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借来的“生息银两”基金或其中的一部分，用以置田收租，将租米出卖折银，以息银支付兵丁吉凶事件的用费，在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军队中，是曾经行之有效的。雍正对于各省各衙署的地、粮、银账目也抓得很紧，要求“将买过田园并每年应收租谷数目另为奏报”，还要“造册送部”。但应看到，置地召佃收租的利息率，相对说来是比较低的，而且，经管许多块小面积土地，与若干分租土地的佃户分别打交道，又要折算粮银，此种营运方法是比较不方便也并非最合算的，这也是它不能上升为主要营运方法的主要原因。
2.以基金交商收息
为数更多的省份或衙署，是将从上面拨发而来的“生息银两”基金或其中的大部分，用以“交商收息”。其中，最早上奏的是四川提督黄廷桂，他在雍正七年七月即奏陈，拟将本管一万四千两基金中的一万三千两，分借给十三名典当商，每月收息一分，并拟订出详细的贷、还、出纳手续以及监督管理的办法，雍正朱批“办理甚属妥协”。接着，广东提督王绍绪及其继任者张溥等也奏报前来，他们从雍正七年九月开始，即将基金一万八千两交商人收息，“据商人汪赞明等情愿借领营运生息，照贸易规例，纹银九七扣，库平九八兑，每两每月二分行息，按月缴收”。雍正八年十月，河南河北镇总兵范毓馥也将本镇领来的基金六千两，全部贷放给山西商人关思敬，令该商出具借领，以分半利银起息，计月不计闰，每年共交息银一千八十两，按定四季交投。其他如江西巡抚谢星、安徽巡抚徐本、南赣总兵李涟、湖南巡抚钟保、襄阳总兵焦应林、广州将军张正典等文武大臣，都有过类似的奏章，其考虑的角度和做法与上引诸地区官僚们大同小异。这说明，交商生息的办法在营运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交商生息的明显优点是当月生息，得利很快；而且本息稳靠。官府对于贷借公款的商人，事先都采取了各种防范的措施；或先对他们的家产和信用进行审慎调查，或饬令他们五家连环保证，共负连带责任。对此，河东总督田文镜的做法是将本金分散借出，督标领来的本金本来只有四千两，他却分发给祥符县十五家典当商人贷借，平均每家只有二百六十余两。数目有限，万一有一两家闭歇卷逃，也伤不了根本。不仅如此，他还责令这十五家当商在借款时均必须办理相当复杂手续，各“取有领状”，还要“连环互保”，并保证“长年按照二分起利”。
当时在各省普遍采用的另一种方法是通过本省本地区的盐运使、盐法道等将“生息银两”本金贷放给本管的盐商，由各行盐商人按期按额交纳利息银给盐官，盐官再转解有关官库。这种将“生息银两”制度与食盐专卖制度密切结合起来的做法，可说是一项“创造”。事实上，不论当商或盐商，从商业经营的角度，绝大多数都不是真心诚意地乐于接受这种贷款的。有些商人是基于本身营业上的经济上的利益考虑，在权衡得失以后，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状况中，才接受贷款并承诺交利的。
还必须注意到，雍正时期对于各地的重要商人监管是相当严的，经常通过官府，对各地区重要商人的营业和财产状况、交纳课税是否及时和足额等进行调查。有关部门要对辖区商人定期分等级排队并及时奏报，从而决定对不同商人给予不同的信任程度，决定是否继续委办盐运及贷放等事宜。雍正主政时期，商人的亏欠比康熙时期少，更远远低于乾隆时期，乃是与当时监管工作的具体深入分不开的。
3.以基金开设当铺及其他店铺以直接经营
清代雍正时期各省各衙署亦多有将“生息银两”基金或其一部分，用以开设以典当铺为主要的商业，由官府指定专人负责经营管理。这种由官府投资并经营的当铺或其他商号，一般被称为“官当”或“官店”。雍正对官方开当是比较感兴趣的，下诏积极推行之。雍正的意图很明显，以生息银作为当铺资本，用当铺赢利以解决某些公务和福利开支的需要。这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引导和推动，上行下效。于是，钦发的“生息银两”基金一拨到各地，以此为资本的大小官当便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
湖广提督岳超龙奏：“窃臣标五营兵丁，荷蒙天恩，赏银一万二千两营运生息，臣钦遵酌议，在于常德府城招商开典，当经恭折奏闻，并报户、兵二部在案。”
署福州将军阿尔赛奏：“窃照陆路提标五营，蒙皇上赏给一万八千两生息以济兵丁，臣于署任后，查前任提臣于兴、泉二府各设当铺一座。”
广西的情况是，提督张正宗动用提标“生息银两”基金一万六千两分别在柳州、南宁、宾州三处开设当铺，本省巡抚金拱则动用抚标“生息银两”基金六千两在桂林城开设当铺两座。
甚至当时远在边陲，人烟较为稀少的地区，例如陕西安西镇总兵所辖之地。该镇总兵袁继荫也奏请开当“臣窃见安西所设岩疆，土无出产，百物价值数倍内地……臣请于（生息银两）一万八千两内支三千两开设官店，照内地当铺例，每两每月三分起息”。
在当时各级领有“生息银两”专款的官府中，运用此款经营当铺已经蔚然成风。据不完全统计，各旗各督、抚、提、镇的标营中，拥有数量不等当铺的，大约占官府总数的一半左右，这还是仅据已奏报上来的数字计算。已开设而未详报，或原奏折已不存在的，当在未知之数。雍正后半期大力推行“生息银两”制度于各军标，客观上实成为官营典当业大量发展的催化剂。
为什么当时从皇帝到各级官府对于由官方投资开当如此有兴趣呢？这具有多方面的原因。简言之，一因与买地召佃收租的办法比，开当可以不受自然界风、水、早、虫等灾害的影响，不受农业收成丰歉的影响，而且在管理上比较集中，不必面对着分散的以百数十户计算的佃户，不必一一催租，也不必收集粮食转为银钱应支。二因与交商收息的办法比，由官府委派官佐自营自管，比将数千两甚至数万两的巨款放在商人手里更为放心些。三因资金掌握在官府自己手里，便于灵活调拨应支，可以随时动用本息，官当铺实际上都成为本部门的小金库。四因官府每多开一座当铺，即必能安插或照顾一些人。当时许多大吏都奏报要委派某些诸如中军参将、游击之类的中下层军官兼管官当，这些兼差当然都是有油水可沾的优差。许多老病兵丁以及官员的至爱亲朋，均可进入当铺以谋一枝之栖。这对于官府及有关官员都是方便和有利的。凡此，都是当时大量官当铺相继开张的原因。
（三）乾隆朝的经营模式
乾隆时期的官员，包括京官和地方官，均可以公开合法地办理手续，纳息借用“生息本银”，而且数额颇大，这在雍正时期是被禁止的，但是到了乾隆朝，这方面的情况也起了显著的变化。不论中央或地方省旗，将本银借给官吏个人，已经成为熟见习闻之事，不仅某衙门某官借去若干、息率几何、保结何人、按押何物、已偿未偿的登记等均详明载于账。而且，还公然将上述贷放收偿的情况形于奏版，请旨处理。
这样重要的事态发展，说明乾隆时期有些衙门对“生息本银”的运用，已部分从以经营谋利为主转移为以放债食利为主，而且放贷的对象主要是各级职官，从有关衙门来说，可能是认为，一切职官均应由一定衙署督管，借款给他们不怕拖欠；另一方面，也显然是对这些官僚的优惠照顾。因为，以一分起息，在当时社会上当然是低息，官僚们一转手再放高利货，仅在利息方面即可坐得厚利。此外，官僚们用来置地买房，或用买缺，甚至用以填补赔累欠款、贿买上司，都是很合算很方便的。于是乎，相当大的一部分“生息银两”便被转化为仅限于在官场范围内流通的头寸，成为官僚们牟取私利和调剂各种关系的周转金。有些官僚从基金中借入成千上万两的银子，成为当时“生息银两”制度主要的受益者。甚至，有些人由于宦情变幻、经营失败，因而欠息不还，甚至蚀光了借本，虽然立限勒追、抄家清产，但仍无法追回，前经借出的“生息本银”便成为“无着”欠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