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筹建福州船政局的同时，左宗棠还打算发展民用工业。在1866年6月25日的奏折中左宗棠指出：“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左宗棠在西北创办了与福州船政局齐名的甘肃织呢总局。1877年冬天，左宗棠身边的机械化的总兵、掌握了近代科技知识的甘肃制造局委员赖长，把一段用自造的机器织成的呢片交给了左宗棠。左宗棠验看之后发现，这段呢片与从外国输入的洋绒相似，不但美观，而且结实。在赖长的建议下，左宗棠决定购置外国机器，正式兴办织呢厂。
1878年左宗棠托付胡雪岩购置全套织呢、织布火机，运到兰州。胡雪岩在获得清廷批准后，按左宗棠的指示，托泰来洋行经理在德国购置机器和招聘技术人员。后来，由胡雪岩经手，向德方定购了全套小型的毛织机器，包括每架三百六十锭的纺机三架、织机二十架、洗毛机三架，其余有和毛、烘毛、刮毛、修毛、染色和磨光等多架机器，还配有二十四匹和三十匹的蒸汽发动机各一台。胡雪岩还雇请了德国技师去安装机器和传授技艺。
1879年春，机器开始运往兰州。当时，大小机器加在一起有四千多箱。运输的行程非常曲折，首先是从德国运到上海，再从上海用轮船运到汉口。到了汉口后，要花费上千的人力和畜力将其抬上岸。之后再一批一批地运抵兰州。那个时候，我国的交通运输特别落后，去兰州的路途不但遥远，更重要的是山路崎岖，这给运送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直到1880年5月所有机器才最终运抵兰州，9月16日，工厂正式开工，其时，只开一半织机，每天成布八匹，毎匹长五十尺，宽五尺。甘肃织呢总局比李鸿章的上海机器织布局还要早，是我国第一个机器国货工厂，也是洋务运动中最早的一家官办轻工企业。
虽然甘肃织呢总局不到三年就被迫停止生产，但是作为我国第一个机织毛纺企业，它在落后的西北地区树立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自强求富的榜样。
西北地区干旱少雨，粮食和蔬菜种植受限严重，百姓叫苦连天。左宗棠到了西北后，打算在此地大力兴建水利工程。西北地区的灌溉主要依靠的是泾河，但当地人对它的利用并不充分，只有三条水渠从泾河引水灌溉。左宗棠经过实地考察，最后决定在泾河上游引渠，节节做闸蓄水，以解决干旱问题。
1877年，西北大旱，左宗棠开始率众挖泾河。胡雪岩又接受了为左宗棠采买机器的任务。他从德国购买了一套开河用的机器，同时雇请了德国技师。1880年秋天，机器和技师到达泾河工地。挖掘过程中，发现还需要开石的机器。胡雪岩又再一次地去添购开石机。胡雪岩帮助左宗棠引进机器，在古朴荒凉的西北高原用西洋机器开河凿渠，是个很大的创举。
可以说对于西北边防的巩固，胡雪岩的功劳不比左宗棠麾下的大将逊色，在某种程度上，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左宗棠在称赞胡雪岩对船政局的贡献时说“阁下创议之功伟矣”。
（四）名利双收
光绪四年春天，左宗棠晋封为二等侯。胡雪岩的事业也随之达到了巅峰。左宗棠知道如果没有胡雪岩的筹饷和后勤支援，他不可能获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因此这年的4月14日，左宗棠会同陕西巡抚谭钟麟，联衔出奏，请求朝廷破格奖赏胡雪岩，列举他的功劳达九款之多。前五款是历年各省水陆灾荒，胡雪岩奉母命捐银赈济的实绩，因而为胡雪岩的母亲胡老太太博得一个正一品的封典，使得胡雪岩在杭州城内元宝街的门宅得以大起门楼。浙江巡抚到胡家，亦需在大门外下轿，因为巡抚的品秩只是正二品。
后四款才是胡雪岩真正的功绩。一是胡雪岩在杭州开了规模宏大的药店，其声名可以同北京的同仁堂相媲美。历年左宗棠的部队日常所需的“诸葛行军散”“避瘟丹”“六神丸”之类的成药，主治跌打损伤的膏药、金疮药，以及军中所用药材，都由胡雪岩捐赠；其次是奉左宗棠之命，在上海设立采运局，采购转运毫无延误；再次是经手购买外国火器，物美价廉；最后一项最重要，即是为左宗棠筹饷，除了借洋债及商债，前后合计在一千六百万两之外，各省的协饷亦由胡雪岩一手经理。协饷未到，而前线不能发饷时，多由胡雪岩垫付。
这份能维持士气的功劳，左宗棠认为“实与前敌将领无殊”，所以他请求能“破格优赏穿黄马褂”，得到了皇帝的准许。胡雪岩是捐钱的道员，因为军功赏加布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乾隆年间的盐商有戴红顶子的，然而戴红顶子又穿黄马褂的，只有一个胡雪岩。
胡雪岩是个商人，在为朝廷尽力的同时，自然不会忘了从中渔利。
无论是经手借款还是采购军火，都有回扣。借款的回扣是5%上下，军火的回扣一般是总款的二成。而在采购上，价格方面还另有虚头，即虚报价格，有的时候，在实价上加的虚头，竟然占到实价的三分之一。这样，虽然仍叫做“采购”，实际是做变相的军火生意，而且是无本的买卖。胡雪岩在保证清军供给的同时，他自己的私囊也急剧地膨胀了起来。
胡雪岩的事业主要包括金融商业、生丝出口以及他创立的驰名国内外的药店——胡庆余堂。
胡雪岩1860年自开钱庄，他最早开设的阜康钱庄设在杭州，接着又在上海开设分店，名曰阜康雪记钱庄。不久，在北京、天津也设置了分号。还有其他店名的钱庄，如通泉等。除此之外，胡雪岩还设立了银号和典当铺。银号，又叫关银号，设在海关，代替官府缴纳进口税。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开港通商口岸中，开设的二十一家关银号中，胡雪岩独资经营的就有六家，分别设立在厦门、福州、温州、宁波、上海、汉口六地，其中资金最雄厚的是上海的福康号和汉口的乾裕号。典当铺主要是以物品作抵押的高利借贷机构，其本质也属于金融业。胡雪岩开设的典当总计达二十六家，其中在江浙两省有二十三家，还有三家在两湖。钱庄、银号和典当合在一起，构成胡氏的金融网。这个网遍及苏、浙、闽各地以至两湖、京津。胡雪岩灵活地运用了这些钱财，赢得了所谓“大银行家”“杰出的银行家”的美名。
生丝是我国传统出口的货种。鸦片战争后销量剧增，1845年的出口量是6400包，l848年竟然一跃到1.81万包，1852年达到4.13万余包。短短八年的时间出口量增加了6.4倍。1870年我国丝的出口值高达二千一百余万两，而同年全国出口总值是六千三百万两。丝商多以此暴富。单计产地南浔一镇，以经营生丝而发家，积产在银百万两以上的就有四家，其中之一是庞家。面对如此丰厚的利润，大致从l870年前后起，胡雪岩与庞家的庞云缯合作，做起了生丝出口的生意。
胡雪岩倚仗官势，再加上他灵活的生意头脑，使所经营的商业都有蒸蒸日上的趋势。如他开钱店、银号、调拨协饷，一般的钱款往来都是数万、十万、数十万；他主持赈局，一面劝捐，一面放赈，使自己的店号可以得到双份的收入。据史料：“时湘人存资，数逾（银）千万（两）。”大笔汇划、厚实储金，促使店号商誉日隆。当时“官商寄顿资财，动辄巨万”。如恭亲王奕、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煜两人，所存共达百余万，其中文煜的确数为银五十六万两。就关银号说，经手税饷，照例有佣金可得，大致为1%。估计当时此项收益，每年约达库平银五十万两。此外，关税天天有收，税金上交则是定期的。利用其间时差，又可从中牟利。调拨协饷、汇解军饷，也相类似。除了该得的汇兑费用，在银两滞留时又可利用。他的钱店、银号生意越做越旺。生丝生意是宗赚大钱的买卖。他本人财大气粗，又找到有经营经验的帮手，更是如虎添翼。据记载：只几年，他“专营出口”“几垄断国际市场”，给他带来滚滚利润。他独资创办的胡庆余堂生意也很红火，到1880年前后，已有资金达二百八十万两，其声誉和北京的同仁堂不相上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