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琴的狗和格日勒的狗打架
在我大伯的孩子里面，格日勒并不是最穷的。她已经盖了房子，而且有房顶（吾侄保明的屋顶则不全，让暴雨浇塌半边后，一直没修复）。格日勒的家里，除了几床被子和地上的黄狗带点鲜艳的色彩外，其余一律是土色，墙、炕和窗台。
我爸环视一周，说：“挺好，年轻人都是这么过来的。下回带点蒙文报给你们糊墙。”
格日勒脸色红扑扑的，张着大嘴傻笑，同时用右手使劲扭着左手的指头，仿佛那指头犯了什么错误。她根本不在乎糊不糊墙，只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
格日勒的财富都在外面，即房前屋后的已长出几片叶子的黄豆。她在北山后还有几亩玉米。
“哎哟，格日勒还能种黄豆呢？”我姐塔娜惊讶地看着这些豆苗。格日勒住在塔娜家里的时候，是最懒不过的。
格日勒笑着，扭手。她是我大伯最小的女儿，在赤峰住过几年。她个高，身架像外国模特一样，长的也像，大嘴尤似索菲亚·罗兰。无论你怎么说她，格日勒都不改笑，皮实。但说大劲儿了，她鼻尖也浮一层细密的汗珠，不断擦去不断浮出。对格日勒的各种毛病，我爸一般抢过话头先说几句，他的意思是不想让别人再说她。
“种树。”我媳妇说，“格日勒你种树，种树最好了。”别人家的院套大多有树，气脉旺盛的样子。格日勒的房子像古堡一样孤零零的，被几寸高的小黄豆苗簇拥着。
格日勒笑着听。她心里一定说，我也不是傻子，种树干啥？种树当年也收不上什么。
我们这次到胡四台，带来一些旧衣服，分的时候如我妈所说“平均一下，免得他们闹意见”。“他们”是我的堂姐妹们。但我媳妇还是上街选了一些新衣裙，送给格日勒，还悄悄告诉她：“你别一下子穿出来”。
要是“一下子穿出来”，我堂嫂灯笼就会生气，我们住在她家。这几天，灯笼已讲了格日勒不过日子的种种缺失。她不懂，感情是在人的优缺点之外的一种顽固的东西。就在我们刚下车的时候，那个傻傻地站在门口的格日勒，飞也似地跑过来，搂住我媳妇，脸埋在她肩上哭出声来。虽然她并不知道陈虹偏心眼给她多带了东西。
我们来到之后，西屋就像公社一样热闹。兄弟姐妹们带着孩子和狗川流不息，甚至连大堂姐斯琴的猪也姗姗而来，但被灯笼撵跑了。我们的确也没给猪准备什么礼物，譬如项链或口香糖。孩子们身体黝黑，肚皮紧绷绷的，似乎准备随时飞奔。他们在静默中接着我媳妇一一送出的包裹，里面是旧衣服、鞋或其它，回家。不一会儿，他们穿上这些衣服出现在西屋，这实在有趣。譬如格日勒的丈夫、眼窝深陷的宝莲穿着我跑步时的一件T恤，他身旁的哈萨的丈夫、笑容可掬的乌力吉穿着我的另一件T恤，他们并肩而立。那些孩子们穿着我女儿鲍尔金娜各时期的衣服，表情各异。鲍尔金娜惊呆地闭上了眼睛。
而最为光彩照人的是格日勒，什么衣服穿在她身上都十分惹眼，可惜她没生在巴黎。效果在于，不一会儿她又换了另一身衣服出现在人们面前，洁白的牙齿粒粒可数。
我爸叹一口气，说：“格日勒没心。”灯笼开始在窗下骂狗，声音冷冷地。我的另一些姐妹仿佛想用目光敲折格日勒的腿，省得她一趟一趟回家换衣服。她们从鼻孔里出气，鄙夷老格——这是塔娜的叫法——的浅薄。老格家离灯笼家不远，家里门窗洞开着，她、宝莲和六岁的女儿萨如拉以及名叫巴达荣贵的黄狗，在深绿的草地上不时朝这边走来。宝莲是个孤儿，带灰色的黄眼珠极为深湛。他常常是惊慌失措的，正如他的黄头发东倒西歪一样。他仿佛自知配不上格日勒，在家族聚会时谦卑地站在后面。但这并不妨碍常常被我堂兄朝克巴特尔揪出来数落一通。在牧区，一个成年男人如果没畜群和自己的房子，似乎对任何人都要带着歉意。格日勒和宝莲的房子去年才落成，是我堂兄无偿为他们建造的。
在格日勒穿着城里的衣裙飘然而至遭遇各式目光时，她大姐斯琴的笑容是始终不变的。斯琴50多岁了，当了奶奶。我父亲在内蒙军区的时候，接她赴呼和浩特读到高中。每天早饭前，她盘着光洁的头发，领着所有的孙男弟女，蹒跚着从她家房后的墙豁儿迈过，朝灯笼家走来。我每天都去公社买一些果蔬，分给孩子们。当斯琴的六七个孩子领到自己的一份时，她就满意地笑了。过去，她总是隔一会儿就把烟袋锅点燃，双手捧献给炕头的我爸。如今我爸戒烟了，她只好自己吸，也减少了场面上的隆重。我们无论说什么，斯琴都用“哦——”来应答，这是用吸气来完成的表示谦卑的语气，如满州人的“嗻——”有时，我们说的话跟她不搭界，斯琴也“哦——”着，笑容是不变的，眼睛在看里外屋各家的孩子的项链和手镯——这是我媳妇在小商品市场买的小工艺品——谁的更值钱。对格日勒的大红大紫，斯琴就这么笑着，宽厚而大度。
有一天，我们吃完晚饭在窗下纳凉，格日勒的女儿萨如拉用裙子的一角遮住脸，唱了一首《云良》，声可裂帛，缭绕入云。墙边的木桌上，一头开膛的肥猪仰面卧着，这是吾侄保刚订婚用的。宝莲单腿跪在猪旁，用碗岔子刮它身上的毛。猪身白得耀眼。这时格日勒把萨如拉的塑料项链给其狗巴达荣贵戴上了。巴达荣贵黄毛高脚，轻佻而胆怯，也有格日勒式的天真，一看即知涉世不深。它有些怕斯琴家的狗，又跃跃欲试。斯琴家的狗是稳重的，不屑巴达荣贵的高脚。就在后者进退飘忽时，斯琴的狗一口咬住巴达荣贵的红项链，然后向一边拖。巴达荣贵立刻麻爪，张着嘴却叫不出来，几乎要被勒死。格日勒跑过去，对准斯琴的狗扇了一记耳光。
“咄！”斯琴大吼，我看到她一脸怒容。只有骂牲畜才用“咄！”她显然对格日勒打她的狗不满意了。见我们在看她，斯琴脸上已堆满了笑容，恭顺地垂下头，“哦！”
格日勒从小就没妈。我爸曾经说：“等你大伯死了，更没人拿格日勒当玩意儿了。”大伯今年春天已与家人永诀。他们来信说，朝克巴特尔与斯琴两家互殴，住院并报官了。我媳妇给格日勒的华丽衣裙怕已被胡四台毒辣的日头和绊脚的荆棘晒褪色并撕为条缕了。不知她今年种黄豆了没有？宝莲畏缩着，萨如拉在一边洗小手绢一边尖声歌唱。大伯死了，格日勒站在孤零零的泥屋前面，扭着手指，她那天真的笑容该向谁展露呢？
照相
我大伯布和德力格瘫痪于科尔沁草原的沙漠深处，村名胡四台。他匍伏着种点菜和玉米，也能喂喂猪。
我爸率领一帮子孙后代去看望大伯，临分手时要照相。让他和我爸并排坐好，他总坐不好。一听说照相，他竟然连“坐”这么简单的事也不会了。
按快门时，他大骇举臂，几乎后仰落地。闪光灯的一道白光把吾大伯吓着了。他生气了，质问：“什么？这是什么？”
答曰：“这就是光。屋子暗，照相得有光。”
他还是很生气，说：“我知道这是照相。照片呢？把照片给我。”
我爸说，你大伯没照过相，吓这样。
后来我想，不对，他照过相，五十年代，他去呼和浩特治肺结核，跟我爸有过合影。在照相馆画有北海白塔的虚假背景前，他们哥俩儿似笑非笑地照了一张相。
不过，那时候的照相机是个大盒子，师傅把脑袋塞进红面黑衬的布袋里鼓捣，然后伸出一根手指：“看这儿，头再歪点儿，别动。”攥指捏咕一个橡皮玩意，就照了，没闪光灯。
我知道大伯害怕闪光灯。
我爸走时，大伯全家三十多口人往村口送。大伯扶着窗框，流着泪喊：“明年你们来啊！我数着手指头等你们。”
明年再去，大伯就不惧于闪光灯了。
我梦想给所有没照过相的人照一张相，尽管他们会被闪光灯吓一跳。
土墙
朝克巴特尔家的窗前有一片菜园。对“园”这个词来说，他们的菜太少。园里不规则地种着胡萝卜、葱和辣椒。西红柿不红，并且不生长，直到秋天都像玉石球。菜园有一尺半高的土墙，挡猪。最有噱头的，这是一道没门的墙。人入菜园采用跨越式，朝克巴特尔一步跨过去，格日勒拎着裙子过墙，小孩子用肚皮蹭过土墙。墙变矮了，顶上光滑。
我问朝克巴特尔，咋不安个门？
他挠挠头皮，说忘了。
我说，现在刨开，安一个门。
他回答，那就把墙破坏了。
在城里人看来，这是懒惰，因而可笑的生活态度，离雅致很远。对朝克巴特尔来说，特别是他喝了半斤白酒，坐在台阶上，青筋暴露的大手放在膝盖上的时候，值得探究的是远方。天空翻滚着海带色的浓云，雨腥的空气飘过来。朝克巴特尔考虑庄稼、马和羊群在雨后的情形，而不是菜园土墙及其门的问题。他甚至蔑视菜园与墙。
在草原骑马飞驰，大地像飞箭一样向后闪过，道路在马的双耳之间延伸。从山上眺望村庄，一座座屋舍孤孤零零。换句话，人的居所在草原上像缩着肩膀的孩子。对牧人来说，所谓房子只是过夜的居所，它不是财产。财产是牛羊和马群，还有天空大地。土墙是什么？什么都不是。虽然如此，蒙古人珍惜亲手培育的产品。朝克巴特尔看到小小的豆角长出来后，指着它笑了，像说“多可笑呀”。就像人们笑蹒跚学步的孩子和毛绒绒的鸡雏。朝克揪一把小白菜往屋里走，反复观看手里的菜，眼里却是看草的表情，有点惊异。当然，小白菜卷曲的叶子比草好看多了。
菜园的土墙底下，斜着长出闲草。猪用墙蹭痒，花猫由于捕捉路过的蝴蝶，从墙上掉了下来。
伊胡塔的候车室
科尔沁夏季的太阳照在没有边际的沙漠上的时候，那种刺眼的金黄让人不大敢四处张望。金黄的视野内有一间车站，日式拱脊建筑，顶上涂黄粉，屋檐的木板刷绿漆。当火车从远方呼啸而来时，它像穿节日服装的男孩子一样，捧着鲜花迎接，鲜花是月台上的两株丁香树，暗散使人头脑迟钝的浓香。
车站有两间房。候车室，另一间应该是站长室，但窗台挡蚊的纱布里探出一只狗的脑袋，如雕像似的一动不动，等着风来吹发亮的黑鼻子头。
候车室的两张长椅，对着放，挨得很近，身后是墙壁。我坐下以后，面对的是一位老人。两个陌生人，就这么鼻尖对着鼻尖坐着，没办法。
老汉两撇灰胡子向上翘起，能看出他常常用手捻，有尖。是一种晚年的游戏。老汉眼睛望着屋顶，目光迟滞，隔一会儿，飞瞥我一眼，接着连眨几下。显然他不习惯我像傻子一样盯他胡子看，距离太近。
这种式样的胡子，即使到了戴高乐时代也落伍了，如今在一个乡村的蒙古老汉的唇边出现。我不小心笑了出来。这使老汉猝不及防，也笑了，眼光灵活而明亮。他仿佛早就想笑，没敢。他是一个谦恭的乡下人，牙齿没几颗了，一笑，他的嘴像藏在柴草里的缺碴的旧碗，而红软的舌头蠕动在牙洞间。
交谈。老汉是图力古尔人，去甘旗卡的外甥家做客，膝上的布袋里装一些杏，还有一包红茶和茶缸子。他说第一次去甘旗卡。甘旗卡是一个镇。他用粗黑裂口的指头，轻轻捻着浅粉色的车票。
话语结束，候车室又静下来，老汉向门外望闪闪发亮的铁轨。他用力抬眉毛，扛起前额一堆皱纹，这位老人与科尔沁草原的其他人一样，过着简朴的生活，心智单纯。假如你一笑，他会立刻报之一笑，胡子尖升达颧骨。他们的笑容，一生浮在脸上，没间断过。像孩子一样，他们笑起来很容易，绷着脸却困难。这样的脸如果不笑，看上去反而不得劲，仿佛带着忧愁。
诺日根玛
诺日根玛坐在斜躺的水泥电线杆上。新挖的土坑里，一只橙色的甲虫往上爬。不远处，还有一根水泥杆，方形，上端有孔。这儿要拉电了。
从镇里到伊胡塔的手扶拖拉机两小时一趟，一张票五元钱，带行李加五角，狗二角，一只鸡一角钱。
车没来。几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抢说事情，她们系一样的三角形头巾，葱绿色，脸蛋子像从头巾里往外挣放的花。一个老汉筐里的鸭子伸脖子呷他裤子上的一片菜叶。
云彩散了，阳光毫不迟疑地射在草地上，紫瓣带黄蕊的小花朵摇晃着。云在天上分成两半，像棉花一样越来越薄，后来没了。
诺日根玛背对等车的人，低头，两只手掐草叶。她头戴蓝解放帽，辫子盘里边。
“诺日根玛！”一个女人跑过来，她后背用化肥袋子兜一个孩子，“你交树苗钱了吗？”
“交了。”诺日根玛抬起头，她眼角挂着泪，手掌一抹，颧骨皮肤新鲜。
“优惠一半呢。”
“是。”诺日根玛说，“杨树苗不好，根儿破皮了，怕不活。”
她们说树苗的事。那女人好像没看到诺日根玛流泪，说话的时候看肩后的孩子。
“你家交70元吗？”
“65元。”诺日根玛回答。
不知哪会儿，背孩子的女人走了，诺日根玛低头掐草叶。她的手像树根一样破旧，连带着土坯、猪食、牛粪这些词，用它擦眼泪仿佛不对劲，仿佛用靴子擦镜子上的尘土。过一会儿，一滴泪落在手背上，分散在皱纹的沟壑里。
她怎么了？家人病了？或者马病了？谁也不知道一个牧区的女人为什么流泪。诺日根玛家住村西头，窗前的豆角旁边种一畦江西腊花，黄狗立正坐着，白爪子像戴了套袖。
手扶拖拉机开过来，司机是阿穆尔古楞的二儿子，留黄胡子。几十年来，他是东村唯一用机动车把牧民运进城里的人。
诺日根玛把鼻涕抹在胶鞋底上，换上进城的表情，好像没哭过，往车边走。
阿斯汗的蓝胡子
胡四台的野花不是很多，日晒和下雨的时候，野花不知跑到了什么地方。
昨天早上，和阿斯汗去公社的商店。在公路旁的风车下面，发现一小片野花，白百合、红百合与蓝色不知名的花，花瓣带弯钩。阿斯汗用唾沫把蓝花粘在上唇，像扑克牌“J”的样子。
今天我们又来到风车下面，花没了。“让保刚的毛驴吃了吧？”阿斯汗说。
我蹲下看，花连痕迹都没了。我们走错了地方吗？风车的轮子慢慢地转，有时倒转。风车的叶片杀死了小鸟。满特嘎的母亲红兰大娘见到风车就要啐唾沫。
走到朝克房后的湖边，看到有一滩花和风车下面的一模一样：白百合与红百合、阿斯汗的蓝胡子。不能说花把家搬到了这里，但像极了。有一次，我在河边看见一片百合，整整齐齐的白百合，没有其它花朵加入。后来再到那个地方，百合也蒸发了。我想，一定会在什么地方看到它们，还是那些百合，没有别的花朵加入。
在草原上，记忆花的位置、草地的位置不太容易，缺少参照物。也许大脑对广阔的空间不会记忆。譬如，天上这一块云彩是哪一块云？它左边和右边的云又是哪一块云？记不住。好记的东西是房子、风车、孤零零的树、公路和河流。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二姐夫满特嘎，他不以为然。
“咦，”他笑着摇头：“这个地方就在这里，那个地方就在那里，这是不会错的。”
他在说唯物论。其实我没否认这些地方的存在，说记忆。
“咦，”满特嘎又摇头：“这个（他伸出食指）和这个（中指）还有这两个（无名指和小指）你分不清吗？”
我进幼稚园得了，分不清“这个”和“这两个”。
“都是指头，”满特嘎说，“长的位置不一样。”
我只好说他说得很对。
阿斯汗的“J”胡子，引起二姐阿拉它的惊诧：“Youyimi？BieLue！”（蒙古语，什么呀？妖障）阿斯汗愈发得意，在各屋巡行，不时站到衣柜的镜子前，把蓝花瓣整理一下。塔娜说：“简直像个海盗。”
坐在阿拉它家的炕上喝茶，见窗台外探出一朵牵牛花，像小孩踮脚朝屋里看。紫兼有深蓝的牵牛花多干净，它的色彩与过渡，画是画不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