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每一个封建王朝创立之初，统治者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着手恢复社会经济和稳定社会秩序上，因此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财富也在不断增加。但是当这个新王朝走向中、晚期时，接着到来的便是营私舞弊、贪污行贿的风气盛行，贪官污吏也应运而生。他们凭借着地位和手中掌握的权力，吞噬着社会财富，大量攫取不义之财，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
清朝统治者一开始给各级官员的薪水就比较低，一般除去日常必要的生活开支外，就所剩无几了。甚至个别人刚走上仕途的最初几年，还要自己拿钱倒贴。并且地方官员的许多办公费用，常常不能从中央政府得到财政补贴，这就更加助长了上级官员对属下的勒索以及州县官吏对百姓的剥削和掠夺，因此，贪污行贿的事情层出不穷。各省总督、巡抚等，因为一人当官，远亲近友都来投靠，往往他一人要负担很多人的生活开支，并且要负担无俸禄的官吏和幕僚们的费用及官衙中各种办公费用。但清朝规定总督和巡抚的年俸还不足二百两白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想尽办法向下级官员或富商们进行勒索，下属官员也按照同样的方法实行，种种摊派最后都落在了老百姓头上。还应该指出的是，下属官员送给上司的贿赂，只是他们向百姓巧取豪夺财物的一部分，而其余的部分都中饱私囊了。中央政府为了缓和地方官吏向百姓的勒索，稳定社会秩序，同时也为了调整各级官员的俸禄，在雍正初年实行了养廉银制度。其具体做法是：从提取到各省布政司库的银库中抽出一部分银两，作为当地官员的养廉银，然后按职位的高低发给不同的数额。从此不许他们再向百姓额外征派。但这种制度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光靠养廉银亦很难满足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需要，他们敛财的欲望也是永远满足不了的。从根本上说，官吏们的贪污腐化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产物。
乾隆统治时期，特别是在中晚期，各省吏治更加败坏，官吏们争相侵吞百姓的财产，贪污成风，大案、要案层出不穷。乾隆帝为了改变湖北省、福建省的官吏风气，做了严肃的整顿，分别对两省以前出任督抚的常舒、李封、特成额、富勒浑、雅德等人进行了惩治。与此同时，浙江省贪污案件却几乎没有中断过，旧的贪污案件还没处理完，新的贪污案又冒出来，真是摁下葫芦起了瓢。虽然乾隆帝也下狠心杀了几个贪官，但他始终没有刨出这个贪污网的总根子，看来他也不想把这个总根子彻底刨出来。因为这个总根子不是别人，正是他所依靠的左膀右臂——和珅。当然不能说这许许多多的贪污案件全部与和珅有关。但从另一个侧面看来，却大部分又与和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长期以来，乾隆帝只把眼睛对准了地方官员，而对整天伴随他身边的和珅则不闻不问，或存心包庇，听任其隐瞒。所以和珅能在二十多年中为所欲为，任意贪婪，这都是乾隆帝“养痈成患”的结果。
乾隆帝登基之始，雄心勃勃，立志要继承祖父康熙帝的宽容与父亲雍正帝雷厉风行和执法严峻的作风，宽严并济。他决心励精图治、乾纲独断，要超过历史上所有的“圣祖”和“贤君”。在他统治的前期，贪污的现象虽然没有杜绝，但也并没有达到贿赂、贪污成风的地步。可是到了1779—1780年间，于敏中、李侍尧贪赃事件相继暴露出来。1782年，又查出了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污营私、侵吞公款的大案，于是贪污案一个接着一个被揭发出来。更重要的是，以和珅为首的贪污大网也就在此时逐渐形成了。
乾隆帝统治的后半期，以和珅为中心的贪污网的形成，不是偶然的。首先，乾隆帝给了他掌管国家财政和用人的大权。其次，因为乾隆帝本人挥霍无度，讲究排场，穷奢极欲，需要大量钱财。而这笔钱他又不愿意从国库支出，便向和珅索要。和珅也就投其所好，源源不断地供给他白花花的银子，并哄骗他，连其衣食住行的费用，也多不用国库开支，也是由和珅想办法筹集来的。因此，乾隆帝对和珅理财非常满意，宠信倍加。其实和珅绝不会自掏腰包，他还借此机会大捞一把，向地方督抚们层层施加压力。当然，那些趋炎附势的贪官污吏们也无不乐于向其主子多做贡献。他们也知道这是他们升官发财的极好机会，有和珅做后台，他们的胆子更大了。他们不顾人民的死活，一个比一个贪赃枉法、巧取豪夺，拼命地向人民搜刮。除了中饱私囊外，他们还细心揣摩，迎合皇上的喜好和需要，及时献上各种珍奇异物和稀世之宝，而且还要把大量的金银巨款呈献给皇上的代理人和珅，和珅的金银库存也就与日俱增。
乾隆中期以后，贪污案件层出不穷。尽管他也严惩了几个不法贪官，但那只能暂时起点作用，就像隔靴搔痒，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反而使贪官们贪污手段更加隐蔽，贪污的数额越来越大，牵扯的人数越来越多，并且贪污案件越来越与中央的掌权者和珅有直接联系。
地方官吏，特别是总督、巡抚、布政使和按察使们，贪赃舞弊、欺民害民的办法很多，他们在过节、过生日的时候就有大笔金银进账。每当官吏升迁调职时也是敛财的好机会。官吏贪污的主要原因就是官员们要层层进献，最后获利最多者就是乾隆帝和和珅。因此，他们才是贪官污吏的总根子。而乾隆帝实际上就是和珅的后台，他的许多做法，实际上是自觉不自觉地支持了和珅的贪纵。乾隆不仅向和珅索要钱财，还经常把大量钱财交给和珅，有的是叫他分赏别人，有的则不知所用，实际上是给了他贪污的机会。1788年正月初六，乾隆帝把张家口地方所得税的盈余送给了和珅三万两，其余白银三千二百八十二两七钱九分五厘五毫赏给其他人。同年二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又把所得银子三千六百两交给了和珅。仅短短两个月中，乾隆帝就把三万三四千两银子交给了和珅，虽然不知这笔银子的具体用项，但是总归是乾隆帝赏给和珅，或放在和珅那里让他随便支配的，这样就给和珅贪污营私提供了好机会。
此外，和珅还掌握着各省地方官员向皇上进贡特产和其他礼物的收退与否的大权。正如嘉庆皇帝所说：“只是因为和珅揽权、纳贿，每当遇到有人进贡，皇家只不过收到了一两件，其余的都进入了和珅私家。”这就是说，大量的珍宝珠玉、古玩书画被和珅独吞了，所以他家才有朝珠、挂珠二百余；有颗大宝珠甚至超过了皇上的御用之物。这主要是因为和珅常常把各地进贡来的方物，好的留给自己，次一点的才送进宫中。另外和珅也经常利用进宫的机会，把他看上眼的物件，顺手拿回家中，天长日久，和珅家的珍珠宝物甚至比宫内还要好很多。乾隆皇帝在这方面从来没有责怪他，这就更加使和珅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财物了。
和珅利用手中掌握的用人大权，在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部门都安插了私人，这些人为了报效和珅，也就拼命地搜刮民财，向和珅贡献，这样，一个以和珅为中心的贪污网就在全国形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