。他说：“原来的世界，原来的秩序（非常不好，但毕竟是一种秩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非常奇怪：
原来秩序中的道德阴暗面（个人主义、犬儒主义、奴役、分裂、叛卖行为）不仅没有随着农奴制生活方式的消灭而消失，反而变本加厉了；而原来生活中曾经有过的好的道德几乎荡然无存……这里的一切都是过渡性的，不稳定的，而且很遗憾，并不预示美好的未来。”“社会情绪中弥漫着物质主义和悲观主义；开始崇拜不劳而获，奢侈享受，无论什么样的欺骗勾当，无论什么样的凶残暴行，都可以于得出来，为了从别人口袋里掏取一个卢布，居然可以杀人。”
作家另一个严重忧虑是信仰危机。
自我中心主义的膨胀，必然要抛弃一切自然法则，否定信仰，否定上帝，从而失去了“生命的源泉”。信仰的丧失意味着社会失去了精神支柱，其结果必定是道德沦丧，四分五裂。作家通过《白痴》的主人公列别杰夫的嘴说道：“在我们这个罪恶充斥和铁路密布的时代……财富多了，但是约束力、凝聚力少了；把人们团结在一起的思想没有了；一切都变得软绵绵的，一切都萎靡不振，大家都萎靡不振！”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农奴制改革后的俄罗斯迈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是人们失去了信仰，失去了精神支柱，社会动荡不安，拜金主义盛行，道德沦丧，俄罗斯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已经处在《启示录》
所说的“第三匹黑马的时代”，离“第四匹灰马的时代”即死亡也不远了。
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饿罗斯现实强烈不满，但他却无法容忍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俄罗斯的革命者从十二月党人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民粹派，都脱离了人民，不了解人民的真正需要，他们提出了种种“与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也无法被他们接受的方法”，“现在俄国的革命者成了与人民完全不同的人物，他们彼此之间根本无法理解：人民不理解他们的想法，而他们也不理解人民，他们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俄国的革命者为了宣扬他们的思想，往往都否定宗教信仰，这是极其危险和有害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目中，基督是人类最美好的理想，是对人民的爱，是道德的规范，否定基督等于摧毁了社会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因此，他把“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归结为“无产阶级对所有私有者实行普遍掠夺、为所欲为的愿望”，断言“他们一旦摧毁了旧社会，开始重新建设”，“那么结果将出现一片黑暗，一片混乱，一种极端粗暴、盲目和无人性的东西，整幢大厦在没有建成之前就会在人类的诅咒声中坍塌”。
他指责社会主义者只重视物质，蔑视精神，抹杀人的个性和意志。社会主义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必然要改变人民的经济生活”，而不会关心“超出肚子以外的东西”。他们只强调“理性”和“科学”，人的意志、感情和自由统统不需要了，其后果必然是使人变成牲畜一样的奴隶：
“人们将会看到，他们再也没有生命了，精神自由没有了，意志和个性也没有了，这些东西一下子被偷走了，人的面目消失了，变成了一群奴隶，一群牲畜，区别只在于牲畜不知道自己是牲畜，而人却知道自己成了牲畜。这样，人类就会腐化，人身上就会长满溃疡，会痛苦得咬破自己的舌头，发现他们的生命已经为了面包，为了‘变成面包的石头’而被剥夺了。”作家不止一次地把社会主义比作无法实现的“巴比塔”和“水晶宫”，讥讽社会主义所要建立的社会是失去个人自由、没有独立精神、毫无价值的“蚂蚁窝”。这个思想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宗教大法官》一章中体现得最充分。
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猛烈批判社会主义者鼓吹的暴力革命。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天主教思想的产物”，因为“法国的社会主义无非是人类强制性的联合——这是来自古罗马帝国、后来又全盘保留在天主教中的思想”。作家借《白痴》主人公的嘴说：“社会主义是天主教和天主教本质的产物……这就是通过暴力取得自由，也就是通过剑与血取得一统天下。”作家预言暴力会造成可怕的后果：“必将血流遍地……人们必将互相残杀……最后人类全部毁灭”。一八八〇年十月号《新时代》杂志报道法国和欧洲即将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惊呼：“这是末日的开始，世界末日正在来临。本世纪末将发生前所未有的震荡。俄罗斯要做好准备，要静以待变。但愿俄罗斯不要掺和进去。啊，真可怕！要是掺和进去的话，那就完蛋了，彻底完蛋了。”从《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用斧头砍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卡拉马佐夫唆使同父异母的厨子斯梅尔佳科夫弑父，而拉斯科尔尼科夫最终当众忏悔并去警察局自首，伊万·卡拉马佐夫最后精神失常，无不说明暴力的可怕和危险。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作家对暴力行为的态度：一八六二年五月的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家房门的把手上发现了一张革命传单，内容是号召人们“拿起斧头，冲进冬宫，把那里的人统统砍死，然后实现公有制，废除寺庙，取消家庭和婚姻”。那几天彼得堡正发生一场罕见的大火，数千间商铺和住宅化为灰烬，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人不计其数。陀思妥耶夫斯基怀疑这场大火与革命者有关，便急不可耐地去找当时公认的革命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要求他出面加以制止。
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但他清醒地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矛盾和严重危机，因此承认“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要求的现实性和真实性，欧洲的动荡不可避免”，并预言这场风暴会在十九世纪之内爆发。他指出，像欧洲那样一小部分人把大部分人当作奴隶加以统治，那是不行的，必然会引起战争，而战争的延续必将把千百万饥饿的人、无权无势的无产者抛弃街头。“一旦无产者被抛弃街头，您以为他们会像过去那样耐心等待，忍饥挨饿，坐以待毙吗？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际工人协会和巴黎公社出现之后，他们还会像过去那样吗？不，决不会的，他们会奋起反抗，一切旧的东西将彻底毁灭”。
陀思妥耶夫斯基痛斥革命民主主义，认为优秀青年迷恋社会主义是误人歧途，是俄罗斯的一大悲剧。但是他肯定参加革命的青年“真诚，心地纯净，渴望真理，为了真理而不惜牺牲一切，包括生命”。
有人咒骂参加革命活动的青年是“门痴般的狂热者”，他以自己的经历反驳说：“我也曾经被判处死刑而站到断头台上，……和我在一起的是一群有教养的人。他们几乎全部修完了高等学校的课程；后来，当一切成为往事，有些人还以专门的学说和着作扬名于世。不，先生们，涅恰耶夫的信徒并非是不学无术和游手好闲之辈。”他还为别林斯基辩护：“别林斯基的失误，也比你们（指自由派——笔者注）的真理，比你们的行为和你们的文章高明”，“别林斯基犯错误的时候也是正确的——这需要智慧”。
陀思妥耶夫斯基抨击主张全盘欧化的自由派，其激烈程度不亚于对民主派的批评。他认为自由派不仅和民主派一样脱离人民，不信上帝，而且爱慕虚荣，是一群藐视群众、剥削人民的老爷。有一年夏天，有人看到在田野里收割庄稼的农妇衣着“非常简单”，便感叹说：“在所有女人中间，只有俄国女人在任何人、任何事面前没有羞耻感。”陀思妥耶夫斯基听了勃然大怒：“她是在为你们劳动啊！你们靠了他们的劳动才有吃有喝。在不被人瞧见的麦地里，因为太阳热辣辣的灼烤，她们脱掉了裙子，只穿一件衬衫——难道这就是不知羞耻？冒犯了你们？辱没了你们的感情？”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无法容忍的是自由派对俄国的蔑视和否定。他与屠格涅夫的分歧和不和的主要原因，就是屠格涅夫认为“强调俄国精神和俄国独特性的任何企图都是卑鄙和愚蠢的行为”。当他从屠格涅夫口中听到“如果俄国垮台，那么人类不会有任何损失，也不会因此而感到不安”这句话的时候，他愤怒之极，认为屠格涅夫“以自己的信念狠狠侮辱了我”，于是不辞而别，从此两人形同陌路。
作家对保守的贵族也不抱希望。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就指出：“官吏阶层没落了，贵族没落了，保守派已经破产。卡特科夫和列昂季耶夫曾经是斗士，但已经过时了。达尼列夫斯基写了一本好书《俄国与欧洲》之后便热衷于植物学研究，没有成为真理的斗士。莫斯科的斯拉夫派消失了……”
四
无论是革命民主派、自由派或者保守的贵族，都无法解决俄国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无法找到俄国前进的道路。那么，究竟出路何在？怎样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俄国人民身上，这也是“根基论”的核心。他一再强调：“人民的问题以及对他们的看法和理解，是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其中包含了我们的未来，甚至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我一直认为，决定性的意见将由他们说出来……他们会向我们指明一条出路，使我们摆脱目前的困境。
决定最后胜负的不是彼得堡”。
所谓“人民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对人民的态度，以及对“人民的真理”
或“人民的思想”的理解。作家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究竟谁好，是知识阶层还是人民？“是人民应该跟我们走？还是我们应该跟人民走？……我真诚地回答：我们应该崇拜人民，并寄希望于人民，应该承认并崇拜人民的真理，哪怕这真理部分来自于《圣徒传汇编》。”“我们比人民差得多，而且几乎在一切方面，”作家当然很清楚，人民并非完美无缺，但人民的缺点是“暂时的”，是“偶然沾染的”，“人民的本质是美好的”，因此“评价俄国人民不能根据他们平时作出的卑劣行为，而要根据他们在卑劣行为中所体现的那种对伟大而神圣的事物的向往”。知识阶层应该向人民学习，回到人民的“根基”。不过，作家也指出，知识阶层并非一无是处，人民也应该接受知识阶层带给他们的东西，这便是“我们对其他民族兄弟般的爱”，“理解并体谅他们的理想，善于发现每个欧洲人身上的真理”。换言之，知识阶层应该尊重人民，崇拜人民，与人民结合起来，同时又肩负着扩展人民眼界和胸怀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