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以英国的欧文、亚当·斯密为代表的一批人，开始重视起组织管理理论的研究。从此，生产计划、技术和劳动分工、设备的合理使用、劳资关系等成为管理者的研究专题，管理思想从经验直觉进入了较系统的研究。但在此之后，尽管工厂制度及其管理经验从英国推广到其他国家，但由于缺乏持续的技术和组织创新动力，因此，管理理论没有大的进展。这种情况一直到美国铁路企业出现后才开始改变。
19世纪40年代末，美国掀起了铁路建设的热潮，由此导致了美国铁路企业的成长。由于修筑铁路所需的巨额资本唯有通过资本市场才能筹集，使美国铁路企业几乎一开始就走上了“公司制”道路，从此“公司制”作为一种组织创新形式风靡世界。股份公司是企业规模突破了个人资本量的限制，使得投资巨大、拥有数千数万员工的企业成为现实，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张，内部结构日益复杂。同时铁路企业的管理需要专业性的特殊技能和训练，支薪管理人员从此产生，现代职业经理阶层得以形成。
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美国、德国等国家发动的“电气革命”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电能的运用使各个行业的团队工作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钢铁、机械、化工、橡胶、汽车、玻璃、通讯等新产业兴起。这些新工业规模大、技术要求高、计算精确、变换迅速，给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运输业和通讯业的发展，使人际交往、社会联系的技术条件有了划时代的改变，一方面提高了市场交易效率和生产、服务的社会化，促进了一体化市场的发育并形成了国际市场，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另一方面降低了管理成本，许多企业逐步实现了大规模生产、大规模分配的结合，产、供、销一体化经营，于是在企业规模扩大、跨国公司方兴未艾的同时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机构设置进一步复杂化，多层次化。同时，股份制的企业制度从铁路行业扩展到各个行业，所有权、控制权分离产生的职业经理人员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称为“经理革命”），在原有管理方法难以适应新情况，组织创新迫切需要新的管理理论作保证的形势下，职业经理人员构成了管理理论专业研究队伍的主体。从而形成了社会性的管理研究潮流——“管理运动”。
后来，管理教育又经泰勒、马克斯·韦伯、亨利·法约尔等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三位先驱的不断深入研究，学科体系日趋成熟。
泰勒提出科学管理理论。泰勒认为，物质方面的直接浪费，人们是可以看到和感觉到的；但由于人们不熟练、低效率或指挥不当而造成的浪费，人们既看不到，又摸不到。“所有的日常活动中不注意效率的行为都在使整个国家资源遭受巨大损失，而补救低效能的办法不在于寻求某些出众或是非凡的人，而在于科学的管理。”提出这个观念的人正是被西方管理界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勒。
马克斯·韦伯生于德国，曾担任过教授、政府顾问、编辑等职务，对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与政治学都有很深的研究。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没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任何组织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
人类社会存在三种为社会所接受的权力，即：
传统权力：传统惯例或世袭得来；
超凡权力：来源于别人的崇拜与追随；
法定权力：理性——法律规定的权力。
泰勒的科学管理开创了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先河。在其正被传播之时，欧洲也出现了一批古典管理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论，其中影响最大的首属法约尔及其一般管理理论。
亨利·法约尔，法国人，早期就参与企业的管理工作，并长期担任企业高级领导职务。1916年，法约尔出版了《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企业经营活动中提炼出管理活动。二是倡导管理教育。法约尔认为管理能力可以通过教育来获得。管理者都按照他自己的方法、原则和个人的经验行事，但是谁也不曾设法使那些被人们接受的规则和经验变成普遍的管理理论。三是提出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五大管理职能。
除此以外，美国行为科学家，人际关系理论的创始人梅奥也为管理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梅奥等人发现了霍桑效应。他们通过九年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1.管理者应让员工将自己心中的不满发泄出来；2.员工会因受到额外的关注而引起绩效或努力上升。霍桑效应告诉我们：从旁人的角度，善意的谎言和夸奖真的可以造就一个人；从自我的角度，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霍桑效应”给我们的启示是：人在一生中会产生数不清的意愿和情绪，但最终能实现、能满足的却为数不多。对那些未能实现的意愿和未能满足的情绪，切莫压制下去，而要千方百计地让它宣泄出来，这对人的身心和工作效率都非常有利。
二战以后，随着西方社会的战后复兴和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管理教育和管理研究继续发展。这一时期，从事管理研究和教育的队伍的构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专职的管理学教授和研究人员占据了主流。管理理论学派林立、百家争鸣，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
4.中国式管理
现今成功的中国商人中，几乎没有人系统学习过管理的。这不是笔者妄下结论，而是一些企业家自己的坦白。然而，无论如何，他和他们的团队成功了。与此相反，一些制度健全的国际知名企业却在中国屡屡碰壁，而另一些在中国做得较好的企业“中国化”以后，又赢得了丰厚的利润，这两者的对比使人相信“中国式管理”的对中国的独特意义。
中国式管理，最早是由台湾学者曾仕强提出。关于它的概念说法不一，最为众人接受的一种说法是，指以中国管理哲学来妥善运用西方现代管理科学，并充分考虑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以及心理行为特性，以达成更为良好的管理效果。其实，中国式管理就是合理化管理，它强调管理就是修己安人的历程。中国式管理以“安人”为最终目的，因而更具有包容性；以《易经》为理论基础，合理地因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人事现象；主张从个人的修身做起，然后才有资格来从事管理，而事业只是修身、齐家、治国的实际演练。
中国为什么需要“中国式管理”？难道管理也有国界之分吗？有专家认为，管理是一门科学是毫无质疑的，但它在不同的区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以中国为例，有人把学习中国式管理理由总结为三点：一是中国社会植根的儒家文化创造了中国独特的社会情况。二是中国社会体制植根于儒家文化所创造的中国独有的社会特色。三是中国社会体制和中国独特的社会情况中潜在的规则和中华传统社会现象。以上三点，造就了中国为什么需要“中国式管理”的缘由基础。
学习中国式管理，首先要对中国管理思想有一定了解，这样才能学到“中国式管理”的精髓之处。中国是个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两千多年来，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制度，财政赋税的管理、官吏的选拔与管理、人口田亩管理、市场与工商业管理、漕运驿递管理、文书与档案管理等方面，历朝历代都有新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杰出的管理人才，在军事、政治、财政、文化教育与外交等领域，显示了卓越的管理才能，积累了宝贵的管理经验。
战国时期，著名的“商鞅变法”是通过变法提高国家管理水平的一个范例；万里长城的修建，充分反映了当时测量、规划设计、建筑和工程管理等的高超水平，体现了工程指挥者所具有的高度管理智慧；由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等大型水利工程，将防洪、排灌、航运综合规划，显示了我国古代工程建设与组织管理的高超水平。还有许多令人赞叹的管理实践都体现了中国古人高超的管理智慧。
综观中国古代管理实践可以看出，管理与行政基本融为一体。由于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经济，行政管理是社会管理最主要的模式，因此，任何一项工程、任何一项管理活动，无不以国家或官府的名义展开，管理实践也只有在和行政融合过程中才有表现的机会。
实际上，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古代管理实践，无一例外不是行政中的管理实践。中国古代的管理实践是一种经验管理。古代管理实践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管理者或决策者的素质高低。管理者的个人知识、能力和经验越丰富，越有可能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活动，否则，管理就可能缺乏成效，甚至失败。
因此，管理实践是和个人经验分不开的，这是一种典型的经验管理。
据有关专家总结，这种管理思想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始终占主导地位，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管理者必须以人为本，“爱人贵民”，认为管理的成败在于用人。
第二，把组织与分工作为管理的基础。强调组织与分工是管理的基础，建立层次分明的组织体系，家庭是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儒家和法家的富国富民之学都是把一家一户作为一个单位，以男耕女织的个体农业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齐家”是管理的主要方面。
第三，强调了“农本商末”的固国思想。重农抑商的思想一直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居于主导地位，倡导以农富国，《管子》认为农业是富国富民的本事、本业，韩非提出：“富国以农。”“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等等，他们都一致认为只有通过政治、经济、法律等手段把农民稳定在土地上，国家才能安稳。
第四，突出了义与情在管理中的价值。中国古代充满着浓重的讲情讲义的管理思想，倡导“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义，利也”，“兼相爱，交相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德服人”等。
第五，赞赏用计谋实现管理目标。重视谋划，主张以谋取胜为上策，适应环境变化，善于权变，不拘泥于既定的清规戒律。
第六，把中庸作为管理行为的基准。中庸思想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始终占重要地位，把中庸作为道德标准、决策准则。
第七，把求同视为管理的重要价值。重求同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重要特征。中国地大物博、自给自足的地理及经济生活特点使得中国的管理活动获得了一个天然的“隔离机制”，管理体制和思维方式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特色，没有发生过大的文化“断层”、交融与更替现象，长期以来一直稳定地延续下来，使中国的传统管理思想中凸显出求同性。
从研究中国古代丰富的管理实践和古代名家管理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自豪的说，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是一个丰富的、无尽的宝库，不仅成为滋养中华民族蓬勃发展的智慧之源，而且也被世界各国有识之士所开发和利用。
