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武帝时的盐铁官营也有其失误。盐铁官营是一种垄断性的经营，产品的品种少，而社会需要又呈现多样性，其他各种冶铁业又被禁止，因此无法满足社会的多种需求。另外，官府管理盐铁的官吏多是从盐铁业转化来的， 这些人从中作弊、扰民。这主要表现在：一、铁器质量低劣，不切实用。农民所用铁器钝弊，致使从事农业的农民所获极少，生活艰难。二、农民购买不便。三、官吏不法。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对盐铁的销价定得太高，而质量和品种也有问题，一些官吏又常常强制农民购买，因而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和不便。桑弘羊对盐铁官营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他也是有所认识的。当有人以此来攻击盐铁官营本身时，桑弘羊就说：“这是一个如何选择好盐铁官吏的问题，而不是盐铁官营本身造成的。”
不论如何，盐铁的专卖并不仅仅是一项经济政策，还有着政治意义，因此它才成为西汉政府的一项基本国策。
（四）推行均输平准政策
什么是均输法呢？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曾做过如下解释：各郡国上交朝廷的贡品，一律按照当地的市场价格折合成出产的产品，交纳国家后由均输官统一调运到缺乏这些产品的地区出售。这样做使各郡国不用为了贡物而派人四处采购物品，而中央政府也可以借货物的地区差价，从中获得利润。显然，均输法对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有利，也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打击了商人的暴利。
这样说来，均输法的本意就是以国家的力量，将各地的多余与不足之物，灌输而流通之，按桑弘羊的话说就是“多者不独衍，少者不独馑”，从而使“货通其流”。桑弘羊设立均输的重要目标就是要“均有无而通万物”，使“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换句话说，就是要以国家替代商人，而实行商业官营。这一方面他继承了父亲的商人传统观点，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从他的同乡贾谊的《陈政事疏》中的建议演绎发展而来。
关于均输法的详细内容，也经过了从试办到最终推行的过程。一是元狩五年（前118年）铸五铢钱，孔仅、东郭咸阳提议实行盐铁官营，过了三年，到元鼎二年（前115）置均输。这在《史记·平准书》中有记载。这次的实行还是出于试验阶段。二是元封元年（前110年）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丞，置均输到了实质性的推行阶段。这一年因为诸官府囤积货物在市场上出售，互相争利，使物价上涨，而转输所得的货物有时还不够抵偿雇佣工人的运费，所以桑弘羊上书武帝请求设置大农丞数十人，分往各郡国，向各县推行均输法，武帝欣然同意。这样，均输法才得以在全国实行。
这样，均输法与盐铁官营相结合，解决了当时政府的财政危机。均输转贩运来的物资也起到了应急的作用，同时也减轻了偏远地区的运输负担，打击了靠贩运物品发财的大商人。
但是，均输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弊病，这就是国家原来是要求把各地的物产运往中央，但执行时却发生了舍弃农民生产的东西，索取农民不生产的东西的现象，同时又设法迫使农民低价卖出自己的货物以满足朝廷的要求。有的郡国还用行政命令让农民做布絮，官吏任意刁难，收购入官。这些情况又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总之，均输、平准是国家通过垄断商业活动增加收入以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虽然有其积极作用，但执行过程中出现种种弊病也在所难免。
（五）纳粟买官或赎罪
桑弘羊在制定并实施强有力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之外，还发展了纳粟买官或赎罪的办法。汉代的卖爵、卖官、赎罪等措施在武帝以前就实行过。即准许纳粟免徭役或免告缗，依据不同对象而定：官吏纳粟可以补官，罪犯纳粟可以赎罪，一般人民纳粟可以免除终身徭役，商入纳粟可以免除告缗。纳的粟输送到太仓、甘泉仓（在今陕西洛河北）和边郡贮存。这一政策实行仅一年，太仓、甘泉仓就贮满了粮食，边郡也有了余粮。纳粟政策有利有弊，它使国家在不增加田赋的情况下掌握了更多的粮食备战御荒，还有助于提高粮价，防止谷贱伤农，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它对缺粮的贫苦农民不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任人唯贤的法家路线，并使罪犯和工商奴隶主残余势力有空子可钻。
卖爵赎罪的制度始于汉初。买爵三十级免死罪对国家来说，这除了是一种政德外，还可以得到一笔收入，有利于解决当时的财政困难。
文景之时卖爵赎罪制度又有发展。晁错说：“招募天下人入粟买官，可以得到爵位。也可以免罪。”文帝接受了晁错的建议，下令规定：“入粟于边，六百石可为上造（上造是第二等爵），再加四千石就可以成为五大夫（第九等爵），一万两千石可以为大庶长（第十八等爵）。各个爵等的高低完全按入粟多少来决定。”文景时期的卖爵与惠帝时期相比，是有所不同的。如惠帝时卖爵以钱计，文帝时是按二十等级制卖爵。惠帝时卖爵级别有三十级，一级两千；文帝时期是按二十等爵制卖爵，从二等爵上至九等爵五大夫，相差七级，每级平均差484石。从五大夫至十八等级爵差九级，平均每级差888石，可见文帝时卖爵，卖的级别越高，差价也就越大。惠帝时仅能卖爵赎罪，文帝时卖爵不仅可以赎罪，还可以免除徭役。
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卖爵、卖官与赎罪制度作为一种应急措施而被采用。例如，元朔五年（前124年），大将军卫青率六将军与十余万军队击右贤王。元朔六年大将军又率六将军击胡，府库耗竭。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武帝令有关机构商议“令民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群臣商议后，奏请置武功爵及其他有关的买卖、减罪、补吏、封官的办法。如武帝时的“入奴婢”，“入羊”可以买爵、买官、赎罪；又从令民、募民这样做，发展而为令吏也是这样做。这说明从惠帝、文帝、景帝到武帝时卖爵、卖官、赎罪制总的趋势是在发展和扩大之中。
桑弘羊的出色成就，使武帝对他极为信任和重视，一直让他身居朝廷要职。
（六）酒榷令的实行
大司农即以前的大农令。自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年），始更治粟内史为大农令，直到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将大农令改称为大司农，天汉元年（前100年），武帝正式任命53岁的桑弘羊为大司农（原来是兼职）。
在汉代，饮酒之风很盛行，酒的消耗量很大。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统计，汉代经营的工商业可以致富的共有三十多种行业，而酿酒列于第一等行业，可见当时酒类的利润之高。天汉三年（前98年）少府丞令建议实行酒榷，就是国家对酒类实行专卖，这一建议得到了桑弘羊的支持，报请汉武帝批准后，就立即付诸实行了。
酒类专卖是武帝实行的最后一项官商垄断经营，也是最早被解除的一项官商专卖经营。酒类专卖当时叫做“榷酤”。什么是“榷酤”呢？“榷”的含义从字面意思来理解是指独木桥，后来转义指专卖而言。“酤”通“沽”，指买酒、卖酒而言。“酤酒”政策就是指汉武帝时期的酒类专卖政策。酒在中国古代时期就是很盛行的，有很多与酒有关的故事。据说商朝亡国的原因之一就是酗酒，所以周初吸取了这个教训，严禁周朝人酗酒。西汉初期，由于粮食缺乏，所以要节约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禁止买卖酒的现象。实际上，禁止酒的买卖，是想通过此种政策达到让人们少酿造进而节约粮食的目的。景帝时期，承接高祖以来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经济有所恢复，粮食也变得充足起来，于是在景帝末年就解除了买卖酒的禁令。文献所记载的西汉解除酒禁就是从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年）开始的。于是才有了武帝时期多次“大酺五日（大聚饮）”的记载。当朝廷遇到大的礼仪活动时也有赐民牛、酒的现象。随着酒禁的解除和酿酒业的逐渐发展，“酒”在人们生活中成为了一种最普通、最常见的日常生活用品。酒类酿造与买卖也成为了一项能够获利的事业。
酒类虽然成为一种发财之道，但是，在武帝时期由于国家政治经济条件所迫，不得不进行了改革。一是长期对匈奴的战争虽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对国家财政的消耗也是空前的，为此，在武帝元狩四年到元封年间进行了多项经济改革措施，盐铁官营、均输都是在这样背景下实施的。二是元封年间以后，朝廷的开支虽然没有了大规模的军用支出，但是从元封元年开始武帝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封禅活动，每五年就要去泰山祭祀。每次的花费都是巨大的。三是元封二年堵塞黄河瓠子决口后，在全国兴起了一个兴修水利的高潮，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四是元封以后水旱灾荒频繁，有时受灾面积大、灾情重、流民多，赈济灾民也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另外，汉武帝奢侈、挥霍无度的生活也加剧了国家财政的拮据。
天汉二年李广利击大宛，李陵率步卒五千投降匈奴，此时国内又出现了财政困难。天汉三年（前98年）春“初榷酒沽”，开始禁止民间酿酒、买酒，于是这一财源为国家所垄断。自从朝廷开始垄断酒的专卖后，普通百姓不得卖酒了。此后，酒类专卖就成为汉武帝后期设置的官营专卖事业。
公元前87年汉武帝去世后，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就开始批判武帝时期的经济措施，并提议罢黜盐铁官营、均输平准、酒类专卖等经济改革措施。这年七月，朝廷下令最先罢了“榷酤令”，取消了酒类专卖，而其他的经济改革措施仍然保留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