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面的叙述使我们了解“康乾盛世”时期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人口及疆域方面的发展变化和具体表现，们可以从中了解到正是康雍乾三位皇帝通过采取许多积极政策和措施，才能够使得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到如此繁荣的程度，最终进入到“康乾盛世”的局面，被后人所歌颂和赞扬。然而，我们知道这三位皇帝所采取的措施和政策当中有积极和消极之分，他们的许多积极政策促使了这种繁荣社会的实现，而他们的一些消极政策有没有影响社会的发展呢？如果有影响那么这些消极影响会给当时盛世社会带来多大程度的害处呢？这些问题是需要我们去考虑和了解的。
一是闭关锁国。这个政策是从明朝时期开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到了清朝发展得更为严重。清朝盲目自大的心理，一直自认为自己是最强大、最发达的国家，是天朝大国，其他都是一些蛮夷小邦，没有必要与外国有经济、贸易的往来。这种思想的产生一方面对经济的损害很大，商品贸易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进步，如果限制贸易发展，无疑也就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是对中国人民要求进步思想的一种束缚，闭关锁国使得国内人民不知道外面发展的情况。由此，人们的视野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知道世界的发展变化、事物的先进变化程度以及国外发展的迅速。比如说，清朝政府有严格规定，严禁私自或集体随意出海；如果出海，船只大小有限制，铁器不能带，粮食不能带太多，害怕人们出去后与其他势力联系回来破坏清朝统治，只限于在附近航行；到了国外的人限定必须两年回来，否则回国之后将被没收财产、充军戍边。这些都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乾隆时期，英国国王派使节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希望与中国通商。虽然其中有侵略性的要求，但是也有合理的成分。如果当时清朝与之进行沟通和协商的话，对不合理的要求予以拒绝，对于合理要求予以考虑，用和平的方式与之交往、接触，就能对世界的情况有所了解，起码能逐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天朝上国的骄傲自大心理。这对于当时国人了解世界情形，对于中国以后追赶世界就会产生非常积极的意义。然而，乾隆皇帝并没有重视这一点，仅仅因为中西方在礼节上有冲突而放弃与西方交往的机会，使中国失去了了解世界的一次大好机遇。从乾隆年间到鸦片战争仅仅相隔五十年，中国与世界的力量对比完全改变。甲午战争前夕，中国工业生产总值占世界的百分之六，而全欧洲占百分之六十二，中国一下子远远地被落到后面去了。
二是重农轻商。康雍乾时期，清朝政府仍认为农业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农业是全国多数人口所从事的主业，工商业不被重视。政府控制工商业自己经营，让政府从中获得利益，限制百姓经营，更谈不上外来人士经营。如对外贸易、盐业等，都只有经过政府批准的商人才可以经营。在思想观念上，当时社会阶级地位的顺序依次是士、农、工、商，士的社会地位最高，商人的地位最低。这与外国鼓励海外掠夺、鼓励工商不同。在西方国家，工商业者可以形成独立的力量。中国的工商业者则始终要依附于清朝政府。这对中国进入近代社会起着消极的作用。康雍乾盛世时期，中国国力世界第一，但这只是生产总量第一，而非人均。从人均来讲，英国、法国已经走在前列。他们利用先进的发展方式，与中国自然经济方式截然不同。
三是束缚思想。中国自从汉武帝以来就一直奉儒家为正统思想，不让其他思想存在。宋朝以后逐渐发展成为理学思想，其中有许多落后的东西。程朱理学把原来中国思想中新鲜的因素几乎全部抛弃。清朝对于人们思想的束缚前所未有。康雍乾三位皇帝都实行过大兴文字狱政策。议论时政、撰写史书，往往带来杀身之祸。于是，人们心惊胆战，不敢多说，不敢评论国家大事，思想上难以发展和释放，更谈不上活跃。极少的学者或者思想家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都采取婉转间接的方式表达，这对思想的发展进步没有好处，严重束缚了当时清朝文人学者的思想进步，阻碍了有些学者对于先进思想的追求。
四是不重视科学。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一度非常发达，但是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渐落后，人们发明创造的精神和积极性也大为减退，以至于科学发明停滞不前。科举考试的内容只是四书五经，自然科学被排斥在科举之外。在乾隆时期编辑《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才突然发现古代数学已经不存在了。
总的来说，康雍乾时期社会盛世的表现并不是没有瑕疵的发展，它只是某些方面特别强大，并不是社会各个方面全面发展。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健康运行需要各个部门、领域相互配合协调发展，农业、工业、商业、科技、思想等诸方面，互相促进、互相补充、相互推动、相互发展。如果只是社会某些方面发展，会造成国内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进而产生国内矛盾和严重不良后果，这就是康雍乾盛世潜伏的根本危机所在。然而，这种潜伏的社会危机的出现，如上所述只是表面现象造成的，更深层的根源就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封建主义制度在它成立早期和中期阶段，确实为中国社会的各方面进步提供了诸多政治制度方面的保障，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封建制度在早期和中期非常符合中国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的发展状况，富有极其强大旺盛的生命力。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外部世界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深刻剧烈的变化，都在不同程度上冲击着封建制度的根基。封建制度以及建立在这种制度基础上的传统思维方式逐渐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趋势。
由此可见，就在这样的盛世下，清朝的统治隐含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当时的西方国家已经逐渐呈现出摆脱手工工场的经济模式，向机器工业化发展趋势迈进的景象，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如何应对这样的历史巨变，是摆在所有国家面前的严峻选择。而清朝统治者对此一无所知，继续在做着天朝大国的虚妄之梦，他们对于世界的发展一无所知，根本没有意识去了解其他国家发展的状况，拒绝接受来自于外部的新事物和新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当时清政府与外国联系的隔阂，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而在思想文化方面，又实行严酷的专制政策，严重、彻底地扼杀了中国人的思想活力和思维方式的进步，违背了中国人一贯积极好学、接触新事物、积极向上的传统。康雍乾时期文字狱频繁出现，政治上君主专制空前加强，由于缺少权力的制约，政治上的清明愈来愈难以维持，甚至出现了和珅这样的贪污之王。此外，在对外关系上，清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经济上采取了重农抑商、轻视科学的态度，清朝已陷入了固步自封的境地。康雍乾时期的盛世，只是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社会的回光返照而没有在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上开辟出任何新的路径。
综上所述，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顺应了国内社会形势和历史发展的趋势，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政策和措施，通过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平定准噶儿噶尔丹、大小和卓等势力使得国内局势稳定下来，清朝统治也在中原地区站稳脚跟。积极发展农业，鼓励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工程，注重农产品技术改进，使得农业尤其是粮食产量大为增加，让社会大部分人能够吃上饭，减少了社会流民，缓和了社会矛盾，这是“康乾盛世”得以实现的最基本的要素。手工业和商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各个手工行业如丝织业、棉织业、矿冶业、陶瓷业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商品交易频繁尤其是全国性市场体系的形成使得国内物质互通有无，互相补充，这是“康乾盛世”局面出现的物质基础。此外，人口增加和疆域的稳定也是盛世局面的重要标志之一。康、雍、乾三朝社会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了极其良好的效果，进而呈现出繁荣稳定的社会大和局面。因此，清朝“康乾盛世”的社会局面代表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程度。然而，所谓的盛世局面也并非全面的发展，它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某些方面显示强势，特别在发展经济文化、巩固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对边疆的开发等方面有着重大的功绩，其政策措施，应该值得肯定。但是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势力崛起并逐渐发展壮大，清朝所代表的中国却逐渐成为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为后来国家和民族的危机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因此我们不应该过高、盲目、片面地评价“康乾盛世”，我们更应该全面系统地来看待这个盛世局面，同时也应该把“康乾盛世”放在世界的大环境中进行比较，既要看到“康乾盛世”所反映的当时中国社会的繁荣景象，充分显示了当时中国的国家实力，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清朝统治下所潜在的严重社会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