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联军在俄美支持下所发动的这场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它爆发的根本原因和目的与第一次鸦片战争一脉相承，都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变中国为英国等国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是侵略性的非正义的殖民掠夺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巩固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第一套条约，从而构成了一部坚固的条约体系，使中国半殖民地化加深，但同时，在社会思想领域也开始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所有这些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远影响。
（一）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加深
1.在主权进一步丧失中外国势力深入中国内陆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一大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丧失了更多的领土和主权；在战争结束后，外国侵略势力由东南沿海深入内陆，便利了列强倾销商品与掠夺原料。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不但使我国北方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大片领土被沙俄以趁火打劫、强取豪夺的方式占领，而且我国还丧失了更多的主权。一方面，随着外国军舰和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中国的内河航运权开始丧失，这也极大便利了外国商品向中国内地倾销。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具有浓厚侵略性的更多通商口岸的开放，给中国带来严重威胁。
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条约相比较可以看到，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条约中，开放的通商口岸呈现出多、广、深的特征。多是指通商口岸多达十个，广是指口岸从东南沿海扩展到整个沿海；而深则是指南京、汉口的开放，使侵略势力深入到长江中游、中国腹地。尤其是作为北京的门户天津被增开为通商口岸，使侵略势力渗透到统治中心附近，严重威胁着北京的安全，使天津成为外国侵略者在北方侵略的主要活动基地。必须看到，近代中国的开放与现代中国的开放是完全不同的，它实质上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在主权遭受严重破坏的前提下，在西方列强的控制下进行的；而现代中国的开放是中国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主动采取的重大决策，是在中国主权独立的基础上进行的，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积极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因此，近代中国开放口岸的增多标志着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势力的深入，为列强扩大侵略提供了有利条件，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
此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列强从更广、更深的范围进一步打开了中国市场，便于他们的经济侵略，更使中国传统经济难以抵挡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中国经济逐步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从而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其中，随着通商口岸的多处开放，使外国经济侵略势力从沿海扩张到长江，从华南扩张到东北，在更为广大的范围内，进一步加强对中国人民的经济压榨。而“邀请”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使中国海关从此落入外国侵略者手中。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外国人可入内地游历、通商，特别是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使中国旧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更广阔的范围和更深刻的程度上遭受到巨大的破坏。
2.在资本主义列强加强影响和控制中清朝政局发生变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外反动势力很快握手言欢。此次战争是在太平天国已在中国南方建立了和清政府对峙的强大农民政权的形势下发生的，通过战争攫取大量中国特权的外国侵略者逐渐认识到：坚持独立自主的太平天国政权是绝不会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的，要巩固和扩大在华的侵略特权，必须扶植像清政府这样软弱无能的政权，作为他们实行殖民统治的工具。清朝统治者从两次挨打的经历中发现：外国列强要的是在中国的特权，并不反对他们当皇帝，洋人是可以做朋友的；而且要对抗太平天国运动，必须借助“洋人”的帮助，因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刚一结束，中外反动势力立即勾结起来。
《北京条约》刚一签字，英法等国立即撕下“中立”的伪装，以政府的名义，公开支持清朝统治者。英、法、俄等公使表示，只要清政府认真“履行条约”，就可以得到“任何援助”。法国公使葛罗明确表示，要在各海口“帮助中国剿贼，所有该国停泊各口船只兵丁，悉听调遣”。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也面告奕：“请令中国官军于陆路统重兵进剿，该国拨兵三四百名在水路会击，必可得手。”1862年1月，清政府确定了“借师助剿”的方针，从此中外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恭亲王奕因办理对外交涉，形成了以他为首的亲外势力。1861年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他的六岁儿子载淳即位，朝廷大权操纵在肃顺等顾命大臣手中。咸丰帝的遗孀慈禧太后与奕勾结，于1861年11月2日发动了宫廷政变，将顾命大臣载垣、端华和肃顺处死，另外五大臣或充军或革职，史称“辛酉政变”。政变后，慈禧太后让小皇帝登基，年号同治，以奕为议政王大臣，慈禧太后控制了清王朝的最高权力。辛酉政变之后，清朝廷的中央机构开始半殖民化。1861年，奕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办理外交和洋务，派出驻各国的公使，并经管通商、海防、关税、路矿、军工、译文、派遣留学生等项事务。而清朝的海关总税务司一职开始由外国人担任。1859年英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李泰国回国后，1863年起，英国人赫德继任海关总税务司，直至1909年，长达46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对于清政府的控制随着外国公使的驻京而不断加强。近代中国的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它与那种主权独立国家之间互派公使驻在对方首都的国际惯例并不相同，它并不是在平等基础上进行两国的交流，而是外国侵略者意图以此伸展其政治势力借以操纵清朝中央政权，以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并进而控制全中国的重要手段。《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公使纷纷进驻北京，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控制清朝廷。1867年，美国公使蒲安臣离职回国，奕请蒲安臣代表清朝廷出使外国，先后到美、英、法、德、俄等国，呈递国书，办理交涉。在美国，蒲安臣以清朝钦差大臣身份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订立《中美续增条约》8条，规定美国人有贩卖华工自由、传教自由等条款，为美国进一步侵华铺平了道路。
总之，自1860年开始，随着中华文明古国被西方打败并羞辱，欧美国家一步一步地从广州向北推进至上海，再到北京，而陆上国家俄国则从西伯利亚—满洲边界向南推进到北京。西方国家通过建立条约口岸和扩展商务，争夺贸易利益和经济特权，俄国人则既强调贸易收益也强调取得领土。从南北而来的这两股推进势力，越来越紧地钳制住江河日下的清王朝。
（二）中国社会思想领域的变化
1.统治阶层的分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使“天朝上国”的颜面受到严重损害，而这对清朝统治者的心理无疑会形成巨大打击，也促使一部分官绅认识到了中国的新变局，促使统治阶层由此发生分化。
在战争期间，咸丰皇帝对于公使进京、内江通商、内地游历和归还广东省曾一再力争，强调“进京一节，万不能允，内江通商，必须消弭；其余两事，亦当设法妥办”。这些虽是关系到主权问题，但对于咸丰皇帝而言，其意则在保全华夷之间的藩篱和沟壑，尤其是避免中国君主与西方人的直面相对，害怕这会扫尽天朝的礼文和成宪，因此宁肯舍弃关税之利。但是，持续4年之久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虽发端于广东一隅而最终进入华北，把沉重的震撼带到了中国社会的中枢，不仅皇朝国都北京一时成为“夷狄”的世界，甚至是至尊无上的皇帝咸丰本人也不得不仓皇逃离北京，“车驾北狩”；皇家园林圆明园更是在列强的纵火焚烧中化为灰烬。咸丰皇帝所极力避免的事项，最终全部变成事实，其避免中国君主与西方人直面相对的一相情愿，被西方人用大炮轰得粉碎。这使清朝统治者不能不意识到，旧秩序已经完全颠倒过来。在经历了英法联军之役后，士大夫们痛苦地将之称为“庚申之变”，表明国人在朦胧中已经体会到有一种虽然不受欢迎但又无法拒绝的变化正在发生。
对于近代中国的这种变化，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有所感知，开始主张“师夷长技”，自强求富，兴起了旨在推动王朝中兴的洋务运动。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居中央枢要之职的奕、文祥、桂良为了谈判而同侵略者来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握有军政重权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则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与溯江而上的西方人相遇。他们是那时候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最早同资本主义打交道的人。在此过程中，他们逐渐从对手的身上感触到另外一个世界，获得了中国传统历史经验所没有的新知识，思想因而发生变化。他们与恪守传统的顽固派之间出现了区别和分歧。于是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洋务派。就洋务派的主观动机而言，他们未必有心打破旧轨，但他们的主张却历史性地包含着逸出旧轨的趋向，他们的改革主张同中国两千年历史上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已经不能相提并论了。因此，洋务派的产生，意味着封建统治阶层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裂痕，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阶级开始发生分化。
2.革新思潮的萌生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的增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进入长江流域和华北，伴随而来的是某些腐旧而且僵固的封建传统观念被迫发生变化，引发了革新思潮。
一方面，改变了从孔子以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历史的、把华夏以外一切外族的人和事称作“夷”的做法。长久以来，国人熟悉而且惯用的“夷”这个称呼在近代中西之间划上了一道深深的礼仪、文化和心里不平等的沟壑。英国人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明白了“夷”字的含义，并敏感地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但他们的抗议和诘问并没有得到理会，直至鸦片战争后的十几年间，公文用语和民间指称中常可见到夷人、夷船、夷语等词汇。而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天津条约》中对此开始做出限制：“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这是“洋”与“夷”替代的交接点。这一替代反映了中国传统观念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是被迫的结果，但却包含着合理的成分。因为它意味着从华“夷”秩序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步。从夷务到洋务再到后来的外交事务，记录了中西交往刺激下中国人世界观发展的脉络。
另一方面，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出现了一些反映初步革新思想的议论和著作。其中，洪仁的《资政新篇》是资本主义革新纲领，其内容实际上在许多地方开创早期改良派的先声。冯桂芬的《校庐抗议》反映了正在分化中的地主阶级对西方思想的吸取。洋务运动中的举措虽可罗列很多，其要者则不出冯桂芬所论。郑观应的《救时揭要》在当时的新议论中较多地表现了对经济的关注和见解的内行，其中的很多主张都早于实际的历史进程很多年。容闳的思想则更为西化，提出了改良政府、军队，改变教育体制，举办洋务等建议，并借助于湘军主帅曾国藩，把一部分议论转化为现实。这些都是1860年前后出现在中国的反映时代脉搏跳动的改革思想。因此，如果说，1840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就社会观念的更新来说，1860年具有更加明显的标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