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份，清河村外的草甸子正开黄花、红花、白花，战马把花朵全踩灭了。骑兵每天训练战马横竖成排，类似现今马的盛装舞步，这是非常困难的事。上级要求骑兵团走过天安门时，战马横竖成排。骑兵要把提振缰绳和双腿夹马的功夫掌握纯熟，控制行进速度。天天练，他们练了两个月，人与马达成难以言传的默契。白马在草甸子一排排走过去，迈着小碎步，非常整齐。
1949年10月1日，内蒙古军区骑兵二师白马团和黑马团凌晨5时从清河村出发，7时到达北京东单。骑兵们头一天发了棉布新军装，马在水泡子里洗了澡。每人领到半块肥皂，给马洗澡。马洗完澡，晚上用缰绳吊起来，不让它躺着睡觉脏皮毛。夜里，骑兵们领到铁盒的金鸡牌鞋油，马靴擦的油光锃亮。到了东单，团长下令给马蹄子刷上黑鞋油，白马挺神气。检阅开始，骑兵走到天安门城楼前，我爸心里默念“白马你千万别走错，好好走”。他的汗把军装湿透了。大喇叭传出总参谋长命令：“向右——看！”右侧是城楼。我爸把脸偏向右面，但眼睛斜回来盯马头。他的战友也都向右转脸，眼盯马。谢天谢地，马走得很整齐，没出错。但骑兵们遗憾，没看清毛泽东和朱总司令的面庞。
1950年9月，骑兵二师赴通辽集结，准备赴朝参战。等了几天，中央军委说入朝作战，预计伤亡很大，少数民族部队不入朝。内蒙古军区司令乌兰夫要求部队把战马捐献给志愿军。
捐出去战马，骑兵很痛苦。9月10日，我爸和另外六名战士牵着全连100多匹马来到通辽火车站。站台上到处都是战马。我爸抱着白马的脖子，摸马的额头。马闻他胳膊。军需官下令：“一连战马上车！”几块木板搭在黑铁皮车厢上，他们把战马一匹匹牵上火车。我爸让白马呆在边上，最后牵它上火车。白马上了车，回头看他。我爸心都快要碎了，咬着嘴唇才没哭出声来。回到连队，我爸走进了空荡荡的马厩，不禁痛哭。他病了，在炕上躺了两天，脑子里全是白马的模样。一合眼睛，就见白马走过来，闻他的腿。科尔沁有一首情歌《乌尤黛》，说一个男人想念女人乌尤黛。连里有人唱这个歌，让我爸更痛苦。歌里唱“想念你呀受不了。啊嗬咿，乌尤黛啊嗬。半夜起来把白马刷了一遍。想念你呀受不了，啊嗬咿，乌尤黛啊嗬。半夜起来把青马刷了一遍。我要是蝴蝶呀，落在你的领子上，天天把你瞧。可惜我不是蝴蝶呀，眼巴巴看你转身离去……”我爸“呜呜”地哭起来，觉得他比这个男人惨——半夜起来，白马却没了。那几天，骑兵们的袖子上沾满了眼泪，想念战马。
1954年，我爸的思马病再度复发。他不断写文章，写对马的思念，心情好了一些。他写一首诗，题目叫《银色的白马》，写“沙日拉咩绕”——他的战马。此诗发表在蒙古文学期刊《花的原野》上面，得了奖，奖品是一枝铱金尖英雄牌自来水笔。
昨晚，我爸我妈并排坐沙发上看电视，电视播报普京当选俄联邦总统，他在群众集会上面现泪痕。我爸以手按眼窝，我妈说“普京当总统，你哭啥？”我爸站起来，摇摇头，左手拎下坠的紫红毛裤，说“我想起了我的马”。1950—2012，62年。我爸今年83岁，他在想念他的马。他说：“闻呀，闻呀，可能一个人有一个味吧？马用鼻子闻你……”他的声音走样了，拿手绢擦鹰勾鼻子上的眼泪，说“沙日拉咩绕，我的马……”
听到了血流的声音
我堂兄朝克巴特尔生长在牧区，我四五岁的时候去过他家——哲里木盟胡四台村，这也是我父亲的故乡。之后十年，朝克巴特尔像学者回访那样到我家赤峰市参观学习。我爸交给我一项任务，领他上街。
我领他走进一座楼房，入电梯。电梯门从两面合上，吓他一跳。我伸出三个指头，然后按“3”，“3”红了，梯微颤，门开，我带他出去。我说这是三楼，朝克不信，他刚还在楼下仰视巍峨的楼顶。我领他从步行梯下到一楼，说明我们刚才坐电梯的经历，他还不信。我再次拉他进电梯，到三楼并从窗口往下看，马路上的人渺小地行走，朝克大惊失色。于是对电梯极为崇拜，认为这个狭窄的金属房子是神的房子，说什么也不敢坐它下楼。我对他进行启蒙：电梯即电房子，把人垂直拉到各楼，由电控制。朝克生气地反驳我：电在电灯里面，不可能控制一个房子。
今年春节，朝克巴特尔扛一只冻得梆梆硬的羊来到我们家。他头发全白了，对我说：他已经领悟到电或电池让人在收音机里唱歌、在电视机里跳舞，但不足以让房子腾升，那是另外的神秘力量。电，不过是冒火星的、小巧的、在胶皮线里乱窜的小玩意儿。
我和朝克巴特尔均为独生子。许多年前，当大伯告诉朝克我是他弟弟时，他在我身上也发现一些乐趣。
那年，即我四五岁到胡四台，被一只羊羔吓哭了，以为是狗。朝克和堂姐们哈哈大笑，讲解羊和狗的区别。我不信，以为他们骗我。见过狗，我以为是狼，越发大哭。朝克越发大笑，用脚踢“狼”。
在胡四台村，朝克巴特尔飞身跃上无鞍烈马，奔驰至远，让我视为天人。朝克一家和当时的全国农民一样穷，他的衬衫下摆和袖子都褴褛掉了，仅遮肩背。这件衣裳在我看来很神奇，在马背上飞扬如帜。他穿这件衣服在苇草里发现野鸭蛋，找到酸甜可口的蓝莓。朝克和我走在沙丘下面，他停下倾听，快跑几步，用手接住一只从上面滚下来的刺猬。在茫茫的沙漠上，朝克聪明健壮。他看我的笑容半是嘲笑半是爱。一个城里人在乡下的土地上不怎么会走路，不怎么会吃饭喝水，给他们带来欢乐。就像朝克在城里给我们带来欢乐——他用颤抖的手慢慢摸电梯门，“嗖”地缩回来。
我第一次到胡四台，在堂兄家吃到野鸡肉——肉丝雪白。我一人吃掉两块胸脯，余下的肉被我姐塔娜吃光。朝克和众多的堂姐站着看，面带笑容。大伯招待我们的佳肴还有一小碟葡萄干儿，一小碟红糖。许多年后才知，野鸡和那么少的葡萄干儿、红糖是他们从供销社赊来的——秋天用五十公斤玉米偿还。事实上，大伯两年之后才还上这笔债务，因为当年的玉米扣除口粮后不足五十公斤。平日，他们果腹之物是轧半碎、炒过的玉米。如果玉米碾成面，就不够吃了。他们从未吃过野鸡肉和葡萄干，连玉米面都未曾饱餐。在山上捉到或挖到的山禽与草药，送到供销社抵债，偿还赊欠的红茶、盐和煤油。因此，回想当年他们那么沉静地观看我吃野鸡肉仍带有笑容，实在让人感叹。
那个年代，他们家没钱。他们有幸一睹钞票是每月乡邮员驰马而至，喊大伯名字并将其右手食指按向鲜红印泥再拔出来按在一张纸上，而后交给他们15元钱。这是我爸从1950年挣工资以来每月寄来的钱。这些钱隆重地积攒着，后来流入医院收款处。伴随穷人一生之物，除去饥饿，另一样就是疾病。
血缘是这样一种东西，超越城乡差距和所谓知识，在独有的河流里交汇，彼此听得见血流的声音。大伯去世后，我爸悲痛不已，痛哭、独语，几个月缓不过来，我们并不劝他安静。劝人节哀实为文化的虚伪中最虚伪的一种。人生连一场痛哭都不曾享用，灵魂何以自如呼吸？我爸经历过战争，在文革中被打为重残。自我曾祖母去世后，他从没流过泪。他七十多岁了，从自己房间踉跄而出，看着我们，说：“你大爷死了。”尔后泪水蒙住他的眼睛，像胶在结膜上哆嗦，化为眼泪大滴落下。他本来想说许多话，但说出这一句就说不下去了，喉颈吞咽。因说不出话而全身颤抖，只站着，盯着我们，样子很吓人。我们报以沉默。少顷，他失望地走了，回自己房间。过一会儿，我爸还会走出来，告诉我们：“你大爷死了……”充沛的泪水滚滚而下。
父亲的正直，我早有感受，而他在失兄之痛中的纯真情感让我惊讶。那几个月，他回忆了大伯的一生，并用泪水送走这些回忆。
朝克巴特尔今年和我见面，我用笨拙的蒙古语和他对话并给他买一些东西，我爸很欣慰。在他的房间里，我爸拿出去年在现代文学馆开会的照片，拿出记有他事迹的内蒙古骑兵典藏纪念册，还有登他传略的《蒙古人物志》向朝克巴特尔述说。我堂兄听得很吃力，我爸讲得很从容。我感觉，我爸其实是说给一个老牧民——即大伯听……
阳光碎片
胡四台的白天和夜晚像两个地方。这么说，早晨、中午、下午都不一样。8月的太阳像卸车一样把热量倾泻在科尔沁沙地，周遭白花花的，人被晒得睁不开眼睛。最热的时候，空气里如有声音“嗡——”，这是阳光照在沙漠上的音波，传自太阳。在白天，胡四台的房子和沙漠颜色相似，燥白，树和庄稼发灰。一切静悄悄的。到了傍晚，村庄开始一点点蠕动。我是说，炊烟和小孩游动时，狗和毛驴在动，房子也走动起来，像从冰块里活过来的鱼。玉米恢复黑肥之绿，饮马的石槽淡青。我哥朝克的房上有瓦，明黄色。鸭子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竟有一群，蛋囊岌岌乎坠地。人们出现在家门口，全有笑容，世俗生活又回来了。
这是说傍晚。而早晨，胡四台又如另一个地方。空气的潮湿，可称为晶莹。沙漠金黄，我哥的屋瓦润红，这是雇拖拉机从甘旗卡买来的。马向我们致眨眼礼，睫毛俊美。杨树的树干白里透青，挺拔如俊男，真是“宫娥不识中书令，借问谁家美少年”。屋脚丛草沾露，朱雀、绣眼、冠纹柳莺，还有山鹛在羊圈横木和马棚顶上俯仰乱唱。保刚开始洗头。
吾侄保刚对我放在窗台上的一瓶洗发水发生兴趣。在我沐头之前，他不知这个鲜艳的塑料罐里装着什么东西。我倾之浴发，泡沫如棉花，屡搓屡出。保刚赞叹：“这才是最好的东西。”然后，开始仿试，用洋井的凉水一日洗10遍。作为叔叔，我赞许贤侄清洁，但受不了他的歌声。保刚洗头必唱歌，唱歌必唱流行调“明明白白我的心”。吾我尔汝，情倾爱哀，一派洋泾浜汉语。
在胡四台，草木山川甚或人的相貌都为蒙古民歌而设，苍凉恒远，像天空飘来的绸子。保刚这个小兔崽子用轻薄歌辱杀了风景。有一天，保刚丢了5元钱，遭嫂子叱骂。我于心中发言：骂得好！骂得好啊！并用指骨叩桌，使吾嫂的詈骂加入板眼。
进夜，我住的东屋成为议事堂。我与朝克坐炕之两厢，中置饭桌杯盏，地上站立女人和孩子。朝克谈经济，如玉米之销售收入；谈教育与文学，如酒后教他孙子吟诵格萨尔王诗篇；谈未来，即保刚的婚事。谈完，“滋儿——”（酒过唇），问：“难道你不说一些什么吗？难道沈阳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吗？”女人和孩子都用表情拥护朝克的提议。
沈阳每天都在发生非常多的事情，但我说不清楚。沈阳制造的歼8—2飞机难道不是事情吗？春天广场时装秀，大街上有17000辆出租车飞快行驶，跟他说不清楚。我说：沈阳——蒙古语称之为“穆格顿”——有700多万人口，我不知道别人在做什么事情。
“穆格顿有700多万人口？”他们吸气，向上翻眼，嘴里“丝丝”地惊叹。借此，我吃点菜并喝酒。
“那么，”阿拉它姐姐吃惊地望着我，“你早上一开门，就见到好多人站着？”
好多人站着？那成专家门诊了。我告诉姐姐，在沈阳，出门见到许多人，无论早上、中午或夜间。
丝儿——他们吸气。
“没问他们在干什么？”朝克问。
“不能问。”
“为什么？”
我回答：“修自行车的就在修自行车，不用问。”
“在马路上走的人呢？”
我说：“也不能问。问‘你到哪里去？’那不行。工作，人们在工作。”
朝克小声对他老婆说：“他把走路叫工作。”
我嫂子更小声说：“喝醉了。”
我假装醉了，眯着眼睛，省得回答这些难题。我所喜欢的，是这么多张面孔和我血缘相通，一同沉浸在奶茶的气味和蒙古语的言说中。
有一天，朝克告诉我，“明天有人来看你，巴丹吉林村的满达老人，套车来。”
“是咱们亲戚？”
“没亲戚。他说想看一看沈阳人。”
我闻此言，何止意外。我不是经典的沈阳人，本生边地，侥机遇之幸于其间谋食，怎么宜人套车观瞻？
满达老人一早就到了。他的毛驴车上铺着红花绿叶图案的棉被，还有旧军用水壶。进屋上炕，敬茶，朝克卷烟双手递给老人。老汉喝一口茶，烟雾从鼻孔漾出，海狮胡子花白。
“沈阳的庄稼怎么样啊？”老汉开口问。
“沈阳郊县的庄稼很好。”
“唔。”老汉喝茶，问：“沈阳的天气怎样啊？”
“越来越热了。”
“可以种西瓜。”他说。过一会儿，又问“沈阳还有卖丝线的吗？”
半天，我想起马秋芬写的《老沈阳》提到中街吉顺丝房的事，说“已经不卖了。”
老汉拉过我的手，捏了捏，放下，说：“沈阳有很多蒙古人吗？”
“有7万人。”我回答，“大学里也有蒙古孩子，聚会的时候唱蒙古歌。”
“是吗？”老汉似乎感动了。
“是的。”
老汉看我，仿佛从我的面孔中看到遥远的沈阳，而后微笑着扳腿下地，划拉鞋，说：“我走了，到那什罕村的孙女家。”
上驴车时他转回身说：“沈阳好啊！我18岁去过，过去70年了。沈阳多好。”白嘴的毛驴，耳朵立而又平，像告别。
我目送老汉的驴车远去。他的言说像诗，像讲给自己听的话，很柔软，让人生出一种难过。谁能知道，科尔沁沙漠深处，有一位88岁的蒙古老汉心里在想沈阳。多年前，有他少年履迹或许还有爱情的沈阳。像英国古谣《苏格兰的蓝铃花》唱的：多年以前，多年以前……
火车
阿拉木斯是我二堂姐阿拉它的孙子，今年五六岁，颧骨上有个半圆的牙印，狗咬的。阿拉木斯爱笑，一笑，狗印跟着圆。他每天都梳着整齐的分头来我们这儿，水淋淋的，我堂姐给梳的。他前额有一绺毛不服梳，弯弯地探下来，使这个沙漠深处的小男人有了些时髦的意思。
我们去探望大伯，住在堂兄朝克巴特尔家。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亲戚们陆陆续续来到这里说话。朝克巴特尔家里像过去的生产队部一样热闹，旱烟味，狗和小孩在大人腿间钻出钻入。窗外木桩上拴着马，以尾扫虻。再远处是银镜一般的湖泊。
阿拉木斯随我二堂姐而来，同来的还有他的妹妹海棠花。海棠花胖而安静，她始终坐在二堂姐膝上，似乎连眼都不眨。她唯一的动作是趁人不注意时，用小胖手把丝袜从大腿娴熟地卷到脚踝。见有人观察，又悄悄卷回原处。这里方圆百里也没有穿丝袜的，她是唯一的淑女。阿拉木斯则不同，指天划地，大气磅礴。倘若哪个房间传来碟子、碗的破碎声以及人们吃惊的尖叫声，必与阿拉木斯有关。他高声申辩，并准备夺路而逃。不一会儿，阿拉木斯又笑吟吟地回到人们中间，带着脸上的狗牙印和那绺不肯后梳的颤颤的额发。
有天傍晚，大伙儿多吃了几杯酒，在东山墙的荫凉处歇息，看几十里外的天空打闪。近处，一队骆驼沿沙丘的峰缘走下来。这时，头顶出现一架双翅小飞机，防雹或做什么事情。大伙很激动，在偏远的牧区，能看见飞机被认为是幸运的事情。
朝克巴特尔说：“阿拉木斯，好好念书吧，长大开飞机去。”
大伙啧啧，表示这种选择太正确了。
想不到，阿拉木斯竟沉下脸，坚定地说：“不！”
朝克巴特尔问为什么，阿拉木斯不回答，低头大步在沙地上走，无论谁问都一律摇头。
阿拉木斯何以如此轻蔑飞机呢？后来，我父亲问，他才说要开火车。
阿拉木斯说，“火车大！”他呼地伸开双臂，并左右看自己双臂够不够大。“火车，这院子也装不下。还有，火车声音大，呜——”阿拉木斯的脸已涨红。他被火车的体积和震耳欲聋的声音所折服。这就是力量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